唐代前的中阿交往

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友谊同样源远流长。中阿两大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即远在唐朝初年伊斯兰教创兴（622）之前。

汉武帝时，张骞（？—前114）“凿空”西域时，就闻知西方有一条支国，后汉和帝永元九年（97）西域都护班超曾派甘英出使西域，到过条支。《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后汉书·西域传》以及《拾遗记》《通典》等书中都有关于条支的记载。如《汉书·西域传》中写道：“条支国临西海，暑湿，田稻。有大鸟，卵如瓮。人众甚多，往往有小君长，安息役属之，以为外国……” 《通典·条支》中则写道：“……后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恶风雨，亦有三岁者。’英闻而止。”文中的安息（前247—226）为古波斯王朝，西海即波斯湾，而汉朝所称的“条支”与其后唐朝所称的“大食”，都是古代波斯人称阿拉伯人为 的音译。当时是阿拉伯的贾希利叶（蒙昧）时期，阿拉伯人分属不同部落。其中有一较大的部落，称塔伊（ ），原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后由也门迁徙至半岛北部，居于希贾兹（旧译“汉志”）北部及伊拉克、叙利亚荒漠地区，与安息（古波斯）为邻，波斯人称他们为 ，并用以泛称阿拉伯人。我国最早是通过波斯人了解阿拉伯的，故随他们称阿拉伯为“条支”或“大食”。

古代中国和阿拉伯交往的主要通道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亦称“海上丝绸之路”）。

唐代前，阿拉伯人曾在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中，起过重要的中介作用。中国的丝绸先运到巴格达东南约32公里的塞琉西亚（Seleukia）和泰西封（Ctesiphon）后，再分两路：一路经两河流域北部至安条克（Antiochia），再运往意大利等地；另一路经坐落在叙利亚沙漠中一块绿洲里的帕尔米拉［PaImyra，又称塔德木尔（Tadmor）］运到大马士革，为提尔［Tyre，即推罗，今称苏尔（Sur）］、西顿［Sidon，今称赛达（Saida）］等地的丝绸印染业提供原料。同时，中国的丝绸等商品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先运到也门，除部分供本地需要外，大部分再沿阿拉伯半岛西部海岸北上，经麦加运到罗马（大秦）所辖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或转运至埃及等地。这一时期，中国和阿拉伯之间除这种间接的经济关系外，可能还有直接的经济往来，如阿拉伯的史地学家麦斯欧迪（又译马苏第，al-Mas‘ūdī，？—956）就曾在其名著《黄金草原》（ ）中提到中国船只早在唐代以前5世纪时，就曾航行至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al-Hillah），并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

唐代的中阿关系

唐朝，自公元622年伊斯兰教创兴后，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约在公元7世纪中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从此，伊斯兰教成为联系中阿两大民族的重要纽带。阿拉伯人开疆拓域，使周边地区伊斯兰化，使大唐帝国和阿拉伯大帝国直接接壤。当时双方都有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加之双方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以及对外都实行开放政策，这一切都为中阿两大民族的密切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据《旧唐书》《册府元龟》《资治通鉴》等典籍记载，在唐朝，自永徽二年（651）至贞元十四年（798）的148年间，阿拉伯帝国（如前所述，当时随波斯人音译称其为“大食”）曾遣使来华达40次之多。 其中：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632—661）两次，伍麦叶王朝——我国史称“白衣大食”时期（661—750）18次，阿拔斯王朝——我国史称“黑衣大食”时期20次。如：《旧唐书·大食传》载：

大食国本在波斯之西……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噉密莫末腻。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其国男儿，色黑多须，鼻大而长，似婆罗门。妇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驼马，大于诸国。兵刃劲利。其俗勇于战斗。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种。唯食驼马等肉……

唐时，阿拉伯（大食）来华使节频繁。使节多携宝马和方物朝贡，中国皇帝也多以厚礼回赠。来者不乏假冒使节之名以贪图中国朝廷丰厚回赠的商人，亦有行商兼使节的。

公元750年（唐玄宗天宝九年）阿拉伯伍麦叶王朝为阿拔斯王朝取代。公元751年7月（唐天宝十年八月，伊历133年12月），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呼罗珊总督艾布·穆斯林（Abū MuslimalKhurāsānī，？—755）应当时中亚石国（今塔什干）王子之求，派手下干将齐亚德·本·萨利赫（Ziyād bn Sālih）率军与唐朝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部会战于怛罗斯（Talaz，地处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结果，唐军为大食军所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怛罗斯之战”。但即使这种改朝换代和两国交兵，也未能影响阿拉伯向中国遣使通好。据史料记载，怛罗斯之战的第二年（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阿拉伯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仍遣使来朝，而在天宝十二年（753）阿拉伯来华使节竟多达4次，且在天宝十二年七月那次，竟遣“二十五人来朝，并授中郎将，赐紫袍、金带、鱼袋”。 唐天宝末年发生“安史之乱”，阿拉伯还应中国的请求，派兵来中国协助定乱。当时中阿之间的友好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中阿之间的交往主要体现在民间。阿拉伯人自古就以擅长经商著称。阿拉伯商人多通过著名的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来华。在中国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宰相兼地理学家贾耽（729—805）著录《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广州通海夷道》， 及原籍波斯的阿拉伯古代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820—913）约于公元846年编成、885年完成修订的《道里邦国志》（ ， 从中阿两方面对这两条道路的路线和所经的主要地区、国家、城镇、山水、驿站、海域、岛屿、港口及里程等做了较详尽的记载和描述。如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详细地记录了自广州到波斯湾抵达大食的首都缚达（今巴格达）沿途的航线、航程、地名，以及有关大食的情况。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则在《道里邦国志》中，详细地介绍了沟通阿拉伯世界与中国陆上交通的著名的呼罗珊大道：从巴格达向东北延伸，经哈马丹、内沙布尔、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和锡尔河流域，与中国境内的交通线相接。书中还列举了从中国输往阿拉伯世界的商品有素绢、彩缯、金花锦（销金缎）、瓷器、麻醉药物、麝香、沉香木、马鞍、貂皮、肉桂、姜等。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阿拉伯学者贾希兹（ 775—868）在其著作《商贸细察》（ ）一书中，曾开列出从世界各地贩运到巴格达的货物，其中提到从中国输入的货品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肉桂、孔雀等。

唐代，8世纪以来，经陆路来华的阿拉伯人大多居住在京城长安及西域城镇。当时的长安是一个世界性的都市，南亚、中亚、西亚的宗教、语言、音乐、舞蹈、美术、医药、建筑艺术等如潮水般地涌入，使长安成为各种域外文化汇集的中心。各国使节、游客、商贾云集，住在长安的外国人数以万计，其中有不少是阿拉伯人。长安西市为商胡贸易专区。20世纪60年代在西安郊区晚唐墓中曾出土三枚阿拉伯金币，分别铸造于阿拉伯伍麦叶王朝（白衣大食）时期的702年、718年和746年，金币随葬约当于公元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应是当时中阿人民通过陆地丝绸之路往来最好的实证。

大多数的阿拉伯商人是通过水路即“海上丝绸之路”来华的。据阿拉伯历史学家达尔吉尼（ —1229）编著的《谢赫的层次》（ ）一书记载，最早有名有姓来华的阿拉伯商人叫艾布·奥贝德·阿卜杜拉·本·卡赛姆（ ），是一个信奉伊斯兰教易巴德派（ ）的阿曼谢赫。他于公元8世纪中叶乘木帆船来中国，买了沉香木等回国。 当然，有些阿拉伯商人可能比他来华更早，只是名不见经传罢了。据考，最早通过海路来中国经商、侨居的阿拉伯人多为来自当时以苏哈尔（唐代古籍称“没巽”，宋代古籍称“勿巡”）为都城的阿曼（我国古籍译为“罋蛮”）。 故而阿曼人认为，《一千零一夜》中那个曾七次航海旅行，并到过中国的传奇航海家辛伯达的原型是他们的祖先。因此，在阿曼国庆十周年，为重温阿拉伯与中国人民之间古代的友好关系，在阿曼政府的支持与资助下，一艘仿古的木质双桅三帆船“苏哈尔”号，全凭季候风鼓帆行驶，自1980年11月23日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起航，沿古代航线，历时216天，行程5000多海里，于1981年6月29日抵达中国广州，圆满地完成了预期的任务。 此举不仅使古航道再次把中国和阿曼联系起来，而且不啻为中国与阿拉伯人民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又添佳话，再谱新篇。

唐时，中阿来往贸易的港口，在阿拉伯世界除上述阿曼的苏哈尔外，古籍中提到的还有巴士拉（古译末罗）、伍布莱（al-’ubllah，古译乌剌，在阿拉伯河左岸，毁于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耳台米德在位期间，870—892）、西拉夫（ ，古译尸罗夫，位于海湾东岸的商镇，现在伊朗境内，毁于977年地震）、巴林、亚丁（古译阿丹）。中国的商船可直通巴格达。巴格达有专卖中国丝绸和瓷器等货物的市场，亚丁也有中国商品。

通过海上丝路来华的阿拉伯商人多侨居于我国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港口城市。唐朝重视外商来华贸易，先后在上述城市设立市舶司。市舶司兼有管理海外贸易、税收和外事机构的性质。广州节度使、岭南节度使都负有招徕藩商、鼓励外贸的责任。当局采取优待外商政策，如唐文宗大和八年（834）曾颁布诏令，命有关节度观察使对藩客（外商）要“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唐朝政府尊重阿拉伯商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有些地方还建立了清真寺，当时称“礼堂”。“唐时，在中国的礼堂，相传有两个。一个在长安，即现在大学习巷的礼拜寺；一个在广州，即怀圣寺”。

唐朝对外商采取的种种优惠政策和有利条件，使来华经商侨居或定居于沿海商埠的阿拉伯人（包括当时阿拉伯帝国所辖的波斯人）越来越多，数以万计。据《旧唐书·邓景山传》载，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田神功讨伐刘展时，扬州“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 阿拉伯文典籍《中国印度见闻录》（ ）在记述9世纪70年代末黄巢起义攻陷广州时称：“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十二万人被他杀害了。” 当时在广州的阿拉伯（大食）人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印度见闻录》是最早较详细地报道中国情况的阿拉伯文著作。书分两卷：卷一为佚名作者根据一个名叫苏莱曼（ ）的阿拉伯来华商人归国后的叙述，于伊历237年（约851—852）编写成的游记。卷二的作者是移居巴士拉的西拉夫人阿布·萨义德·斯拉菲（ ）。阿布·萨义德·斯拉菲本人虽没有到过印度、中国，但他在研读该书卷一的基础上，又广泛地收集海员和来华人士的见闻，听取他们的叙述，进行整理、注释，约于公元916年编写成卷二。《中国印度见闻录》介绍了中国当时的一些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婚丧习俗、行政管理、司法诉讼、税收制度、货币制度、经贸政策以及穆斯林商旅在华的情况等，并常将中国、印度和阿拉伯–穆斯林的一些风物、习俗进行对比。如书中说：“商人苏莱曼提到，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官长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每逢节日，总是他带领全体穆斯林做祷告，宣讲教义，并为穆斯林的苏丹祈祷。” “据说，中国有二百个府城：每个府城都有其王侯和宦官，并有其他城市隶属于它。广府就是其中一例，广府是个港口，船只在那里停泊，另有其他二十个城市归于广府管辖。”“他们使用铜钱交易。他们有着其他国王所有的那样的国库。但除他们外，没有别的国王占有铜币，因为这是他们的国币。他们拥有黄金、白银、珍珠、锦缎和丝绸。尽管这一切极为丰富，但仅仅是商品，而铜钱则是货币。” “中国人比印度人好看得多，在衣着和所使用的牲畜方面更像阿拉伯人。中国人的礼服很像阿拉伯人衣着。他们穿长袍、系腰带，而印度人不分男女，一律披两块布当衣服，另戴金手镯和首饰做装饰。”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曾说：“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也应去求！”遵照这一教导，当时从阿拉伯来华的不仅有商人，亦有专程到来求知、游历的友好人士。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到的巴士拉人伊本·瓦哈布（ ）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位伊本·瓦哈布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同宗，都是古莱氏部族人。伊历257年（870—871）巴士拉发生动乱，他离开巴士拉到西拉夫，乘商船来到中国广州，后又前往长安，于公元876年谒见皇帝唐僖宗。书中说：“皇帝召见了我，向我打听阿拉伯的情形，还问到阿拉伯怎样打败波斯王。”书中提到，皇帝从一个匣子中取出一些画卷，其中有诺亚（努哈）、摩西（穆萨）、耶稣（伊萨）、穆罕默德以及中国、印度等地的先知的画像，让伊本·瓦哈布一一辨认。皇帝还向他问及有关伊斯兰教教规和信条方面的事情。他也向皇帝表示：“我将把亲眼所见的事实，如皇帝陛下的威严、贵国土地的广大等等，传扬出去；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传扬出去；把（我领受的）一切盛情厚意，再三向人们诉说。”伊本·瓦哈布访华的故事，无疑又是一段古代中阿友谊的佳话。

阿拉伯著名的史地学家麦斯欧迪曾于伊历303年（915年7月17日—916年7月4日），在巴士拉见到《中国印度见闻录》补编的作者阿布·萨义德·斯拉菲，并从他那里得悉各种有关情况。因此，《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很多有关中国的信息，我们也会在麦斯欧迪所著的《黄金草原》一书中读到。

至于中国唐代确曾到过阿拉伯地区，且对该地区做过较详细介绍的是杜环。杜环，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是唐史学家、《通典》作者杜佑（735—812）的族子。天宝十年（751），他作为随军书记，随高仙芝兵败怛罗斯，被阿拉伯（大食）军俘往今伊拉克境内。他在库法（al-Kūfah）等地滞留达12年之久，于唐肃宗应宝元年（762）方搭乘一艘商船回国。他根据以前的临时笔记将自己被俘前后的亲身经历、见闻撰述成书，名《经行记》。可惜原书已佚，幸在《通典》一九二、一九三两卷的附注中留有1500余字，尚能反映出当时阿拉伯（大食）等地区的情况。如《通典》卷一九三引《经行记》说：

此处其士女瑰伟长大，衣裳鲜洁，容止闲丽。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无问贵贱，一日五时礼天。食肉作斋，以杀生为功德。系银带，佩银刀。断饮酒，禁音乐。人相争者，不至殴击。又有礼堂，容数万人。每七日，王出礼拜，登高坐为众说法曰：“人生甚难，天道不易。奸非劫窃，细行谩言，安己危人，欺贫虐贱，有一于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战，为敌所戮，必得升天。杀其敌人，获福无量。”……其大食法者，以弟子亲戚而作判典，纵有微过，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驴、马等肉，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其俗礼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

上述引文实际上是介绍了阿拉伯穆斯林的习俗、风土人情、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其中包括伊斯兰教（唐时称“大食法”）的基本信仰和应遵奉的一些基本规矩，如唯拜真主一神，每日做五次礼拜、每七日（星期五——聚礼日）放一次假，是日人们要到清真寺集体做礼拜，听教长（伊玛目）登坛宣教，斋月把斋，开斋时可吃肉，开斋节和宰牲节要宰牲，并与亲友、穷人分享，禁止吃猪狗驴马肉，禁食自死肉，禁饮酒，参与圣战，获福无量，等等。“就唐宋两代关于回教（伊斯兰教）教义的汉文记录来看，《经行记》是最早的也是最好的。” “此种记载，在唐以后中国书中言回教（伊斯兰教）者，实未见有此清楚。”

《经行记》也提及当时库法城物产丰富、经济繁荣的景象：“郛郭之内，里闬之中，土地所生，无物不有。四方辐辏，万货丰贱，锦绣珠贝，满于市肆。驼马驴骡，充于街巷……”此外，我们在杜环的《经行记》中还可以看到，当时在阿拉伯（大食）的华侨中还有画师、金银匠、织丝工匠等。

阿拉伯典籍中也有关于当时中国人在阿拉伯帝国的记载。如伊本·纳迪姆（ —1000）在其传世名著《书目》（988）中就曾提到有个中国人在阿拉伯的著名医学家拉齐（ 864—932）家中住了一年，学习了五个月的阿拉伯语，能讲阿拉伯语，还会书写。临别时，他还听写下拉齐及其弟子读的古罗马医学大师加伦（Galen，129—199）的医学著作。 ^[1]

宋代的中阿关系

宋代（960—1279）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据陈垣先生统计，“由辽天赞三年（924）至宋开禧间（1207），凡二百八十四年，正式遣使见于记载者三十九次。”“宋与大食之通使多由海道。辽与大食之通使，多由陆路。” 而据白寿彝先生统计：“自开宝元年到乾道四年（968—1168）二百年间，大食人之进贡，有明文可考者，共四十八次，差不多平均四年总有一次朝贡。”

宋朝政府十分重视国际贸易，对外商的政策比唐朝更为宽厚，国际贸易较之唐代更趋繁荣。因此，来华的阿拉伯商人比唐朝人更多，地区也更广，其势力居外商（蕃商）之首位。据南宋的周去非在其撰于1178年的《岭外代答》中称：“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 据史料考证，当时大食巨商，不乏有名可指的人，如蒲希密、辛押陁罗、蒲亚里、尸罗围、蒲罗辛等。“宋时，在中国的巨商，不限于大食商人。但就巨商有名可考者之多，及其地位之重要来说，不能不说以大食商人为第一。这一点，也可以使我们看出大食商人在蕃商中之居有领导的地位。”

宋时，阿拉伯到中国的商船，多从也门的亚丁或阿曼的苏哈尔起航，运来的商品可分三大类：香药、犀象和珍宝。香药是指香料和药品，犀象是指犀角和象牙，珍宝则包括珍珠、珊瑚、砗磲、玻璃、琉璃等。其中尤以香药为人所重，如乳香、龙涎香、苏合香油、蔷薇水、蕃栀子、木香、没药、丁香、金颜香、安息香、肉豆蔻、檀香等。宋时的香料，以乳香之用为最广。宋政府对于乳香，常为大量的收买，对于乳香贸易常做特别的奖励。而据考证：“乳香贸易几全握在大食人手中。”“我们相信大食人因乳香业之独霸，已足使他们的香料贸易在宋时南海贸易中，获得领袖的地位。此外更加上药物和犀象、珍宝，大食商人的商业地位之更为巩固，是不待言的。” 1974年8月，在我国福建泉州港东南的海底，发现了一艘古代阿拉伯沉船。船体长24.25米、宽9.15米，舱内还留有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香水、药材、檀香、水银等物。据考证学家验证，这是12至13世纪阿拉伯航海、医学、商业发展鼎盛时期的一艘东渡商船。

阿拉伯商人多聚居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等地，仍像唐朝一样，自立蕃坊。蕃坊有时亦称“蕃巷”或“蕃人街”，有蕃长，是从大食人或其他外国人中简选，由中国当局任命的。他们“巾袍履笏如华人”，穿中国官服，负责管理蕃坊事务，并招揽外商来华贸易，其办公的地方称蕃长司。蕃坊中同类相犯，由蕃长按伊斯兰教法处理，官方并不过问。

为了便于进行宗教活动，穆斯林社区内建有清真寺。除据说是建于唐代（至晚也不会晚于宋代）的广州的“怀圣寺”外，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伊历400年）。阿拉伯（大食）穆斯林在泉州城东南建“圣友寺”；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西拉夫港人纳只卜· 穆兹喜鲁丁（ ）亦在泉州南城建“清净寺”；也门穆斯林在泉州也建有清真寺；南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据说是穆斯林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第十六世孙巴哈丁（ ），在扬州建“仙鹤寺”。

在华的穆斯林不仅建有清真寺，而且还有根据穆斯林的习俗修建的、他们颇为重视的归真后下葬的墓地。从林之奇的《拙斋文集》卷一五《泉州东坂葬蕃商记》、南宋方信儒的《南海百咏》、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送终》等可看出当时在泉州、广州、杭州都有穆斯林的公墓。此外，扬州有巴哈丁墓，海南三亚地方也有穆斯林古墓群。

宋代内容述及当时海外贸易、阿拉伯等国风土民情和山川物产的最佳著作，当数前已提到的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的进士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与宋太宗八世孙赵汝适的《诸蕃志》。两书的问世是与宋代国际贸易高度发展、中国同阿拉伯各地人民密切友好往来分不开的。两书对阿拉伯诸国皆有较详细的记载，是研究中外，特别是中阿关系的重要史料。如《岭外代答》中说：“大食之地甚广，其国甚多，不可悉载。” “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书中还阐述了当时优惠外商的一些措施，如：“沿海州郡类有市舶。国家绥怀外夷，于泉广二州置提举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难之欲赴诉者，必提举司也。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后。提举司征其商而复护焉。” 《诸蕃志》是赵汝适于南宋嘉定至宝庆年间（1208—1227）提举福建市舶司时写成的。书中在述及大食国（指阿拉伯大帝国）时写道：“其国雄壮，其地广袤，民俗侈丽，甲于诸蕃。”“民居屋宇与中国同，但瓦则以薄石为之。民食专仰米谷，好嗜细面蒸羊。贫者食鱼菜……”作者还分别介绍了当时帝国所辖的一些属国、首都、名城，如麻嘉国（麦加）、罋蛮国（阿曼）、白达国（巴格达）、弼斯罗国（巴士拉）、勿厮离国（埃及）等的情况。

这一时期，阿拉伯文典籍中介绍中国最好的当数阿拉伯著名旅行家、地理学家伊德里西（al-Idrīsī，1100 —1166）的《心驰神往浪迹四方》（俗称《地理书》， ）。伊德里西生于摩洛哥的休达，曾在安达卢西亚（今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学习，精通天文、地理、医学、哲学、诗歌。他曾游历过希腊、罗马、埃及、马格里布（西北非）、英、法诸国。西西里岛诺曼王国（当时属阿拉伯帝国所辖）国王罗杰二世（Roger Ⅱ of Sicily，1095—1154）邀他访问西西里，并将他置于自己的庇护下，在巴勒莫工作。《心驰神往浪迹四方》就是他题赠罗杰二世的，写于1153年至1154年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至二十四年）。书中有多处有关中国的叙述，称：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国王号称“天子”（Baghbūgh），为人聪明谨慎，有威有势。中国的宗教与印度相同，略有差异。技艺之中，尤以绘画及制造瓷器二者为精良。有良港多处，大多位于河口。船舶欲入港者，皆须由海溯河上行若干里，才能到达。各港皆人烟稠密，商业兴隆。财产保险，至为稳妥，无丧失之虞。最大的港口称康府（Khānfū，据考，系指广州）。西方各国的贸易，以此为终点。 ^[2]

元代的中阿关系

元代（1271—1368）时，曾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达到鼎盛并使其彪炳于世的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已被蒙古旭烈兀率军所灭，同一时期，在西方，阿拉伯人被逐出安达卢西亚。这段近古时期，阿拉伯虽已衰微，但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来往关系、海陆交通并未减弱，相反，倒进一步发展，臻于极盛。这是因为蒙古族统一中国后，中国与中亚、西亚诸国已在蒙古人统治的一体之内，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发达，东西交往畅通，人员来往频繁，使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所说：“公元1218年，成吉思汗开始西部亚细亚之远征。此在西亚诸回教国及中国回教，均为新时代之发端。在前者，为由繁华安乐转向于残酷之悲运，在后者则为由萌芽时期转入于兴盛时间。东西相映，已为一奇特之对照；而尤为奇特者，则为中国回教之发达正由于西亚回教国之残破，盖因西亚回教国之残破，遂有不可名数之回教人因被掳或降附，先后随蒙古人以东来。而蒙古人西征后，中西交通大辟，回教人之来中国经商或求仕者，其数字亦不在少。此种大量回教人之东来，及其东来后之种种活动及遭遇，实可使中国回教有新的发展。” 文中的回教国，系指当时阿拉伯大帝国所辖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诸国、诸地区；回教人系指穆斯林，而并非只是回族。如我国十个信奉伊斯兰教民族之一的撒拉族，就是已信仰了伊斯兰教的撒劳尔部落（属西突厥乌古斯部）的部分人，于元代由今土库曼斯坦撒劳尔部落地区经撒马尔罕迁来我国循化地区而形成的。 元朝初期东来的穆斯林，大部分是蒙古大军西征后被掳掠来的士兵、工匠和妇孺百姓。诚如《世界征服者史》作者所说：“但在今天，许多真主的信徒已朝那边迈步，抵达极遥远的东方国家，定居下来，在那里成家，以致多不胜数。”

元朝政府很重视海外贸易。元世祖忽必烈承袭宋制，于广州、泉州、上海、杭州、澉浦、温州、庆元（今宁波）设市舶司。1277年，元世祖攻占南宋闽浙沿海的商业城市后，即招降并重用在南宋任泉州市舶提举久有经验的阿拉伯大商人蒲寿庚，提升他为福建行省中书左丞，负责为元招抚海外各国与元通商。“元以寿庚有功，官其诸子若孙，多至显达。” 1278年（至元十五年），元世祖曾下诏让蕃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此外，元朝政府还从1285年起，采取“官本船”政策推动海外贸易。所谓“官本船”，就是“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蕃贸易诸货，其所获之息，以十分为率，官取其七，所易人得其三”， 市舶条。从而也促进了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元代及其以前来华的阿拉伯商人，以及从西亚、中亚迁到中国的阿拉伯人，有很多在中国安家落户。这些人也成为以后形成中国回族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西域（系指西亚、中亚地区）来华的穆斯林数量超过以往朝代。这是因为蒙元帝国对宗教采取兼容并包政策。成吉思汗曾颁布法令：杀一个穆斯林，罚黄金40巴里失。 元朝初期来华的穆斯林的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即其地位较蒙人为下，较汉人为高……除若干极特别之情形外，每每与蒙古人享受同等之待遇”。 元朝政府在官方文书中，把这些穆斯林称为“回回”。在元朝时，“回回”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他们不仅居住在大城市和沿海港口，而且已遍于各地，“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 以至于《明史》中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

元代，来华的阿拉伯人中，还有一些上层人士。其中尤以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as-Sayyid Shams ad-Dīn‘ūmar，1211—1279）最为著名。他原籍布哈拉，据称是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元太祖成吉思汗西征时归服，任太祖帐前侍卫，随从征伐，历任要职，官至平章政事（相当于副丞相，为地方最高长官，兼管民政与军政），最后执政于云南。他是一位干练的理财家、出色的政治家，为元代政权建设、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和民族和睦作出了巨大贡献。 事实上，据《元史·宰相表》《新元史·宰相年表》记载，回回人（穆斯林）在元朝朝廷担任重要职务者，有右丞相1人、左丞相3人、平章政事11人。又据《元行省丞相平章政事年表》及《新元史·行省宰相年表》记载，回回人（穆斯林）在地方政府担任重要职务者，有丞相3人、平章政事23人。 元朝穆斯林的政治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元时，随着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覆灭、帝国的解体，大批阿拉伯穆斯林来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功不可没。其中最值得称道却鲜为人知的是也黑迭儿丁（ ）。

也黑迭儿丁是著名的建筑家，元大都（今北京城）宫殿和宫城的设计者和工程的组织者。诚如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所说：“……今人游北京者，见城郭宫阙之美，犹辄惊其巨丽，而孰知筚路蓝缕以启之者，乃出于大食国人也。也黑迭儿丁虽大食国人，其建筑实汉法。” 也黑迭儿丁深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于中统元年（1260）掌管茶迭尔局（即管理土木工程及其工匠的官署）。至元元年（1264），他负责修建琼华岛（即今北海公园前身），至元三年（1266）琼华岛的广寒殿竣工。同年十二月，他奉命与他人同行工部尚书事，修建宫城。至元十一年（1274），元大都主体工程宫城宫殿竣工。在这一宏伟的工程中，也黑迭儿丁倾注了全部的智慧和精力。

元代，中国去阿拉伯世界访问最著名的是航海家汪大渊，阿拉伯来华的则是最著名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 1304—1377）。

汪大渊原籍江西南昌，字焕章，约生于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 自幼喜爱旅游，约于1330年（元文宗至顺元年）至1334年（元顺帝元统二年）、1337—1339年（元顺帝至元三至五年），曾两度浮海远行，遍游亚、非印度洋沿岸各地，行踪所至远胜前人。据考，他曾到过沙特阿拉伯的麦加（天堂，据此可知他应为回族穆斯林）、 也门的亚丁（哩伽塔）、伊拉克的巴士拉（波斯离）、埃及的杜姆亚特（特番里）、摩洛哥的丹吉尔（挞吉那）等阿拉伯世界各地。他于1349年（元顺帝至正九年）将自己的两次远游见闻撰写成《岛夷志略》一书。全书一百条目，“涉及国家和地区达二百二十余个，为上承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下接明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等书的一部重要著作，且其重要性更超过了宋明著作，原因在于周去非、赵汝适之作，究系凭耳闻而不是亲历，汪大渊前后两下东西洋，其游历之广远，在清代中叶以前，可居前列。他在书中写的一百条，绝大部分与其游踪有关。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评价的，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亲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 《岛夷志略》在描述麦加时说“气候暖，民俗好善。男女辫发，穿细布长衫，系细布梢。地产西马，高八尺许”； 述及巴士拉时则说“关市之间，民比居如鱼鳞。田宜麦禾。气候常冷。风俗侈丽。男女长身，编发。穿驼褐毛衫，以软锦为茵褥。烧羊为食”， 都颇为准确。

伊本·白图泰生于摩洛哥的丹吉尔。1325年始，他曾三次出游，历时28年，旅程长达12万公里，足迹遍及北非、东非、西非、安达卢西亚、阿拉伯半岛及西亚、中亚、南亚各地。1354年，由其口述旅途经历、见闻，经摩洛哥素丹的秘书穆罕默德·伊本·朱宰（ ）记录整理成《旅游列国奇观录》（ ）一书，又称《伊本·白图泰游记》（ ）。书中记述了所到各地的风土人情、社会风俗和传说。其中有真实的见闻，亦有虚构的成分。文笔生动，引人入胜。它既是一部研究当时各国史地、社会风貌的重要参考书，也是一部文学名著。伊本·白图泰于元朝末年—1345年（伊历746年，元顺帝至正五年）到达中国，去过广州、泉州、杭州、北京等地，在华历时约一年之久。 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对当时中国的一些风土人情多有记述。书中称赞中国地大物博，举世无与伦比。他赞扬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游记对中国的白糖、瓷器、丝绸、煤炭等的质地、制造过程，货币的发行与流通，船舶的类型与构造，中国与阿拉伯、印度、波斯等地的贸易，泉州、广州、杭州等地的繁荣景象，元政府对外贸、外商的组织、管理，严明的法治，社会生活的安定，乃至中国人绝妙的绘画天才、令人称奇的魔术表演……都有详细的描述。书中特别描述了他在各地见到的在华穆斯林安居乐业的生活状况，游记中提到的某些穆斯林人名，竟能在中国的一些记载中查到，足以证明游记内容的真实性。游记作者常将他在中国的见闻与埃及、摩洛哥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状况进行比较，指出异同之处。游记中还不时流露出伊本·白图泰对中国官方与民间对他热情接待的感激与怀念之情。《伊本·白图泰游记》一书在阿拉伯世界妇孺皆知，是一部宝贵的传世之作。其中有关中国部分，是中阿友好的见证，对加深阿拉伯人民了解中国，增进中阿友谊，起了很大作用，是研究中阿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3]

明代中阿交往

明朝（1368—1644）初年，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在位）依仗强大国力，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怀柔政策，即位之初，就派遣使臣携带诏书，四处宣谕海外诸邦，令其尊事中国；还在南京建筑多处宾馆、酒楼，供外宾休息娱乐；又特设四夷馆，以培养翻译人才；建会同馆，负责接待外宾。明成祖朱棣（1402—1424在位）“锐意通四夷”，派出多批官员出使南洋各国，又于沿海省区设驿馆招待贡使；并“命浙江、福建、广东市舶提举司，凡外车朝贡往来使臣，皆宴劳之”。 对一些慕名远来的商人免于征税，以揽外商。

明初，政府对同外国交际的重视，种种相应的政策与措施使中阿海陆交往非常频繁。“据不完全统计，明一代，阿拉伯各国遣使中国达40次以上。有的来自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有的来自更加遥远的木骨都束（摩加迪沙）和埃及，有的留居中国数年不归”。

明初，统治者对以回族为主的穆斯林也采取怀柔政策。传说明太祖朱元璋曾敕建清真寺，并御书《百字赞》褒颂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全文如下：

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受授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

在扬州、福州、泉州等地的清真寺内，还有明成祖朱棣永乐五年（1407）的《敕谕碑》文：

谕米里哈只：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赐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故谕。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

明朝最初一百年是中阿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特别是郑和于1405年—1433年的七下西洋，更是中国航海史上的空前盛举。

郑和（1371—1434）原姓马，世称“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云南昆阳（今昆明市晋宁区）人，出身伊斯兰教名门望族，据考，是元朝著名的赛典赤·瞻思丁的后裔。 其祖父、父亲都曾去麦加朝觐过。1382年（元洪武十五年），郑和12岁，因明军入滇被虏，不幸做了宦官，后从燕王举兵“靖难”。朱棣称帝后，他备受赏识，1404年（永乐二年）被赐姓“郑”。《明史》郑和有传，称郑和“自幼有才志”“丰躯伟貌”“博辩机敏”“谦恭谨密”“出入战阵多建奇功”。郑和历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1424—1425在位）、宣宗（朱瞻基，1425—1435在位）三朝；从永乐三年（1405）自苏州刘家河起航，到宣德八年（1433）最后一次船队返抵南京，他七次奉使远航，船队到过印度支那半岛（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沿岸，历时近30年，行程10万余里，走访了30余个国家、地区或城市，其中大多信仰伊斯兰教。郑和前三次出航，仅到印度半岛为止。从第四次（永乐十一年，1413）出海起，船队远至两亚、非洲。访问的阿拉伯地区、城市有沙特阿拉伯的哈萨（剌撒）、 麦加（天方）、麦地那（墨德那），阿曼的佐法尔（祖法儿）、马斯喀特（麻实吉），也门的亚丁（阿丹）；非洲有东非索马里的摩加迪沙（木骨都束）、布拉瓦（不剌哇）、朱巴（竹步）等。

郑和本人懂阿拉伯语，并随船队带有阿拉伯语翻译。这为他们访问阿拉伯世界带来很大方便。事后，随行的马欢写有《瀛涯胜览》，费信写有《星槎胜览》，巩珍写有《西洋番国志》。

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回族，通阿拉伯语。曾随郑和第四、第六、第七次航行，任通事（翻译）。《瀛涯胜览》于1416年写成初稿，1451年完成定本，全书记20国。

费信，字公晓，江苏苏州昆山人。曾随郑和船队航行四次。其《星槎胜览》写成于1436年，分两集，共记40余国，内容“半采汪大渊岛夷志略之文”， 涉及地区虽比马欢的《瀛涯胜览》多，但不如其详赅。

巩珍，号养素生，南京人，兵士出身，1430年（宣德五年）随郑和第七次下西洋，为幕僚。1434年写成《西洋番国志》，记20个国家。其先后次序与内容与马欢的《瀛涯胜览》大致相同。

三本著作是三位作者跟随郑和远航亲历各地的原始记录。根据他们留下的这些珍贵文献，我们可以知道，郑和的船队曾把大量中国特产的丝绸、瓷器、布匹、茶叶、金、银、铜铁器等运至阿拉伯各国，以换取阿拉伯地区的香药、香料和其他特产。郑和最后一次远航时，1432年（宣德七年），船队经古里（今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港）时，内官太监洪保见当地差人去麦加，“就选派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瓷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狮子、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赍于朝廷”。 马欢、费信、巩珍写的有关文献，对所到之处多有介绍。如费信描述麦加（天方国）时说：“风景融和，四季皆春也。田沃稻饶，居民安业。男女穿白长衫。男子削发，以布缠头。妇女编发盘头，风俗好善。酋长无科扰于民，亦无刑罚，自然淳化。不作盗贼，上下安和……” 而马欢在提到“天方国”时也说：“天方国，此国即默伽国也……奉回回教门，圣人始于此国阐扬教法，至今国人悉遵教规行事，纤毫不敢违犯。其国人物魁伟，体貌紫膛色，男子缠头，穿长衣，足着皮鞋。妇人俱戴盖头，莫能见其面。说阿剌毕言语。国法禁酒，民风和美。无贫难之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婚丧之礼，皆以教门体例而行……” 又如介绍亚丁时，马欢在《瀛涯胜览》写道：“阿丹国，濒海，富饶。崇回回教，阿剌壁言语，性情强硬悍戾。有胜兵七八千，马步俱精，邻邦畏之。自古俚国（指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港——引者）舟西行，一月可至。永乐九年，诏中使赐命，其国王远迎谨甚。即谕其国人就互市。王顶金冠，衣黄袍，腰宝妆金带。礼拜日则易白缠头，以金锦为顶，衣白袍，乘车列象而行。将领等冠服有差。民间男则缠头，衣撒哈剌锦绣纻丝细布等服，有靴鞋。妇人则衣长衣，项佩珍珠缨络，耳金厢宝环，手金宝镯钏，足指亦有环，丝帨蒙首。金银器皿绝胜赤金……” 而费信在《星槎胜览》中则写道：“阿丹国，自古里国顺风二十三昼夜可至。其国傍海而居，草木不生。肥田种植，粟麦丰盛。垒石为城，砌罗股石为屋，三四层高，厨房卧室，皆在其上。风俗颇淳，民下富饶。男女拳发，穿长衫。妇女出则用青纱蔽面，布帽兜头，不露形貌，两耳垂金钱数枚，项挂缨络。地产羖羊，自胸中至尾，垂九块，名为九尾羊。千里骆驼、黑色花驴、驼蹄鸡、金钱豹。货用金、银、色缎、青白花瓷器、檀香、胡椒之属。其酋长感慕恩赐，躬以方物贡献。” 皆描述得生动、细致、真切。

此外，还有《郑和航海图》，是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航海地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载于明朝茅元仪的《武备志》（1628年成书）第二百四十卷，并附有《过洋牵星图》4幅。 航海图上标有地名500多个。这是我国第一部远洋航海地图，是研究中西交通史难得的重要资料，也是中阿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据有关资料记载，郑和宝船最大的长44丈、宽18丈，9桅12帆，排水量约为1400吨，载重量在7000吨以上；船队有宝船大艘62艘，主要人员有水手、官兵、采办、工匠、医生、翻译等2.78万多人。论船体之巨大、船队规模之大、航程之远、航行时间之长、装备之精良、技术之先进，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前所未有的。比西班牙的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比葡萄牙的达·伽马1497年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横渡印度洋，都要早近一个世纪。

郑和船队的远航，加深了中阿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了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发展中阿友好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的中阿交往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这与明代朝廷奉行的与唐、宋、元的对外开放政策大相径庭的海禁、闭关锁国的政策有关。当时对阿拉伯世界的贸易基本由朝廷垄断，表现形式是朝贡贸易和郑和船队航行到阿拉伯互市。所谓朝贡贸易就是除少量“贡品”外，外国使者可以携带大量土特产同中国进行交易，商人也可随贡使来做生意。但朝贡贸易手续烦琐，有一套严格的制度规定。而震撼古今中外的郑和下西洋壮举，其主要目的不是致力于经贸发展，而是宣扬国威，怀柔藩属。海禁政策的结果是严重阻碍了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郑和下西洋后，印度洋上再也没有中国商船的踪迹，而葡萄牙殖民者则乘机东来，中阿的海上交通遂被葡萄牙人所操纵。

明末清初的中阿关系

明朝中阿关系虽在经贸往来方面由盛而衰，但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的穆斯林却转而注重伊斯兰精神文化的介绍、发展、融汇，开始了中国伊斯兰史上学理的建设。这集中表现在明末清初开始建立起的经堂教育和翻译有关伊斯兰教的著作。经堂教育的首创者是胡登洲（1522—1597），最早从事汉语译著且成绩突出的是王岱舆（约1570—1660）、张中（约1584—1670）。

胡登洲，字明普（又作普照），经名穆罕默德·阿卜顿拉·伊立亚色（ ），陕西咸阳渭城人，回族。幼年曾学习儒书，并随明师学习伊斯兰经学。目睹“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现状，遂慨然立志兴学，“设馆于家”，招收弟子学习经典，由他供给生活费。后来发展为在各地清真寺内兴办经学，费用由教坊内回民负担。他被穆斯林尊称为“胡太祖师”。

王岱舆，别号真回老人，金陵（今南京上元县）人，回族。其祖先是阿拉伯人，因精通天文历算学，于洪武年间（1368—1398）被授以钦天监官，子孙世袭其职。岱舆幼承家学，熟悉阿拉伯文及伊斯兰教经籍。二三十岁时，攻读诸子百家，被誉为“学通四教”（指儒、道、释与伊斯兰教）的“回儒”。后专攻伊斯兰教义，立志用汉文介绍伊斯兰教。为阐明伊斯兰教理，他常与教内外人士谈论、论辩，并写成文章，后辑成用汉文写的《正教真诠》一书。约在崇祯十五年（1642）在南京刻版出书，后又有广州刊本、成都刊本。书分上下两卷，共40篇。上卷20篇是讲宗教哲学的，下卷20篇基本上是讲伊斯兰教法的。此外，他还遗有《清真大学》和《希真正答》两书传世。前者也是系统阐述伊斯兰教哲学的书，后者内容仍不出《正教真诠》《清真大学》两书的范围，但特点是用问答体，有时叙述得更明畅。王岱舆是我国回族穆斯林中第一位全面、系统地论述伊斯兰教教理的学者。

张中，字君时、时中，自号寒山叟、寒山樵叟，江苏姑苏（今苏州）人，回族。出身经师世家。自幼学习伊斯兰教与儒家经典。曾先后执教于扬州、苏州等地。曾师从崇祯十一年（1638）来华讲学的印度经师阿世格，并根据其口授整理加工，于崇祯十三年（1640）写成《归真总义》一书。此外，传世的还有他约撰写于崇祯四年（1631）的《克理默解启蒙浅说》和《四篇要道》。他在用汉语明晰地译释“认主学”方面做出了贡献。

清朝（1616—1911）继续执行闭关锁国政策，中阿之间的交往十分有限。但开端于明末的经堂教育与伊斯兰经学的学理建设、汉语译著却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的代表人物和成就斐然者是马注（1640—1711）、刘智（约1662—1730）和马德新（复初，1794—1874）。

马注，经名郁速馥（Yūsuf），字文炳，号仲修，晚年署“指南老人”，云南金齿（今保山）人，是元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的十五代世孙。幼年贫苦，早孤，师从当地名儒，16岁中秀才，18岁时在南明永历的小朝廷做了一个小官。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永历帝在云南失败后，马注以教书为生。当时著有《樗樵录》一书，但未传世。1665年（康熙四年），到武定教书，兴趣向经世之学发展，著有《经权》二集，自信得“修治齐平”之“至理”，“期副上用”。1669年（康熙八年），马注30岁，离滇赴京。渐由喜文章、求功名，转而注意于伊斯兰教义、教理之研究。讲学之余，开始译著《清真指南》，约于1681年（康熙二十年）成稿。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他离京返乡，途经山东、江苏、浙江、安徽、陕西等省，历时四年，沿途结识各地著名经师、学者，与之切磋，受到敬重，被誉称“仲翁马老师”。回乡后，继续修订、增补《清真指南》。他认为“清真之与儒教无所区别，惟认、礼、斋、济、游之五常，便有些回辉气象，余则皆同”。 文中所谓“五常”，即穆斯林通常所称的念、礼、斋、课、朝五功，“回辉”即通常称的“回回”。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他以圣裔名义协助当地政府查禁武定等地流行的所谓“左道”，撰写《左道通晓》，补进《清真指南》，成十卷，使该书历时近30年而终于完成。《清真指南》传布的广远似乎还在王岱舆的《正教真诠》之上。

刘智，字介廉，晚年自号一斋，江宁府上元（今南京）人，回族。幼时从父刘三杰（字汉英）和经师袁汝琦学习《古兰经》和阿拉伯文。15岁随父读了8年的儒家书、6年的阿拉伯–伊斯兰经典，又阅读了佛道两家经籍和西洋传来的书籍。他在知识领域的广泛涉猎，使他的著述具有了超越前人的有利条件。他通晓阿拉伯文与波斯文，钻研伊斯兰教义，继承父亲遗志译著了大量有关伊斯兰教的书。其译著最著名的是三部：一部是《纂译天方性理》，简称《天方性理》；一部是《天方典礼择要解》，简称《天方典礼》；还有一部是《天方至圣实录》。他认为“圣人之教，东西同，今古一”。他自称“会通诸家而折中于天方之学，著书数百卷”。但其译著现在传世的仅五十几卷，散失的比传世的多。不过其精华，或已具备于上述三部书中。他在中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说史上，应说有一定的贡献，也使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活动达到鼎盛。

马德新。字复初。经名鲁哈· 丁（ ），被尊为“老巴巴”，云南太和（今大理）人，回族。幼承家教，学习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因自觉“真传之未得，明师之罕遇”，遂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赴麦加朝觐，并到埃及、叙利亚、土耳其、新加坡等地游学考察，至1848年方归国，前后达8年。回国后用阿拉伯文写成《朝觐途记》一书，记录了沿途各地情况，后由其弟子马安礼译成中文，于1861年出版。返滇后，他设帐讲学，“四方从学之士，星列云集，可谓盛矣”，形成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云南派。他是一位非常博学的学者，涉猎阿拉伯文、波斯文、汉文各种经典，著述领域十分广阔，包括认主学、性命学、教义学、语言学、历史、天文历算学、文学、游记等，对阐述伊斯兰教义，沟通中阿文化做出很大贡献。他传世的著作约有37部，最著名的是《四典要会》，还有他据伊斯兰教经典重新整理编纂王岱舆、马注、刘智的译著《真诠要录》《指南要言》《天方性理注释》《至圣实录宝训》，其《宝命真经直解五卷》为《古兰经》最早的汉文节译本。

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德新，被誉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经学家。他们的“汉文译著被中国穆斯林尊称为‘汉克塔布’，即以汉文写成的伊斯兰圣典”； 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汇，是中国伊斯兰文化在思想哲学领域内的最高成就，因而也成为中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近现代中阿之间的交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从一个独立国家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从此，清政府穷于应付殖民主义列强的侵扰，根本无暇顾及与拓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加之清政府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而阿拉伯国家自16世纪以来也遭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19世纪初后，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又先后沦为英、法、意等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自然难以得到正常的发展。但相似的遭遇，常使两大民族人民有同命运、共患难、同仇敌忾之感。如马德新1844年初游埃及时，就称赞锐意改革的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 1769—1849）向西方学习各种技艺，“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 林则徐也在《四洲志》内，赞许穆罕默德·阿里独立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学习西方技能后，“队伍雄甲东方”。 而当1908年摩洛哥人民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和封建统治者进行英勇斗争时，孙中山先生曾在报上著文，高度赞扬摩洛哥人民“不甘与孱王俱死、与主权同亡，乃发奋为雄，以拒外兵，以覆昏主。内外受敌，危险莫测，而摩民不畏也”。并以此为据，对当时中国保皇党提出的革命会招致瓜分之说，痛加驳斥道：“今者，近东亚病夫之土耳其瓜分问题已由革命而解决，而无名的摩洛哥干涉问题亦由革命而解决，中国岂异于是哉？！”

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对外关系形势仍然险峻。列强仍在继续欺凌宰割中国，中国要竭力应付它们瓜分中国的阴谋，特别要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的侵略活动。所以，迟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才与埃及、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在此期间，中阿之间的经贸关系也不密切。埃及向中国出口少量棉花，中国向埃及出口一些纺织品等，仅此而已。

但这一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中国却得到进一步弘扬。明末清初兴起的穆斯林经堂教育，是在清真寺内办学，内容一是《古兰经》，二是阿拉伯文，这种经堂教育的传统在清末渐行衰落。而始于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穆斯林的新文化运动却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走出了清真寺，提出了改良宗教、发展教育的主张。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宗教或学术社团，创办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创办学术刊物，开展伊斯兰学术研究活动，造就了一批伊斯兰学者。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童琮在镇江创办“穆原学堂”，并发起组织“东亚清真教育会”。其宗旨是“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也”。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留日回族学生在东京创立“留东清真教育总会”。其宗旨是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及宗教改良。他们创办的杂志《醒回篇》，虽仅出了一期，却是中国穆斯林所办的最早刊物。1909年（清宣统元年），成立“上海清真董事会”，在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发展伊斯兰教等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12年，王宽等人于北京发起成立“中国回教俱进会”，宗旨是“联合国内回民，发扬回教教义，提高回民知识，增进回民福利”。“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并创办《穆声月报》《穆光》半月刊。在“俱进会”支持下，1931年成立了“回教正俗俭朴会”，宗旨是“以崇教典改正礼俗，破除奢侈热风，倡导节俭美德”。1937年，王静斋等在河南成立“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是民间团体；1938年春，会址迁往武汉，改组为“中国回民救国协会”；1939年又改称“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址迁往重庆，性质变为官办，其间曾出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回教文化》；1946年会址迁回南京，改名“中国回教协会”，首任理事长为白崇禧，曾通令全国各地伊斯兰教团体一律受其领导，不准再立其他名目，曾出版《中国回教协会会报》。至于学术社团，还应提到的是1917年成立于北京的“清真学社”，宗旨在“研究学术，阐明教理”。1925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回教学会”，当时是中国最大的伊斯兰教学术团体，其宗旨是阐明伊斯兰教教义，提倡回民教育，联络中外穆斯林情谊，开展伊斯兰文化交流，扶助同教公益事业，曾出版《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38年，由白寿彝等在桂林发起成立“中国回教文化学会”，宗旨是阐扬伊斯兰教文化，翻译或介绍伊斯兰教著作，1941年改名为“伊斯兰教文化学会”，会员多为著名的回族学者和阿訇，曾分别在一些大学开设伊斯兰教文化讲座，出版伊斯兰文化丛书十余种。

辛亥革命后，中国穆斯林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创办新式教育。与传统的经堂宗教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学校式的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是一种造就“经书两通”的新阿訇、新师资的学校。新式教育体现了“中阿并重”“爱国爱教”的思想。这类新式学校最早的，是由中国穆斯林学者、教育家王宽与达浦生等人于1907年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创办的“回文师范学堂”，其典范是马松亭等于1925年创办于山东、1929年迁至北平的成达师范，1928年由哈德成等集资创办、由达浦生任校长的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此外，在四川、宁夏等地也都创办了类似的师范学校。与此同时，在各地穆斯林聚居区还普遍建立了与普通大众学校相同的穆斯林新式学校，如北平西北公学、北平新月女子中学、昆明明德中学、杭州穆兴中学、宁夏蒙回中学等。

辛亥革命后，中国穆斯林出外留学成为一种时尚。很多人试图到国外，特别是到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去寻求“救国救教”的真谛。但20世纪30年代前，中国穆斯林子弟到阿拉伯国家去留学，多是非组织的个人行动。20世纪30年代后，那些在穆斯林聚居区相继建立的新式学校，开始从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穆斯林青年中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派遣留学生。其学习、生活等费用，均由富有的穆斯林或穆斯林社团资助，因而也有别于政府公派的留学生。自1930至1945年，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师范、昆明明德中学及新疆曾先后向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派出过6届40余名留学生。他们学成归来，其中很多成为国内知名的穆斯林学者。20世纪30年代前，留学归国的知名穆斯林学者的代表人物应推王静斋（1880—1949）；30年代后成就最大的则是马坚（1906—1978）。

王静斋，名文清，静斋为其字，经名耶尔古伯（Ya ‘qūb），天津人，回族。自幼受清真寺经堂教育，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伊斯兰教经典，并自学汉语。1922年赴埃及留学，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受到埃及近代伊斯兰教改革思潮影响。1923年赴麦加朝觐，后携阿拉伯文经典数百部归国，并在天津创办“中阿大学”。1927年创办《伊光》月刊，任总经理兼编译，宣传“遵经革俗”的主张。1937年，与他人在河南发起成立“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抗战期间，曾四易其稿，以三种版本出版《古兰经译解》。其他主要译著有《中亚字典》《阿中新字典》《回耶辨真》《真境花园》等。

马坚，字子实，经名穆罕默德·麦肯（ ），云南蒙自（今个旧）沙甸人，回族。曾先后就读于昆明的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和昆明明德中学。1928年在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专攻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经典、教义。1931年被选送赴埃及留学，先后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和教育学院（Dār al-‘ulūm）。留学期间，曾用阿拉伯文著《中国伊斯兰概观》，将《论语》译成阿拉伯文，在开罗出版。1939年归国后，曾任明德中学教务主任，主编《清真铎报》。1946年，应聘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开将阿拉伯语教学引进中国高等院校之先河。毕生从事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翻译、教学、研究工作，著译颇丰，所译《古兰经》除在国内出版外，还作为范本，用中阿文合璧的形式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出版发行。此外，还著有《中国回教概观》《穆罕默德的宝剑》《回历纲要》，主编《阿拉伯语汉语词典》，译有《回教哲学》《回教真相》《回教教育史》《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伊斯兰哲学史》《教典诠释》《阿拉伯简史》《阿拉伯通史》等。

“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崛起，它包含着振兴教门、振兴民族、振兴国家的几方面的内容。这几方面的内容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它与近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同步前进，故可视其为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分支。客观上它又与近代伊斯兰世界的改良运动步伐是一致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极为重视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基本政策是：大力支持阿拉伯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及领土主权完整的斗争，在它们获得独立后迅速予以承认；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帝、反殖、反霸、反侵略及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恢复合法民族权利的正义斗争；支持它们和平共处、团结合作及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进行侵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与阿拉伯国家建立和发展各方面的关系；对与中国建交暂有困难的予以谅解，耐心等待；不干涉阿拉伯国家的内政。

根据上述对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国于1956年，与埃及、叙利亚、也门先后建交；1958年，与伊拉克、摩洛哥、苏丹、阿尔及利亚建交；1964年、1965年分别与突尼斯、毛里塔尼亚建交；1971年，与科威特、黎巴嫩建交；1977年，与约旦建交，1978年，与阿曼、利比亚建交；1984年，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建交；1988年、1989年，分别与卡塔尔、巴林建交；1990年，与沙特阿拉伯建交。

中国和阿拉伯诸国虽然政体、经济发展、意识形态等各方面不尽相同，但我们同属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人民都勤劳、勇敢、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我们都在努力振兴，与时俱进，实现国家现代化。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都并非一帆风顺，我们有胜利、有成就，但也有挫折、有困难、有问题。相似的历史进程、相似的命运，使中阿人民一向相互同情、相互支持、互相合作，这表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1] 伊本·纳迪姆（Ibn an-Nadīm）《书目》（ al-Fihrist ），埃及开罗版第25页。

[2] 见http//www.alwaraq.com 网站。伊德里西（al-Idrīsī）：《心驰神往浪迹四方》（ ），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95～796页。

[3] 阿拉伯原文见http//wwwalwaraqcom网站，《伊本·白图泰游记》（ ）中文译本可参见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亦可参见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03～664页。 mBodRvPR1N+zFrrcQV7sFyErfsiV23TLeUGkQ22Pd0h8lQRLgEWYqPMBjv7wJg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