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高潮，当在我国的明末清初，那时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至深且大，但同时出现的东学西传，对西方的影响更是至深至远的。

对欧洲而言，中国精神世界的真正发现者首推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但第一个接近中国皇帝、通过担任中国朝廷大员使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的欧洲人，却是德籍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他的这种地位在西方传教士中是独一无二的。被喻为早期中西方交流史上三巨星的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在把中华古典文化西传中都起过卓越的作用。在他们的时代，“汉学”和“天学”（或称“西学”）正式形成。

汤若望生于德意志莱茵河畔的科隆城，20岁就加入耶稣会，精于数学、铸器和天文学，很早就希望到中国传教。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7月奉命抵澳门，1622年（明天启二年）随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到广州，经粤、赣、浙北上，1623年抵北京学习汉语。他在京时向朝廷呈递书目，陈列仪器，正确预报了1623年10月8日和1624年9月发生的两次月食，得到朝廷和一些士大夫的赏识。1627年他奉耶稣会令到西安、南京等地传教。汤若望接受前人传教经验，采取“适应政策”（所谓容忍中国人的礼仪和某些风俗），采“科学布道”“科普传教”和“结纳上层”之途，事事审慎。1630年（明崇祯三年）他在中国科学家徐光启的推荐下，召回北京，参加修订谬误甚大的《大统历》。徐光启当时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本人是农学家和天文学家，从利玛窦、汤若望学习天文历算、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知识，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行者。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汤若望才得以于1634年编成《崇祯历书》137卷。汤若望还为明朝宫廷设计天文、光学、力学仪器，制造火炮和乐器。先后编著《古今交食考》《测日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编写《几何要法》《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主制群征》一书论及自然界、动植物，内中对人体内脏、血液功能的叙述，引起我国医学界的关注；《火攻挈要》是其讲课记录，介绍火炮的图样、制造和应用； 《远镜说》叙述望远镜的原理、制作、用法和保养知识。这些西方科技知识在填补中国的科技不足、丰富中国的科技文化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1644年明清易代，汤若望继续受到重用。他把前朝搁置的《崇祯历书》加以修改压缩，定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政府，钦定名为《时宪历》，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阴历。1645年（顺治二年）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正（今谓天文局局长），总管皇家天文机构，成了顺治帝的亲信和顾问。顺治帝常召他入内宫咨询，并呼为“玛法”（满族人对长辈之尊称），恩宠有加。1650年（顺治七年）顺治帝赐金千两，在宣武门内建天主堂一座。汤若望多次受到清廷的诰封。顺治帝曾下旨意，要将这些诰封文件“制成绢轴，邮寄西国”，让汤若望家属领取。诰封文件计有：清顺治八年追封汤若望祖父母、父母之敕谕；清顺治十年颁封汤若望之敕谕；此外还有清康熙元年追封汤若望三代与颁封汤若望之敕谕等。在顺治十年的所谓《奉天敕谕》中写道：“皇帝敕谕太常寺卿管钦天监事汤若望……尔来自西洋，涉海十万里，明末居京师，精于象纬，闳通历法……但以远人之故，多忌成功，历十余年，终不见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爱咨尔姓名，为朕修大清时宪历，迄于有成，可谓勤矣。尔又能洁身持行，尽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谓忠矣。今特赐尔嘉名为通玄教师。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贤人佐佑定历，补数千年之阙略，成一代之鸿书，非偶然也。尔其益懋厥修，以服厥官，传之史册，岂不美哉。”而在康熙元年的敕谕之篇末，还总括了汤若望历任的各项官职：“汤若望海澨远人，觐光上国，爰授司天之职，用观治历之才，任事有年，夙夜克勤于尔位……初任钦天监正，二任太常寺少卿，三任太仆寺卿仍管监正事，四任太常寺卿仍管监正事，五任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顶带仍管监正事，六任今职。” 今职者乃指光禄大夫，正一品大员。我们从此中比较确切地知道，1653年（顺治十年）汤若望官封太常寺卿兼钦天监正，嘉名“通玄教师”（后改“通微教师”以避康熙名玄烨），赐田产一块以褒奖其沟通中西科学文化、改革历法的功绩；不久升任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顶带仍兼钦天监正；1658年（康熙元年）又加升一级，进光禄大夫，正一品大员。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最高当局的施政方针。汤若望一边当官，一边传教，同时筹办规模甚大的科学图书馆。他使许多传教士得以来华传教。在1652—1662年10年里，中国的基督教徒增加一倍，达30万（一说50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汤若望领导下建立的北京皇家天文台，250年后却遭到另一个德国人瓦德西的劫掠。1665年汤若望招致同僚官员杨光先的弹劾，被加“十大罪状”，判死刑下狱，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悉被禁止。后其以“功勋卓著”免死，一年后病逝。1669年得到平反，完全恢复名誉，葬于北京阜成门外膝公栅栏，得到与其官职相称的葬典。

汤若望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自1623年到北京后再也没有返回故里。在华期间他共著有28部作品，中心部分为天文学著作，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自此“落籍”中国。但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更具有意义的，应数他的拉丁文回忆录《汤若望回忆录》（ Historica Narratio ex Litteris Johannis Adami Schall ），共三卷，记述他在中国的经历：第一卷记述耶稣会士在明末传教经过；第二卷记述清初重开历局，顺治对他的宠幸和对天主教的优待以及顺治的宫廷生活；第三卷记述顺治去世前后和立康熙的经过及他晚年受封官爵的情况。《汤若望回忆录》写于1661年，同年由德籍探险家、耶稣会士白乃心（Johann Grüber，1620—1665）携出北京，经西藏及波斯，于1664年带到罗马，保存于耶稣会总会，1665年在维也纳出版。此外，中国的瓷器、景泰蓝、丝绸织品和地毯等东方艺术品也曾由他和其他西方传教士寄带到欧洲和德国。

这一时期的中德交往中，最大障碍是两方之间路途不明，语言相异。传教士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汤若望本人在西安时，就曾认真研究过欧亚陆路交通问题，绘制了地图。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在华编辑出版的《职方外纪》中，向中国人第一次简明、真实地介绍“亚勒玛尼亚”的情况，亚勒玛尼亚也就是德意志兰的另一称呼。与此同时，德籍传教士苏纳（Bernhard Diestel，1623—1660）、白乃心等人也在探索两国通道，他们穿南亚、去西亚，往返于北京和罗马之间，试图在陆路上打开欧亚通道。18世纪中，德意志传教士魏继晋（Florian Bahr）编辑汉德词典，选汉语词汇2200个，为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德词典。以后陆续有传教士编纂各种字典，有助于中德文化交流。

真正使中德文化发生密切交往的奠基人是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这位出身于莱比锡新教法学家家庭的新教徒学者，是同英国的洛克、牛顿，荷兰的斯宾诺莎，意大利的维柯同时代的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他广博的才能不仅对古代哲学和中世纪神学有深刻的了解，而且在逻辑学、数学、力学、地质学、法学、历史学、诗学、语言学乃至政治学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诸领域，都有独到的建树，被认为是当代德国最有学问的人。他自从在17世纪末受到普鲁士选侯妃、稍后的普鲁士王后索菲娅·夏洛苔的延聘，在柏林从事启蒙文化和科学活动以来，就成了普鲁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后来弗里德里希大王不无钦佩地说，莱布尼茨“一个人就是一整个科学院”。

莱布尼茨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的科学活动是同他的理性的思考和完美的探索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把他的眼光整个转向中国，转向中国的文化，而且终生不渝，遂成为同时代人中对中国最感兴趣的学问大家。他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学者培尔（Pierre Bayle）、马尔布朗士（Nicole Malebranche）、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和伏尔泰（Voltaire）一样，受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报告的影响，对中国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为之神往。中国古代的文化就像是某种“上帝的启示”影响着他们。伏尔泰认为在中国才真正实现了他的“普遍理性”原则，因而大加褒扬，而莱布尼茨是第一个认识中国文化对西方发展具有精神意义的人。1687年以前，他就接触到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思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特别是孔子的著作，而且很显然，他对斯比塞留斯的《中国文学》（Th.Spicelius， De Re Literaria Sinensius ，1660）和德意志人基歇尔著名的《中华文物图志》（A.Kircher， China Monumentis Illustrata ）是很熟悉的。基歇尔曾任罗马学院数学、希伯莱文、叙利亚文教授，并留任罗马学院多年，在此结识了许多曾留东亚的意大利传教士，他把所有搜集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信息，汇编成一部中华历史，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影响很大。1672年柏林出版了修道院长米勒（Andreas Müller）的附有乐曲和“修正”的《中华文物图志》的拉丁文本。由于此书以图片为主，乃成17世纪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莱布尼茨几乎读遍当时传教士有关中国的报道。1689年莱布尼茨游历罗马时结识了在华担任过钦天监正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i），请他再次去中国时帮助了解中国的火药制造、养蚕、造纸、航海、天文、历史以至中国的语言文字。后他在同闵明我的通信中得知不少关于中国的知识，其中包括对康熙皇帝的赏识。对他影响甚大的尚有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译著的《西文四书直解》，拉丁文书名叫《中国哲学家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年在巴黎出版。此书把《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并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和六十四卦的意义以及汉语方块字。莱布尼茨得知《易》和中国的方块字似从此开始。这些中国文化使莱布尼茨着了迷。首先是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主义及理性主义特质。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趋势，是宗教色彩淡化，并以非宗教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为基色的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这种人文精神反对神的世界和神的权威，而把“人”置于中心地位，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为自然而不归因为神奇。这与欧洲中世纪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宗教神学色彩形成鲜明的对照。莱布尼茨把中国文化中倡导遵循自然规律行事的理性主义推崇为“自然神论”或“理神论”，中国正是按“自然法”治理国家的典范。其次是儒家“修身为本”“为政以德”的学说中产生的德治主义政治主张。这种“德治主义”和“开明君主”在一个时期几乎成了大多数启蒙学者向往的政治理想；再次就是中国政府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的管理。中国不仅长期保持国家的统一，而且创建中古世界最灿烂的农业文明，领先于世界；最后还有中国奇妙的语言也许是最合适的世界语言，中国奇妙的方块字和八卦符号也许寓藏着某种博大精深的学问。

1697年莱布尼茨编辑出版重要著作《中国新讯》（ Novissima Sinica ， Historiam nostri tempìoris illustratura ），不久再出一版。他为此致信王后索菲亚·夏洛苔：“我在我的门上贴了一个纸条：‘有关中国动态办公室’，以便让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可以向我提出了解中国最新情况的请求。” 在这部著作和其他相关言论中，可以看出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热情和重视：认为中国儒家的理论基础同基督教的教义有许多共同之处，把自己所致力的欧洲和平的“大和谐”理想同中国的“大同”思想、“大一统”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他在序言中称：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源泉相互交往将大有裨益于双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思辨哲学、逻辑学等对东方有启蒙作用，而中国的实用哲学和政治道德对于西方同样具有魅力，“以我看，当前我们的道德腐败，杂乱无章，这似乎使我觉得，像我们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授天启神学一样，有必要就自然神学的目标和修行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指导我们。因此我相信，倘若请圣哲来担任裁判，并非裁判诸神之形象，而是裁判诸民族的善良美德，那他定会将金苹果奖给中国人”。 ^[1] 显然，当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看法尚处于诸多理想化时，在下述一点上已超出他的时代：认识到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质，把中国文化或东亚文化同欧洲文化放在“同等级”上，使“世界的两极”的伟大文化相互接近和平等交流。人们都说莱布尼茨是“尊孔派”，其实他更多的是借儒家所倡导的“秩序”和“道德”中的实用哲学，来表达他对当时国家分裂割据、战乱不止和诸侯暴虐的不满。从1696年起，莱布尼茨就致力于创建柏林科学研究院，以利于仿中国式的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他明确地说，他想以柏林科学研究院为“手段”，“打开中国门户，使中国文化同欧洲文化互相交流”。他还鼓励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类似的研究所，作为联系西欧同中国交流的分机构，为此他曾请求沙皇彼得一世修筑通往中国的大道，使中西交流能经陆路进行。

中国儒家学说对莱布尼茨的哲学观念，特别对他的单子学说有一定的直接影响。但对他更有意义的，也许还是中国的《易》对其“数”或“代数”的影响。17世纪90年代末期，他在致普鲁士选侯一份备忘录中就说到，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一些古老符号（指伏羲留下的八卦），现今不能懂得，但其中确实保存着某种“新的数学钥匙”。这里涉及的是莱布尼茨的“函数论”思想，相信只要用很少数目就能从“无有”中推算、创造出一切。差不多同时，莱布尼茨开始了同白晋之间讨论《易经》的著名通信。白晋（Joachim Bouvet）是法国在华的耶稣会士，对莱布尼茨的《中国新讯》亟表尊崇。当莱布尼茨表示希望用“数”或“代数”去证明抽象的必然原理，并且想在中国文字里寻求这些哲学符号时，白晋就把《易经》加以介绍，建议莱布尼茨把《易》的原理应用到数或代数的证明中去。他把《易》的六十四卦圆图和圆内按八卦排列的方圆相赠。莱布尼茨对卦的数学排列顺序详加研究，很快就发现《易》的二进制原理，这与他在1679年发明的二进制算术完全相符。这一发现把东西两大文明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一些。

在莱布尼茨那里，这种“向中国”的方针到处可见。但也必须看到，他对中国的热情和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总的说来还是微小的。1700年由他奠定的柏林科学研究院，在1707年3月仅仅被分配到一项“桑叶特许”，用以研究制造丝绸。他的思想哲学遗产，由弗朗克（A. H. Francke，1663—1727）所接受，按莱布尼茨计划中的教会政策和布道政策行事。在哲学领域中，克里斯提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继续从事中国精神世界的研究。1722年他在哈勒大学发表题为《论中国的实际哲学》的演讲，把孔子的伦理学和基督教的伦理学相提并论，激起新教神学家们的愤懑，不得不离开哈勒去马尔堡大学工作，直到弗里德里希大王把他召到柏林去。他对中国儒家哲学的尊崇和研究一直不断。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中国和中国的实用哲学乃是西方和德意志学术界占主导的研究课题。18世纪初，沃尔夫的学生和同事、杜宾根的布尔芬格尔（G.B. Bülfi nger，1693—1750）已在从事重新介绍中国哲学的工作，著作名为《由儒家典籍所见的政治与道德的学说及其实例》，把政治和哲学合为一体，称誉中国是一方乐土，中国的众王皆为真正的哲学家。

[1] 转引自韦尔·窦朗特、阿利尔·窦朗特：《人类文化史》（Will und Ariel Durant， K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第14卷，慕尼黑，1982年版第265~266页。 Ke9A2yicOpYgWs7hreEjyBoxLD8StII/YdfkjGy+4f25RtHk7I55K/77Z3afN7Q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