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绝大多数都是在诸文明发展不均衡的大势下展开的。而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形态：暴力与战争，恰恰容易发生在两大特定的不均衡时期。

第一个特定时期发生在人类文明的朝霞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地球上的三种生态环境就将古代各民族纳入不同的文明发展轨道，即农业文明、游牧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这三种形态在文明进程中曾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发展态势。一般而论，农业文明由于其特有的稳定性与积累性，容易在发展中取得优势，较早地登上了古代文明的更高平台，在从物质到精神的各个层面，均创造出丰盛的成果。

古代游牧诸族，骁勇好武，能征善战。逐水草而居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限制了他们的文明发展空间；长期不断的流动状态，迫使他们难以从最简单的生产及生活环境中走出来。邻近的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引起他们的向往，周期性的人口爆炸又常常遇上周期性的气候寒冷，迫使他们向农耕地带扩张。

恰在此时，又常常是他们处在原始社会解体而向文明过渡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功能。邻人的财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在这些民族那里，获取财富已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劳动获得更容易甚至更光荣。以前打仗只是为了对侵犯进行报复，或者是为了扩大已经感到不够的领土；现在打仗，则纯粹是为了掠夺，战争成了经常的行当”。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注意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化交流的战争形式，指出：“对野蛮的征服者民族说来……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在传统的、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有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因而这种形式也就被愈来愈广泛地利用着。”

在人类历史上，冲到舞台中央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在刀光蹄声后安静下来，或者再度隐没到历史的无边暗色中去，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游牧文明的朝霞。凡处于此一特定环境下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交往，也就是游牧民族凭借此一特殊手段获得外力提升，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曾经不断重复上演这一类文化交流的活剧。

第二个特定时期，发生在人类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初期。当西欧社会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近代早期殖民主义大潮东来，西方文明与古代东方诸文明发生冲撞。此时，西方殖民开拓者们在东方的活动，乃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赤裸裸的劫掠。他们展开了一幅充满了血和火的画卷：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

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文明交往的暴力特征，由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固有的性格而更增强了它的烈度。

早在来华之初，利玛窦在日记中就承认：“欧洲人常常……垂涎于其他人所享有的东西。”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概括基督教文明的这种宗教性格时指出：它“浸透了普济主义（Universalism），一译普救论，是一种认为所有的人最终都将得救的神学教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

除上述两个特定的时段外，当两个文明相遇时，交往方式是战争还是和平，则一般取决于该两个文明的固有性格。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十字军东征”。当时，这场战争的双方是处在大致同等发展平台上的西欧基督教文明和东方的伊斯兰文明。有时，穆斯林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东方，如霍梅尼就说：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要伊斯兰。这两个一神信仰的文明，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因而暴力冲突与战争手段，常常成为双方难以避免的无奈选择。

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十字军东征”是由欧洲基督教文明方面发起的，因而它无疑要负起这场文明冲突的主要责任。顺便要指出的是，它所面对的，也是一种排他性很强的宗教文明。这就使文明的和平交往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要知道，当年伊斯兰崛起之时，也正是在“圣战”（Jihad）的大旗下东征西讨，取得一个又一个的军事胜利，才建立起横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大帝国的，而另一个伊斯兰大帝国——奥斯曼帝国——也同样是一个“用马刀建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