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和文明交汇，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至关重要。

罗素指出：“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的里程碑。”

蔡元培认为：“一种民族，不能不吸收他族文化，犹之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否则不能长进也。”

季羡林更是大声疾呼：“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之一。”“文化一旦产生，就必然交流，这种交流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由于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才能互相补充，共同发展，才能形成今天世界上万紫千红的文化繁荣景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甚至认为，“文化交流是新的全球化现象的核心”。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做出过理论性的探讨。

1846年12 月28 日，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就明确提出了包含文化交流在内的交往方式与人类社会质变之间的关系：“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丧失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

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对文化交流的意义做了全面的概括：“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取决于交往的扩展情况。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文化交流是以民族和国家为基本主体单位的。

因此，各民族与国家与在对外部世界进行文化交流之初，自然形成的首先是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认为本民族和国家乃是世界的中心；本民族、国家的文化乃是世界上最为完美的文化。越是古代，越是如此。没有哪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对外交流的时候，从一开始就认为自身的文化是低劣的。认为自己的文化低人一等的心态，在一些相对落后的民族与国家出现，乃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交流过程中较量的结果。

人类历史上的这种自我中心观念，可以讲是普遍的，根深蒂固的。

在中国，乃有华夷之辨，古代中国在华夏族体形成的时候，就有了这种“我华中心”的观念。秦汉以后，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这一观念发生质的飞跃，成为古代中华帝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基本理念。

在古代希腊、罗马，则视周边人民为文化上低人一等的“蛮族”。“古代希腊人认为，蛮族是天生的奴隶”；

“古代印度雅利安人也认为，‘蔑戾车’（非雅利安人）的子女被卖为奴隶是合法的”；

古代亚述国王自称“王中之王”“宇宙之王”；

古波斯君主自称“天下四方之王”；

埃塞俄比亚王国的统治者，则自称“万王之王”。

凡此，都是自我中心观念的体现。

近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市场的形成，人们的眼界大开。那种古代封闭条件下“夜郎自大”式的自我中心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具有了大为开阔的视野。例如，在明治维新以前，由于西方文化的流入，日本的先进知识界就破除了古代观念的局限。特别是打破了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观念，认识到“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他们举办西历新年的“新元会”，欢呼“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若毗邻”。

然而，历史的惯性是强大的，特别是近代欧美资本主义文明的领先，使欧美在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间客观上居于世界中心的地位。这就使得西方人在观察世界、探索历史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自我中心的误区，认为有史以来的文化交往中，西方从来都是处于中心的制动一切的地位。

史学大师汤因比（A.J.Toynbee）晚年自省：“我是西方人，与西方休戚与共。我推崇西方文明而不忍视衰颓。……近三百年来，西方超越世界其他地区的崛起，使西方人得以把人类历史完全归功于西方。我以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主观臆想的典型，这种看法并非实事求是，乃至因扭曲了历史而使之不可思议。” ^[1]

自我中心观念，是历史上文化交流的一个误区。它像一个涡流，将所有参与对外文化交流的民族和国家都吸陷于其中。到了近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领先的结果，这种自我中心观念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和社会烙印，恶性膨胀为“欧洲中心”论。连汤因比那样杰出的文化大师，都要艰难地试图从这一涡流中摆脱出来。

人类社会在其发展中，历史的惯性是巨大的。这种惯性，又被称为“路径依赖”。那些曾令汤因比陷入“主观臆想”，使他的历史观受到扭曲的种种理念，至今还在纠缠着西方学术界、文化界，而且很难说它们已经退出了西方学术界、文化界的主流。与此同时，当西方一些追求进步与真理的学人正在艰难挣扎着要摆脱“西欧中心”论的旋涡时，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的学人们，特别要自我警惕，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另一种扭曲的涡流，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吸纳进“东方中心”论或者“中国中心”论。

正因如此，杜维明的反思特别发人深省：

“当我们开始赞赏我们是如此深陷于我们的语言环境，更不用说我们的历史环境之中，我们事实上无法避免狭隘性；无论我们自以为是多么头脑开放，也无论我们自认为多么自由主义，我们必须尊重另一种智力与异类种族。” ^[2]

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诫人们的：

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

当我们以人类文明的发展大势来编织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时，情况则大致如下：

一、前文明时代：原始社会，如万花散落，缤纷于世界各地。这里要强调的是，要特别注意突破原来已有原始社会的眼界，以万花散落的无中心意识，搜求考察世界各地新的原始聚落发掘成果，从而对人类文明起源有一个更为贴切的认识。以中国为例，先囿于黄河，又囿于黄河、长江，现在可见遍及全国！中华文明的起源，已有新视野矣! 中国如此，世界亦当如此。

二、古典文明时代：由前文明的万花散落，进化为上古文明的百花竞开。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从来不平衡。其上古表现之一是幼弱的文明，由于其脆弱性与自然、社会之外因，大批消亡，或者某些基因变换载体。到了古典时代，终于在分散中聚向几个文明中心区。当然，此一聚向，乃是漫长的历史过程。聚向的古典文明区，突出的有两个，一是古希腊、罗马的地中海文明区，或地中海世界；二是中华帝国的东亚文明区，或东亚世界。而两河文明区、印度河文明区，等等，在居中的地位上沉浮。自东向西：东亚大陆文明——中东南亚文明——地中海海洋文明。中东——南亚文明带，由于介于中间，终于成为一个文明的双管漏斗。一是沟通东西，二是自我文明的双向输漏。

三、中古文明时代：古典文明，是原始社会瓦解后的早期阶级社会文明，早期阶级社会中，普遍出现了原始公有制瓦解后最容易产生的奴隶制剥削形态。然而，除个别商业文明外，占据古典文明主流的，仍是自然经济下奴隶制以外的各种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即我们所谓封建的和中世纪的诸种亚异质形态。在这一历史时代，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南亚伊斯兰文明以及以儒学或儒佛道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或东亚文明，均进入高水平的发达阶段。人类文明进入了三大中心时期。此时，旧大陆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文明，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诸文明等，虽然仍在不断涌现、发展并各具特色，但总体来看，都或多或少受到三大文明中心涡流式的吸引、影响和支配。三大文明中心之间，彼此处在大体同一文明高度的平台，相互交流、冲突：基督教文明中心与伊斯兰文明中心之间，以冲突为主；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以交流为主。总体呈自东向西倾斜态势，即伊斯兰与中华两大文明中心，对西方基督文明中心呈高屋建瓴态势。另外，此时新大陆印第安文明，尚未进入旧大陆文明矛盾统一体，因而在其脆弱的古典文明阶段沉浮着，自成一体。

四、近代文明时代：即近代西方首创的资本主义时代。世界一体化进程，从比较正规和准确的意义上讲，开始了。此时，应该承认有一个中心，即欧洲中心或西欧北美中心。这不是“欧洲中心”论，而是对客观历史的尊重。应该强调的是，尽管欧洲或欧美是中心，但绝不可忽略东方（亚非拉）在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构建中的贡献。相反，要在东西方文明互动的视角下大力发掘大书特书这一贡献，这是我们承认欧洲中心，又严格区别于“欧洲中心”论的地方。

五、现当代文明时代：以二战结束为界。或者讲自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为界。从人类历史长河看，我们甚至可以说20 世纪是从近代（Modern）走向当代（Contemporary）的过渡期。人类文明，从欧美中心走向多元。以其为起点，向着文明全球化进展。这一进展的必然结果，必将是人类真正的理想——消灭一切阶级、剥削的文明全球化。那要经历千百年的历程。这一进程，充满着艰巨的建设与矛盾、冲突及斗争。在当前，是欧美文明普世的单边主义与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文明一律平等的多元主张之间的斗争。

当我们将中华文明的进步历程放在上述世界文明发展大势的背景中去考察时，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是以黄河流域为核心，或者是以黄河与长江流域为核心的中原地区各亚文明的融汇时期。时间从上古到秦统一。在这一阶段，中华文明正处于其发轫、形成以及首次高潮时期。黄河流域，还有长江流域的先民诸部在长期发展与繁衍过程中，先后进入了文明的朝霞时期，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早期文明。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中国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的这些文明，均为农业文明，且彼此具有较多的同质性。所以，可以称之为上古中华诸亚文明。这些亚文明经过长期的冲突、融汇，终于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期（Axial Period，前8—前2世纪）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文明趋同体。这就是早期中华文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是这一早期文明的璀璨期。古代中华文明的核心与最高精神体现——儒家学说，首先由孔子做出了系统的阐述。

第二阶段，是以中国的中原诸王朝为核心，向四方进行文明的扩展，并在不断地扩展中先与中国境内边疆各亚文明冲突、融汇，再与亚洲乃至更远地区的其他文明发生撞击与交流，时间大致从两汉到晚明直至清中叶。这一阶段，中华文明经历了它的不断发展，走向了古代形态的成熟与巅峰期。

中国境内各边疆地区，大致有滨海、山地与草原三种类型，这里的人民在古代经过长期的播迁、流动、繁衍，形成了自己的文明特征，如滨海商业文明、大漠游牧文明以及山地农林文明，等等。同黄河、长江流域等中原文明相比，这些边疆文明有着颇为鲜明的异质特征。当中原文明向外扩展或边疆诸文明（如游牧文明）向中原农业地带扩展时，双方发生冲撞、交汇。冲撞、交汇的结果，是彼此的交融。总体说来，这一冲撞、交汇、交融的过程，往往是处于较低文明层次的边疆地区汇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使中华文明更加丰富、多彩。在原有的农业文明为主流传承的历史长河中，平添了游牧与海洋文明的因子。

在古代世界，与中华文明并立的文明体系，尚有多种。其中，最值得注意与重视的，有地中海的古希腊、罗马文明以及其后的欧洲中世纪文明；中古时期形成并繁荣发达的伊斯兰文明；此外还有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文明，以及起自印度而流传到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佛教文明，等等。

当古代中国中原文明向边疆地区扩展，或诸边疆地区异质文明向中原地区扩展而最终被中原文明所吸收、消融的时候，中国境外其他诸文明体系，也同中华文明发生相互撞击，彼此交汇、渗透。有的时候，恰恰是中外文明的交汇，带动、促进了中国中原文明与边疆诸文明的交融。陆上丝绸古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都生动地显现出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陆上丝绸古道的发展，使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异质文明与中原文明的撞击与交汇更加活跃，并在这种交汇中，不断增强了边疆地区对中原地区的向心力，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融入丰富、璀璨的中华文明的历史洪流。

与此同时，古代世界各个文明体系都在同中华文明的相互撞击与交汇中，彼此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得益彰。限于当时的各种条件，地中海世界和欧洲的古典及中世纪文明与中华文明大致停留在彼此仰慕、渴欲识荆的层次上。而亚洲南部与西部的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中华文明的关系就非同寻常。由于相距较近，又大致处在同一发展平台，故而这两大文明体系与中华文明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与交流。

第三阶段，是近代西方文明伴随着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大潮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巨大冲击。在这一阶段，中华文明很难再有对外的扩展，而是面对由外部而来的强大的近代西方文明的挤压。对于中华文明的命运而言，这是一种扭曲的发展，一种畸形的进步。时间大致发轫于明晚期而特别是自清中叶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这一阶段，一向博大宽容的中华文明，由于处于历史的劣势，由于受到致命的异质文明的冲击，在与近代西方文明的相遇与交往中，第一次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排异现象。这一排异现象，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这种排异性表现得特别顽固而鲜明。

中华文明在进入近代时期所产生的这种排异性，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有利于这个千年一贯的古老东方文明保存其内在固有的优质传统，又不利于这一文明与时俱进，对自身实施革命性的改造，顽强地保存了中华文明内在的优质传统，不轻易自我否定，这为迎接未来中华民族伟大振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准备。而顽固保守中华文明的劣质内容，就使得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格外艰难，实现自我改革的步履更为蹒跚。在深入考察上述两个方面的时候，笔者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后面的这个消极方面，在近代中外文明交汇中，常常居于主流地位。

第四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的现当代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华文明，经历了空前复杂的建设与破坏、清晰与混乱的历史过程，最终在改革开放中迎来了自己伟大振兴的重要契机。

[1] A.J.Toynbee， Toynbee on Toynbee ：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rnold J. Toynbee and G.R.Urban ，New York，1974，pp.34～35.

[2] Tu Weiming，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Human Rights ，1995，Wu Teh Yao Memorial Lectures，University Press，NUS. OJXNAr7wcqgLUY7Filba/kQWDi2wZeoufHcG+1zwpk2aBjwXmHuYIcLhQeHoOV+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