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一

何芳川老校长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将要再版。这套丛书，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间的心血结晶，或者可以说，这套丛书是他的生命与思想、人格与才华的延续。只要书还有人读，学人的精魂就不散。

这些年来，我常常把这套书放在案头。疲惫的时候、焦虑的时候，捧起来翻一翻，思绪飘远，脑筋一下就放松了。读读历史，尤其是读读文化史，会让人（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大学里教书、写书的人）明白：人创造了历史、创造了文化，但人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文化所化之人”（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我们应该“有所为”，努力在历史上留下印记，为人类文明向着光明的一面发展而奋斗。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清楚自己的局限，古往今来，能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的人能有几个？个体的命运与文化的命运比起来，实在太渺小了。

许多的苦苦挣扎，在后人看来（假如有幸被后人记起、看到），都不过是因为缺乏自知之明。所以，谦卑地面对历史，保持平和清净的心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人生态度。

每次捧起这些书，我总会想起何校长的音容笑貌。何校长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有很多想做的事情、很多想写的文章，每次听他聊起来，我都感到振奋。他的家学渊源和人生阅历，是我们无法比拟的。年轻的学人，或许“有字书”能读得更多，但论读“无字书”，很难再有人超过他了。何校长为人谦和，视野开阔，心态开放，才气纵横，最适合做学术事业的领袖。《中外文化交流史》正是他计划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可书差不多编完，将要交付出版的时候，他却倒下了。后来书出版了，我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仪式，每个人的发言都带着感情，还有人流了泪。

何校长编《中外文化交流史》，还是向他的老师周一良先生的致敬之举。周先生晚年也曾主编过一部《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影响较大。马克垚、郝斌、林被甸三位老师曾经联名在《世界历史》上发过一篇评介文章，其中就提到过这前后两种交流史之间的关系。周先生的那一部，是“我国第一部按国别、地区反映中国与外部世界两千年文化交流的大型综合性著作，也是一项带有里程碑意义的开创性学术成果”，而过了二十年，何校长再把这个“接力棒”接过来，把这个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集合起来，体现了北京大学史学的薪火相传。

想想周一良先生的人生，再想想何校长的一生，我们会发现很多惊人的相似：出身世家，少年成名，才华过人，半生坎坷……我没有机会拜见周先生，但读过他的著作《毕竟是书生》，也听过北京大学老人们讲的关于他的故事。他们师生二人，两代北京大学史学家，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能够真正反映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的学问与精神，应该被继承下来。

二

为了写这篇再版序，我花了几周时间，重读了全套书。书成于众人之手，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前些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几套类似的大书、好书，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和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还有规模更宏大的，比如汤一介先生主持的“《儒藏》工程”。这些书，厚重，扎实，大气，体现了北京大学文科治学的风格。我还记得这些书最初立项时的一些情形。何校长主管文科的时候，提出要“开大船”，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后来我曾写过文章谈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必要的。何校长退休之后，我担任过一段时间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深知自己对学术的理解达不到何校长的高度，于是萧规曹随，规规矩矩地按何校长的思路做事，尽自己的努力支持学者们写大书、出精品。但凡有学者提出了好的想法，或者写出了一部好书，我都愿意用最大的热情去鼓励。我觉得，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早一点做，比晚一点做要好，能团结多位北京大学文科学者一起做事情实属不易，我们要珍惜时机。

书虽然是十多位学者合著的，有的地方“形散”，但这次重读，我觉得全套书的“神”是聚在一点的——这套书的“神”，就是中华文化的自信。

中华文化遭遇过多次危机，最严重的一次是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危机。近代以来，西方崛起，中外文化交流实际上处于不平等的状态。中国人挨打、挨骂，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然后衍生出很多极端的思想，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文化上不自信，认为非得把旧的文化连根铲除才有可能“脱胎换骨”。可失掉了自信力，却只能加剧中国的危机，“全盘西化”救不了中国。只有自尊、自爱、自信，才能自主、自觉地开展对外交流，才能真正学到外国文化中的精华。如果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不爱惜自己的历史与传统，那么所谓的中外文化交流就很可能成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文化殖民，中华文化就没有“返本开新”“旧邦新命”的机会，这不仅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悲剧，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而言都是悲剧。

联想起曾经所读的孙机先生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以及之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版的那套介绍中国风雅文化的“幽雅阅读丛书”（我曾有幸写过序），从这些书中，我深受启发。中国的历史是伟大的，我们的文化开放、包容，有极其强大的学习能力和调适能力，中国过去为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后还会做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文化是活着的文化，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不是摆出来给人看的。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方块字，我们的孩子牙牙学语时，家长便教他们背唐诗和宋词，我们与古人之间的心灵是相通的。无论居殿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我们皆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信条，无论贫富，我们都崇尚仁义。中国的文化既是历史，又是中国人当下每天的生活。任何财富与权力、任何科技与宗教都难以将她撼动。我们做人要谦虚，但对自己的文化必须有自信，“吾心信其成，则无坚不摧；吾心信其不成，则反掌折枝之易亦不能”（语出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假如我们中国人自轻自贱，那中华民族怎么可能“走向复兴”？更进一步说，蒋廷黻就曾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是极浓厚的，而种族观念比较淡泊，假如我们不认同、不热爱、不传承中华文化，那我们民族可能连基本的生存和延续都会成为问题！

三

读《中外文化交流史》还须明白，世界上各个不同的文明，并没有高下之分，彼此平等，都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而且在漫长的交流过程中，总体上看融合发展是主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应该看不起谁。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演讲，提出了“新文明观”，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的交流互鉴，并认为这是文明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这也为我们理解和解释人类文明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则。

过去有学者说文化之间没有“中西”之别，只有“古今”之分，对此我持不同意见。中华文化或者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会有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未来不是与西方同化，我们要学习，但也要超越。谈文化自信，当然必须警惕虚骄自大，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与“天朝上国”的盲目、封闭有直接关系。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和融合愈加紧密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更需要在与西方文明以及世界其他各个文明的接触、对比、交流中坚定自己的信心，必须学习借鉴世界上其他一切文明的有益成果，取长补短，洋为中用。

今天，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假如何校长还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再版的时候，他肯定还会再增加一些相关的篇幅。实际上，在本套书中，对于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论述也是很充分的，丝绸之路是“物质”的，而丝绸之路的精神则是贯穿了全书的重要线索。在两千多年前，各国人民就通过丝绸之路开展商贸往来，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下西洋，海陆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文明和友好，也带回来“西域”与“西洋”的物产和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影响了中国的历史。我们要深刻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就必须认真学习两千多年来的中外文化交流史，而通过学习、研究历史，也就能更好地为“一带一路”战略贡献力量。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能够把历史的智慧用起来，让文化的力量来支撑经济的发展，值得赞赏。假如今天的中国人能继承当初玄奘西游的精神、鉴真东渡的精神，能把丝绸之路上那种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精神发扬光大，那么中国的未来必定是辉煌灿烂的。“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更不同于近代以来那些西方大国、强国提出的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相似的方案。其中，区别的关键就在于，“一带一路”是在平等的、多元的文化理解、文明对话框架下谈合作，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体现的是中国的“新文明观”，没有恃强凌弱，没有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有这样的文化内核，“一带一路”的推进，必将会带给我们一个更加和谐的、跨越国界与文化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东亚大陆的中心，也与所谓的“内亚”密切相连，在整个欧亚大陆的东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华文化还有着海洋的元素，丝绸之路既有大陆的，也有海洋的，“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包容的，是东方的，也是沟通东方与西方的。如今，中国正在更加深入地融入浩瀚大洋，未来的中国将不仅是大陆上的经济与文化中心，还将是海洋交流的中心。这种“中心”与霸权无关，与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以及殖民主义心态无关，而是如盛唐时代的长安一般，为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向往，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提供交流的平台。因为我们崇尚的价值，可以用费孝通先生的名句来表述：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

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亚太研究院院长、教授
吴志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