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化交流，无不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展开。中国与朝鲜地理邻近，在民族关系、历史关系上极为密切，有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交往环境，对古代中国与朝鲜文化交流的进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司马迁作《史记》，写下《朝鲜列传》，开正史里中国人认知“朝鲜”的先河；范晔撰《后汉书·韩传》，创中国正史采用“韩国”用语之首例。今天，在三八线南北，朝鲜、韩国同为联合国的成员国。然而，在古代，半岛国家或称古代三朝鲜，或称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在统一的新罗之后，高丽、朝鲜、大韩帝国依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作为统一国家时期的历史，为现今朝鲜、韩国两国所共有。

紧邻的地理环境

作为亚洲邻国，中国与朝鲜山水相连，隔海相望。较之波涛凶险的日本、菲律宾，或者与远在南天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以及被丛山峻岭阻隔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中国周边其他邻国，中国与朝鲜毗邻，疆域相互交错的地理环境，具备交往的明显优势。地理的邻近，为古代中国与朝鲜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便捷的陆路和海路通道。

在古代，彼此接壤的疆域中贯穿着多条陆路交通线。其中，横穿辽东半岛并沿渤海辽西走廊进入中原的交通线，是唐代以后主要的陆路通道。此前，据彼此疆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动。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王权的地域管辖范围，因朝代的变迁而不断推移。因此，中国与朝鲜之间的陆路交通环境也在发生局部的变动。

在夏代，据传大禹划分天下为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九州，即禹定九州。此事确否，众说纷纭，但不妨由此大体推断夏朝的统治范围约在黄河流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中部。其边远所及，则大致如《禹贡》所说“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据此看来，夏代辖地与朝鲜先民居住地区之间，尚有地域上的阻隔。

至商代，殷人统治区域大为扩展。殷人原本为居住在辽西和冀东北一带的东夷民族，逐渐南移进入中原地区。至公元前16世纪，殷人首领成汤起兵讨伐暴君夏桀，建立商朝。殷都在成汤至阳甲前诸王统治期间，先后在河南、河北和山东的亳、嚣、庇、邢、奄等地移动。至盘庚即位并定都于殷之后，殷都相对固定，直到末代商王帝乙、帝辛另设新都朝歌。商朝在武丁在位期间，国力强盛，遂讨伐四方而将统治区域扩展到江南楚地和冀北、辽西。殷人管辖区域与东北诸族，其中包括朝鲜族源族群集团濊貊族的生活地区相交邻，建立了族群之间的联系。

自周代开始，中原王权与东北地区诸民族的关系明显加强。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商亡周兴。掌握国有土地支配权的周王自称是受命于天的“天子”，对姬姓王族、克纣功臣、商王遗族分土封侯，诸侯再分赐家臣，形成从周天子到诸侯到卿大夫再到士的金字塔式的主从关系。这种用诸于内部的分封制扩大到外臣，扩展至周边国家民族区域，初步形成册封体制的雏形。武王分封箕子于朝鲜，约为外臣。由此，中原王权所辖之地与箕子朝鲜山水相连。周朝振兴，“道通于九夷八蛮”“兴正礼乐”， 肃慎献弓矢，越人献雉，倭人献鬯草，周边民族纷纷前来朝贺称臣，是谓“成周之会”。较之殷商，周王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周人的地域观念，也较殷人大为开阔：“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其中，邻近周人“北土”附近，当为朝鲜民族先祖的生活圈。

春秋战国时期，燕昭王启用乐毅为亚卿，实行富国强兵的改革，燕国进入全盛时期，即所谓的“全燕时”。乐毅率军南下伐齐，夺城七十余座。在东北方，此时燕国“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塞”， 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其中，辽东郡治所在襄平（今辽阳），辖境在今大凌河以东。在其东部，生活着朝鲜民族的先民。因为是近邻，燕国与古朝鲜的经济联系在不断加强，朝鲜半岛北部出土了大量燕国铜币明刀钱，即为物证。

秦汉之际，中原王权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在秦始皇即将完成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地上下鄣”。 由此可知，秦在灭燕统一中国的同时，接管了燕国在辽东的遗产，在鸭绿江中下游的江南地区上下障修筑边塞。至汉兴，诸侯国燕国承袭了秦帝国在鸭绿江流域的故地，这里成为卫满率众东迁的停留之所。浿水，有清川江、大同江、鸭绿江、礼成江、临津江等多解，因时代不同而有异。此处的浿水，史家多以清川江或大同江为是。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在卫满朝鲜故地置乐浪、临屯、真番三郡，元封四年置玄菟郡，此即汉四郡。其中，乐浪郡下辖15县，汉昭帝时（前86—前74）合并临屯郡，成下辖25县的大郡，“户六万二千八百一十二，口四十万六千七百四十八”，辖领在清川江、龙兴江南至阿虎飞岭山脉；玄菟郡则将真番郡并入，下辖高句丽、上殷台、西盖马三县，“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 辖境在乐浪郡之北的鸭绿江、图们江以南地区。

两汉时期，中原民族对周边民族的认知出现历史性的飞跃。作为高句丽、百济王族之所出的夫余族（亦作“凫臾”）的活动区域在汉代已有相对明确的表述：“余夫国，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 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地方二千里……”。 其中心区域在今辽宁桓仁、新宾和吉林集安、通化一带，地处浑江、鸭绿江流域。作为朝鲜民族来源之一的沃沮族“东滨大海，北与挹娄、夫余，南与濊貊接。其地东西狭，南北长，可折方千里”。 东、北、南三沃沮居住在其间。三韩族活动区域在朝鲜半岛中南部，即“韩在带方之南，东西以海为限，南与倭接，方可四千里”。 带方，东汉建安时（196—219）公孙康重新分乐浪郡，在其南部设立带方郡，治所在带方，南接百济。这样，汉朝管辖地区北与高句丽、南与百济毗邻，可谓近在咫尺。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进入三国活跃发展时代。新罗据东、百济据西，分占三韩故地。南下汉江流域的高句丽趁中国王权分裂与内乱，拥兵西进，占有辽东，即《宋书》所说“今治汉之辽东郡”。 高句丽的西进，在地理上拉近了与汉王权的距离。

隋唐时期，中原王权用兵辽东，经年苦战，高句丽辖地日蹇，退守鸭绿江以南地区。唐朝与新罗结盟，公元660年攻灭百济，置熊津都督府；公元668年平定高句丽，在平壤置安东都护府，辖抚百济、高句丽遗民。唐军据有百济和高句丽南境故地，与新罗矛盾加剧。在对抗高句丽、百济期间形成的唐罗联盟破裂，展开夺土之战。至公元676年，唐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迁至辽东，两国恢复和平交往。735年，唐玄宗许以浿水（今大同江）为界，唐罗遂成地望相接之势。

宋辽金时期，辽金与高丽辖地交错，统和十一年（993）高丽王成宗遣使朝贡，辽圣宗“诏取女真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 辽丽关系稳定，高丽乘机出兵将女真人逐出，将辖区扩展至鸭绿江南岸今平安北道一带。至高丽睿宗临朝，又用兵于图们江南岸地带，1107年出兵，在新拓之地筑英州、雄州、福州、吉州、咸州、宜州、通泰、平戎等九城，将东北疆域扩展至图们江以南地区。 这一地区为女真人世代居住之地，进驻九城的高丽军不断受到女真人的袭扰，困守孤城，损兵折将。因此，当女真人主动遣使请求归还旧地并纳贡称臣时，睿宗君臣乘机退出九城。 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定国号为金。1125年金灭辽，国势强盛，“高丽以事辽旧礼称臣于金”。 此时高丽地域在“鸭绿江以东，曷懒路以南，东南皆至于海”。 曷懒路，也作合懒路，治所在今咸镜北道吉州，辖地在今长白山之东，图们江以南，咸镜南道以北地区，南接高丽。

元明清时期，对高丽和朝鲜采取不同政策。1231—1257年蒙古七征高丽，以武力迫使高丽高宗奉表臣服。忽必烈在1270年派高丽达鲁花赤率军入驻西京平壤，置东宁府与双城总管府，将慈悲岭、铁岭以北置于直接控制之下。1280年元撤销东宁府，高丽得到土地的补偿，北方疆界向鸭绿江边推移。1356年高丽军占领双城总管府，控制图们江以南土地，但“安边以北，多为女真所占”，直到明初朝鲜朝建立。1395年，“自义州至闾延，沿江千里，建邑置守，以鸭绿江为界”。李成桂又“招安女真”“自孔州迤北至于甲山，设邑置镇”“延袤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满江为界”。 这样，中国与朝鲜的疆域划分遂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以至于今。

从以上中国与朝鲜历史边界的变迁来看，陆路交通畅达，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均以北京为首都，较之东南亚、中亚诸国，更有利于中国与朝鲜之间的文化交流。此外，中国与朝鲜隔海相望的地理环境，也使海路交通成为一大优势。从山东成山角至朝鲜黄海南道的白翎岛，海上直航距离不足200公里；至仁川、群山不足400公里，从浙江宁波至今韩国木浦约为750公里，至釜山约950公里，相互成隔海相望之势。在古代，从仁川或群山、釜山起航前往中国大陆，北路航线可绕过辽东半岛南端，穿过渤海，抵达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南路可直航明州（今浙江宁波）。较之日本、东南亚诸国，中国与朝鲜的海路往来条件的便捷，显而易见。总之，地理交通条件的独特性，是古代中国与朝鲜文化交流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悠久的民族关系

观察中国与朝鲜古代民族关系的视角，历来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持古代东北亚“民族走廊说”。其基本含义有三：其一，东北亚地区是一大人类生活圈。这里地域辽阔，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质肥沃的平原、水草丰美的草原、茂密的森林和物产丰美的江河湖海，适于人类繁衍。在这个生活圈里，生活着采用不同生产方式的民族，即农耕民族、游牧民族、渔猎民族等大族群。其二，流动性强。尤其是族群机动性强的骑马民族，如匈奴、突厥族或穿过大漠南下，或越过高原西迁，另寻生存繁衍之地。东夷民族、中原农耕民族或沿着陆路、海路东进、西进不止，在陌生之地建立新家园。其三，相互融合。各民族之间彼此来往，经悠久岁月而土著化，实现了相互之间的民族融合。有的民族，如南匈奴、濊貊、鲜卑、高句丽、契丹，只在史书中留下了族名，融入其他民族中而继续发展；一些民族经过吸收其他民族的新鲜血液而壮大成长，族名也在变化，如华夏族之为夏人、殷人、周人、秦人、汉人、唐人等；濊貊族之为朝鲜人、韩人、高句丽人、百济人、新罗人、高丽人等。中原华夏民族与朝鲜民族同为东北亚历史悠久的民族，远在上古时代，已经东北亚“民族走廊”中相遇相融，形成密切的民族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朝鲜半岛和辽东半岛陆续进行的考古发掘，为探索石器时代人类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明。20世纪70年代平安南道德川郡胜利山人、平壤力浦人等旧石器时代人类遗骨的出土，以及20世纪60年代在咸镜北道的屈浦里、忠清南道公州石壮里等110处遗址旧石器的重见天日，20世纪50至60年代在平安南道弓山里、黄海北道智塔里、釜山的东三洞、寺岩洞等遍及江河海滨地区发现的500余处新石器文化遗址，证明朝鲜半岛同样存在旧石器时代，从鸭绿江、图们江到洛东江的广大地区，曾经是远古人类的生活区域。与此相对，在辽东半岛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密布，1984年辽宁营口西田屯金牛山人遗骨群的发现，说明远在距今2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辽海地区的古人类人丁兴旺。分布于燕山以北至西辽河、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但其彩陶、玉器制作技术颇有特色。特别是具有“中华第一玉龙”之称的碧玉朱首龙等，展现了堪与仰韶文化相媲美的创造之美。

一般研究认为，朝鲜民族的族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来自北方的濊貊系族群、中国中原民族移民和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濊貊，也作“秽貊”“獩貊”“秽貉”等，为松嫩平原至朝鲜半岛北部濊族和貊族的族群总称。“濊”，傍水而居的渔猎之民；“貊”或作“貉”，因穿戴貉皮衣帽而得名的游猎民族。濊貊族的生活区域，可以从中国古代典籍之中找到某些线索。周宣王时（前827—前782），召封国在今山西河津东北地区的韩侯人觐，下嫁汾王之女。《诗经·大雅·韩奕》记录其事，内有几句关键诗句透露了濊貊族居住大致区域的信息：“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古人以“追”与“濊”同音，故“追貊”即“濊貊”；上述诗句表明濊貊族受韩侯节制，应在韩侯封国之北。经过数百年间的东进，至战国时代，濊貊族已在东北地区颇有发展。史载：居住之地临接北方大国燕国的濊貊族，为燕国有利可图的重要东邻，即“东绾秽貊、朝鲜、真番之利”。 在鸭绿江南北地区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的燕国明刀币和铁器，以实物印证了史书所载不谬。

至两汉交替之际，濊貊族的地位显著提高。史载：“王莽篡位，貊人寇边。”文中之“边”，远在辽东；又载：建武中兴，“濊、貊、倭、韩万里朝献”。 可见，濊貊族所居之地远离东汉帝国首都洛阳，且与朝鲜半岛的韩人、日本列岛的倭人为邻。濊貊族在塞外建立了不少邦国或城邑，其中在“玄菟北千里，南与高句丽”相接的夫余国“本濊人之地”；“依小水为居”的貊人，建立了高句丽国家；在高句丽之南，濊人在“东穷大海”之地自立，由濊君管辖；在濊人居住地之北，则是同为海滨居民的南北沃沮，“其语言、食饮、居处、衣服有似句丽”，与貊人的关系密切。

来自中国中原民族的移民，曾在商周、秦汉王权更替之际东进，为朝鲜民族注入新鲜血液。见诸史籍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当在商末周初。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兵进朝歌，将直言时弊而被纣王监禁的太师箕子释放，即《史记》所载武王“释箕子之囚”。 武王敬重满腹经纶的箕子，在拜访并领教了箕子的治国之道《洪范》九畴之后，“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获得自由的箕子率族人东去朝鲜，是为箕子朝鲜或箕氏朝鲜。

如果说《史记》记述距箕子东迁时间过久，那么，距离此一重大事件记述时间较近的文献，亦可作为一例佐证：《易·明夷》载—“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学者认为：“《易》爻辞的时间较早，约当于殷、周之际。在《易》爻辞中保留的历史掌故不少，过去注释家不解其意，妄加解释，其实明夷在这里是地域的名称，也是关于箕氏朝鲜的最早记录。‘箕子之明夷’的‘之’字当‘适’讲，此与《魏志》所载‘昔箕子既适朝鲜’全合。”

箕子朝鲜之有无，本来并无争论。朝鲜立国久远，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史籍已多有记载。《战国策》说明古朝鲜的大致地理位置在燕国之东，即“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搂烦”； 《管子》记朝鲜盛产虎豹“文皮”，与其开展交易，成为齐国富国策略之一；《史记》为朝鲜立列传。因此，在商周之交，无论是武王“封之朝鲜”，还是箕子“去之朝鲜”，都表明“朝鲜”至少作为地名已经存在。

高丽朝的《帝王韵记》《三国遗事》或朝鲜朝的《东史会纲》《东国通鉴》等史著，不以箕子带来中原先进的典章制度为耻，均以平和赞美的立场来记述箕子的东来。其中，《三国遗事》的作者高丽朝忠烈王时期的僧一然，秉承“古之圣人方其礼乐兴邦，仁义设教”的理念，记唐尧之时，檀君王俭“都平壤城（今西京），始称朝鲜”；至武王伐纣，“封箕子于朝鲜。檀君乃移于藏唐京，后还隐于阿斯达，为山神”。 朝鲜前期徐居正、郑孝恒等倡导“兴亡可鉴于既往，不虚美，不隐恶，美恶当示于将来”的春秋笔法，于1484年编成《东国通鉴》。在卷首《外纪》分列“檀君朝鲜”“箕子朝鲜”条，记述箕子西来事迹，称赞“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古朝鲜“衣冠制度悉通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自箕子始之，岂不信哉！” 高丽朝曾在平壤建箕子祠，至朝鲜朝更建箕子庙，春秋两祭，历代国王皆奉祭如仪。至19世纪60至70年代，朝鲜军民连续挫败法国、美国远征舰队的侵袭，主政的大院君以为是“檀箕二圣”的庇佑所至。1897年大韩帝国建立，高宗在即光武皇帝位的诏书中，以“朕忆檀君与箕子以来”开篇。 认可并尊崇箕子的风习，在高丽朝和朝鲜朝绵延不断。当时，平壤的箕子庙香火鼎盛，“箕田”被人们视为箕子时代的遗迹，得到保护，以示对历史的尊重。

1973年，在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北洞村笔架山顶先后发现两个窖藏铜器坑。其中，二号墓出土了晚商时期的青铜方鼎，为辽宁地区的首次发现的商代青铜器。方鼎通高52厘米，口径长40.6厘米，宽30.6厘米，重31千克。万鼎腹内长壁有4行铭文，共24字；鼎内底部正中，出现“箕侯”铭文，以实物见证了箕子侯国的存在。

当然，在朱子学大盛，箕子受到礼敬的朝鲜朝，也有人以激烈语言否认箕子朝鲜。1675年，一位“既应举而不第”，愤然放浪江湖的落魄文人北崖子自称得到高丽朝的《震域遗记》三卷，熟读之后，撰成《揆园史话》，以重新解释一然《三国遗事》中的建国神话，并评述时政。据北崖子说，上界的“一大主神桓因”命“桓雄天王”下降太白之山，檀木之下，“被众徒推为君长，是为神市氏”。神市氏命蚩尤氏执掌兵戎制作，高矢氏主谷，神志氏作书契，“立教御民”，蚩尤氏“兴兵出征”“威震天下”“中土之民，莫不丧胆奔窜”。此后，桓雄天王乘云归天，高矢氏诸人共推其子桓检神人为君长，是为檀君。其后，“夫娄乘统，益修德政”，并平定南夷北狄，“讨夏征殷，建侯于禹城”，为“君子之国”。至箕子“婿余避周，则慕化归依，安栖一支，绵延千年，遗裔尚繁”。 在北崖子看来，箕子来自文化落后地区，只能“慕化归依”，因而彻底否定了箕子东来的文化意义。更有甚者，作者在虚构了上古时代蚩尤氏出兵中国、夫娄“讨夏征殷”的故事后，所要追求的目标居然是用武力创建大朝鲜。北崖子希望在数百年之后，“余可服东服而操满语，跨驷马而说清帝，谈同祖，陈厉害，与朝鲜并居辽满幽营之地，北诱野人而为长驱，东联倭而使挠其南鄙夫。然后，朝鲜之强可复”；“若我常强而无衰，则可抑汉土而郡其地，斥倭寇而锁其海，可号令天下，囊括宇内也”。 至1910年日本吞并大韩帝国后，反日的民族史学作为复国斗争的锐利武器问世，为了突出自古以来国家独立的立场，民族史学将箕子朝鲜视为外来势力加以贬斥。然而，箕子朝鲜是远古时代民族移动和土著化的自然结果。其王统凡41世，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国祚绵延约九百余年。对于如此久远的一段历史，应加以研究而非简单地一笔勾销。

秦汉之际，出现新的移民潮。始皇之世，筑长城，修阿房、陵墓、驿道，民力被无情地大规模征用。于是秦人为“避苦役，适韩国”，出现继箕氏之后的移民潮； 秦末“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避地朝鲜数万口”，再次远避朝鲜； 东汉“灵帝末，韩、濊并强，郡县不能制，百姓苦乱，多流亡入韩者”， 等等。总而言之，每逢中原发生动乱，难民往往远避朝鲜、韩濊之地，另谋生路。当时，这里地广人稀，来自中原的移民遂得到安置。对于这些为躲避强秦劳役之苦而来到朝鲜的“秦之亡人”“马韩割东界地与之”。 史载：在这些远道而来移民的语言中保留着不少秦语，“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故或名之秦韩”。马韩对来自中原的秦人加以管理，即“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世相系，辰韩不得自立为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秦人逐渐土著化，变成朝鲜民族的一部分。

秦汉移民之来朝鲜，还可以从日本的史著中得到旁证。据现存最早的史籍《日本书纪》所载：应神十四年（283）自称为秦始皇后裔弓月君率领120县人自朝鲜半岛抵达日本，在近畿（今关西地区）定居，从事养蚕、丝织、围垦新田等，此为日本“秦氏”的起源。 应神二十年（289）自称为东汉灵帝曾孙阿知使主率领17县百姓进入日本，在大和（今奈良）定居，从事金工、织锦、文字、外交、理财等，此为日本“汉氏”的起源。 应神朝在270—310年，此时已是日本弥生时代的末期。《日本书纪》有关弓月君和阿知使主事迹，乃为8世纪的日本人记述五百年前的前代之事，未必完全准确，倒也并非全是无中生有的编造。战后在九州、关西地区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与稻作农业有关的器物和水田遗址，进而佐证了：从弥生时代起，借助来自朝鲜半岛的大陆移民的推动，日本突然从新石器时代进入逐步使用铁器的稻作农耕文明时代，实现了生产工具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性飞跃。

作为古代三朝鲜之一，卫满朝鲜历祖孙三代而亡，立国时间最短。但与檀君朝鲜、箕子朝鲜相比，却在史著中记述最详。《史记·朝鲜列传》曰：“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一般认为，卫满是在公元前195年渡过浿水（今清川江）进入箕子朝鲜辖地。箕子朝鲜王箕准拜卫满为博士，令其守卫西北部边防。随着中原燕、齐难民不断流入，卫满实力渐增。在召集当地真番、朝鲜居民而实力进一步增强后，卫满驱逐箕准，自立为王，建都王险（检）城（今平壤），国土方园数千里。汉朝承认其地位，“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至第三代卫氏国王右渠时，卫氏违反约定，“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汉使何谯前往责备，右渠“终不肯奉诏”，并“发兵袭攻杀何”。 于是，汉武帝在公元前109年派遣大军经一年的苦战，克王险城，灭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前107年在卫氏朝鲜之地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四郡。由此至公元313年高句丽攻占乐浪，史称汉四郡时期。四百余年间，大量汉人进入其地，带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并落地生根，如鸿儒山东琅琊王氏之为乐浪王氏。应神朝，将儒学引入日本的王仁即为其后人。

居住在朝鲜半岛的三韩民族是韩（民族）的源头之一。所谓三韩，即马韩、辰韩、弁韩。史载马韩在半岛中西部，有54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木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马韩人知田蚕，作绵布。出大栗如梨。有长尾鸡，尾长五尺。邑落杂居，亦无城郭。作土室，形如冢，开户在上。不知跪拜。无长幼男女之别。不贵金宝锦罽，不知骑乘牛马，唯重璎珠”；“其人壮勇”，每年5月、10月，“祭鬼神，昼夜酒会，群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塌地为节”“诸国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又立苏涂，建大木以悬铃鼓，事鬼神。” 辰韩在半岛东南，有12国，“土地肥美，宜五谷”；“俗喜歌舞饮酒鼓瑟。儿生欲令其头扁，皆压之以石”。 弁韩在辰韩之南，亦有12国。“弁韩与辰韩杂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语风俗有异。其人形皆长大，美发，衣服洁清而刑法严峻。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

在秦汉之后诸朝，仍有移民相互流动。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徙辽、盖、岩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唐罗联军破高句丽；二年，“五月庚子，移高丽户二万八千二百，车一千八十乘，牛三千三百头，马二千九百匹，驼六十头，将入内地，莱营二州般次发遣，量配于江淮以南及山南、并凉以西诸州空闲处安置”。 《三国史记》记载为总章二年“夏四月，高宗移三万八千三百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之地”。 可知，按每户5人计算，约有15万至20万高句丽亡国之民被遣送到苏皖晋甘等地广人稀之处谋生，汉化为中国人。至宋元和明清更替之际，又有中国名门望族如孔子后裔，抗倭将士家族，不服异族入主的义士等陆续进入高丽、朝鲜。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累代繁衍，韩化为邻邦之民。至于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渡江来中国东北边地垦荒的韩人，后为中国朝鲜族，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增添了新成员。

作为中国与朝鲜民族关系密切的历史表现，在家族姓氏上，朴氏、金氏、高氏等朝鲜固有的姓氏，在新罗、高句丽立国时，已出现在古籍中。新罗王儒里尼师今九年（32），改六部之名并赐姓，即“杨山部为梁部，姓李；高墟部为沙梁部，姓崔；大树部为渐梁部，姓孙；珍部为本彼部，姓郑；加利部为汉祗部，姓裴；明活部为习比部，姓薛”， 李氏、崔氏、孙氏、郑氏、裴氏、薛氏等本为朝鲜家族姓氏，采用了中国汉字姓氏。据《韩国人的姓谱》等著作，在目前韩国251个姓氏中，孔氏、奇氏、王氏、柳氏、宋氏、冯氏、石氏、刘氏、卞氏、张氏等162个姓氏的先人祖籍在中国，后转辗来韩国定居而成为韩人。 例如，元顺帝时，孔子的第54代孙、翰林学士孔绍随侍鲁国长大公主来高丽，官拜昌原伯，此后世代繁衍于韩国；幸州奇氏以箕子为始祖，一门名士辈出。 草溪、密阳卞氏则是在景德王二年（743），携《孝经》来新罗的八学士之一的卞源，留居未归而成韩国卞氏的始祖， 等等。

朝鲜姓氏的构成，与族源主要由濊貊、三韩族和中国移民构成相一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与朝鲜民族关系的密切。与同样采用了中国式姓氏的越南相比，在朝鲜270余种姓氏中，采用汉式姓氏者数量更多，也更丰富，世世代代，香火鼎盛。

总之，在东北亚民族走廊相遇相融的中国与朝鲜民族，经悠久的岁月，形成互有你我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性，不仅特色独具，而且为文化交流的展开添加了亲和力和感知力，构成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不竭内驱力。

密切的政治关系

中国与朝鲜的政治关系始于箕子走之或封于朝鲜。其后经卫满朝鲜、汉四郡的变迁，至三国时代，双方的政治关系在封贡体制框架中进一步发展。三国之中，高句丽最先出现于中国史籍。史载，汉武帝元封四年（前107），汉武帝置玄菟郡，属幽州，计有“户四万五千六，口二十二万一千八百四十五”，下辖高句丽、上殷台、西盖三县。

据《广开土王碑》《牟头娄墓志》记述，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高句丽立国。始祖为东明圣王，姓高，名朱蒙（邹牟）。“始祖东明圣王，姓高氏，讳朱蒙”；“唯昔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也，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 《三国史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高句丽的建国神话：夫余王解夫娄老而无子，祭山川求嗣，得小儿金蛙，立为太子。金蛙即位，在大白山得“河伯之女”柳花，立为后。柳花为日影照射而生一卵，有一男儿破壳而出，骨表英奇，善射，夫余俗语善射为朱蒙，故以名。朱蒙又善养马，后带三个贤臣南奔卒本川纥升骨城，途中遇到大河，告水曰“我是天帝之子，河伯外孙”，于是，鱼鳖浮出成桥，朱蒙得渡。后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 一般认为，沸流水即浑江，纥升骨城为今辽宁桓仁县五女山城。

公元6世纪编撰成书，比《三国史记》早600年的中国史籍《魏书》所载高句丽的建国神话曰：“高句丽者，出于夫余，”先祖朱蒙之母为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生一卵，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朱蒙在国内难以容身，弃夫余东南走。中道遇一大水，祈祷河神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孙，于是，鱼鳖并浮，为之成桥，朱蒙得渡。“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

剔除建国神话中的虚构成分，可知高句丽王族出自夫余，崇拜太阳神，受贵族排挤而南奔浑江原野，自立为王。公元9年（始建国元年），王莽篡汉，改高句丽王为侯，公元12年命高句丽出兵讨伐匈奴，被拒绝，王莽改高句丽为“下句丽”，将王玺改为章，结果引发了边塞武力冲突。公元32年（建武八年），“高句丽遣使朝贡，光武复其王号”。 此后，自32年至119年，高句丽与东汉互有和战转换，规模较大的冲突事件9次：49年（建武二十五年）高句丽攻击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辽东太守以恩信招之，皆复款塞；105年（元兴元年），高句丽王高宫复入辽东，略六县，太守击败之，斩其渠帅； 111年（永初五年），高宫联合濊貊“寇玄菟”； 118年（元初五），高句丽与濊貊“寇玄菟”，攻其属县华丽城；121年（建光元年），幽州刺史、玄菟和辽东太守三路出兵讨伐高句丽，与高宫展开拉锯战。辽东太守及多名汉将阵亡。夫余出兵2万援汉，并力破之； 146年（本初元年），高句丽王伯固“复犯辽东”“杀带方令，略得乐浪太守妻子”； 169年（建宁二年）高句丽略辽东，玄菟太守讨之，“伯固降，属辽东”； 190年（初平元年），辽东太守公孙度“东伐高句丽”，降之，丽兵助公孙讨伐“富山贼” ；建安中（196—219），公孙康击高句丽，破国焚邑，高句丽王降康。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589），中原的分裂与战乱给高句丽向西扩张的良机。在此期间，高句丽首先与曹魏建立了往来关系：236年（青龙四年），高句丽杀东吴孙权使节胡卫，“诣幽州”。 242年（正始三年），高句丽侵攻安平。244年（正始五年）幽州刺史毋丘俭大举讨伐，翌年追击至沃沮； “穿山灌溉”“徙其余种于荥阳”， 复现较长时期的和平。

两晋时，高句丽故国原王十二年（342），迁都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再图恢复。此后，与前后两燕展开对辽东的争夺。342年年前燕出兵攻占丸都城，高句丽“遣使称臣”。 384年（太元九年），后燕建立。翌年6月，高句丽攻辽东，败后燕军，占领辽东、玄菟。同年11月，后燕反攻，夺还之。

391年（故国壤王九年），高谈德即位，是为广开土王。同年，“七月，南伐百济，拔十城。九月，北伐契丹，虏男女五百口，又招谕本国陷没民口一万而归”；“二年八月，百济侵南边，命将拒之，创九寺于平壤”；“三年七月，百济来侵，王率精骑五千逆击，败之”；“四年八月，王与百济战于浿水之上，大败之，虏获八千余级”。 96年（永乐六年），王南下击百济，百济“自誓永为奴客”，399年，“百济违誓，与倭和通。王巡下平壤，而新罗遣使白王曰：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归王请命”。 在南进朝鲜半岛，与新罗结成联盟，攻击济倭联盟的过程中，高句丽势力抵达汉江以北。

隆安四年（400）或永乐九年（399），“春正月，王遣使入燕朝贡。二月，燕王盛以我王礼慢，自将兵三万袭之”。后燕骠骑大将军慕容熙为先锋，攻高句丽，占新城、南苏两城，“拓地七百余里，徙五千余户而还”。 402年（元兴元年，广开土王十一年），高句丽军攻占平州；405年，出师侵燕；404年，后燕反攻辽东，“不克而还”；406年，后燕攻木底城，“不克而还”。 高句丽围绕辽东的领有，与北方诸燕多次发生军事冲突。

412年（东晋义熙八年，广开土王二十二年）长寿王巨琏（琏）即位。长寿王元年，遣使“入晋，奉表，献赭白马。安帝封王高句丽王、乐安郡公”；长寿王“十三年，遣使如魏，贡”；“十五年，移都平壤”。

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接受南朝的册封，“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给予“征东将军”“车骑大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等各种封号。同时，也接受北朝的册封，给予“车骑大将军”“领护东夷校尉”“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等封号。由此可知，高句丽国家控制的领土一度遍及辽东。但将高句丽王国称为“帝国”就不符合史实了。历代高句丽王皆以求取中国王权，包括五胡十六国、北朝王权的封号为荣耀，以王权正统化的标志。皇帝册封国王，这是理解封贡体制的基本常识。

即使是高句丽全盛时期的广开土王高谈德，也在九年“遣使入燕朝贡”；十七年再遣使赴燕，“且叙宗族”，与胡族王权慕容氏联络感情。《广开土王碑》《王国史记》均以国王称之，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其子长寿王在即位的当年就遣使“入晋奉表，献赭白马，安帝封王为高句丽王、乐安郡公”。在位第十三年“遣使入魏贡”之后，几乎年年遣使向北魏王权称臣纳贡，获得“都督辽海诸军事，征东将军、领护东夷中朗将、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等封号。在位第五十年“遣使入宋朝贡”，被南朝刘宋孝武皇帝册封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在位第六十八年南齐太祖册封长寿王为“骠骑大将军”，王遣使入南齐朝贡谢恩，使节船在海上被北魏军俘获，高祖下诏责备长寿王“远通篡贼，岂是藩臣守节之义”，但长寿王继续“遣使南齐朝贡”。 可见，即使在国力最强大时期的历代高句丽王，也奉“藩臣”名分，并无称帝之举。

百济的国号最初见载于《后汉书》的韩传，仅记作三韩“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 等寥寥十余字。《三国志·东夷传》的韩传罗列了三韩五十余国的国名，仍将百济称为“伯济国”，其他则语焉不详。直到魏晋南北朝时，在《宋书》的东夷传中，才正式为百济国立传，记述东晋义熙十二年（416）晋安帝册封百济支腆王余映“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将军、百济王”；元嘉二年（425），刘宋文帝册封毗有王为“使持节，都督百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百济王”，以表彰百济王“累叶忠顺，越海效诚”“其后每岁遣使奉表，献方物”。 百济自立国就受到靺鞨、高句丽、新罗的侵攻，特别是在广开土王在位期间，高句丽南下兵锋锐利，攻城略地，对百济形成沉重压力。

在丽济战争中连吃败仗的百济不得不在与倭国交好的同时，对中国采取南北通交的两面外交方针。百济与南朝通贡27次，北朝3次，遣使求封，乃至乞师。但北朝无意与高句丽轻启战端，东晋和刘宋乃至南朝诸朝，均为偏安江南的小朝廷，且又远在海西，远水解不得近渴。情急之下，百济只得求助对半岛心怀叵测的倭国，结成倭济同盟。在无形中，百济倒也因此成为向倭国传播大陆先进文化的桥梁。

地处半岛东南的新罗，虽然在十六国时期的381年曾遣使与高句丽使节同至前秦通贡，但直到南北朝后期才出现在中国史籍之中。《梁书》最先为新罗立传，记载：“其地东滨大海，南北与句丽、百济接，魏时曰新卢，宋时曰新罗或曰斯罗。其国小，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姓募名秦，始使使随百济奉献方物。” 普通二年（521年），新罗首次派遣使节与百济使来南梁朝贡。此后的《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均不见为新罗立传的记载，直到《隋书》才重现《新罗传》，记作“开皇十四年，遣使贡方物，高祖拜真平魏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 开皇十四年，即公元594年。斯年，隋文帝杨坚对新罗王金真平加以册封。此后，在《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中，有关新罗的记载越来越详细，篇幅明显增多，反映了双方联系日益频繁。

究其原因，是新罗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最为艰难。来自北方高句丽的南下压力有增无减；南疆经常受到倭国的侵攻；为争夺对伽倻控制权，与西邻百济关系交恶。三面受敌的新罗在如何应对罗丽、罗济、罗日敌友转换关系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公元4世纪前后，新罗联络高句丽，对抗日济联盟；公元5世纪中期之后，联合百济，对抗南下的高句丽。为争得与高句丽、百济和倭国同等的国际地位，新罗克服被丽济阻隔的困难，向大陆胡汉王权通贡，加入封贡体制。381年，新罗随高句丽遣使前秦；521年，随百济遣使南梁；564年，新罗真兴王自行遣使北齐；565年，武成帝册封真兴王为“使持节，东夷校尉、乐浪郡公、新罗王”。 此后，新罗又于陈废帝光大二年（568）、陈宣帝太建二年（570）、太建三年（571）、太建十年（578）向南陈遣使献方物。

589年杨坚建立统一王朝隋朝，三国竞相遣使隋都，接受册封。至隋炀帝即位，并应新罗的吁请，隋军兵进辽东，讨伐高句丽。618年，唐王朝建立，新罗复与唐结成同盟，讨伐百济、高句丽。唐太宗对高句丽采取等待时机策略。在减缓了来自北方突厥和西南吐蕃的扰边的压力后，集中力量对付高句丽。642年，机会到来。高句丽西部大人盖苏文发动政变，击杀荣留王，另立高臧为王，自任莫离支，专擅朝政，招致国内不安；又兵侵新罗，以邻为壑。644年，唐太宗以盖苏文弑君篡政、侵暴邻国为名，诏令出兵讨伐高句丽。645年，唐军进军辽东，在击溃丽军，并迫使率军将领高延寿请和后，撤出辽东。647年、648年唐军改变战术，实行海路并进，战捷即归，实施袭扰战和消耗战，静观其变。

百济乘新罗出兵助唐之机，夺占新罗20余城。650年罗使金法敏赴唐奏告，651年唐劝告百济义慈王息兵、归还城池。652年义慈王遣使长安、虚与应付；653年与倭国通好，655年与高句丽、靺鞨南北夹击新罗，夺取30余城。 百济的挑战，激怒唐高宗。660年18万唐罗联军攻占熊津城，百济败亡。唐在其旧地设置都督府，各统州县，对高句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666年盖苏文亡，内乱起。盖苏文之子泉男生吁请高宗援助，唐军出动，668年与泉男生里应外合，攻灭高句丽，并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

百济、高句丽灭，唐罗的共同敌人消失。两国因领土归属而产生的猜忌和矛盾，愈演愈烈。670年，唐因新罗“擅取年间土地遗民”而怒责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并扣留新罗使者，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672年唐罗战争爆发，互有胜负。674年唐高宗下诏削除金法敏的所有官爵封号，另立其弟金仁问为新罗王。675年双方展开更加激烈的战争，僵持不下。金法敏遣使长安致歉，给足高宗面子。对罗策略奏效，加之吐蕃在西南扰边，唐军停战。676年，安东都护府、熊津都督府北迁辽东，唐罗恢复和平。689年渤海国崛起，对新罗形成威胁，唐罗关系密切化，一如当年联手对付高句丽。

918年王建创建高丽王朝，北方强邻辽国和金国阻断了高丽与中原北宋王权的陆路交通。从维护国家安全考虑，高丽虽然向辽金纳贡称臣，接受封号，但华夷之别分明。高祖王建临终前亲授《训要》十条，其第四条涉及对外方针，强调“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遵其制”，而“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与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在推行两面外交，并无过多的华夷观念的障碍相比，王建的训要反映了高丽君臣在文化心理上对北方王权的蔑视和抵制。对冠冕之国宋朝，高丽君臣心向往之，文王徽曾“梦至中华”并“作诗纪其事”，遣使入宋。1078年宋使至高丽，“徽具袍笏玉带拜受诏”，特建“顺天馆，言尊顺中国如天云”。 但“天云”过于高远，至康王南渡，高丽仅通贡3次，使节遂绝。

1206年蒙古各部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蒙古汗国建立。1219—1259年，蒙古铁骑发动连续40年的西征，建立了横跨亚欧大陆的蒙古大帝国。在东北亚，1227年蒙古军攻灭西夏，1234年灭金，1244年降吐蕃，1257年征服高丽。1271年第五代大汗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8年后灭南宋，统一中国版图。元世祖忽必烈宣称“圣人以四海为家”“以至用兵，夫孰所好”云云。 但马上取天下，也以马上治天下的元帝国在国内推行人分四等的民族压迫政策。1273年元军攻入济州岛，击灭坚持抗元的三别抄军，将济州岛辟为东征日本的前进基地。1274年高丽军随元军征伐日本，败绩。元在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将其国家军事基地化。1281年元丽军与新附军再征日本，复败。元朝武力强迫周边国家臣服，致使传统的华夷理念和国家间的关系处于异常状态。

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开国大明。8月，北伐军攻占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灭亡。1371年明军征四川，1381年克云南，1387年复辽东，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号召天下的朱元璋，以传统的华夷理念，重建宗藩关系。在东北亚，明朝尤其重视与朝鲜的关系。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即位于寿昌宫后，立即派遣多批使臣前往南京禀告新朝的建立。朱元璋对使臣赵琳说，李成桂“再三差人来，大概要自做主，我不问，教他自做。自要抚绥百姓，相通来往”。 李成桂闻讯大喜，立即决定“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如京师，以‘朝鲜’‘和宁’，请更国号，乞圣裁”。朱元璋以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 《明史》对确定国号的记述极为简洁，曰：“李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曰朝鲜’”， 云云。明太祖朱元璋不仅亲自为朝鲜确定国号，而且将朝鲜列为“不征之国”，善待如宾。

1403年燕王朱棣夺大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朝鲜太宗李芳远率先遣使朝贡，承认新皇。朱棣很高兴，对朝鲜使臣说，“外邦虽多，你朝鲜不比别处”，立即颁发册封的诰命、印章，赠予冕服和大量礼物。 朝鲜王国“自后贡献，岁辄四五至焉”；永乐朝以来“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

至万历二十年（1592）、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本丰臣秀吉两度出兵侵朝，朝鲜八道几乎尽失。明朝举倾国之兵，渡过鸭绿江救援。明朝也因此而付出沉重代价，史称：朝鲜万历之役，“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 。朝鲜君臣感怀明朝的援救之恩，祭祀明太祖、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的大报坛、万东庙和朝宗岩大统庙，香火鼎盛；建于汉城和平壤的宣武祠、武烈祠，分别纪念援朝的兵部尚书邢玠、石星、都御使杨镐和东征提督李如松等，两国关系进一步密切。

明朝衰微，祖居白山黑水之间的建州女真族迅速崛起。1616年努尔哈赤建国后金，称汗并建年号天命，以武力问鼎中原。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继续用兵中原。为解后顾之忧，派贝勒阿敏率兵渡鸭绿江，征朝鲜，约为“兄弟之国”。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率12万军队亲征朝鲜，迫使朝鲜称臣，改奉清年号。有清一代，沿用了明朝对朝鲜的宗藩关系旧例。历代朝鲜国王即位、立储、吊问之时，清朝的使臣如仪前往朝鲜；每逢元旦、冬至、新君登基、帝后寿诞、立太子、驾崩等重大国事之际，朝鲜使臣也西赴北京致礼致意。据不完全统计，1637—1850年，朝鲜使臣赴清615次；清朝使臣前往朝鲜160次。 即或如此，朝鲜君臣仍不忘明朝旧恩，反清复明的“北伐论”潜行多年。1780年来华庆贺乾隆帝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将这一年记作“崇祯百五十六年”，以为明朝“恩在肌髓，万世永赖，皆吾上国之恩也”。

19世纪前半期，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对中、日、朝鲜发起第二次冲击，西力东渐。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和1842年《南京条约》的订立，形成东北亚国际体系出现传统宗藩关系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并存的新格局。被欧美第二次冲击激活的日本，在明治维新的过程中脱亚入欧，成为颠覆传统宗藩关系的新角色。1895年《马关条约》订立，中朝宗藩关系彻底决裂。日本给予朝鲜的“独立”在此后逐一露出了马脚，1905年在俄国势力退出朝鲜半岛的同时，日本将《乙巳五条约》强加给朝鲜，使之变成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日本强行吞并了朝鲜，中国东北地区暴露在军国主义侵略的锋芒之前，其历史教训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