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汉代。中国的史书中，明确提到印度的，是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大宛列传》里讲，在西域的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的东南，有身毒国。中国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张骞，往西最远到达大夏。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报告：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

身毒就是印度。同样的一段记载，也见于《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张骞讲到的情况，说明在汉代初年，中国和印度之间，其实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民间的商贸往来，否则中国的商品不会到达印度再流入大夏。

《史记》的《大宛列传》里讲，在张骞之后，汉武帝还派过使节出使西域各国，其中包括身毒和几个可能现今属于南亚次大陆的国家。

比《史记》稍晚，东汉时代的班固撰写的《汉书》，其中有《西域传》一节，其中提到“罽宾”。关于罽宾的位置，有一定的争论。但在魏晋南北朝以前，罽宾大致是指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则没有什么问题。历史上克什米尔属于古代印度的一部分。在这个时候，汉代的中国已经与罽宾有了联系。古印度的克什米尔地区，因为与中国的西部边境直接相连，后来与中国的关系特别密切。

但是，总的说来，在这个时期，中印之间主动的、大规模的接触还并不太多。从中国方面讲，与印度最密切的接触，可以说是开始于佛教的传入。产生于印度的佛教传入汉地，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关于佛教的传入，历史上有过不同的传说。过去流传最为广泛的是东汉明帝的“永平求法”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东汉末年的一部书《牟子理惑论》，书中讲：

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寤，遣中郎蔡愔、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八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

今天河南洛阳的白马寺，据说就是这个故事中讲的佛寺。不过，这个故事不完全可信，根据学者们研究的意见，故事在细节方面的问题太多，其中想象或增饰的痕迹太明显，同时依靠的文献自身的年代也有争议。所以，一般认为，虽然这个故事不能说没有来由，但大致是以稍晚人们对印度和印度佛教的一些初步的了解为基础而形成的。实际的情况是，在此之前，即在西汉的末年，汉哀帝时期，佛教已经传到了汉地。《三国志》卷三○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书中的《西戎传》一节讲：

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也。

这就是有名的“伊存授经”的故事。一般认为，在各种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传说中，这一记载最为可信。元寿元年即公元前2年。1998年，中国佛教界和学术界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两千年，根据的就是这一记载。关于佛教是什么时候、怎样传入中国的问题，已经有很多很周详的讨论。 不过，在今天洛阳有名的白马寺，在过去一千多年里，却一直被认为与“永平求法”的故事有关。

但是，也有人认为，如果考虑到今天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西域”地区，即今天的新疆，佛教传入的时间也许还要更早一些。“伊存授经”故事所说明的，只是佛教到达当时中国的中心，即中原地区的情形。有人推想，在此之前，在今天属于中国，古代称作“西域”的一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有佛教的存在。但这方面的资料，几乎完全是空白。因为是空白，没有明确的证据，所以也有一种意见认为，佛教先是通过来到长安及洛阳的月支使臣和移民直接传到中原地区的，而在西域地区，佛教出现的时间则要晚一些。 ^[1] 再有一种意见认为，佛教有可能最早是通过海路传入中国的。但这种说法至今还不能得到有力的证明。

从文献和考古两方面的材料看，佛教最初传到中原地区时，它只是被中国人看成是当时十分流行的种种神仙道术之一，而且是一种具有明显的外来色彩的道术。佛教的信徒，最初主要是来到洛阳的外国人，但其中无疑也有中国人，只是这些中国的信徒当时还很难说对佛教有多少真正的了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佛教的了解和理解渐渐增加，接受或部分接受佛教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佛教重视经典的传承。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之时，鱼豢《魏略》中《西戎传》一节讲“伊存授经”，所传授的就是口传的经典《浮屠经》。“浮屠”即“佛陀”的另一个翻译的形式，《浮屠经》的意思其实就是“佛经”。虽然我们不太清楚这个时候讲到的《浮屠经》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讲到的应该是佛教的一些最基本的教义。在佛教才刚刚传到中国之时，佛教经典以这样宽泛而简单的名称为中国人所知，完全可以理解。

在佛教传入的初期，为了在中国站住脚，佛教自身也适应中国的特点，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例如佛教在传教的初期，使用了许多当时流行的道家的词汇来翻译自己的经典。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教也往往被认为是神仙道术的一种。不过，随着佛教在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佛教也就不再依附或渲染神仙道术一类的东西，自身的特性便渐渐地凸现出来。

在适应中国文化环境的同时，佛教一经传入中国，也就开始对中国的文化乃至社会生活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包括多个方面，到后来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广泛。

佛教对中国产生影响的，首先是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一般来说，中国人重实际而较少空想，宗教因此在中国一直缺乏强有力的刺激，发展的形态比较原始，理论也很简单。但在佛教的刺激下，中国人原来一些比较淡薄的宗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激发了出来。一些过去没有或过去虽有一点但很模糊的概念，例如完整周详的地狱的概念，人生轮回的概念，都由佛教带到了中国，逐渐影响到普通中国人的信仰。

佛教的宗教哲学理论，非常精巧，很多东西中国人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佛教的一些学说，例如大乘一派的般若学说，就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为中国哲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资源。

与佛教传入有密切关系的，是佛经的翻译。大规模翻译佛经的活动开始于东汉末年。与此有关的主要是东汉末年来到洛阳的两位外国僧人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他们中一位来自安息，一位来自大月氏，他们虽然不是印度人，但是安息的东部和大月氏地区在当时都深深受到印度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他们翻译的佛教经典，大多是从印度传到这一地区，再由他们带到了汉地，因此仍然可以说是印度的经典。在他们之后，逐渐就有更多的外国包括印度的僧人来到中国，在中国人的帮助下，翻译出大量的佛经。这些译为汉语的佛经为佛教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也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和手段。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翻译佛经最杰出的人物，首推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梵文的名字是Kumārajīva。关于他准确的生卒年代，各种记载不一。其中比较可靠的一种说法是他去世于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去世时70岁。照此推算，他的生年应该是在东晋建元元年（343）。他的父亲是印度人，因为不愿在本国做官，便东渡葱岭，来到当时地处西域的龟兹国（今新疆库车）。他的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因此他可以说是印度移民的后代，也可以说是属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

鸠摩罗什出生的时候，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已经有三四百年，也早已传入西域地区。佛教在西域流行最盛的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位于古代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于阗（今新疆和田），一个就是在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龟兹。

鸠摩罗什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生下鸠摩罗什后，她就正式出家，鸠摩罗什也随母亲一起出家。母亲是鸠摩罗什在佛教方面最早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鸠摩罗什自幼天资极高，非常聪慧机敏。出家以后，老师教他诵经，他能“日诵千偈”。9岁时，他随母亲游历印度，到了罽宾，后来又到了沙勒（今新疆疏勒）。他在这些地方学习佛教经典，很快就掌握了这些经典，受到当地国王和僧人们的敬重。鸠摩罗什的家乡龟兹本来流行的是小乘佛教，他一开始也是学习的小乘佛教。他在沙勒遇见一位从莎车（今新疆沙车）来的大乘僧人，向他宣传大乘的教义，他开始时有些怀疑，可是后来却完全接受，成为一位大乘僧人。这是鸠摩罗什在宗教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转变。在这以后，他又随母亲到了龟兹西边的温宿（今新疆阿克苏）。在温宿，他与一位外道辩论，结果大获全胜。龟兹国王亲自来到温宿，把鸠摩罗什和他母亲迎请回国。回到龟兹后，他时常讲经说法，宣传大乘教义，此时他的年龄还不到20岁，可是名声不仅已经传遍了西域各国，而且也传到了长安。

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占据长安而称帝的苻坚派遣将军吕光征讨西域。临行之前，苻坚特地嘱咐吕光，在攻下龟兹后，要立即把鸠摩罗什送到长安。吕光率军很快就攻下了龟兹，然后把鸠摩罗什带回到凉州（今甘肃武威）。可是，这时苻坚已死，前秦被后秦所代替，吕光便在凉州割据称王，建立了后凉政权。鸠摩罗什只好滞留在后凉。后秦的皇帝姚苌也听说了鸠摩罗什之名，要请他去长安，后凉却不放。直到后秦弘始三年（401），接替姚苌的姚兴按照当年苻坚的办法，派军队打败后凉，把鸠摩罗什迎请到了长安。

在十六国时期的北方地区，后秦是国力比较强盛的王朝之一，统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持佛教。姚兴把鸠摩罗什迎入长安，待以国师之礼，请他译经说法，自己也经常亲自前往听讲。姚兴以皇帝的身份，为鸠摩罗什的译场提供大量的支持，有时甚至亲自参与译经。姚兴如此，文武百官莫不钦附，一时佛教在北方盛况空前。

鸠摩罗什在长安前后一共住了11年多，共翻译出佛经35部294卷。此前译出的佛经，数量虽然已经不少，但在翻译的质量上问题很多。鸠摩罗什在凉州生活了16年，能够比较熟练地掌握汉语，对汉族的文化传统也有较深的了解。他在长安译经时，常常是“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他重新审定过去的译家所用的一些译名和词语，在翻译中注意文质结合，译出的佛经在内容的表达和词语的应用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鸠摩罗什的译经和讲学活动，促进了中国佛教史上各种学派和宗派的形成。他重新译出的大小品《般若经》以及《大智度论》，译语流畅，推动了当时大乘佛经般若学说的传播。这种学说后来还成为中国佛教各个宗派用来建立宗教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料。他译出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三部经典—《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系统地介绍了这一派的学说，南北朝时中国佛教的一个学派就以此立宗，称作“三论宗”。同样，“成实宗”是以他译出的《成实论》立宗而得名。由他翻译的《妙法莲花经》是隋唐时兴起的天台宗的基本经典。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佛教宗派净土宗所依据的经典《净土三经》中的《阿弥陀经》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弥勒成佛经》和《弥勒下生经》是后来民间弥勒信仰的经典。他还翻译过《维摩诘经》，在当时和后来的文人学士中影响很大。至于他参与翻译的《十诵律》，则是汉地第一次完整译出的佛教戒律。

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时，实际上是一边翻译，一边讲学。他的弟子多至数千人，其中很多成为杰出的佛教学者。例如竺道生、僧肇、道融、僧叡，后来被称为“什门四圣”。历史上还有“什门八俊”“什门十哲”的说法，都是指鸠摩罗什门下的一些很有成就的佛教僧人。这些弟子既帮助译经，又受学于鸠摩罗什，后来分布各地，对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佛经翻译方面，除了鸠摩罗什，做出了贡献的佛教僧人还有许多。其中贡献较大，应该提到的是西晋时期的竺法护和北凉时代的昙无谶。竺法护，敦煌人，祖籍大月氏。他幼年出家，师傅是“外国沙门竺高座”，因此以“竺”为姓。他曾经随师傅游历西域各国，因此通解“西域三十六国”的语言。晋武帝泰始二年（266）至愍帝建兴元年（313），他先后在敦煌、长安和洛阳译出一百多部重要的佛教经典，如《光赞般若经》《正法华经》等。昙无谶则来自中印度。他从西域的罽宾到达龟兹，然后到了敦煌。北凉国王沮渠蒙逊把他迎接到姑臧（即凉州）。北凉玄始十年（421）前后，他在姑臧译出《大般涅槃经》《大集经》《大云经》《悲华经》《金光明经》等一批经典。这些经典对中国佛教后来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昙无谶据说还善方术，这引起了北魏太武帝的兴趣。北凉义和三年（433），太武帝因此遣人迎请昙无谶，沮渠蒙逊不愿意把他交给北魏，最后派人杀死了他。

通过翻译的佛经和佛经的宣传，印度的一些新奇的观念往往在有形或无形之间渗入到中国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样的例子甚至可以在中国的正史中也能找到。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几种正史，《三国志》里讲，先主刘备垂手下膝，自己能看见自己的耳朵；《晋书》里讲晋武帝的手也是垂到膝盖以下。《陈书》里讲陈高祖、陈宣帝都是如此。《魏书》讲魏太祖广颡大耳，《北齐书》讲齐武帝长头高颧，齿白如玉，如此等等。这些神奇的不正常的生理现象，此前在中国的史书里没有见到过。而佛经里讲到释迦牟尼，总要渲染释迦牟尼如何功德具足，具有三十二大人相和八十种好，这些“相”和“好”，就包括耳朵大、头发长、垂手过膝、牙齿白这样的内容。前者显然是受到后者的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是文学形式发生转折的一个时期，人们尝试各种新的文学体裁来进行创作。佛教的传入，佛经的宣传和流行，佛教徒所编撰的释氏辅教之书，也给这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以全新的刺激。这时出现的许多鬼神志怪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往往吸收佛经中的寓言、神话或者故事，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中国故事。梁代吴均《续齐谐记》中讲到的“阳羡鹅笼”故事就是一个例子。故事讲：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奁子中具诸肴馔，珍馐方丈。其器皿皆铜物，气味香旨，世所罕见。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彦曰：“善。”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殊绝，共坐宴。

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妻，而实怀怨。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书生既眠，暂唤之，君幸勿言。”彦曰：“善。”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乃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书生乃留女子共卧。

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心，情亦不甚，向复窃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年可二十许，共酌，戏谈甚久。闻书生动声，男子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人，还内口中。须臾，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乃吞向男子，独对彦坐。然后书生起，谓彦曰：“暂眠遂久，君独坐，当悒悒邪？日又晚，当与君别。”遂吞其女子、诸器皿悉纳口中。

这个故事显然是传为三国吴康僧会翻译的《杂譬喻经》卷上“壶中人”故事的翻版：

昔有国王持妇女急。正夫人谓太子：“我为汝母，生不见国中，欲一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则听。太子自为御，车出，群臣于道路奉迎为拜。夫人出其手开帐，令人得见之。太子见女人而如是，便诈腹痛而还。夫人言：“我无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当如此，何况余乎！”夜便委国去，入山中游观。时道边有树，下有好泉水。太子上树，逢见梵志，独行来入水池浴。出饭食，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女人，与于屏处作家室。梵志遂得卧，女人则复作术，吐出一壶。壶中有年少男子，复与共卧，已便吞壶。须臾梵志起，复内妇着壶中。吞之已，作杖而去。

佛教传来的初期，主要是中亚和印度的僧人来到中国，宣传佛教。从三国时代魏国的朱士行开始，中国的佛教徒就计划到西域去学习和求取佛法。朱士行只是走到和阗。到了东晋末年，求法的中国僧人第一次到达了印度本土，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和他的同伴。

法显本姓龚，东晋时平阳郡（治所在今山西临汾市尧都区西南）人。他大约出生于东晋咸康八年（342）。法显幼年出家，20岁受大戒。在法显出家的时候，佛教的戒律传到中国的，还很不完整。佛教的经典，分为经、律、论三大类。在法显的时代，经一类的经典已经翻译出不少，但律和论还翻译得不多。而对于佛教僧团的建设而言，律是至关重要的文献。法显自己，有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后世称作《法显传》，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讲：

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

因此，法显去印度的目的很明确，是寻找佛教的戒律。弘始元年即东晋隆安三年，也就是公元399年，这一年，法显大约已经58岁，他与同伴一行五人从长安出发。第二年，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这时又有五位僧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大家前行至敦煌，从敦煌进入“沙河”地区，也就是今天著名的白龙堆大沙漠。至此，他们真正艰苦的行程才算开始。路途中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他们舍生忘死，冒险前行，到达了鄯善国（今新疆若羌附近）。接着，又到达焉夷国（今新疆焉耆）。

从焉耆往西南，他们沿着和田河河谷，直接跨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到达于阗国。于阗当时是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法显他们在这里停留了三个月，观看了当地规模盛大的佛教“行像”仪式。

隆安五年（401）的秋天，法显一行到达葱岭，也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他们翻越终年冰雪覆盖的葱岭，终于进入北印度的境内，然后沿着古代新头河即今印度河上游两岸在峭壁中开凿的栈道向西南行进，第二年夏天到达了北印度的陀历和乌苌国（今巴基斯坦境内）。

法显一行，在北印度参观了各处佛教圣迹。在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同伴中有一人不幸病死，有三人返回了中国，后来又有一人冻累而死。东晋元兴二年（403），到达中印度时，只剩下法显和另一位同伴道整了。

中印度正是当年释迦牟尼创立和传播佛教的地方，佛教圣址很多，当时仍然是印度佛教的中心。法显和道整游历参观了印度的各个国家，遍访各处佛教寺庙和圣址，先后到了释迦牟尼当年常住的舍卫城（在今印度北方邦境内）、成道处的伽耶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境内）以及释迦牟尼诞生地迦毗罗卫城（在今印度北方邦境内靠近尼泊尔边境处）、涅槃的地方拘夷那竭城（在今印度北方邦境内）。在摩揭陀国的巴连弗邑（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法显终于寻得了他所要找的佛教戒律。除了在一座大乘寺庙里得到一部《摩诃僧祗律》外，他又得到一部《萨婆多众律》，还有其他一些佛经。这里和北印度不一样，北印度的僧人所有的经典都是口口相传，无本可写，而这里却有本可抄。于是法显在巴连弗邑住了三年，学习和抄写佛经。工作完成后，道整想永远留在印度，法显只好一人离开巴连弗邑。

法显向东来到东印度的多摩梨帝国（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境内），这是海边的一个港口城市，佛教也很盛行。为了抄写佛经和画佛像，他又在这里住了两年。到东晋义熙五年（409）初冬，他搭乘商船，到达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狮子国是一个佛教国家。法显在这里观看了盛大热烈的供养佛齿的大游行。他在此也住了两年，又找到一些当时中国还没有的经和律。此时法显离开中国已经十年，乡愁难禁。一次，他在寺庙里看见一位商人用一把绢扇供养，他认出这是中国出产的东西，不觉潸然泪下。

义熙七年（411）八月，法显终于再次搭上商船，踏上了归程。商船向东行驶了刚两天，就遇上大风，船只漏水，非常危险，漂流了90天后，到达一个叫作耶婆提的国家，估计在今天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或者爪哇岛上。法显在此又停留了五个月，直至第二年的四月才搭乘商船，向广州进发。可是，船开出一个月后，遇上连日阴天，黑风暴雨，巨浪滔天，迷失了方向。船只随风漂流，数十天后到达一处陆地，登陆一问，才知道已经是中国青州长广郡的牢山（今山东崂山）。这时已经是义熙八年（412）的秋天，法显已经是七十余岁的老人了。

法显回国后，立即着手翻译佛经。他先到建康，住在建康道场寺里，后来又转到江陵（今湖北荆州）辛寺。他与一位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合作，翻译出他从印度带回的《摩诃僧祗律》及其他一些佛经。他可能活到了刘宋景平元年（423），在82岁的高龄上去世。在他返国后短短十余年间，共翻译了6部佛经，计63卷。从他的年龄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

在法显翻译的经典中，还有一部《方等泥洹经》。这是相当重要的佛教经典。泥洹就是涅槃。晋末宋初，继与魏晋玄学相结合的般若学以后，涅槃佛性的学说大兴，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理论。这在当时无论对上层社会还是对一般群众都很有吸引力。后来，中国佛教还因此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学派，《方等泥洹经》便是这个学派依据的经典之一。法显带回而未来得及翻译的一些经典，身后也由其他的外国僧人与中国僧人一起译成了中文。法显根据自己到印度求法的经历写成的《法显传》，详细记载了他的所见所闻，成为今天研究我国西域地区和中亚、南亚各国古代历史，以及东西方交通史、佛教史不可缺少的文献。

关于法显的生平，相关的资料还可以参考《出三藏记集》和《高僧传》中他的传记。与法显同时或在法显的前后到印度求法的，还有一些中国僧人。其中一些，而后回到中国译经，他们中有名的有智猛和宝云。

从南北朝时期到隋代，佛教在中国得到极大的发展。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大部分人都程度不同地对佛教有所信仰。全中国到处都有佛寺，塑造佛像成为风气，佛塔林立。这时的佛教，即使不能说在意识形态上占了统治地位，但至少已经彻底地融入了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1] 类似的意见可以参考马雍、孙毓棠：《匈奴和汉控制下的西域》，载雅·哈尔马塔主编《中亚文明史》第2 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 年版第181 页；E.Zücher（许理和）， Han Buddhism and the Wetern Region ，载 Thought and Law in Qin and Han China ，ed. by W.L. Idemaand E.Zürcher， Leiden ∶ E.J. Brill，1990，pp.158 ～ 182。 WsLOkDu2IKRBCD/8kN6SjS/C8UavoLhJjodgsZr4paNqsTaclW8qjygi48xNJK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