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结束后不久,德国研发水陆坦克的尝试就开始了——1927年研制成功了被称为“Ⅰ型重型拖拉机”的早期水陆坦克样车,该车以“一战”时期缴获的英制MK Ⅳ过顶履带坦克为基础,车体两侧装有大型浮箱,履带架有4个导泥槽,车体后部装有供水上行驶的2个螺旋桨,炮塔前面安装1门75毫米火炮和1挺机枪,车尾部顶甲板的小型炮塔上也装有1挺机枪。可惜的是,在苏联喀山坦克学校进行的试验表明(喀山坦克学校,实际上是德国设在苏联境内的一处秘密军事试验基地,1926—1927年间,后来有着德国装甲兵之父之称的古德里安就将伪装成“农用拖拉机”的各种德国第一代坦克样车运到这里,进行了各种环境下的机械化行军及遭遇战演习),由于储备浮力低、水上航速慢、适航性差,而且在泥滩地形下的通行性能不佳,履带很容易因为导泥漕堵塞而卡住等原因,这种水陆坦克样车性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不具备实用价值,因此在匆匆试验之后便被放弃了(也有资料称,这辆用于试验的“Ⅰ型重型拖拉机”水陆坦克样车,很可能是在苏联当地制造的,所用的英制MK Ⅳ车体也是来自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苏联红军缴获自弗兰格尔白卫军(白军)的战利品)。
不过,尽管“Ⅰ型重型拖拉机”是一个失败的作品,但由于某种“潜在”的兴趣,德国人对两栖装甲战斗车辆的技术发展一直保持着关注——得益于当时“亲密无间”的苏德关系,从1927年到1933年,几乎每一种生产出来的苏联水陆坦克样品(包括苏联人从西方获得的原装产品),都被德国人细致地考察过,并因此受益匪浅(事实上,尽管10月革命后苏德双方曾大打出手,德国甚至还给苏俄带来了《布列斯特和约》的屈辱。然而“一战”结束后,境况不佳的苏德双方却很快化敌为友,成为希望互拥取暖的难兄难弟——在1922年4月10日于意大利热那亚召开的“复兴欧洲经济问题”的国际会议期间,苏德间秘密签订了《德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协定》即著名的《拉巴洛条约》。根据条约,双方恢复外交关系,在最惠国待遇原则下发展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双方放弃赔款和财产等要求。不过最重要的是,两国还缔结了一个秘密军事协定,据档案记载,德国国防军统帅塞克特对苏德军事合作非常高兴。1922年年底,他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波恩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动员德国公司把遭到禁止的武器生产线转移到苏联(当年苏俄通过宪法,改国名为苏联)。不久,克虏伯公司便在图拉制造大炮、装甲车,容克公司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法本化学公司在萨马拉省制造军用瓦斯和毒气。德国派出专家帮助苏联建立3个大型兵工厂,德籍专家一度占苏联军工企业外聘专家总人数的80%。斯大林也对双方的合作关系相当满意。1929年5月31日,斯大林写信给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说:“我想……我们与德国人的事情将运行良好……”。不过,这种合作并不仅仅是单向的,事实上两国军事技术和人员的交流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形成了互通有无、互相帮助的局面——比如在德国人涉足不多的水陆坦克领域,苏德双方的技术交流就更多的是一种对德方有益的反哺)。
苏制T-37水陆坦克侧视图
苏联红军第122步兵师第177装甲侦察营装备的T-37TU指挥型水陆坦克(1939年12月)
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是一种典型的“闪击战”武器
此后,随着1933年纳粹的上台,德国重整军备的步伐大大加快,而且出于要打一场短期战争的基本认识,特别侧重于发展一系列符合“闪击战”需求的技术装备(如各种伞兵武器、能够快速实施机动作战的轻型坦克或是重量较轻的中型坦克和“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并因此对苏联水陆坦克的发展继续保持着高度的关注,甚至用先进的潜艇图纸换到了包括T-37、T-37A、T-38在内的大量实物样品(出于现实性的利益考虑,疯狂反苏反共的希特勒自上台伊始便对苏德军事合作有着相当“正确”的理解,1933年4月底,他在接见苏联驻德国全权代表时表示,他与斯大林在反对《凡尔赛和约》体系上是一致的,“双方可以互相补充并给予相互帮助”。因此自1922年开始的苏德军事合作不但没有随着纳粹的上台而受到影响,反而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不断得到了强化)。然而,尽管从纯军事角度对于一支两栖装甲力量在“闪击战”理论体系中的意义已有所领悟(所谓“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争取时间和夺取空间是纳粹军事冒险的主要内涵,所以水陆坦克这类特殊装备无疑与伞兵和“斯图卡”一样,是实施“闪击战”的利器),相关的技术考察也已经持续多年,但直到1939年9月1日波兰战役打响,在纳粹德国武装力量的战斗序列中,却并没有两栖装甲力量的位置,相应的技术装备也基本是一片空白。至于这其中的原因则多少有些复杂。
一方面,在详细地考察了苏联的各种水陆坦克,并结合自己在制造和试验“Ⅰ型重型拖拉机”水陆坦克样车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后,纳粹德国认为以水陆坦克为代表的两栖装甲战斗车辆,由于需要考虑车体、车力、军械和通信系统的各种防水和防腐蚀问题,对制造技术和生产工艺的要求较高,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普通型号的装甲战斗车。这不但将导致高昂的造价,而且在和平时期的维护和使用成本上也将大大超过普通的陆用型号。结果,这类特种装甲战斗车辆虽然在战术上是符合“闪击战”要求的,但在经济角度却与纳粹对于战争的盘算背道而驰——如果昂贵的“大炮”过多地挤占了“黄油”的资源,这样的一场“闪击战”未免代价过大,得不偿失(换句话说,“闪击战”的整个要点就是以极小的代价换取速胜的战果,无须大规模地将生产体制由平时转入战时,只要将非常少量的资源从民用转为军用即可满足需要,也就更有可能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的同时,为平民百姓提供可供享用的“黄油”。这样,大炮和黄油即可兼而有之,老百姓也能丰衣足食、心满意足、忠心耿耿)。
“二战”苏联水陆坦克技术的最高水准代表作——T-40水陆坦克
较之于普通装甲战斗车,两栖装甲战斗车的造价是相当昂贵的
Bruckenleger I坦克突击桥四视图
另一方面,纳粹之所以迟迟不去生产水陆坦克(或是其他类型的两栖装甲战斗车辆)并将其装备部队,也是基于某种纯军事角度的判断——以战术手段似乎可以弥补和替代水陆坦克的缺失,并达成战役目的。事实上,在纳粹德国的潜在战争对手中,除了英国被一道英吉利海峡分隔,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法国、波兰、苏联都是东西欧大陆国家,这些国家虽然地理情况各不相同,河流水系众多(除了流经数国的莱茵河、多瑙河外,还有法国境内的塞纳河、罗瓦尔河、加隆河等,苏联境内的窝瓦河、第聂伯河、乌拉尔河等),但纳粹认为凭借德国军队现有装备似乎足以达成“闪击战”的作战目的:按照德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作战条例要求,在需要强渡河流的情况下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夺取桥梁,而当时欧洲各国桥梁承重普遍在30吨以上,妙的是由于“闪击战”强调机动性甚于其他,因此战前德军机械化装备普遍较轻,除去两辆象征性的重型坦克外,最重的Ⅳ号“支援坦克”也没有超过28吨……更何况,考虑到如果一旦夺取桥梁的战斗失利,或是出现无桥可用的情况,德军还装备了一些基于早期I号和Ⅳ号坦克底盘的机械化突击桥,这些突击桥造价比专门生产的水陆坦克低,但适用性却要宽泛得多(比如,先是在1938年试验性地用7辆PzKpfwI坦克底盘,改装出了简易的Bruckenleger I坦克突击桥。1940年2月到5月,克虏伯又将20辆PzKpfw Ⅳ/C、D型“支援坦克”改造成重型Bruckenleger Ⅳ b坦克突击桥,该突击桥属结构较复杂的液压式平推设计,自重28吨,全长9米,当战斗中需要克服河流水系时,架桥车迅速前出到架桥地点,驾驶员操纵液压机构先将车体上的桥体抬起“搬下”,再继续向对岸平推,当桥搭到对岸后,再用液压系统将桥的这一端放下,架桥车离开,桥就架好了。整个架桥过程3~4分钟就可完成,架桥动作不仔细观察难以发现;完成保障任务后,撤收也十分方便,架桥车从自己架的桥上开过去,从另一端将桥收起,继续随部队行动,绝对不会出现自己架桥自己过不去的问题。1941年1月,克虏伯又制造了4辆改进型Bruckenleger Ⅳ c坦克突击桥,并在1941年入侵苏联时投入战斗)。
BruckenlegerⅣb坦克突击桥
当然,如果确定要以“流血”的方式解决所谓的“英国问题”,那么无论是夺取桥梁也好、机械化突击桥也罢,要达成战役目的的企图恐怕是要落空了——横跨英吉利海峡的两栖作战不是强渡任何一条河流所能比拟的。不过,纳粹对于这个问题却另有想法——希特勒始终对用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来与英国达成某种媾和的妥协是抱有极大希望的,并一直试图将大英帝国作为自己的盟邦加以说服,因此对于如何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所谓的“英国问题”,纳粹的考虑其实甚少,更多的努力是在政治层面(赫斯后来的“飞英”行动大概就与此有关。事实上,尽管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兵戎相见,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英德两国人民中却有一种相当普遍的感觉,认为英德两国就情理与历史关系来说,是命定了会合作以维持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繁荣的。战前的英国许多外交家莫不努力设法以求英德和好,而许多德国的代言人亦坚称德国必须避免与英国作战。英德两国的资本家曾一再研讨关于经济与金融事件,双方如何在欧洲各处采取共同行动。直至1939年3月间,还有这种谈判。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第13章更是完全在说明德国应该以英国为盟邦……)。
平堆式折叠机械化突击桥使用示意图
也正因为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纳粹德国基于上述种种判断,做出不生产水陆坦克的决定似乎是正确的,历史的事实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没有水陆坦克,然而欧洲大陆的那些河流水系非但没能阻止纳粹机械化集群的狂飙,而且由于“闪击战”战术的合理性和突然性,最初“流血”手段使用的成功,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先是号称欧洲第5大陆军强国的波兰,其百万军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被德军的装甲集群碾碎,国家覆亡;然后德国军队更是只花了5个星期的工夫,就开进了法国的首都巴黎,比俾斯麦打败法国拿破仑三世、进逼巴黎的时间还要短(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的战斗中,Bruckenleger Ⅳ b突击桥伴随第1、第2、第3、第5、第10装甲师参加了1940年在比利时以及法国的战斗)。到1940年6月22日,在贡比涅森林的同一节火车车厢里,号称欧洲第一军事强国的法国签署了投降书。这在普通德国人看来,自然是“洗刷凡尔赛耻辱”的最伟大“成就”,也标志着纳粹的军事冒险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功”(希特勒被当成“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得到德国人的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