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相应地，让哈布斯堡王朝在奥地利的统治根基足够坚实，以确保哈布斯堡的影响力在选举下一任皇帝时居于统治地位，同样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二十年来，查理六世不遗余力地争取国内外认可女性继承帝位。在此过程中，他向他世袭领地上的地区议会做出了让步，因而大大削减了帝国中央政府的权力，在税收权方面尤其如此。为了换取英国签字认可，他牺牲掉了总部位于奥斯坦德的一家前景看好的海外贸易公司。以大量鲜血和金钱赢得的意大利领土，被交换给当地诸侯和西班牙波旁王朝。
为了换取俄罗斯帝国的垂青（beauxyeux），奥地利甚至与奥斯曼帝国打了一场毫无必要的战争。
当时学术界的批评者指责查理牺牲奥地利的安全和未来，换来一大堆即使签了也无用的羊皮纸协约。帝国最杰出的将军——萨伏伊的欧根抱怨道，最完善的条约体系也不如一支精良的军队来得可靠。然而，查理绝不是个傻瓜。不能夸大其词地说他本人构想了一个宏大计划，但他的确洞察到了一个基本事实：奥地利的福祉，乃至奥地利的存续，都依赖于不可动摇的、绝对的帝位继承。查理意识到，为了满足这个必要条件，只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做出牺牲。他还意识到，这些损失最终还是可以得到补偿或恢复的。内政井然的奥地利，受益于 18世纪 20和 30年代温和而稳定的经济增长，能够维护这些条约的规定，而且也许最终能修订这些条约。相反，在一个庞大而动荡的国家里，依靠军事力量和中央集权治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也许查理不是黎塞留
或梅特涅
，但查理足够精明强干，没有让“最好”成为“好”的敌人，没有一味追求完美。
[1]
接着，普鲁士的腓特烈突然冒出来，横插一杠。得知查理六世的死讯之后，他召见了什未林和外交大臣海因里希·冯·波德维尔斯。探讨了奥地利人在贝格-于利希继承问题上的举动之后，腓特烈推翻了与维也纳的现有全部协议，宣布他打算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拿下西里西亚。在其后的几年，国王解释了他为何这样做：他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一座充盈的国库，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因此，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就变成了年少轻狂的高涨激情与放纵这些激情的机会共同造成的结果，20世纪晚期的光头党、黑帮和足球流氓身上也常常见到这种激情与放纵的结合，然而关于这个时期的许多通史著作，依然是从肤浅的层面上解读此战起因。当然，这种解释得到了一些额外的证据支撑：1740年夏季，腓特烈成功运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武力，解决了与列日主教之间的领土小纠纷。腓特烈对女性的憎恶，可能也在他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迄今为止，身为年轻的女皇，玛丽亚·特蕾莎的公众形象一直是贤妻良母，对一个鄙视女性能力的男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心理诱惑，引诱腓特烈对奥地利开战。 [2]
腓特烈的行动是源自长期策划，还是短期机会主义呢？这依然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一方面，他在自己的一个侍从面前把皇帝驾崩说成小事一桩，将自己采取的行动说成是执行心中酝酿已久的计划； [3] 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的信函中，他鲜少提及西里西亚。无论腓特烈的计划酝酿了多久，鉴于西里西亚是极具价值的大奖，腓特烈攫取这片土地肯定是经过精打细算、冒着巨大风险的行为。西里西亚拥有 150 万人口，而普鲁士的现有人口只有 75 万。西里西亚发达的纺织工业和正在开发的矿产资源，在深受重商主义经济学影响的国王眼中，同样颇具魅力。
此外，腓特烈完全相信，在查理驾崩之后，《国事诏书》很快就会沦为一纸空文。他希望，即使哈布斯堡帝国免遭瓜分、肢解，它的各处边界也都受到挑战。腓特烈的看法是正确的。皮埃蒙特从未签署《国事诏书》，该国首相多次声称这份文件毫无效力。西班牙政府已经准备好一份表达立场的文件，为其国王费利佩五世继承哈布斯堡王朝的大部分遗产这事提供辩护。 [4] 在这样的局面下，早已枕戈待战的普鲁士军队从两个方面看，都是王牌力量。首先，普军有能力迅速席卷西里西亚。其次，普军也能保卫此次吞并行动的成果，尤其是在发生全面战争的大背景下，腓特烈相信，玛丽亚·特蕾莎继位必定会引发全面战争。
腓特烈在 1740年深秋和初冬做的军事准备工作，比同时期与奥地利谈判的细节更加重要。若一国的军队引人注目，那该国的备战工作是不可能瞒过别国的。普鲁士军队动员的速度和流畅程度令人坐立不安，在欧洲，战争的相对规模，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各国军队蓄力和出拳所用的时间体现出来的。普鲁士准备在六个星期后发动进攻。腓特烈抛出了外交烟幕弹，声称普鲁士的备战工作是为了夺取久受争议的于利希和贝格公国。他前往莱茵斯贝格，回到他最喜欢的别墅。他抱怨自己健康状况不佳，在这方面他没有欺骗任何重要人物。 [5] 尽管如此，随着关于战争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腓特烈甚至在将军们面前也三缄其口。他的一位老教师针对战争问题谨慎地询问了他，引发了一番著名的交谈。当被问及能否保守秘密时，老学究说：“当然了。”腓特烈答道：“我也能。” [6] 就算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也值得相信。在剩余的统治岁月中，普鲁士国王一如既往地守口如瓶，无论结果是好是坏。
12月13日，国王的意图多多少少路人皆知了，当时他登上旅行马车，但不是向西，而是向南行驶。2.7 万人马集结在西里西亚边境，腓特烈的计划与其说是征服，不如说是占领西里西亚。尽管西里西亚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强，到1740年时，奥地利和波西米亚王室领地的直接税赋收入有 25%来自该地区，但是，哈布斯堡的君主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一百多年来，没有任何一位哈布斯堡王室成员抽出时间视察该地区，他们主要关注南部边境以及与法国的争斗。西里西亚的新教徒有宗教理由欢迎换个主子。西里西亚商界相信，在腓特烈的统治下，他们会获得比哈布斯堡王朝治下更多的发展机遇。哈布斯堡王朝更关心榨取西里西亚的财源，而非支持该地区发展壮大。尤其是在省会布雷斯劳
，遍地都是普鲁士的同情者。
[7]
哈布斯堡王朝并没有依靠当地人的热情来保卫他们的省份。西里西亚遍布中等大小的堡垒，虽然不能指望堡垒驻军在野战中击退入侵的敌军，至少他们完全有能力在救兵集结、出征之前，阻止敌人利用这片土地的资源。在普鲁士人看来，这些堡垒都是些杂草丛生的土围子，堡垒的指挥官们除了熬到退役、领取退休金，没有别的经济来源。
在腓特烈口中，他的军队士气高涨，他的军官们雄心万丈，他的将军们渴望荣誉。
[8]
12月18日，战争成了现实，天气却恶化了。腓特烈远征军的士兵和战马都不习惯恶劣的气候。由于腓特烈·威廉一世一贯强调节俭地穿制服、用装备，所以在恶劣天气下，演习经常会中断。现在，步兵在深及膝盖的冷水中艰难跋涉，而骑兵则在与马匹的疾病流行做斗争。最重要的是，格洛高
的要塞司令没按腓特烈预期的那样出牌，他拦住了通往布雷斯劳的阳关大道。尽管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挡普军的推进，但也没有像个绅士那样投降。腓特烈原计划在十天内拿下格洛高，但他不想夜长梦多，于是他留下一支人马监视格洛高，主力继续向布雷斯劳开进。
12月31日，普军在一片预言和争吵声中抵达布雷斯劳。该城保留了相当高的自治程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抗拒奥地利驻军进城，普军到来可能意味着该城公民自治的终结。无论如何，打一场防御战有什么用呢？布雷斯劳不是一座近代化的设防城市。它的大部分城墙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作为征收过路税的屏障还行，抵挡正规军就无能为力了。
腓特烈准备摧垮布雷斯劳的城墙，可是，市民们打开了城门。当时，国王否决了让普鲁士军队入驻的所有提议，只要布雷斯劳不让奥地利军队进城即可，就这样，达成投降协议的一切障碍都不复存在了。1741年1月3日，在如释重负的市民的欢呼声中，腓特烈与一支小卫队进入布雷斯劳。
布雷斯劳到手之后，普鲁士军队迅速占领了西里西亚省的其他地区。尼斯的守将是个路德宗信徒，他可能觉得自己得证明点什么，便拒绝开门投降，于是挨了一顿历时不长的炮击。格洛高和布里格
的要塞继续抵抗。然而，到了 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腓特烈安心惬意地把远征军主力派到新省份中的冬令营猫冬。国王留下什未林完成扫尾工作，自己返回柏林。
到目前为止，战事一帆风顺。在最不利于作战的严冬季节开启的战役，在六个星期内就以最小的伤亡代价完成了。西里西亚在新主子的统治下心满意足。年轻的普鲁士国王
的活力和魄力，给欧洲的机会主义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各国战争部都满怀敬意地注意到，普鲁士军队有能力在不利条件下作战，并且作战效率没有明显受损。地平线上只剩下一朵阴云：奥地利拒绝接受既成事实。
玛丽亚·特蕾莎女皇已经登上了帝位，正如她后来所说，此时的她“自己没有金钱，没有威信，没有军队，没有执政经验和知识，最后，还收不到任何建议”。
[9]
然而，她拥有与生俱来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智慧：强国可以暴打它的敌人，但弱国必须消灭它的敌人。这位年轻的君主
比她的大多数臣工更清楚与普鲁士国王谈判的风险。《国事诏书》确保了整个哈布斯堡王朝遗产的统一，因此，对奥地利来说，放弃任何领土都会破坏协议，很可能会使经过二十年的艰苦、昂贵的谈判取得的成果在实质上作废，即使在法律上还有效。同样重要的是，腓特烈攫取土地的行径，挑战了中欧地区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微妙平衡。因此，必须动用武力教训一下普鲁士的暴发户国王。
她的决定不是空洞的表态。奥地利并非仅仅通过王室联姻就成为一个欧洲大陆强国的。在之前的半个世纪，哈布斯堡军队把波旁王朝军队赶出了意大利，把奥斯曼人赶出了君士坦丁堡
已经统治了数百年的领土。在欧根亲王的指挥下，奥地利军队是 18世纪初挫败法国对德意志西部和低地国家的野心的主要力量。可以说，雷蒙多·蒙泰库科利是这个时代读者最多、作品被引用最多的战争理论家。帝国拥有一套让各位上校对自己的团负责的管理机制，使哈布斯堡王朝能够在不冒征收新税赋的风险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帝国的资源。至少在战役层面，这套机制保证了不错的管理效率。
[10]
二十年的和平大大削弱了哈布斯堡利剑的锋芒。欧根亲王晚年并不愿意培养可能成为潜在竞争对手的年轻将军。他死后，奥地利缺少能成为最高统帅的后继者。此外，尽管欧根是一名优秀的战地统帅，却不是一位管理者。他对军队放任自流，导致军队系统逐渐陷入停滞状态。当然，在 1733 到 1735年间的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和 1737 到 1739年间的对土耳其战争中，奥地利军队在计划和执行两方面的表现，有时灵动不足，有时糟糕透顶，不一而足。 [11]
与此同时，针对腓特烈入侵西里西亚，奥军采取的最初对策，取得了与自身参战部队规模完全不相称的成功。在多瑙河流域的艰苦环境中与奥斯曼帝国作战，让哈布斯堡的军人通晓了小规模战争的精妙之处。他们掌握的技能被很好地移植到了西里西亚-波西米亚边境。奥地利突击队骚扰普鲁士运输车队和岗哨。当地显赫人物在公开改变效忠对象时，发现自己被迫成为奥地利突击队的造访对象，于是他们获得了足够时间来重新考虑应该站在哪一边的阵营里。普军追捕敌人，但徒劳无功，把自己和自己的战马都累得筋疲力尽，而敌人有时好像与魔鬼达成了什么协议，能够在魔鬼的帮助下隐身。
到了 1741年2月底，出于对局势的关切，腓特烈返回西里西亚亲自处理当地事务。2月27日，一支奥地利骠骑兵差点生擒国王本人，这说明奥地利在日益激烈的前哨战中占据了上风。值得注意的是，3月9日，普鲁士人靠夜袭终于拿下格洛高。此役消除了腓特烈后方的重大威胁。尽管尼斯依然在顽抗，但格洛高的陷落意味着，如果奥地利想夺回西里西亚，就必须通过野战收复失地。
这并不意味着哈布斯堡王朝把主要资源集中起来对付霍亨索伦暴发户。到了 3月底，大约 1.6 万人的奥地利军队在威廉·奈伯格元帅的指挥下，集结在摩拉维亚。奈伯格的队伍是个大杂烩。来自防御奥斯曼的军事边境上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与来自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山区的志愿者并肩同行。奥军的核心是 12 个步兵营和 11 个骑兵团，其中大部分人马最近都曾与土耳其人交战。
这支部队不是专为发动并赢得一场歼灭战而组建的，而是为了维也纳眼中的对帝国北部发动惩罚性远征而精心组织起来的。奈伯格是那种通常会被不公正地贬低为“不错的平庸将领”的指挥官。他不是灵感特别丰富的将领，但他对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他并不畏惧自己的对手，毕竟到目前为止，腓特烈还只是一位以文学天赋而非赫赫武功闻名的国王。新近落下的大雪阻断了通往西里西亚的主要道路，3月底，奈伯格不畏艰险，拔营出兵了。他趁对手仍在冬令营中猫冬，绕过普军右翼，等腓特烈从逃兵口中获悉了发生的一切，他已经在前往尼斯的路上了。
随后几天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海军格言“尾随即穷追”在陆战中的适用性。腓特烈召集部队跟踪追击，却遭到神出鬼没的奥地利轻骑兵反复骚扰。奈伯格一直恰到好处地横亘在普军前面。4月5日，他解了尼斯之围，然后渡过了尼斯河。这次行动使他正好阻断了腓特烈的主要交通线：通往布雷斯劳和勃兰登堡的通衢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