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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的形象复杂多变：从一个爱做梦的孩子，被严酷的父亲逼迫到病态的厌世状态，到成为普鲁士和德国的象征，守护着自己的臣民和国家的严厉而仁慈的“老弗里茨”。腓特烈被描绘为一个好战成性的人，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的描绘最具说服力：
腓特烈的头上流淌着多年来在世界各地肆虐的战争中流出的所有鲜血——丰特努瓦纵队
的血，在卡洛登惨遭屠杀的英勇山民
的血。在那些不知道普鲁士为何物的地方，人们都能感觉到这些罪恶行为造成的恶果；为了掠夺他承诺过要保护的邻居，黑人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打仗，红种人则在北美五大湖畔相互剥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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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也被描绘为一个不情愿拔剑出鞘的统治者——很少有比格哈德·里特尔
的描述更有说服力的了。在他看来，七年战争是“对（腓特烈的）国家力量的最后一次决定性考验，开启这场战争不是出于轻率的征服冲动，而是源于对确保、捍卫和挽救普鲁士的大国地位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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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聚焦于一个人的性格和动机的话，即使此人是个专制君主，也有可能掩盖了最重要的问题。除了道德问题外，普鲁士的地理脆弱性和经济劣势使它无论在何时决定独立发挥作用，都不得不采用防御性的大战略。大选帝侯承认了这一点，他的两位继承者也公开肯定了这一点，最终腓特烈大帝也认可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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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是这种受到限制的国家才必须密切关注战略、行动和战术级别的进攻。一支只考虑防御的军队，必然会丧失精神和肉体方面的主动性。该国注定总是被动应对，它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发动反击，最终还得退却。即使基于 1861年到1918年的经验，认为进攻会造成无谓的牺牲，这一观点也显然充满误导性。
犹豫彷徨和过度谨慎可能产生类似于徒手反复测试电锯转速的效果：一系列微小损失固然能够相应地换来一鳞半爪的收益，但是这些小损失可能迅速积少成多汇集成为一场灾难，同时毫无正面成果可言。
在普鲁士，通过大选帝侯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统治时期汲取的经验，这些老生常谈深入人心。除了支持奥地利帝国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以及向反对法国的大联盟提供特遣队之外，勃兰登堡军队还在东方先与波兰、后与瑞典打了仗。相对于投入沙场的普军兵力，战场范围非常辽阔，因此防御思维是通往灾难的大门。瑞典依靠其军队快速行军和猛烈进攻的能力，才维持住波罗的海帝国。波兰即使在走下坡路期间，它的强悍的骑兵依然能让最坚定的步兵阵脚大乱。就这个问题而言，在马尔伯勒公爵麾下服役的普鲁士特遣队所取得的经验，也不可能鼓励普鲁士人奉行“小规模战争”的概念，不可能视之为最终比决定性会战代价更小的选择。
在继位的九年之前，腓特烈首次对普鲁士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全面反思，他认为，普鲁士必须根据一个系统性的长期规划来扩张领土。普鲁士的极端分裂，
使该国不可能长期支撑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威慑政策，尤其是考虑到普鲁士王冠下的各块领土缺乏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经历。除非普鲁士能完善其边界，否则它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欧洲各地的几乎所有冲突。腓特烈把西普鲁士、依然在瑞典统治下的波美拉尼亚西北角、莱茵河流域的于利希和伯格公国视为主要目标。这些目标，一个在德意志西部，一个在中欧东部，一个介于前两地之间，这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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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声称自己在使用“客观”的措辞来分析问题，现在这可能叫作“智库分析”。要实现他在著作中提到的目标，会遇到道德和实践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也避而不谈。六年后，这位王储再次探讨了普鲁士的未来。此时，腓特烈已经解决了导致他与父亲发生争吵的问题，
并且成了军旅生活的狂热分子。1732年，王储受命担任一个步兵团的指挥官，他以出人意料的精力和成功完成了自己的职责。他的部队在年度演习中表现出色。他走访了附近的费赫贝林战场，听取了他父亲手下的高级官员的意见和建议。1734年，腓特烈在奥地利的欧根亲王手下参战，把理论付诸实践。一场围绕波兰王位的争端，使奥地利及其德意志盟友和附庸与法国开战。整个夏季，敌对的双方军队都在装模作样地跳加伏特舞，却毫无结果可言，这让腓特烈对老迈年高的欧根
及其代表的作战方式大失所望。离开战场时，王储坚信，如果给他一个施展拳脚的机会，他会干得更加出色。
就当下而言，这个机会似乎遥不可及。腓特烈被提拔到高于团级的指挥官之后，在远离柏林的地方置下了独立住所。在梅克伦堡边界上的莱茵斯贝格
，这位王子尽情享受他对书籍和音乐的爱好。他也赞扬了腓特烈·威廉一世所做的贡献——为他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普鲁士要参加的战争提供了必要的资源。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已经在考虑侵吞奥地利的西里西亚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王储十分清楚拥有这块地盘的好处，西里西亚的物质和地理条件肯定会使普鲁士摆脱眼下的尴尬立场——“名为王国实为选帝侯国的双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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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8年，法国、奥地利、英国及荷兰组成了联盟，迫使腓特烈·威廉一世同意了他的竞争对手对长期存在争议的贝格和于利希公国的主张，此后腓特烈便认定普鲁士“不为刀俎即为鱼肉”。在腓特烈看来，这起事件凸显了普鲁士的孤立状态，确认了普鲁士二流国家的地位，也坚定了他要发挥独立外交作用的念头。当然，在英国反对，甚至连迅速衰落的荷兰都反对的情况下，其父秉承的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长期合作的政策，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 [44]
对于自己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尽管腓特烈没有明言，却也心知肚明。作为普鲁士王储，他顶多为继承王位做了零星的准备工作。他认为普鲁士对莱茵兰的主张显然是站得住脚的，那些漫不经心地否定这一主张的列强，在处理眼下由普鲁士统治的领土时，难保不会依然肆无忌惮。驻柏林的外国外交使团在这一点上也让他忐忑不安：没有一个大国会特意把高级人才往一片土豆田中的死水坑里面送。
简而言之，在父亲去世前的几个月，腓特烈似乎已经承认普鲁士最终必须通过吞并邻国来实现扩张，这种吞并不是建立在1738年就已经被证明为徒劳无益的王朝主张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国家理由”基础上的，在这种必然的扩张需求面前，所有的法律桎梏不复存在。腓特烈认为国际关系需要服从于理性的考虑。在1738年写就的《对欧洲当前政治格局的反思》一书中，他认为各大强国的行为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反映了一些永恒不变的原则，而普鲁士能够以钟表匠修理钟表的方式来学习和使用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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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画面。那些在权力边缘徘徊但尚未行使权力的人，甚至更加熟悉隐藏在这个画面后面的思维方式。王储、上次选举的落选者和脱口秀专家们，往往认为当权者夸大了这个过程的随机性，其实，这样的想法是一种执拗。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时年26岁的腓特烈还无法认真思考这样一个观点：他未来的发展路径可能是随机的，如果说他的未来之路不是由意外后果定律
支配的话，至少也是由这条定律塑造的。普鲁士承受不起这样随机的过程，腓特烈同样不行。其父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很快就会把发展国家的千钧重担交到他的肩膀上，加强自我克制是他克服恐惧、扛起重担的一个办法。
理解了这些忧虑，才能透彻理解腓特烈最著名的早年著作。1740年，《驳马基雅维利》匿名出版了。然而，作者身份之谜不久就揭晓了，尤其是因为这部书强调了法律和道德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而这似乎与腓特烈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实际举措大相径庭。王储既非嫉世愤俗，也不是伪君子。他对马基雅维利的批判反映了他的信念——那位佛罗伦萨人
认为统治者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除此之外，至少在腓特烈看来，马基雅维利的见识受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小国纷争。鉴于意大利小国林立，权力游戏的成本相对于收益是不合算的。大国关系则是另一回事，与米兰和比萨、德累斯顿和慕尼黑之间的争执大相径庭。腓特烈认为，只有强大的王国才能保障其臣民的福祉，增进人类的幸福。在这种情境下，一位真正开明的统治者也会被迫发动战争，即使战争违背他的意愿。众人的最终福祉可能超过个人目前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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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年6月1日，腓特烈登上王位，他准备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他暂时还不确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因此，我们可以在这里适当说说腓特烈打算用来扩张的主要工具——军队的若干详情。 [47]
腓特烈继承王位之际，普鲁士军队的核心是步兵：31 个团，每个团的战时标准兵力为 1700 人，下辖 2 个营。腓特烈在位期间又增加了 24 个步兵团，其中大多数步兵是从西里西亚和西普鲁士的新省份中招募的。他们被称为“轻燧发枪手”，国王用这个词来表达他对新编部队的看法：其中的兵员身材更小、体质更弱，忠诚度低于从战前的“旧王国”招募的部队。1740年，国王专门指派了 4 个“驻防营”保卫普鲁士的各处要塞。在腓特烈战争期间，这些二线部队将增加到多达 17 个团；随着普鲁士的人力资源日渐枯竭，其中一些人被派往野战战场上。每个战线步兵团和大多数驻防团都下辖 2 个连的掷弹兵，在和平时期每个营各管辖 1 个掷弹兵连。一般来说，在战争开始阶段，每 2 个团会把这 4 个连的精锐突击部队合并为 1 个营。这些营的编组在一场战役开启之前通常不会改变。其中一些掷弹兵营在七年战争中取得了相当于独立作战单位的战绩，而且为自己取得的战绩颇感自豪。
与大部分外国同行相比，1740年的普鲁士军队根本没有轻步兵——既没有正规的轻步兵连，也没有与之相当的部队，当时奥地利和英国军队的战斗序列中，分别有克罗地亚人和苏格兰高地人部队充当轻步兵。普鲁士军队也没有步、骑兵混编的“兵团”，而混成团深受法国元帅莫里斯·德·萨克斯
器重。腓特烈也没有类似法国非正规部队的散兵战斗群，法国非正规军在 1745年丰特努瓦战役中粉碎了英军，在 1747年的劳费尔德顶住了对手的进攻纵队
。普鲁士甚至缺少大多数德意志国家的战斗序列中都有的特种部队，包括线膛枪手、狙击手和神枪手。1740年，腓特烈组建了第一支猎兵部队，与其说它是一个军事编队，不如说是不超过 60 人的向导队伍。四年后，才只有 2 个猎兵连。直到1760年，猎兵才达到营级规模，而且只参与过零星几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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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对散兵战不屑一顾，因为他不相信普通士卒会在没有军官指挥的情况下自愿作战。这也反映了他坚信任何形式的“小规模战争”都纯属浪费时间，而时间是普鲁士在战略和战术层面上都没有的东西。普鲁士军队无力消耗敌人，否则自己也会被拖垮。相反，腓特烈登基时的战争理念强调墨西哥革命将军潘乔·比利亚
口中的雷霆打击（golpe terrífico）：雷霆一击的能力、精心备战，而后一气呵成地实施打击。
普鲁士骑兵也采用了类似策略。1740年，普军有不下 13 个重骑兵团，由配备胸甲的铁骑组成；另有 10 个龙骑兵团。龙骑兵是一种中量级骑兵，除了随身携带的卡宾枪和刺刀之外，当时已经与原型——骑马步兵毫无关联。龙骑兵和胸甲骑兵团的正常编制是每团下辖 5 个中队，满编时约有 870 名军官和士兵，实际人数通常会少 100 到 200 人。至于轻骑兵，腓特烈只从父亲手中继承了 9 个骠骑兵中队，其中大部分是毫无军纪可言的臭名昭著的匪徒。1741年，腓特烈将骠骑兵扩充为 5 个团，起初是期待他们在 18世纪的战争条件下，通过自由驰骋取得战果。
至于炮兵，在普军中即使不是后娘养的，也是低人一等的兵种。1740年，普军的野战炮兵只有 1 个包含 6 个连的营；1741年，腓特烈组建了第二个炮兵营。他们携带 3 个基本型号的火炮参战：6 磅炮和 3 磅炮作为近距离支援火力被分散在步兵之中，12 磅炮承担了发起会战和消耗敌军步兵的繁重工作。为了节约，只有在战争爆发之后，马匹和车夫才会被动员起来，这个决定大大降低了火炮的作战效能。
即使在统治初期，腓特烈也颇为重视火炮作为战场武器的作用。然而，与之前和之后的许多将军一样，他最初倾向于强调火炮的机动性而非火力。1742年引进的一款新式 3 磅团属炮，射程和威力都很差劲，以至于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步兵经常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挺进。于是腓特烈下令设计弹道性能更佳的重型火炮。1755年，新式 6 磅炮开始服役，从七年战争之初，就成了奥地利远程火炮的打击目标。尽管如此，腓特烈及其大多数将军依然认可营属火炮作为直接火力支援的作用，并且让它们充当行动集结点。1758年，普鲁士军队开始使用射程更远的改良版 3 磅炮和 6 磅炮。普鲁士炮兵越来越多地使用短管、高抛弹道的榴弹炮，7 磅炮和 10 磅炮的霰弹及内装小弹丸的大炮弹在近距离作战时往往被证明是无价之宝。
两场西里西亚战争结束后，腓特烈引进了一款新型重炮。1756年，普鲁士炮兵携带一款 12 磅炮参战，这款炮的设计宗旨是牺牲火力来换取机动性，但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够好。这些不堪用的新炮大多在战争早期的败仗中遭到抛弃，取而代之的是较老、较重的 12 磅炮，它们被从堡垒上拆下来，安装在临时组装的野战马车上。这种权宜之计也反映了普鲁士炮手中间的某种巨炮主义，他们只对更重的火炮感到贴心。他们的布鲁默炮在洛伊滕战场表现优异，撕开了奥地利军队的阵地，并为步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心理支持，在战斗开始时步兵以为自己得再次充当炮灰，他们有这样的疑虑也是可以原谅的。在七年战争的剩余时间里，普鲁士军官都秉承着一个信条：有重炮可用时，士兵们会打得更加出色。
普鲁士野战部队中的炮兵比例稳步上升，在七年战争的最后阶段，达到了每 1000 支火枪就有 6 门炮的程度，这是腓特烈针对手下步兵越打越少而采取的弥补措施，并非是他对“远程武器”的认可。为了运送炮弹、维持供应，重炮需要的挽马和重型车辆，超过德意志任何地方通常能提供的量，因为炮弹本身既不能征用，也不能临时制造。即使在旱季，大型火炮车队对未铺设路面的道路的破坏，也会进一步限制军队的行动。
普鲁士发展火炮的另一个重要障碍是高昂的成本。战争开始时使用过轻的 3 磅炮、6 磅炮和 12 磅炮并在战争中对火炮进行有限的改良，是一个错误，这意味着火炮不断被召回，花费大笔金钱回炉重铸。腓特烈特别担心卷入与俄罗斯和奥地利的战时军备竞赛。他坚信，普鲁士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因为单场战役消耗的枪炮弹药，就是这个国家年生产能力的三倍。 [49]
腓特烈手下的工程师的地位，甚至低于炮兵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普军等级序列中的地位。与其说这是社会偏见的表现，不如说是缘于资源分配的不公。腓特烈认为，普鲁士承担不起陷入攻城泥潭的代价，因此，他拒绝在军中发展工程技术能力和增加技术尖子。对他而言，普鲁士自己的要塞更像是坚固的补给基地，而非系统性防御链条上的环节。腓特烈把国家前途的赌注压在了他的野战军上，依靠士兵而非要塞。
士兵需要指挥官。1740年，在腓特烈的高级将领中间，有一个人及其家族脱颖而出——安哈尔特-德绍亲王利奥波德。他从 12 岁起就穿上了勃兰登堡军服，在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中赢得了令人艳羡的美名，成了腓特烈·威廉一世的心腹——既是君主身边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国王在军事领域中最依赖的人。
纵观利奥波德的军旅生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对于身为一个步兵的自我定位和认知。在一个骑兵依然是最重要兵种的时代，利奥波德却站在火枪步兵一边。在很大程度上，他负责制定战术原则，后来这些原则成了腓特烈时代普鲁士军队的操练条令的基础。他在 18世纪 30年代为王储准备的关于军事指挥的备忘录，可能从未被送到腓特烈的手中。然而，备忘录中的原则在军中尽人皆知。尽管利奥波德的社交能力并不出众，但他坚持人道主义军纪，减少咒骂和殴打，并坚持系统化和公正的管理，确保士兵的衣食符合规定、不被克扣。最重要的是，利奥波德断言，士兵应该受到领导而非驱使。他强调军官和士官应起激励作用，他坚持认为操练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些观点足以与 20世纪许多关于领导力的论述相提并论。 [50]
到了 1740年，利奥波德成了“德绍老头”。他不仅年逾六旬，而且三个儿子都当上了普鲁士将军。其中一人会在 1750年退役。另一位是利奥波德·马克西米连亲王，死于 1751年。第三个儿子莫里茨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与之后的卢梭一样，利奥波德没有让莫里茨接受正规教育。莫里茨既不是传说中的文盲一个，也不是传说中的乡野流氓。他似乎被塑造成了一个粗犷豪迈的人物，一个没有被烦冗精致的文明所腐化的单纯的沙场老兵。他之所以能够一直领兵征战，似乎缘于腓特烈认为有这么个人在军官队伍中很有趣，至少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是这样认为的。 [51]
无论是天生的孩子气，还是有意识地装腔作势，在对手眼中，莫里茨更像一位典型的战士而非指挥官。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其他几位将领：谦逊而仁厚的库尔特·冯·什未林
；还有齐滕
和赛德利茨，他俩将率领普鲁士骑兵赢得自中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辉煌战绩；像弗里德里希·冯·萨尔登这样的新人将在七年战争中得到认可，并在 1763年后重塑普鲁士军队。有些将军更具异国风范。詹姆斯·基思是苏格兰人，在俄罗斯扬名立万，随后西去普鲁士碰碰运气。亨利·德·拉·莫特-富凯是法国胡格诺派移民的后裔。腓特烈的高级军官队伍，有时很像席勒
在《华伦斯坦的阵营》开场几幕中展现的多样化队伍。但与戏剧不同的是，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将军都听命于同一个最高统帅，他就是在和平及战争时期都坚持实施他们的大部分想法的人：国王腓特烈二世。
[1] . Geoffrey Best, War and Society i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70–1870 (New York, 1986)，以及John Keegan, A History of Warfare (New York, 1994)，都是这种观点的充分翔实、为人熟知的典范著作。
[2] . David Chandler, The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Marlborough (London, 1976), pp. 19–20;Martin van Creveld, Supplying War: Logistics from Wallenstein to Patton (Cambridge, 1977); Geoffrey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Cambridge, 1988); Russell Weigley, The Age of Battles: The Quest for Decisive Warfare from Breitenfeld to Waterloo (Bloomington, Indiana, 1991).
[3] . 相关分析见Jeremy Black, European Warfare: 1660–1815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94)。
[4] . 最出色的宏观分析是 Duffy, The Fortress in the Age of Vauban and Frederick the Great, 1660– 1789 (London, 1985)。
[5] . Van Creveld, Supplying War , pp. 26 ff.
[6] . See particularly John A. Lynn, ‘The History of Logistics and Supplying War’, in Feeding Mars: Logistics in Western Warfare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 ed. J. A. Lynn (Boulder, Colorado,1993), pp. 9–27.
[7] . Marcel Reinhard, ‘Nostalgie et service militaire pendant la Révolution’,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Révolution franç aise , XXX (1958), pp. 1–15.
[8] . Cf. B. P. Hughes, Firepower: Weapons Effectiveness on the Battlefield, 1630–1850 (NewYork, 1974); Chandler, Art of Warfare in the Age of Marlborough ; and Christopher Duffy, The Military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Reason (London, 1987), especially pp. 104 ff. and 197 ff.
[9] . Thomas Barker, ‘Armed Forces and Nobility: Austrian Particulars’, in Army, Aristocracy, Monarchy: Essays on War, Society, and Government in Austria, 1618–1780 (New York, 1982), pp. 37–60. 这是一篇不错的案例研究文章。
[10] . J. K. Zobel, Das preussische Kadettenkorps. Militärische Jugenderziehung als Herrschaftsmittel im preussischen Militä rsystem (Frankfurt, 1978).
[11] . Christopher Duffy, The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New York, 1974), p. 30.
[12] . Martin van Creveld's phrase, ‘the stone age of command’, is particularly apt: Command in War (Cambridge, Mass., 1985), pp. 52 ff.
[13] . 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 pp. 115 ff.; Bruce P. Lenman, ‘The Transition to European Military Ascendancy in India, 1600–1800’, in Tools of War: Instruments, Ideas, and Institutions of Warfare, 1445–1871 ed. J. A. Lynn (Urbana, Illinois, 1990), pp. 53–73.
[14] . R. Bonney, The King's Debts: Finance and Politics in France, 1589–1661 (Oxford, 1981); J.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9 (London, 1989); andDietmar Stutzer, ‘Das preussische Heer und seine Finanzierung in zeitgenossischer Darstellung 1740–1790’,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 XXIV (1978) pp. 23–48.
[15] . Parker, Military Revolution , pp. 24 passim .
[16] . Cf. the survey in Frank Tallett, War and Society in Early-Modern Europe, 1495–1715 (London,1992), pp. 69 passim ; and John Lynn, ‘The Trace Italienne and the Growth of Armies: The French Cas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 LV (1990), 297–330.
[17] . J. D. Dreyer, Leben und Thaten eines preussischen Regiments–Tambours (Breslau, 1870).
[18] . Tallett, War and Society , p. 87; Duffy, Military Experience , pp. 89–90.
[19] . Charles Tilly,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Oxford, 1990), pp. 68 ff.; M.S. Anderson, 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of the Old Regime 1618–1789 (London, 1988), pp.99 ff.; JohnA. Mears, ‘The Emergence of the Standing Professional Army in 17th-Century Europ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1969), 106–15.
[20] . John A. Lynn, ‘How War Fed War: The Tax of Violence and Contributions during the Grand Siècl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 LXV (1993), 286–310.
[21] . Tilly, Coercion , p. 96.
[22] . Perez Zagorin, Rebels and Rulers, 1500–1660 , 2 vols (Cambridge, 1982).
[23] . Volker Press, Kriege und Krisen: Deutschland 1600–1715 (Munich, 1991)，在德意志背景下讨论普鲁士的发展经历。 Cf. as well Ernst Opgenoorth, Friedrich Wilhelm. Der Grosse Kurfürst von Brandenburg: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 2 vols (Göttingen, 1971–78).
[24] . Hans Rosenberg, Bureaucracy, Aristocracy, and Autocracy: The Prussian Experience 1660–1815 (Cambridge, Mass., 1958) 依然是标准的一般性记载。Cf. as well Edgar Melton, ‘The Prussian Junkers,1600–1786’ in The European Nobilities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 vol. II, Norther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 ed. H. M. Scott (London, 1994), pp. 71–109; and F. L. Carsten, A History of the PrussianJunkers (Aldershot, 1979).
[25] . H. Erbe, Die Huguenotten in Deutschland (Essen, 1937); Meta Kohnke, ‘Das Edikt von Potsdam zu seiner Entstehung, Verbreitung, und Überlieferung’, Jahrbuch für Geschichte des Feudalismus , IX (1985),241–75.
[26] . Cf. H. Rochel, Die Handels-, Zoll-, und Akzisepolitik Brandenburg-Preussens bis 1713 (Berlin,1911), for details; and Wolfgang Neugebauer, ‘Zurneueren Deutung der preussischen Verwaltung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Eine Studie in vergleichender Sicht’, Jahrbuch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el- und Ostdeutschlands , XXVI (1976), 86–128.
[27] . Linda Frey and Marsha Frey, Frederick I: The Man and His Times (New York, 1984) 是关于这位选帝侯/国王统治的新近的修正性研究著作。Cf. J. P. Spielman, Leopold I of Austria (New Brunswick,NJ, 1977); and older but still useful, A. Berney, König Friedrich I und das Haus Habsburg, 1701–1707 (Munich, 1927).
[28] . Helmut Schnitter, ‘Die “langen Kerls” von Potsdam’, Militärgeschichte , XXIX (1990), 457–63.Cf. Kurt Zeisler, Die ‘LangenKerls’. Geschichte des Leib und Garderegiments Friedrich Wilhelm I (Frankfurt/Berlin, 1993).
[29] . 关于此人及其政策，参考 W. Venohr, Der Soldatenkönig. Revolutionär auf dem Thron (Frankfurtand Berlin, 1988); Gerhard Oestreich, Friedrich Wilhelm I: Preussischen Absolutismus, Merkantilismus,Militarismus (Göttingen, 1977); and Heinz Kathe, Der ‘Soldatenkönig’ Friedrich Wilhelm I. 1688–1740.König in Preussen – Eine Biographic (Cologne 1981)。
[30] . R. Schrötter, ‘Die Ergänzung des preussischen Heeres unter dem ersten Könige’, Forschungen zur brandenburgischen und preussischen Geschichte , XXIII (1910), 403–67; Willerd R. Fann, ‘Foreigners in the Prussian Army, 1713–56: Some Statistical and Interpretive Problem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XXIII (1990), 76–85; and the overview in John Childs, Armies and Warfare in Europe, 1648–1789 (New York, 1982), pp. 52 ff.
[31] . Cf. Alf Oberg, ‘The Swedish Army from Lützen to Narva’, in Sweden's Age of Greatness, 1632–1718 , ed. M. Roberts (New York, 1973), pp. 265–87; and Christopher Duffy, Russia's Military Way to theWest: Origins and Nature of Russian Military Power, 1700–1800 (London, 1981), pp. 38 ff.
[32] . Curt Jany, Geschichte der preussischen Armee , 2nd edn rev., 4 vols (Osnabrück, 1967), I, pp. 549 ff.，依然是关于普鲁士军队系统的细节资料的最佳来源。
[33] . Willerd Fann, ‘Peacetime Attrition in the Army of Frederick William I, 1713–1740’,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 XI (1978), 323–34.
[34] . Duffy,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 pp. 57 ff.，是一部优秀的现代总结性著作，强调了普鲁士兵役制度的消极一面。Jany, Preussischen Armee , vol. I, pp. 700 ff.，强调了积极的一面。为了便于比较，请参看J. A. Houlding, Fit for Service: The Training of the British Army, 1715–1795 (Oxford 1981); andRodney Atwood, The Hessian Mercenaries from Hessen- Kassel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1980)。有些著作没有试图为腓特烈式的纪律涂脂抹粉，关于普鲁士军队的许多生动记载，来自那些喜欢以荣誉和相互尊重为基础的纪律的军官，或者那些因上当受骗或武力胁迫才入伍的士兵。这样的著作有Ulrich Bräker's Der arme Mann im Tockenburg (Zürich, 1789: reprint edn Munich, 1965)，此书经常被引用，用于描述七年战争前夕普鲁士军队的日常生活。不过，对于这类著作，最好是采取一定的批判态度。Willerd Fann, ‘On the Infantryman's Age in 18th Century Prussia’, Military Affairs ,XLI (1970), 165–70，强调外国人和老兵在各自的团里普遍具有的根深蒂固的地位。
[35] . Duffy, Military Experience pp. 96 ff.，是对 18世纪军队动态的扎实可靠的总体性概括。
[36] . Cf.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 trs. A. Sheridan (New York,1979); and Lynn Hunt's provocative 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Cal., 1992),pp. 1 ff. 我非常感激我的同事苏珊·阿什利，她向我推荐了上述资料，而且在这个广义概念方面给了我不错的建议。
[37] . Reinhold Dorwart,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of Frederick William I of Prussia (Cambridge,Mass., 1953)，依然是最出色的英语评述文章。Cf. as well Richard L. Gawthrop, Pietism and the Making of 18th- Century Prussia (Cambridge, 1993).
[38] . K. R. Spellmann and K. Spellmann, ‘Friedrich Wilhelm I und die Preussische Armee. Versuch einer Psychohistorischen Deutung’,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 246 (1988), 549–89，把国王在外交折冲和发动战争过程中的谨小慎微，归因于他个人的病态心理。
[39] .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Life of Frederick the Great (New York, 1885), p. 32.
[40] . Gerhard Ritter, The Sword and the Scepter: The Problem of Militarism in Germany, vol. I, The Prussian Tradition 1740–1890 , tr. H. Norden (Coral Gables, Florida, 1969), p. 30.
[41] . Gregor Schöllgen, ‘Sicherheit durch Expansion? Die Aussenpolitischen Lagean-alysen der Hohenzollern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im Lichte des Kontinuitäts-problems in der Preussischen und Deutschen Geschichte’, Historisches Jahrbuch , 104 (1984), 22-45.
[42] . Frederick to K. D. von Natzmer, Feb. 1731, in Die Werk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 ed. G. B. Volz,10 vols (Berlin, 1912-14), VII, pp. 197 ff.
[43] . 引文出自 Histoire de mon temps ; the citation is to the German translation in Werke , II, pp. 58–9。
[44] . Leopold von Ranke, Preussische Geschichte , vol. II, ed. A. Andreas (Wiesbaden, 1957), pp. 43 ff.，清晰易懂，颇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细节。
[45] . ‘Considérations sur l'étatprésent du corps politique de l'Europe’ in Œuvres de Frédé ric le Grand ,ed. J. D. E. Preuss, 30 vols (Berlin, 1846–56), vol. VIII, pp. 3 ff.
[46] . L'Antimachiavelou Examen du prince de Machiavel, Œuvres , vol. VIII, pp. 55 ff. Cf. the analysis in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 che (Frankfurt, 1983), pp. 102 ff.
[47] . Duffy, Army of Frederick the Great , 69 passim ; and Jany, Preussische Armee , vol. II, pp. 3 ff.，依然是关于腓特烈在位初期普鲁士军队的组织和装备细节的最佳史料。Martin Guldat, Grenadiere,Musketiere, Fü siliere. Die Infanterie Friedrichs des Grossen (Herford, 1986)，是关于国王的步兵的扎实史料。Günter Dorn and Joachim Engelmann, The Infantry Regiment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 tr. E. Force (West Chester, Pennsylvania, 1983); and the Cavalry Regiments of Frederick the Great , tr. E. Force (West Chester,Pennsylvania, 1989)，为普鲁士军队中的主要团队撰写了简明扼要的发展史。
[48] . Cf. Peter Paret, Yorck and the Era of Prussian Reform (Princeton, NJ, 1966), pp. 21 ff.; and Johannes Kunisch, Der kleine Krieg. Studien zum Heerwesen des Absolutismus (Wiesbaden, 1973).
[49] . Frederick II, ‘Das militärische Testament von 1768’, Werke , vol. VI, pp. 225 ff.
[50] . See F. von Oppeln-Bronikowski, Der alte Dessauer. Studien seines Lebens und Wirkens (Potsdam,1936).
[51] . M. Preitz, Print Moritz von Dessau im siebenjährigen Krieg (Munich, 1912)，是一部叙述性的史书，讲述了“德绍老头”的戎马生涯和品德个性，即使算不上一部短篇专著，至少也是一篇不错的学术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