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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掠夺他承诺过要保护的邻居，黑人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打仗
，红种人则在北美五大湖畔相互剥头皮
。”麦考利写于 1842年的《辉格党的谴责》，至今依然是英语世界针对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最为人熟知的评价。在三场大战
的背景下，这段评语得到了详细解读和深刻理解。这三场大战摧毁了一个大陆，重塑了一个世界，并且始终与腓特烈所创造的普鲁士的名字及相关比喻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联系，当然不是板上钉钉的。即使在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腓特烈的形象和遗产依然富有争议。要将崇高的启蒙运动的机械理性主义和开明专制的自上而下的威权主义当作背景，来理解腓特烈的形象和遗产。作为一位统治者，腓特烈自视为统制主义的化身，并不擅长鼓舞人心。他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警察国家”，他的这个理想国甚至不需要腓特烈·威廉一世统治时期惯用的个人干预，要知道，在 1715到 1740年间，腓特烈·威廉会用他的权杖直接责打普鲁士的懒虫和违法者。
[1]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引发了历时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使普鲁士崛起为一个强国，并让腓特烈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
详尽的考证进一步完善了这个说法。腓特烈作为统帅国王（roi connetable），战争时期充当总司令，和平时期充当首相，这种说法不符合真实情况。——当时行政系统才刚刚开始出现。官方文件送达目的地的过程无章可循，通常一开始就掉进了小酒馆或小客栈，被各色人等阅读、讨论和传达，“被油脂、黄油或破布弄得肮脏不堪，一碰就浑身难受”。 [2]
作为军人国王，腓特烈的遗产同样引人质疑。批评者宣称，腓特烈对训练和纪律的关注让军队丧失了主动性和灵感。腓特烈坚持认为，普通士卒应该畏惧长官甚于害怕敌人。他严密监控手下众将，以至于无人能得到国王的信任去独当一面。几十年来，他对各个兵团都心怀怨恨。对于各团在检阅和演习中的表现，他的评价反复无常，像折断火柴一样毁掉了许多人的前途。弗朗兹·绍博评价腓特烈道，作为沙场统帅，他的表现透出一种自我吹捧的虚荣心，这种虚荣心只会招致“军国浪漫主义……每一次军事上的成功都会引发更多失败……（普鲁士）奇迹般地生存下来，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相当荒诞和神奇，简直不敢相信”。 [3]
腓特烈不够英俊潇洒。他迅速苍老，魅力全无；对衣着漫不经心，使他那不讨喜的外貌更加黯然失色。由于对美术具有“不够爷们”的兴趣，他受到父亲的虐待，长大后成了一个实打实的悲观厌世者，对待自己的亲密伙伴们，他的苛刻疏远态度是一以贯之的，绝非偶尔如此。姐姐威廉明娜是腓特烈唯一没疏远的人。他的婚姻连“徒有其表”都谈不上，所以结婚之后，他的悲观厌世情绪变成了厌女症，即使对他的姐姐，他的尊敬态度也一天不如一天。
在一个把高级军官具备肉体上的英勇气概视为理所当然的时代，腓特烈两次——莫尔维茨和罗布西茨——在可疑的情况下脱离主战场。他在会战结束后的所作所为，也没有给战士们留下深刻印象。1757年科林失利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他握着一根棍子，在泥地上漫无目的地画圈，随后宣称自己需要休息，把他的军队丢弃在战场上。1759年库勒斯道夫战役后，国王把指挥权交给一名部将，还装腔作势地宣称，他不会在这场灾难之后苟活下去。更加善良的后人也许会说这是创伤后的应激反应，18世纪的军队对这类行为有着更不客气的评价。
如果腓特烈不是普鲁士国王，那么他或许会变成一个疯子。约翰内斯·库尼施新近出版了一部关于腓特烈的传记，内容全面、入木三分。在这部书的结尾部分，库尼施温和谨慎地提醒读者，历史人物伟大与否，是个主观问题。 [4] 然而，这个把普鲁士引入三场残酷战争、监督它重建并确保它强国地位的人，伟大之处远远超过了缺点的总和。沙场老将、英军副总参谋长、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大卫·弗雷泽爵士，把腓特烈描绘成与拿破仑同一层次的战争大师，英勇、仁慈又机智。 [5] 里德·布朗宁更加冷静，却也更加肯定地认为，普鲁士能够在腓特烈战争中生存下来，是“一项异常杰出的人类成就”。 [6] 萨沙·莫比乌斯提出了颇具说服力的观点：腓特烈的士兵，尤其是那些正牌的州区应征兵和职业军人，绝不是残酷无情的机器人。 [7]
因此，其他深刻的分析著作把腓特烈描绘为一个“充满矛盾的复合体”，就不足为奇了。 [8] 本书试图通过介绍和分析腓特烈战争的总体和具体情况，为读者提供些许线索去解释他身上的矛盾，至少解释部分矛盾。近代初期的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依赖于三十年战争之后出现的国家体系。一个国家的内部合法性，取决于该国保护臣民免受战争直接危害的能力。开明专制主义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注，不仅体现了人们对稳定和发展的正面认知，而且反映了人们将稳定和发展视为“安全国家”必备元素的观点：所谓“安全国家”就是一个能够捍卫其利益和民众的实体。
战争是近代早期欧洲的驱动轮。欧洲各国，无论大小，都认为自己是权力实体，与其他权力实体共存并互有关联。在理性时代，冲突被视为仲裁分歧的理性手段，哪怕是个人分歧。这种观念使外交成为各国关注的首要问题，也使发动战争成为无政府状态下零和游戏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这是一场事关生死的游戏。有人将 18世纪解读为有限战争的时代，然而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中，这种解读被事实彻彻底底地砸烂了。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在真空环境中作战，而同时普通民众还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样的画面，即使在教科书中也不复存在了。在外交层面上经常被人引用的“权力均衡”概念，体现了政策决议的变通性以及追求平稳的理念。1648年之后，欧洲的发展进入了被称为“列国共和”的阶段，即在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际社会中，所有成员都被认定为拥有平等主权的国家，但这个观念并没有阻碍几乎连绵不断的关于剔除或消灭某些成员的讨论。西班牙、瑞典、波兰，在 18世纪都时不时地成为惨遭肢解的主要候选目标。
对解决策略的追求，也表现在战争的行动层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各国军队日益同质化的趋势：都适应了通用的训练、组织和战术模式。在创新方面，各国军队齐头并进，这主要是通过中层军官不断改换门庭来实现的。不同于组织架构差异很大的军队，旗鼓相当的对手很少为对方提供明显的机会窗口。要想击败与自己并无二致的对手，既需要战前谋划，也需要随机应变，何况在理性时代之前和之后，机会的得与失都向名将们提出过挑战。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并不是第一个得出以下结论的人：要赢得战争，必须从战争一开始，就打破敌人的力量循环
，把敌人的优势变成劣势。
[9]
他只是这些人中间最成功的人之一。
腓特烈是一位作为国家和军队的形象代言人开始其统治的君主，在这个国家和国家军队中，领袖魅力是多余的东西，然而，尽管他本人并不情愿，他在去世之前成了第一个现代的个人崇拜活动中的偶像，这就造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1740年的统帅国王和 1763年的武士君主形象，在 1780年统统让位于一尊偶像。——1806年，这尊偶像在拿破仑的炮口下轰然倒地，一个世纪之后才得以完全修复。在这方面，与腓特烈的余生一样，都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他身上融合了体制的与个人的领导力，融合了能力与魅力。这种融合，部分缘于他对不断变幻的环境做出的反应，部分缘于对抽象原则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老弗里茨”
形象是由他的士卒、臣民建立起来的，他是一位“特氟龙制成的君主”，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他
，因为他是需要、欲望和神话的投影，与“真实的”腓特烈并无关系。
[10]
尽管如此，他的传奇和他的榜样作用在德国一直延续到1945年，这种强大的影响力也不会因时光转入 21 世纪而消失，哪怕在1989年之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尽浑身解数想要消解他的影响力。
[11]
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后一句话，与第一句话一样，还是留给麦考利吧：
我们不知道还有哪个人的力量和缺陷，会像这个傲慢、机警、坚决的蓝袜人
的个性那样，引人注目和荒唐怪诞……他拿起武器与全世界为敌，一个口袋里装着一剂毒药，另一个口袋里装着一纸蹩脚的诗歌。
[12]
无论毁誉如何、褒贬与否，普鲁士的腓特烈依然是腓特烈大帝。他作的诗也没那么蹩脚。
[1] . 这个概念在这部书中有完善叙述：Marc Raeff, The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through Law in the Germanies and Russia, 1600–1800 (New Haven, CT.,1983)。
[2] . Quoted in Christopher Clark, Iron Kingdom: The Rise and Downfall of Prussia, 1600–1947 (Cambridge, 2006), p. 112.
[3] . Franz A. J. Szabo, The Seven Years' War in Europe 1756–1763 (London, 2008), p. 427.
[4] . Johannes Kunisch, Friedrich der Grosse: Der König und seine Zeit ., 2nd ed.(Munich, 2004), p. 541.
[5] . David Fraser, Frederick the Great (London, 2000), pp. 624–628.
[6] . Reed Browning, ‘New Views on the Silesian Wars’,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 69 (2005), p.534.
[7] . Sascha Möbius, Mehr Angst vor dem Offizier als vor dem Feind?: Eine mentalitätsgeschichte Studie zur preussischen Taktik im Siebenjä hrigen Krieg (Saarbruecken, 2007).
[8] Theodor Schieder, Friedrich der Grosse: Ein Königtum der Widersprüche (Frankfurt, 1983).8.
[9] . 罗素·威格利研究了决定及其局限性，见于 The Age of Battle: The Quest for Decisive Warfare from Breitenfeld to Waterloo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Jamel Otwald, ‘The“Decisive” Battle of Ramilles, 1706: Prerequisites for Decisiveness in Early Modern Warfare’, The Journalof Military History , 64 (2000), 649–677，是现有的最出色的案例研究。
[10] . Eda Sagarra, ‘The Image of Frederick II of Prussia in Germany in the Century before Unification’,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IV (1974), 23–32.
[11] . Karl Heinz Bohrer, ‘The Lost Paradigm: Frederick II, Prussia, and July 20th, Telos , 143 (Summer,2006), 109–126.
[12] . Timothy F. Stunt,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and Frederick the Grea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3 (1980), 939–947，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最新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