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国际政治的核心，但是，对于什么是权力以及如何度量权力，学界仍存在很大分歧。在本章和下一章里，我将给权力下定义，并展示测度权力的大致而可靠的方法。特别是，我认为，权力以国家拥有的某些物质能力为基础。因此，权力均势是一个有形资产的函数，这些有形资产包括每一个大国控制的装甲师和核武器等。

国家有两种权力：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这两种形式的权力紧密相联，但并不等同，因为它们源自不同类别的资产。潜在权力指的是，用来构筑军事权力的社会经济要素。它主要以一国的财富和总的人口规模为基础。大国需要资金、技术和人员来建设军队并实施战争，一个国家的潜在权力是指它与对手竞争时所能调动的潜能总和。

然而，在国际政治中，一国的有效权力是指它的军事力量所能发挥的最大作用，以及与对手的军事实力对比的情况。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为它们的军事设施让其他国家相形见绌。日本算不上当今的大国，尽管它经济富足。因为它的军事实力相对弱小，靠美国来保护它的安全。因此，均势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军事权力均势。我主要从军事角度来定义权力，因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把这种力量看成国际政治的最后手段。 ^[1]

军事权力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陆军规模、实力以及与之相配的海空力量。即使在一个核世界里，陆军也是军事权力的核心成分。单独的海军和战略空军力量不能用于抢占领土，也无法用来胁迫他国作出领土让步。虽然它们有助于赢得一次成功的战役，但大国间的战争主要通过地面战获得胜利。故此，最强大的国家是指那些具有非常庞大的地面部队的国家。

尽管军事权力具有以上优势，但国家也特别在乎潜在权力，因为充足的财富和众多的人口是建立庞大军队的先决条件。例如，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非常担心苏联的经济增长，尤其对苏联的科技进步（如1957年发射的人造卫星）感到震惊。他们把这些看成是苏联的潜在能力有朝一日可能超过美国的迹象。今天，美国对中国越来越感到担忧，不是因为它相对弱小的军事，而是因为中国有12亿多人口以及快速增长的现代化经济。一旦中国变得特别富裕，它很容易成为一个军事超级大国，并挑战美国。这些事例说明，国家既关注潜在权力均势，也在乎军事权力均势。

下一节将讨论为什么从物质能力而不是从结果这一学者青睐的方法来给权力下定义更具意义。我也会解释，为什么均势不能很好地保证军事胜利。接下来的三节着重探讨潜在权力。首先，我讨论了财富对建立强大军队的重要性，然后描述我用来获取潜在权力的财富标准。其次，我运用一些历史范例证明，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大国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之间财富分配的变化。第三，我解释了为什么财富和军事权力虽然紧密相联，但并不等同。我还说明了，财富不能被用来作为军事实力的测度标准。最后，我认为，有必要为潜在权力和军事权力分别设立一个参照体。

权力的物质基础

就其最基本的层次而言，权力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定义。根据我对它的定义，权力不过是国家所能获得的特殊资产或物质资源。但是，其他人从国家间的互动结果来定义权力。他们认为，权力的全部涵义是指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和影响，是指一国迫使另一国去做某事。 ^[2] 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就是这一观点最著名的倡导者，他认为：“A对B的权力达到A迫使B做某事的程度，而反过来B却不能这样做，这就叫权力。” ^[3] 根据这一逻辑，只有当一国实施控制和影响时，权力才存在，因而，只有当结果确定后，它才能得以度量。简单地说，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在一场争端中占上风的国家。

这两种定义之间似乎不存在意义上的差别。毕竟，当两个大国产生冲突时，难道具有较强物质实力的一方不应占上风吗？一些国际政治学者似乎认为，在战争中，拥有较多资源的国家几乎大部分时间里都可以赢得胜利，因此，均势应该能很好地预示战争的胜利。例如，大量的研究运用了各种权力测度方式，试图解释国家间的冲突结果。 ^[4] 这一观点同时也支持了杰弗里·布莱内（Geoffrey Blainey）的著名论点，即战争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不能就均势达成一致，而随之而来的战争则“在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建立了权力的有序梯级” ^[5] 。他指出，如果敌对的国家事先都认识到了这一真正的平衡，那么就不会有战争。双方应该早就预测到这一结果，并达成以现存权力为基础的和平方案，而不是打一场血腥的战争来达到同样的目标。

但是，也不可能把权力的这些定义合二为一，因为均势不是军事成功的可靠预言者。 ^[6] 原因在于，有时非物质因素对其他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些因素包括战略、情报、意志、天气以及疾病等。虽然单有物质资源不能决定战争的结局，但成功的几率无疑极大地受资源均势的影响，特别是在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中，每一方都试图依靠物质的优势拖垮对方。 ^[7] 国家当然想拥有多于而不是少于对手的权力，因为一国拥有可自由支配的资源越多，它越有可能在战争中占据优势。这就是为什么国家试图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的原因。然而，成功的可能性增加并不意味着成功就会唾手可得。事实上，在许多战例中，胜利者要么弱于要么与失败者一般强大，但胜利的一方取得优势，是由于非物质因素所起的作用。

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如何部署它的军队对付敌对国家。这可能是非物质因素中最重要的要素。有时，聪明的战略使弱于或不强于战场对手的国家取得胜利。 ^[8] 例如，1940年春，德国采用闪电战击败了英法军队，后者的力量和规模与德国军队相差无几。 ^[9] 而1914年著名的“斯里芬计划”却未能帮助德国打败相同的对手，尽管事后的证据表明，该计划的原版比最后执行的方案要大胆得多，并能为击败法国和英国提供蓝图。 ^[10] 可见，有时战略更重要。 ^[11]

1812年，俄国对拿破仑的决定性胜利，展示了这些非物质因素如何能帮助缺枪少炮的防御者赢得战争。 ^[12] 1812年6月23日，法国军队首先进犯俄国，它与俄国的前线部队之比是44.9万对21.1万。 ^[13] 算上后备役部队，拿破仑共拥有67.4万可调遣的部队来与俄国战斗，而俄国在战争之初总共只有40.9万名正规军。另外，法国军队在质量上优于俄国军队。然而，俄国人在随后的6个月内彻底击败了拿破仑军队，并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可思议的是，47万名法国战士丧命俄国，另有10万人成了战俘。相比之下，俄国总共才损失15万名士兵。

天气、疾病和俄国的聪明战略击败了拿破仑。俄国不在西部边界投入进攻力量，而是把部队向莫斯科方向后撤，在向东部移动的过程中实施一项焦土政策。 ^[14] 法国军队则试图追赶撤退的俄国部队，并决心在战斗中击溃之。可是，恶劣的天气阻碍了拿破仑的野心计划。在法国入侵的头几周内，暴雨夹杂着燥热的天气阻碍了部队的进攻，让俄国人得以逃逸。士兵的疾病和开小差很快就成了法国军队的一大难题。最后，拿破仑决定在斯摩棱斯克（8月17日）和博罗季诺（9月7日）与后撤的俄国军队大战一场。法国赢得了这两场战斗的胜利，但它们只是得不偿失的胜利：法国损失惨重，俄国军队拒绝投降，这样，法国军队更深地陷入俄国而不能自拔。9月14日，拿破仑占领莫斯科，但当俄国人仍然拒绝放弃战争时，他被迫于10月中旬撤军。随后的西撤是法国军队的灾难，尽管法国军队与俄国的追兵坚持战斗，但已溃不成军。 ^[15] 随着冬天的降临，天气也帮了后撤法军的倒忙。尽管在1812年战役中，俄国从未赢得一次大战，但弱小的俄军击溃了更为强大的法军。

很清楚，布莱内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如果国家能精确地测度均势就不会有战争，因为较弱的国家有时也能打败较强的国家。 ^[16] 因此，较弱的国家有时会首先发起对较强国家的战争。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实力几乎相当的国家。而且，较弱的国家有时会奋起抵抗威胁要进攻它的较强的国家，因为防御者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尽管它们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能够打仗，并能取得胜利。

实质上，我们不可能把有形资产的均势与战争结果划上等号，因为非物质因素如战略等有时会极大地影响结果。因此，我们在定义权力时，必须在物质力量和结局之间作出选择，作为定义的基础。后者有效地结合了军事成功的非物质因素和物质成分。

有三个原因表明权力并不等同于结果。首先，当强调结果时，就不可能在冲突之前评估均势，因为只有在我们看到哪一方赢得胜利后，均势才能被确定。其次，这种方法有时导致虚假的结论。譬如，1812年，俄国也许应该彻底打败拿破仑军队，但俄国不如法国强大。然而，倘若从结果来定义权力，就会毫无疑问地使人认为，俄国比法国更为强大。另外，谁也无法否认美国要比北越强大得多，但在越南战争中（1965—1972年），较弱的一方却能打败较强的一方，因为非物质因素颠覆了均势。第三，国际关系中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权力作为一个手段如何影响政治结局这一目的。 ^[17] 当权力和结果难以辨别时，就更不用多说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手段和目的之间就不再有区别，我们就只剩下自圆其说的论点了。

人口与财富：军事权力的原动力

潜在权力构筑一国用来建立军事力量的社会资源。 ^[18] 尽管这种资源的类别有多种，但一国的人口和财富规模是产生军事能力的两种最重要的要素。人口规模关系重大，因为大国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只能从人口大国中产生。 ^[19] 只有少量人口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例如，只有770万人口的以色列和910万人口的瑞典不可能像分别具有1.42亿、3.17亿和13.5亿人口的俄罗斯、美国和中国那样在世界上取得大国地位。 ^[20] 人口规模还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大规模的人口能产生大量的财富，是另一种形式的军事力量集聚。 ^[21]

财富很重要，因为如果一国没有金钱和技术来准备、训练，并不断使其战斗部队现代化，它就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 ^[22] 兼之，发动大国战争的代价非常巨大。例如，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所有国家的直接损失之总和大约为2 000亿美元。 ^[23] 单是美国在1941—1945年抗击轴心国，就耗费了约3 06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它1940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 ^[24] 因此，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总是处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列。

虽然人口规模和财富是军事能力的必要成分，但我只用财富一项来衡量潜在权力。这种强调财富的做法，并不是因为它比人口重要，而是因为财富涵盖了权力中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正像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一国必须有大量人口来产生财富。因而，有理由认为，拥有充足财富的国家同时也是具有大量人口的国家。简而言之，我并不忽视人口规模问题，只是认为我用来衡量财富的尺度包含了它。

用人口规模本身度量潜在权力更为容易些，因为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比度量其财富要简单些。但是，我们不能用人口规模来度量潜在权力，原因是，人口数目常常不能体现国家间的财富差距。譬如，中国和印度在冷战期间比苏联和美国的人口都要多，但中国和印度都未能获得大国地位，因为它们根本不如超级大国富裕。实际上，人口众多并不能确保产生大量财富，但巨大的财富需要一个巨大的人口规模。因此，只有财富本身才能被用作衡量潜在权力的尺度。

财富的概念有多种意义，可以用不同方式度量。但我认为有必要选定一个能体现一国潜在权力的财富指标。特别是，我必须注重一国的可支配财富（mobilizable wealth）和它的技术发展水平。“可支配财富”指的是，一国可随时调动建立军事力量的经济资源。它比财富总量更重要，因为重要的不是一国如何富裕，而是它有多少财富可资利用。同时，拥有能生产最新和最先进技术的产业也非常重要，因为它们总是能转化成最先进的军备。例如，19世纪中叶钢铁业的发展和20世纪喷气式飞机的问世极大地改变了大国的军备状况。它使得当时大国的一些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并理所当然地帮助它们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力量。

国民生产总值代表一个国家一年的总产值，它可能是衡量一国财富的最常见的指标。事实上，如下所述，我用它来估算1960年后的财富情况。然而，国民生产总值并非总是潜在权力的很好指标，如果借用得不恰当，它就很难真实地体现潜在权力的面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生产总值主要是一国财富总值的标尺，并不总是体现不同国家在可支配财富和技术精度方面的重大差异。

但是，当相关大国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时，国民生产总值确实能很好地衡量这两类财富的规模。试举一例。两个高度工业化的经济国，如1890年的英国和德国或1990年的日本和美国，很可能具有相似的快速发展工业，其财富总和与可支配财富之比也大致相同。比较两个大的农业国，如1750年的普鲁士和法国，这一逻辑也是适用的。

但是，当相比较的国家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时，国民生产总值就算不上一个好的潜在权力指标。当国民生产总值用来衡量一个半工业化国家和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时，想一想会发生什么。国民生产总值代表一个国家在某特定时间里所有商品和服务业的市场价值，是一国劳动力规模及生产力的函数。一国劳动力的规模与人口规模有直接的关系，而其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很可能两个国家拥有相同的国民生产总值，但人口规模不同，工业化水平也迥异。譬如，一国工业基础薄弱，但人口规模较大，其中大部分人口从事农业，而另一国高度工业化，但人口要少得多。

从1815年拿破仑溃败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100年间，英国和俄国正属于这一情况。这期间，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相近，尽管英国的工业生产总值遥遥领先于俄国（参见表3.1）。但是，俄国能保持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因为19世纪的俄国农业人口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国民生产总值按1960年的美元价格计算。Paul Bairoch, "Europe'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1800—1975,"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5, No.2 (Fall 1976), p.281.有关占世界产量的百分比的资料出自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No.2 (Fall 1982), p.296。把1900年英国的指数定为100的总工业潜力数据也出自同一处，第292页。能源消费指数、钢/铁产量指数以及人口数据出自J 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1816—1895 (Ann Arbor, MI: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February 1993)。占欧洲财富比数据参见表3.3。

然而，像英国与俄国之间的工业能力差异，对潜在权力均势有重大的影响。首先，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总是比半工业化国家具有更多用来防御的盈余财富，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许多劳动产品由当地农民自产自销。第二，只有拥有最先进工业的国家，才能生产出使武装部队在战争中赖以生存的大量先进军备。 ^[25]

但只单独考察国民生产总值，会使人觉得1815—1914年间的英国和俄国是欧洲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认为它们拥有建立巨大军事力量并主宰该地区的政治资本。因为比较表3.1和表3.2就可以发现，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内，英国和俄国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都领先于欧洲其他大国。实际上，这一结论是错误的。 ^[26] 在19世纪特别是其中叶的几十年里，英国无疑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的潜在权力都要大，这一时期常被称作“英国治下的世界”。 但正如下面要讨论的，至少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俄国的经济一直处于贫弱状态。这一时期，俄国的潜在权力相对弱小。这就可以极好地解释为什么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日俄战争（1904—1905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7年）中遭受重大的军事失败。 ^[27] 总而言之，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对工业国和半工业国之间潜在权力的明显区别作出适当的说明。

把当今的中国与日本和美国进行比较，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尽管在过去2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但它仍然是一个半工业化国家，约10%的财富依赖于农业。 ^[28] 而日本和美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只有1%的财富来自农业。但中国的人口数量是美国的5倍，约为日本的10倍。因此，如果选择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指标的话，那么这三个国家之间的潜在权力均势必然对中国不利。也许，这一问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中国的农业基础会进一步缩减（1980年它占财富的30%）。但对现在而言，这种因素必须计入到任何以国民生产总值来分析中国潜在权力的结果中去。

可见，国民生产总值有时是一种理想的潜在权力指标，有时则不然。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要么选择能更好地度量潜在权力的指标，要么采用国民生产总值并加上其他恰当的标准。

在衡量1792年至2000年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的潜在权力均势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简单而可靠的财富指标。首先，缺乏1792—1815年间的经济数据。这一点带来的难题在第八章得以体现，这一问题是，拿破仑法国是否比它的大国对手特别是英国具有更多的潜在权力。我通过描述历史学家对英国和法国相对财富的记载，同时考察人口规模和其他军事权力的集聚方式，力图解决这一问题。这些资料粗略但可能恰当地描述了拿破仑年代的潜在权力均势。

我用一种直截了当的复合指标度量1816—1960年间的潜在权力，把一国的钢铁产量和它的能源消费看得一样重要。该指标能有效地体现一国的工业实力，很好地反映那一相当长的时段内的可支配财富和技术发展水平。 ^[29] 自1960年至今，国民生产总值一直被用来衡量财富问题。我改变1960年的指标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的复合指标不适用于1970年以后的情况，因为当时钢铁在主要工业经济国中的作用已经严重下滑。 ^[30] 因此，对于1970年以后的年代，需要一个不同的指标衡量潜在权力。国民生产总值是明显的选项。第二，对于当时体系中的苏、美两大国，我们最容易得到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于1960年到冷战结束这一阶段。 所以，在考察冷战最后30年（1960—1990年）和后冷战阶段的头10年（1991—2000年）时，我采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指标。同时注意到，在评估当前中国的潜在权力指标时，国民生产总值存在局限性。 ^[31]

军事权力的经济基础

简单回顾上两个世纪欧洲三大国的兴衰，就可以证明我的观点：财富是军事权力的基础，财富本身是潜在权力很好的指标。19世纪，法国和德国（1870年前为普鲁士）之间均势的深刻变化以及1800—2000年间俄国均势地位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财富是决定权力的关键因素。

1793—1815年间，拿破仑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事实上，它差一点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普鲁士很可能是当时大国中最为弱小的一个。1806年，它被拿破仑军队击败，直到1813年，它被完全逐出欧洲均势圈。此后，它利用俄国给法国以毁灭性打击之机加入了均势联盟，并最终在1815年滑铁卢一战中击溃了拿破仑。然而，到1900年，局面却完全颠倒过来了，威廉德国一跃成了欧洲下一个潜在霸主。当法国需要联盟伙伴帮助其遏制德国这一邻国时，它于1914年和1939年与盟国一道投入了与德国的战争，以防止后者支配欧洲。

滑铁卢战争后的100年间，法国和德国的相对财富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它们之间军事权力的转移。表3.2清楚地显示，从1816年到19世纪60年代晚期奥托·冯·俾斯麦将普鲁士变成德国时，法国比普鲁士要富裕得多。实际上，普法战争爆发时的1870年，德国的钢产量首次超过法国。 ^[32] 从这以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财富差距不断朝着有利于后者的方向扩大。至1913年，德国的富裕程度大约是法国的三倍。

法德相对财富的显著变化，部分是由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德国的工业化快于法国。但主要原因是，它们各自的人口规模出现了很大变化，这说明了财富的改变如何引起人口的变化。从表3.2可以看出，1830年，法国对普鲁士的人口优势大约是2.5:1，但到1913年，德国取得了对法国约1.7:1的人口优势。这一数据之所以完全颠倒过来，是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法国在19世纪的出生率特别低，而德国的出生率是欧洲最高的；二是俾斯麦在普鲁士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统一德国，比普鲁士本身的人口数目大得多。例如，1865年普鲁士的人口是1 930万，而1870年德国的人口是3 460万。

另一个例子是俄国，它在均势中的地位也极大地受其经济富裕程度的影响。俄国当时可能是拿破仑法国最可怕的军事对手。确实，1812—1815年间，俄国军队在击溃法国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随着法国的崩溃，欧洲国家甚至担心俄国可能会支配欧洲。 ^[33] 可是，1815年后，俄国并没有急于追逐霸权。相反，在随后的一百多年里，它在欧洲均势中的地位下滑了。如前所述，俄国在这一时期与其他大国打了三次战争——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它在每一场战争中都遭受了耻辱性失败。

对比俄国在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可以发现，到1914年时，它已变得何等虚弱。每一次冲突都是由一个入侵俄国的潜在霸主所主导。虽然拿破仑法国和纳粹德国不得不在其他战场部署一些部队，但它们都能集中优势兵力对付俄国。 ^[34] 然而，俄国却决定性地击败了这两个入侵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西线部署了近2/3的战斗部队抗击英法军队，而用剩下的1/3对付东线的俄国。 ^[35] 虽然德国把最具优势的力量留在了后方，但它仍然击败了俄国，并把后者逐出了战争，这一战绩既非拿破仑亦非希特勒所能轻而易举地达到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内，俄国的实力已滑到了最低点，当时，波兰侵入了新生的苏联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36] 在波兰重新获得主动并赢得有限胜利之前，苏联红军暂时扭转了局势。但从20世纪早期开始，苏联开始构建令人敬畏的军事机器，并在1939年的一次小规模战争中击败了日本军队，然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狂妄的纳粹军队。1945年后的苏联已变得非常强大，只有美国能阻止它支配欧洲。从希特勒溃败到1991年苏联解体为15个独立的国家时为止，苏联的庞大军事权力持续了40多年。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俄国军事权力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它在财富梯级中的地位变化来加以解释。虽然对于1800—1815年间的大国财富，我们并没有很多资料，但英国和法国是欧洲最富强的经济国家，这一点是清楚的。 ^[37] 不过，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这期间，俄国就一定不如英国和法国富裕。 ^[38] 即便如此，俄国的经济仍然能承担起抗击拿破仑法国的军事所需，尽管在这场冲突中，俄国多次接受过英国的补给。总之，没有证据证明，法军强于俄军是因为法国比俄国富裕。 ^[39]

拿破仑失败后的75年间，俄国在财富均势中的地位跌落得很厉害（参见表3.3），主要由于俄国的工业化步伐慢于英国、法国和德国。俄国缺乏工业能力这一点带来了重要的军事后果。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0年内，俄国没有能力在其西部地区建立起巨大的铁路网，这使它很难快速向俄德边境线上调遣军队。反观德国，它拥有极其先进的铁路系统，因此，它能够迅速向同一边境调集部队。为了弥补这种不对称的实力对比，法国与俄国结盟抗击德国，并帮助俄国修筑铁路系统。 ^[40]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国是一个准备向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开战的半工业化国家。 ^[41]

注：这里的“财富”是一个直接的综合指数，它把钢/铁以及能源消费看成一样重要。我特别确定了所有大国在某特定年份内的钢/铁总量，然后算出各大国占有该总量的百分比。对能源消费量也采用相同的计算方式。然后，我一并计算出每一国所占钢/铁和能源的平均百分比。但1830—1850年期间的百分比只以钢铁产量为依据，因为缺少能源消费方面的数据。注意，此处以及全书对欧洲财富的计算只以相关大国的数据为依据，不包括次大国，如比利时和丹麦等。最后，必须注意1870年前的德国为普鲁士。

资料来源：所有数据都出自Singer and Small, National Materials Capabilities Data。

无怪乎，俄国的经济不能满足军队的需要。由于它的步枪产量少得可怜，因此，1915年，“只有部分军队得到了武装，其余的人正等候伤亡的士兵腾出武器” ^[42] 。直至1917年，俄国的大炮也非常缺乏。当时，德国拥有1819门大炮，而俄国只有1 430门。据乔纳森·阿德尔曼（Jonathan Adelman）估计，在此次战争中，俄国最多只有30%的军备需求得到了满足。考察俄国难题的另一种办法是，对1914—1917年这一阶段进行比较：

（1）飞机：德国47 300架；俄国3 500架。

（2）机枪：德国280 000挺；俄国28 000挺。

（3）大炮：德国64 000门；俄国11 700门。

（4）步枪：德国8 547 000支；俄国3 300 000支。

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只用不到一半的兵力就能击败整个俄军就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了。

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坚定而有效地使苏联经济走向了现代化，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只比苏联稍占财富方面的优势（参见表3.3）。 ^[43] 因而，在二战中，苏联的战时经济能有效地与德国的战时经济对垒。从1941年到1945年，实际上苏联在任何武器门类方面的产量都多于德国：

（1）飞机：苏联102 600架；德国76 200架。

（2）机枪：苏联1 437 900挺；德国1 048 500挺。

（3）步枪：苏联11 820 500支；德国7 845 700支。

（4）坦克：苏联92 600辆；德国41 500辆。

（5）迫击炮：苏联350 300台；德国68 900台。 ^[44]

无怪乎，红军能在东线打败纳粹军队。 ^[45]

虽然苏联经济在二战中遭到重大破坏（参见表3.4），但它从这次战争中一跃成了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国。 ^[46] 因此，它在20世纪40年代已具备支配该地区的军事实力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比苏联富足得多的美国（参见表3.5）坚决要遏制苏联成为欧洲霸主。二战后的头30年，随着苏联从战争中恢复元气，它的经济开始快速增长，与它的两极对手之间的财富差距极大地缩小了。1956年，赫鲁晓夫吹嘘苏联能“埋葬”美国的说法可能并不假。 ^[47]

注：本表采用表3.3一样的综合指数衡量“财富”，只是这里用能源产量取代了能源消费。尽管美国不属于欧洲大国，但也被列入此表，因为二战期间，它深深地卷入了欧洲的战争。

资料来源：美国的能源和钢数据出自B. R.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atistics: The Americas, 1750—1988, 2nd ed.(New York: Stockton Press, 1993), pp.356, 397。英国和意大利的数据出自B. R. Mitchell, International History Statistics: Europe, 1750—1988, 3rd ed. (New York: Stockton Press, 1992), pp.457—458, 547。苏联的数据来自Mark Harrison, Soviet Planning in Peace and War, 1938—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53。德国的数据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们使用的数据取决于哪一领土被视为德国的一部分。大致有三种选择：（1)“较老的德国”包括1938年前的边界；(2)“较大的德国”包括奥地利、苏台德区以及在战争中占领的地区，如阿尔萨斯—洛林和波兰的奥尔萨（Olsa）与东布罗瓦（Dombrowa），所有这些地区都并入了德意志第三帝国；（3）“较大德国加上占领的国家”是德国借以增加自己财富的途径。关于这一划分请参见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on the German War Economy, Europe War Report 3 (Washington, D. C.: USSBS, October 31, 1945), p.249。另请参见Patricia Harvey,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Hitler's Europe," in Amold Toynbee and Veronica M. Toynbee, eds., Hitler's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p.165—282。关于1941年和1945年的德国钢产量，我采用的相关数据是依据上述第三类德国而言的，出自USSBS, The Effects of Strategic Bombing, p.252。但关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可靠能源产量数据难以找到，ibid.，p.116。乔纳森·阿德尔曼采用苏联的数据，估测苏联和德国在二战中的电力和钢产量。参见Adelman, Prelude to the Cold War: The Tsarist, Soviet, and U.S Armies in the Two World Wars (Boulder, Co: Lynne Reinner, 1988), p.219。由于阿德尔曼得出德国的钢产量数据（13 370万吨）接近我得出的总数（12 700万吨），因此，我估计他的电力数据是可靠的。为了以年为单位来分配能源，我只以钢产量代表每一年的情况。例如，如果战争期间德国钢产量的27%是在1943年生产的话，那么我认为27%的电力也产自那一年。

注：1945年、1950年及1955年的数据采用与表3.3相同的综合指标。

资料来源：1945—1955年间所有数据和资料都出自Singer and Small,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1960—1990年间的数据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依据，资料源自美国军控与裁军署的《世界军事开支与武器发展数据库》。应该指出的是，专家对1945—1991年期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规模仍不能肯定，也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依我之见，这是最容易得到的数据。

可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苏联的经济开始摇摇晃晃，因为在发展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方面，它未能跟上美国经济的步伐。 ^[48] 这一问题本身并没有清楚表明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陡然下滑，虽然它的领导人很久以前就预料了这一点。他们同时承认，这种初始技术的滞后最终也会损害苏联的军事。1984年夏，尼古拉·奥加可夫（Nikolai Ogarkov）元帅被撤销总参谋长一职，其原因就在于他在公开场合说过苏联的工业严重落后于美国这样的话，这意味着苏联的武器装备很快就会落后于美国的武器装备。 ^[49] 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并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出了问题，引发一场民族主义危机，这不但让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而且此后不久便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这种关于财富对建立军事力量重要性的讨论，可能会得出如下结论：国家间潜在权力的分配应该大致地反映出军事权力的分配。因而，把这两类权力划上等号也是可行的。我关于大国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的观点也许加强了这一论点，因为它似乎暗示，国家把它们的财富转化为大致相同比例的军事权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经济实力并不总是军事能力的很好指标。

潜在权力与军事权力之间的鸿沟

冷战期间形成的同盟模式表明，当财富与军事潜力持平时，这一问题就出现了。从这场冲突的开始到结束，美国一直比苏联富足得多，而在1945—1955年北约和华约形成之时，情况更加明显（参见表3.5）。欧洲的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以及亚洲的日本等都选择加入美国领导的联盟，以遏制苏联为目标。倘若财富能准确地体现权力，那么那些弱国早就应该联合苏联遏制美国，而不是相反。总之，如果财富是度量权力的公制标准，那么美国显然是更加庞大的超级大国。 ^[50]

权力本身并非总能反映财富的梯级，原因有三。第一，国家把其财富的不同部分转化为军事实力；第二，财富转化为军事实力的效率因情况不同而各异，有时对均势产生重要的影响；第三，大国组建各式各样的军事力量，而且那些选择也关系到对军事平衡的估价。

逐渐缩小的回报

富有的国家有时并不建立额外的军事力量，即使它们大体上能担负得起这一代价。因为它们意识到，这样做不会给自己带来多于对手的优势。当一国的防御努力获得的回报越来越少（即它的能力已处于曲线图的最高位置），或者对手能很容易与之抗衡并维持均势时，它再花费更大的代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简言之，如果发动军备竞赛不可能使发起者处于更有利的战略位置，它就会静观其变，等待更有利的形势。

19世纪的英国就是很好的例子，当时，除了额外的防御开支外，它已处于军事最佳状态。1820年至1890年，英国无疑是欧洲最富强的国家，在这70年间，它控制的大国财富从未少于45%，而且在该世纪中期的20年里（1840—1860年），它占有近70%的财富（参见表3.3）。法国是那20年中最接近英国的竞争者，但它对欧洲工业能力的控制从来没有超过16%。没有任何其他欧洲大国拥有过如此大的压倒其对手的经济优势。倘若单一的财富是衡量权力的极好指标，那么英国很可能早就是欧洲的第一霸主，或至少是其他大国不得不抗衡的潜在霸主。

但是，历史记载表明，情况并非如此。 ^[51] 尽管英国具有充足的财富，但它没有建立起一支对法国、德国或俄国构成威胁的军事力量。确实，从1815年到1914年，英国花在防御上的财富比起它的大国对手要少得多。 ^[52] 英国仅仅是欧洲均势中的一员而已。因而，其他大国从未建立遏制它的均势联盟，这一情况完全不同于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纳粹德国和苏联时的情况。 ^[53]

英国之所以没有兴建庞大的军队并试图控制欧洲，原因在于它不得不面对跨过英吉利海峡向欧洲大陆投送力量的巨大难题。如同下章所讨论的，巨大的水体似乎剥夺了军队的进攻能力。反过来也一样，水体的阻遏力量也使得任何大陆国家很难跨过海峡进犯英国。因此，英国明智地认为，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没有战略意义：它对进攻毫无用处，用于保卫本土也没有必要。

19世纪另一富裕国家保持一支较小军队的例子是美国。到1850年时，美国已经非常富裕，足可以算得上一个大国。但人们普遍认为，直到1898年，它才获得那一尊贵位置。此时，它开始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与欧洲大国相抗衡。 这一问题将在第七章详细论述。在这里这一情况足以证明，尽管19世纪的美国军队规模很小，但它当时已经是高度扩张主义的国家，它把欧洲大国推回大西洋彼岸，并将边境往西面的太平洋延伸。美国一心在西半球建立霸权，这一目标在20世纪初就已明显实现了。

19世纪后半期，美国仍保持一支小于其欧洲对手的军事力量，原因在于它能以极小的代价控制西半球。本地区的对手，如美国本土的不同部族和墨西哥等，美国甚至只用一支小部队就可以加以解决。严格地讲，欧洲的大国没有能力与美国对抗。欧洲人不但要投入重要的资源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免遭彼此攻击，而且跨过大西洋向北美投送力量非常困难。

另一个原因也可以解释国家有时限制其军事预算的原因，那就是，它们认为，过度的防御开支可能对经济不利，并最终影响国家权力，因为经济实力是军事力量之基石。例如，20世纪30年代，尽管英国面对许多全球威胁，但其决策者仍严格控制防御开支，因为他们担心，大量增加开支将破坏经济，他们称之为“防御的第四支臂膀”（fourth arm of defence)。 ^[54] 同样，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年）受财政保守派的左右，后者把高水平的防御开支看成对美国经济的威胁。这就是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削减防御开支，并把重心转移至发展核武器上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从长远看，以核为基础的战略可以为一个稳定、有财力的防御政策提供基础。 ^[55]

盟国也影响一个大国用于防御的资源水平。当然，任何两个卷入激烈安全竞争或彼此战争的大国，都不惜在军事上大量投入。但是，倘若其中一个对手拥有富强的盟国而另一方没有，那么拥有富强盟友的国家可能比它的对手花在防御上的开支要少。比如，冷战期间，苏联花在防御上的代价要比美国大得多。 这种不对称现象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拥有英国、法国、意大利特别是联邦德国和日本这类富裕的盟国，而苏联的盟友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等都是穷国。 ^[56]

最后，在有些情况下，一个富裕国家由于被一个大国所占领而不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要求前者保持弱小的军备。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被法国打败，并被赶出大国的行列。而在1940年中期，法国又被纳粹德国占领，并最终于1944年夏末被英、美部队所解放。冷战期间，美国在联邦德国和日本驻扎部队，尽管它是仁慈的占领者，但它仍不允许这两个盟国建立一个大国所需的军事力量。虽然日本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与苏联一样富裕，但美国仍想牵制它。确有证据表明，到1987年为止，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已经超过了苏联。 这一情况说明，尽管所有的大国都是富裕国家，但并非所有富裕的国家都是大国。

不同水平的效率

把经济实力的分配与军事能力的分配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因为国家把财富转化为军事权力的效率各不相同。有时，大国对手之间存在很大的效率差距，这对均势产生极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和苏联之间的生死之战就说明了这一点。

1940年，德国控制欧洲36%左右的财富，苏联约占28%（参见表3.3)。1940年春，德国占领了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和挪威，且及时地掠夺了它们的经济资源，增加了它对苏联的财富优势。 ^[57] 接着，纳粹军队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在6个月内，德国就占领了莫斯科以西几乎所有的苏联领土，这是最重要的资产。到1941年底，在苏联失去的领土中，包含41%的铁路线、42%的发电能力、71%的铁矿石、61%的煤矿和58%的粗钢锻造能力。 ^[58] 1942年春，纳粹战争机器进一步伸展触角，向石油储量丰富的高加索地区进发。在1940—1942年间，苏联损失了约40%的国民收入。 ^[59] 到1942年，德国与苏联的经济实力之比已超过了3:1（参见表3.4）。

尽管德国的潜在权力占有很大优势，但是在战争过程中，苏联的战时经济能力极大地超越了德国的战时经济能力，使均势朝有利于红军的方向改变。如前所述，1941年至1945年，苏联生产的坦克数量是德国的2.2倍，飞机产量是德国的1.3倍。最令人称奇的是，甚至还在战争的早期，苏联的生产能力就已经超过了德国，当时，德国正在疯狂地抢占苏联的领土，而且同盟国的联合轰炸对德国的战时经济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比如，1942年，苏联拥有24 446辆坦克，德国是9 200辆。大炮数量之比是127 000:12 000，苏联占优。 ^[60] 这种武器产量的不对称性，最终导致苏联在地面力量均势中占据重大优势。当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时，苏军的数量稍占优势，苏军拥有211个师，德国为199个师，这是军事实力的关键指标。然而，到1945年1月，苏联又增至473个师，德国却只有276个师，而且红军的平均武器装备和运输设备比纳粹军队要好得多。 ^[61]

为何苏联生产的武器要比比自己富得多的纳粹德国还要多得多呢？一种可能的答案是，苏联花在军事上的财富比例要大于第三帝国。然而，事实上，德国用在防御上的国民收入比例仍稍大于苏联。例如，1942年，德国与苏联的防御开支之比是63%:61%，1943年是70%:61%。 也许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反法西斯联盟的战略轰炸严重损伤了德国的战时产量，但如上所述，早在盟军开始对德国轰炸并对其产量产生重大影响之前，苏联的武器产量就已大大超过了德国。苏联得到了美国《租借法案》（Lend-lease Program）的帮助，尽管这一支援只占苏联产量的极小比例。 ^[62] 苏联比德国多产出如此多的武器，其主要原因在于，苏联更合理地使经济适应了整个战争的需要。特别是，相对于德国把经济用于大量生产武器装备，苏联（和美国）对经济的安排要更好些。 ^[63]

军事力量的不同种类

财富不是军事能力的可靠参照体还有最后一个原因，那就是国家可以借用不同种类的军事权力，而且它们怎样建立武装部队对均势也具有影响。这一问题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这里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一个拥有一支庞大军队的国家是否具备可观的权力投送能力。然而，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把相同比例的防御资金用于军事，也并非所有的军队都具有相同的权力投送能力。

例如，1870—1914年间，当大国都把防御资金要么用于陆军要么花在海军方面时，英国却把绝大部分军事预算放在了海军上，其比例比法国和德国都要大。 ^[64] 这种不同的防御开支模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来保护它的海上商业，并帮助陆军横跨欧洲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巨大水体。而法国和德国是陆上国家，其帝国要小得多，所以它们不如英国那样依赖海军。但它们比英国更依赖陆军，因为它们时刻担心邻国的入侵。英国更少担心他国的进攻，因为它与其他欧洲大国被英吉利海峡所分开，这是阻遏进攻的巨大障碍。因此，英国的军队比法国或德国都要小得多。

另外，小型的英军不具备进攻其他欧洲大国的权力投送能力，因为阻碍其他对手侵略英国的地理障碍同样也使英国难以入侵欧洲大陆。1911年，威廉二世在与一位英国来访者谈话时，总结了英国的军事脆弱性：“恕我直言，你们在这一领域投入的微不足道的几个师不起什么作用。” ^[65] 总之，在一战前的44年里，英国并不如法国或德国强大，尽管它在整个这一时期比法国更富裕，而且在差不多3/4的时间里比德国富有（参见表3.3）。

显然，财富和权力在大国之间如何分配，有时存在重大差异。然而，这种不调和性并非因为国家拒绝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而造成的。为了合理的战略原因，国家建立不同类型的军事设施，把不同数量的财富用于构筑战斗力量。而且，国家从财富中提炼军事权力的效率水平各不相同。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均势。

可见，虽然财富是军事能力的基础，但是不能简单地把财富等同于军事能力，有必要采用不同的军事权力指数。下一章将讨论这一主题。

注　释

[1] “权力”可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到底哪个定义是正确的。事实上，一个学者的理论决定了定义的合理性。我的定义是否恰当，取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国际政治。

[2] 关于“权力”的两种思考方式的详细说明，参见Bruce Russett and Harvey Starr,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 (New York: Freeman, 1989), chap.6; William C.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3—5。此外，一些学者（如沃尔弗斯）坚持认为，决策者如何看待均势与实际上的均势本身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而真正影响对国际政治的理解的正是决策者脑海中的均势蓝图。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尽管决策者偶尔会误算敌对国家的权力，但是他们通常对实际的均势有很好的认识。这一点我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详细说明。因此，我们不必强调用对“权力”的认识来解释国家的行为。

[3] Robert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2, No.3 (July 1957), pp.202—203.也可参见David A. Baldwin, Paradoxes of Power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9); Karl W. Deutsch,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nglan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8), chap.3。

[4] 这一说法的很好例子是A. F. K. Organski and Jac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Press, 1980), chap.3。也可参见Jack Kugler and William Domke, "Comparing the Strength of N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9, No.1 (April 1986), pp.39—70; Jac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5] Geoffery Blainey, The Causes of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1973), chap, 8.引自第119页。也可参见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 No.3 (Summer 1995), pp.397—414。

[6] 参见Zeev Maoz, "Power, Capabilities, and Paradoxical Conflict Outcomes," World Politics 41, No.2 (January 1989), pp.239—266。正如在下一章中论述的，军事力量包括军队的数量和质量。

[7] John J. 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33—55, 58—60.也可参见Mark Harrison,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An Overview," in Mark Harrison,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1—2。

[8] 参见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 T. V. Paul, Asymmetric Conflicts: War Initiation by Weaker Po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Dan Reiter, "Military Strategy and the Outbreak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3, No.3 (June 1999), pp.366—387。

[9] Brian Bond, France and Belgium, 1939—1940 (London: Davis-Poynter, 1975); Philips A. Karber et al., Assessing the Correlation of Forces: France 1940, Report No. BDM/W79—560—TR (McLean, VA: BDM Corporation, June 18, 1979); Barry R.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82—94.

[10] 关于“斯里芬计划”的细节，参见Gerhand Ritter, The Schlieffen Plan, trans. Andrew and Eva Wilson (London: Oswald Wolff, 1958)。关于“斯里芬计划”的原版也许会成功的观点，参见Gordon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279—280; Walter Goerlitz, History of the German General Staff, 1657—1945 , trans.Brian Battershaw (New York: Praeger, 1953), p.135; L.C.F.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chlieffen Plan,"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8, No.1 (April 1967), pp.52—53, 59—63。

[11] 在冷战的后半段，对欧洲的传统均势进行净评估以决定华沙条约是否可能在与北约的抗衡中获得快速而彻底的胜利，是饶有趣味的。研究那种均势（或者其他方面）的分析家把注意力集中于每一方可能获得的物质资产，而很少关注对手可能使用的战略，这是司空见惯的。其基本假设是，单有均势就能决定结果。然而，北约和华约战争的结果肯定是既依赖于资产数量，又依赖于它们的战略。因此，对欧洲均势（或者其他方面）的净评估应该既考虑战略又考虑物质设施的平衡。参见John J.Mearsheimer, "Numbers, Strategy, and the European Bal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2, No.4 (Spring 1988), pp.174—185。

[12] 这种关于拿破仑在俄国的战争的讨论主要依据下列文献：David G, Chandler, 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 (New York: Macmillan, 1996), pts.13—14; Christopher Duffy, Borodino and the War of 1812 (New York: Scribner's 1973); Vincent J.Esposito and John R.Elting, A Military History and Atlas of the Napoleonic Wars (New York: Praeger, 1965); Georges Lefebvre, Napoleon: From Tilsit to Waterloo, 1807—1815 , trans.J.E.Ander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9。

[13] 这一段中的数据源自Chandler, Campaigns of Napoleon , pp.750, 754—755, 852—853。另参见本书表8.2中关于法国和俄国陆军的规模。

[14] 俄国的战略似乎不是自觉决策的结果，而是由于全面展开的战争而被迫为之。参见Chandler, Campaigns of Napoleon , pp.764—765, 859; Lefebvre, Napoleon, p.313。撇开背后的原因不论，战略本身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5] 关于拿破仑陆军的瓦解，有一个非常好的统计数据表。参见Edward R. Tufte, The Visual Display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Cheshire, CT: Graphics Press, 1983), pp.41, 176。

[16] 参见Jonathan Kirshner,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Security Studies 10, No.1 (Autumn 2000), pp.153—161; Alan Beyerchen, "Clausewitz, Nonlinearity, 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No.3(Winter 1992—1993), pp.59—90，该文过分强调了预测战争胜利方的难度，但是它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17] 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pp. 191—192; Wohlforth, Elusive Balance , p.4。

[18] 参见Klaus Knorr, 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Klaus Knorr, Military Power and Potential (Lexington, MA: D.C.Health, 1970)。

[19] 关于人口与军事能力关系方面的最好著作，参见Kingsley Davis, "The Demographic Foundations of National Power," in Morroe Berger, Theodore Abel, and Charles H. Page, eds., Freedom and Control in Modern Societies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54), pp.206—242; Katherine Organski and A.F. K. Organski, Population and World Power (New York: Knopf ,1961); Michael S.Teitelbaum and Jay M. Winter, The Fear of Population Decline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1985)。

[20] 中国与俄罗斯的数据出自 World Bank Atlas, 2000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April 2000), pp.24—25。美国方面的数据出自美国统计局。

[21] Simon Kuznets, Modern Economic Growth: Rate, Structure, and Sprea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 chap.2.

[22] 关于财富对军事力量的重要性的讨论，参见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Allen Lane, 1976);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d ed. (New York: Knopf, 1968); Organski and Kugler, War Ledger。

[23]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参见Ernest L. Bogart, Direct and Indirect Costs of the Great Wor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p.299; Roger Chickering, Imperial Germany and the Great War, 1914—191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95;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p.322—323; Gerd Hardach, The First World War, 1914—191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p.153。国际战略研究学会（IISS）预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4.5万亿美元（以1995年的美元计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消耗13万亿美元。参见“The 2000 Chart of Armed Conflict,” insert to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0/200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00)。

[24] 194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 010亿美元。这些数据来自I.C.B, 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059, 1182。关于二战代价的更全面的讨论，参见Alan S.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chap.3。

[25] 参见Bernard Bordie, "Technological Change, Strategic Doctrine, and Political Outcomes," in Klaus Knorr, ed.， Historica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Problem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6), pp.263—306; Karl Lautenschlager, "Techn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Naval Warfa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No.2 (Fall 1983), pp.3—51; William H. McNeill, The Pursuit of Wa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chaps.6—10; Merritt Roe Smith, ed., Military Enterpris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7)。工业能力的差异有时具有影响潜在权力平衡的其他后果。首先，先进工业化国家常常能建立起支持大规模军队的后勤能力（公路、卡车、铁路、货轮、货机）。而工业落后的国家总是难以创造出这些军事胜利的必要因素。其次，现代工业化国家比那些半工业化国家可能拥有更高学历的国民，而高学历与更加出色的军事表现有着直接的关联。最后，现代军队是一个需要管理的大型、复杂的机构，所以日常的管理人员是必不可少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可能拥有大量管理大型机构的专门人才，因为它们拥有许多大型的经济机构。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半工业化的俄国就受到严重的后勤问题、低素质的士兵以及低效率的管理人员体系等问题的困扰。另一方面，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却拥有优良的后勤、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兵以及在交战各国中最好的管理人员体系。

[26] 《战争分类账》（ The War Ledger ）一书中的一个问题是，奥根斯基（Organski）和库格勒（Kugler）使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国的权力。参见William B.Moul, "Measuring the 'Balances of Power': A Look at Some Number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5, No.2 (April 1989), pp.107—115。他们也将潜在权力和实际力量等同起来，而这两个概念在通常情况下是不等同的。这一点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加以讨论。

[27] 参见William C. Fuller, Jr., Strategy and Power in Russia, 1600—1914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chaps.6—9。

[28] 本章的数据来自 World Bank Atlas, 2000, pp.42—43; World Bank, Knowledge for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8/1999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12。198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与国民生产总值（GNP）数据大致相近。

[29] 关于能源对度量财富的重要性，参见Oskar Morgenstern, Klaus Knorr, and Klaus P.Heiss, Long Term Projections of Powe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Forecasting (Cambridge, MA: Ballinger, 1973), esp.chap.6。关于钢铁，参见Ray S.Cline, World Power Assessment, 1977: A Calculus of Strategic Drift (Boulder, CO: Westview, 1977), pp.68—69。

[30] 参见William T.Hogan, Global Steel in the 1990s: Growth or Decline?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91); Paul A. Tiffany, "The American Steel Industry in the Postwar Era: Dominance and Decline," in Etsuo Abe and Yoshitaka Suzuki, eds, Changing 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Rivalry: Some Lessons from the Steel Industry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1), pp.245—265。当克莱恩（Cline）在20世纪90年代修订《世界权力评估，1977》（ World Power Assessment, 1977 ）时，钢铁就一文不值了，它不再被视为经济实力的关键指标。参见Ray S. Cline, The Power of Nations in the 1990s: A Strategic Assessment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pp.51—68。

[31] 有理由相信，1960年指标的改变并不会扭曲对超级大国间潜在权力均势的分析。1968年和1976年，国会经济联合小组两次公布了关于美苏在冷战期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数据对比。1968年公布的研究报告提供了1950、1955、1961和196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1975年出版的研究报告提供了1948、1950、1955、1960、1965、1970和1975年的数据。在这两份报告中，美国和苏联在相应的年份中所控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份额与表3.5中的百分比没有什么区别。参见U.S.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Soviet Economic Performance, 1966—67, 90th Cong., 2d s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May 1968), p.16; U.S.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Soviet Economy in a New Perspective , 94th Cong, 2d ses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October 14, 1976), p.246。

[32] 参见J.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1816—1985 (Ann Arbor, MI: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 February 1993), pp.108—1, 132—1。

[33] Steven T.Ross, European Diplomatic History, 1789—1815: France against Europe (Garden City, NY: Anchor Books, 1969), chap.11.

[34] 1812年6月，当拿破仑攻打俄国时，大约200 000名法国士兵在西班牙作战。然而，拿破仑仍有674 000名士兵用来进攻俄国。Chandler, Campaigns of Napoleon, pp.754—755。1941年6月，德国大约70%的师部署在东线，其中包括纳粹德国国防军最精良的兵团。这一比例一直保持到1943年末德国开始在法国部署兵力，并准备1944年6月6日的诺曼底登陆。参见Jonathan R. Adelman, Prelude to the Cold War: The Tsarist, Soviet, and U.S. Armies in the Two World War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88), pp.130—131; Jonathan R. Adelman, Revolution, Armies, and War: A Political History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85), pp.71—72。

[35] Adelman, Prelude, p.40; Adelman, Revolution, pp.69—70。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分析不足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奥匈军队与德国军队在东部作战是在一战而不是二战中。然而，从整个一战的战场情况可以清楚地发现，不堪一击的奥匈军队的责任心多于德国的资产。参见Holger H. Herwig, The First World War: 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 (New York: Arnold,1997)。此外，二战中，大量的芬兰、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军队在东线战场上与德国作战。参见Adelman, Revolution , pp.71—72。

[36] Norman Davies, White Eagle, Red Star: The Polish-Soviet War, 1919—20 (New York: St. Martin's, 1972); Thomas C.Fiddick, Russia's Retreat from Poland, 1920 (New York: St. Martin's, 1990); Piotr S.Wandycz, Soviet-Polish Relations, 1917—192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Adam Zamoyski, The Battle for the Marchlands , Eastern European Monograph No.8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37] 参见Francois Crouzet, "Wars, Blockade, and Economic Change in Europe, 1792—181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No.4 (December 1964), pp.567—590; Patrick O'Brien and Caglar Key der,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1914; Two Paths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78), chap.3。也可参见表3.3中有关1816年的数据。

[38] 参见Paul Bairoch,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No.2 (Fall 1982), pp.281, 292,294,296 (some of Bairoch's data is reprinted in Kennedy, Great Powers, p.149); Fuller, Strategy and Power , pp.151—153; Arcadius Kahan, The Plow, the Hammer, and the Knout: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ighteenth-Century Russ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W. W. Rostow,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Growth in Europe: An Essay in Synthe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No.3 (September 1973), p.555。

[39] 参见David R. Jones, "The Soviet Defense Burden through the Prism ofHistory," in Carl G. Jacobsen, ed., The Soviet Defense Enigma: Estimating Costs and Burde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54—161; Walter M. Pintner, "Russia as a Great Power, 1709—1856: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 of Relative Backwardnes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Russian Army and Russian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 No.33 (Washington, DC: Kenn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ussian Studies, July 18, 1978); Walter M. Pintner, "The Burden of Defense in Imperial Russia, 1725—1914," Russian Review 43, No.3 (July 1984), pp.231—259。

[40] D. N. Collins, "The Franco -Russian Alliance and Russian Railways, 1891—1914," Historical Journal 16, No.4 (December 1973), pp.777—788.

[41] 关于一战之前俄国的经济弱点，参见Raymond W. Goldsmi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sarist Russia, 1860-1913,"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9, No.3 (April 1961), pp.441—475; Paul R. Gregory, Russian National Income, 1885-19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7; Alec Nov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1917—1991 , 3d ed. (New York: Penguin, 1992), chap, 1; Clive Trebilcock,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wers, 1780-1914 (New York: Longman, 1981), chaps.4, 7。

[42] 这一节中所有注释与数据都出自Adelman, Revolution , pp.88—92。参见ibid., pp.85—86; Adelman, Prelude, pp.32—37, 44—45; Peter Gatrell and Mark Harrison, "The Russian and Soviet Economies in Two World Wars: A Comparative View,"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6.No.3 (August 1993), pp.425—452。

[43] 关于斯大林经济政策效果的图表描述，参见“Soviet Heavy Industry Output, 1928—1945,” in Mark Harrison, Soviet Planning in Peace and War, 1938—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53。更全面的论述，参见R. W. Davies, Mark Harrison, and S.G. Wheatcroft, eds.,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13—194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44] 这些数据引自Adelman, Revolution, p.92；阿德尔曼（Adelman）在《战争序幕》（ Prelude ）一书第219页使用了略微不同的数据。参见David M. Glantz and Jonathan M. House, When Titans Clashed: 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5), p.306; Harrison,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pp.15—17; Richard J.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New York: Norton, 1996), pp.331—332。

[45] 苏联能够击败纳粹德国，不仅仅因为它有更多的武器。红军的作战能力也在1941—1945年间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例如，在战争的头两年里，苏联每损失6—7辆装甲车，德国才损失1辆；到了1944年的秋天，这个比例差不多是1:1。参见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p.212。也可参见Glantz, When Titans Clashed , esp. pp.286—289; F.W. von Mellenthin, Panzer Battles: A Study of the Employment of Armo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 trans. H. Betzler (New York: Ballantine, 1976), pp.349—367。

[46] 苏联的真正竞争者只有英国，从1946年到1950年，它的钢铁产量、能量消耗都比苏联小。参见Singer and Small, National Material Capabilities Data, 1816—1985 , pp.91—1, 188—1。也可参见本书第八章。

[47] 1956年11月18日，赫鲁晓夫在对西方外交人员的讲话中说：“不管你们喜欢与否，历史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埋葬你们。”引自William J. Tompson, Khrushchev: A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St. Martin's, 1995), p.171。

[48] Gus Ofer, "Soviet Economic Growth: 1928—1985,"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5, No.4 (December 1987), pp. 1767—1833。

[49] William E.Odom, "Soviet Force Posture: Dilemmas and Directions," Problems of Communism 34, No.4 (July-August 1985), pp.1—14; Notra Trulock III, "Emerging Technologies and Future War: A Soviet View," In Andrew W. Marshall and Charles Wolf, eds., The Future Security Environment,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Commission on Integrated Long-Term Strategy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1988), pp.97—163.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人们强调苏联的无能是很正常的。然而，我们不该忘记的是，苏联十分善于使用严厉的手段杜绝资源的浪费，正如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所表现的那样。在诸如1941—1945年这样的紧急情况下，苏联非常善于调配资源。

[50] 这一观点在斯蒂芬·M.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书中有详细论述，参见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73—281。

[5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有时会把19世纪的英国看作霸主。参见Stephen D. Krasner,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28, No.3 (April 1976), pp.317—347。这是因为他们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而很少关注军事力量。另一方面，那些强调安全竞争的重要性的学者通常会把19世纪的欧洲描绘成多极状态。

[52] 参见J. M. Hobson, "The Military-Extraction Gap and the Wary Titan: The Fiscal-Sociology of British Defence Policy, 1870—1913,"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22 , No.3 (Winter 1993), pp.461—503; Paul M. Kennedy,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46—1914," Past and Present, No.125 (November 1989), pp.186—192; Jacek Kugler and Marina Arbetman, "Choosing among Measures of Power: 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Record," In Richard J.Stoll and Michel D. Ward, eds., Power in World Politic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89), p.76; Quincy Wright, A Study of War , vol.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2), pp.670—671。

[53] 20世纪初期，一些最著名的德国学者（如Hans Delbruck and Otto Hintze）错误地认为魏玛德国能够领导一个均势联盟与大英帝国抗衡，因为大英帝国极其富有，并拥有强大的海军。然而，英国、法国和俄国却联合起来对抗德国。参见Ludwig Dehio, Germany and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rans. Dieter Pevsner (New York: Norton, 1967), pp.45—47, 51—55。正如本章后面所论述的，欧洲强国之所以联合起来抗衡德国而不是英国，是因为德国拥有一支具有极强进攻能力的庞大军队，而英国拥有一支小型军队，几乎不具备进攻另一大国的能力。

[54] R. A. C Parker, "Economics, Rearmament, and Foreign Policy: The United Kingdom before 1939—A Preliminary Stud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0, No.4 (October 1975), pp.637—647; G.C.Peden, British Rearmament and the Treasury: 1932—1939 (Edinburgh: Scottish Academic Press, 1979); Robert P.Shay, Jr., British Rearmament in the Thirties: Politics and Profit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55] Robert R.Bowie and Richard H.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Gr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93—98, 127—139; John L.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chaps.5—6; Glenn H. Snyder, "The 'New Look' of 1953," In Warner R. Schilling, Paul Y. Hammond and Glenn H.Snyder: Strategy, Politics, and Defense Budge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379—524.

[56] 参见Walt, Origins of Alliances, pp.289—291。

[57] Peter Liberman, Does Conquest Pay? The Exploitation of Occupied Industrial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3; Milward,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 chap.5.

[58] Harrison, Soviet Planning , pp.64, 125。也可参见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pp.182—183。

[59] Mark Harrison, "Resource Mobilization for World War II: The USA, UK, USSR, and Germany, 1938—194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d Ser. Vol. 41, No.2 (May 1988), p.185.参见Dear, ed.,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 p.1218。

[60]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 p.332.

[61] Adelman, Revolution, pp.106—107.应该说，这些数字只是粗略的估计。事实上，阿德尔曼在《战争序幕》（p.174）中写道，到1945年1月，苏联有488个师。并且，至少有两份资料证明，到1945年初，德国只有300多个师。参见 Dear, ed.,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 p.471; N.I.Anisimov, Great Patriotic War of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5: A General Outli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p.437。关于对抗双方的军事装备差异，参见R.L. DiNardo, Mechanized Juggernaut or Military Anachronism? Horses and the German Army of World War II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1)。

[62] 大量引用苏联研究成果的人估计，战争期间，租借（Lend-Lease）占苏联产值的4%。但这个数字可能太低了。阿德尔曼估计这个数字应该是10%。参见 Adelman. Prelude, pp.223—224; Mark Harrison,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Davies et al, ed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p.250—252; Boris K. Sokolov, "The Role of Lend-Lease in Soviet Military Efforts, 1941—1945," trans. David M. Glantz,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7, No 3 (September 1994), pp.567—586。

[63] 参见Werner Abelshauser, "Germany: Guns, Butter,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Harrison, ed.,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 pp.151—170; Alfred C.Mierzejewski, The Collapse of the German War Economy 1944—1945: Allied Air Power and the German National Railwa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chap, 1; Richard J.Overy, War and Economy in the Reich (Oxford: Clarndon, 1944); and Overy, Why the Allies Won , chaps.6—7。

[64] 参见Wright, A Study of War , vol.1, pp.670—671, tables 58, 59。正如我提到过的，英国的防御开支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比例比其欧洲大陆的对手低，因为它和大陆之间隔着浩瀚的海洋。

[65] 引自Hobson, "The Military-Extraction Gap," p.495。对于1870—1914年间英国军队的全面研究，参见Correlli Barnett, Britain and Her Army 1509—1970: A Military Political and Social Survey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1974), chaps.13—15; David French, The British Way in Warfare, 1688—2000 (London: Unwin Hyman, 1990), chaps.5—6; Edward M. Spiers, The Late Victorian Army, 1868—1902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另请参见A.J.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Clarendon, 1954), introduction。 ZeHdELoN5KdDzbfK0X1PO4wpcTk1Q0OHowTr4EYXQkYizicAEQU+1bYUbPOBFf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