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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国总在寻找机会攫取超出其对手的权力，最终目标是获得霸权。除非存在一个非同寻常的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这种观点不允许维持现状国家（status quo powers）的存在，相反，体系中到处是心怀修正主义（revisionist）意图的大国。 [1] 本章将展现一个解释这种权力竞争的理论。特别是，我想阐述支持我观点的一种令人信服的逻辑，即大国谋求最大限度地占有世界权力。在本章中，我不打算用历史记录检验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一重要任务将留待后面的章节讨论。
大国为什么彼此角逐权力和争夺霸权？我对它的解释源自国际体系中的五个命题。其中任何一个单独的命题都不能确保国家表现出竞争行为。这些命题加在一起则可以刻画出这样的世界：在这里，国家有充分的理由考虑采取侵略行为。特别是，该体系鼓励国家寻找机会最大化地夺取权力。
命题的现实性具有多大重要性？有些社会科学者认为，支持理论的命题无须与现实相吻合。确实，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过，最好的理论“往往不能恰当地反映现实。一般而言，理论越是重要，其命题越是不切实际” [2] 。按照这一观点，解释力是一个理论的全部价值所在，不合现实的命题如果能衍生出一个理论，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运作的，那么这些潜在的命题是否具有现实性并不重要。
我反对这一说法。尽管我赞同估价理论的最终标准是看它的解释力，但我同时也相信，一个建立在非现实或错误命题上的理论，不可能充分解释世界的运作情况。 [3] 健全的理论建立在有效的命题之上。因此，这五个命题中的每一个都合理地展现了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一个命题是，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并不意味它四处充满混乱和无序。我们很容易得出这一结论，因为现实主义描述的是一个以安全竞争和战争为特点的世界。但是，就概念本身而言，现实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的概念与冲突毫无关系；这一概念说明的只是一种序列状态原则，即国际体系由众多独立国家组成，但并不存在任何凌驾于这些独立国家之上的中央权威机构。 [4] 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的主权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国际体系中没有更高的统治机构。 [5] 政府之上不再有政府。 [6]
第二个命题是，大国本身具备某些用于进攻的军事力量，为其彼此伤害甚至摧毁提供必要的资本。虽然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具军事实力，并因此更加危险，但国家本身就是彼此潜在的危险。一国的军事力量常常等于任其摆布的特殊武器，即便没有武器，那些国家的个人也会以拳脚为工具攻击另一国的人民。说到底，他们是用两只手卡别人的脖子。
第三个命题是，国家永远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尤其是，任何国家都不能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以进攻性军事力量攻击它。这并不是说国家非得怀有敌视意图。确实，体系中的所有国家也许都非常仁慈善良，但它们不可能确信这一判断，因为意图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保证。
导致侵略的原因有多种，任何国家都无法肯定另一个国家不会因其中一个原因而产生侵略动机。
[7]
另外，意图稍瞬即变，一国的意图很可能今天是善意的，明天却是敌意的。意图的这种非确定性是无法避免的，这意味着国家永远无法断定其他国家在具备进攻能力的同时不会心怀进攻的意图。
第四个命题是，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具体而言，国家力图维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国内政治秩序的自治。生存支配其他动机，因为一旦国家被征服，它就没有资格追求其他目标。早在1927年战争恐怖时期，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就很好地领悟了这一道理：“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苏联）建立社会主义，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生存。” [8] 当然，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在追求其他目标，但安全是其最重要的目标。
第五个命题是，大国是理性的行为体。它们清楚自己的外部环境，并从战略高度考虑如何从中求得生存。尤其是，它们考虑其他国家的优先选择和本国的行动会怎样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以及那些国家的行为会怎样影响自己的生存战略。另外，国家既关注自己行为的短期后果，也关注中长期的影响。
前面已强调过，上述五条中的任何单一命题都不能千篇一律地保证大国彼此“应该”采取侵略举动。很可能是，某一国家抱有敌视意图，但处理这种所有国家都司空见惯的个别动机的唯一假设是：它们的首要目标是为了生存。求生存本身是一个绝对无害的目标。不过，当五个命题同时具备时，它们就为大国萌发并采取针对他国的进攻行为创造了强大动力，尤其可能出现三种总的行为模式：畏惧（fear）、自助（self-help）和权力最大化（power maximization）。
大国彼此畏惧。它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对方，担心战争迫在眉睫。它们预测危险。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信任的余地。当然，畏惧的程度因时空而不同，但不可能降至微不足道的水平。任何大国都认为所有其他大国是潜在的敌人。这一点可以从英法对冷战后德国统一事件的反应得到体现。尽管这三个国家已是45年之久的亲密盟友，但英国和法国突然对统一的德国的潜在危险感到担心。 [9]
这种国家彼此畏惧的基础是，在大国拥有攻击彼此的能力并可能具有进攻动机的世界里，任何关注生存的国家至少对其他国家存有疑心，不敢掉以轻心。如果再加上“911”难题
，即缺乏一个使受威胁的国家向其寻求帮助的中央权威，因此，国家彼此间具有更大的防范动机。另外，除因涉及本身利益而可能出现的第三方，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惩罚侵略者。因为有时很难遏止潜在的侵略者，所以国家很不信任他国，而是做好与它们战争的准备。
成为侵略牺牲品所造成的可能后果，进一步增加了畏惧在世界政治中作为一种驱动力的重要性。大国彼此不竞争就好比国际政治仅仅是一个经济市场。国家之间的政治竞争比单纯的经济往来要危险得多。前者可能导致战争，战争常常意味着战场上的杀戮和对平民的大屠杀。更有甚者，战争可能毁灭国家。有时，战争的可怕后果不但使国家视彼此为竞争者，而且可能成为潜在的死敌。简言之，政治对抗常常是惨烈的，因为赌注巨大。
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也以确保自己的安全为目标。由于他国是潜在的威胁，而当国家拨打911时，没有更高的权威赶来救援，所以它们不能依靠其他国家保护自己的安全。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看成孤单且易受攻击的一方，因此，它为自己的生存提供保障。在国际政治中，天助自助之人。强调自助并不排除国家结成联盟。 [10] 但联盟只是图一时之便的权宜结合（marriage of convenience)：今天的联盟伙伴可能是明天的敌人，今天的敌人也可能是明天的联盟伙伴。例如，在二战中，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并肩反对德国和日本，但随后不久，美国的敌人和伙伴角色转换了，在冷战期间，它又联合联邦德国和日本抗衡中国与苏联。
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运作的国家总是按照自身的利益行动，不会把自己的利益从属于其他国家的利益，或从属于国际共同体的利益。道理很简单：在一个自助的世界里，自私是有好处的。无论从眼前利益还是长远利益看，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因为国家一朝受损，可能长时间难以恢复元气。
国家意识到其他国家的终极意图并清楚自己生活在一个自助体系后，很快就会懂得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一国的实力越是强于对手，对手攻击和威胁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较弱的国家不太可能挑起与较强国家的争端，因为前者可能遭受军事失败，任何两国的实力差距越大，较弱一方进攻较强一方的可能性就越小。比如，加拿大和墨西哥都不会站出来反对美国，后者比其邻国要强大得多。理想的情况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正如伊曼纽尔·康德所说，如果可能的话，通过征服整个世界来达到永久的和平状态正是每个国家或其统治者的欲望。 [11] 这样，生存也几乎可以得以保证了。 [12]
因此，国家极其关注权力如何在它们之中得以分配，并尽力使自己占有的世界权力最大化。特别是，它们伺机牺牲潜在对手的利益为自己添加额外的权力，以此改变均势。国家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如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对均势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改变，即使这种做法使其他国家产生怀疑甚至敌意。由于一国所得为另一国之所失，所以大国彼此在打交道时带有一种零和心理。当然，这种诡计旨在成为竞争中的胜者，统治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因此，我们说国家最大化地追求权力，就等于说国家彼此间怀有一种进犯的倾向，即使它们的最终动机只是为了生存。一句话，大国具有侵略意图。
甚至当一个大国取得明显高于其对手的军事优势时，它仍会继续寻找机会增加权力。只有当一国获得霸权后，它才会停止追求权力。那种认为一个大国只需拥有“适量”的权力而无须支配体系就可以高枕无忧的观点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13] 原因有二。第一，在一国感到安全前，很难估算它必须具备多少高于其对手的相对权力。两倍权力是适度的极限，还是三倍权力才算诱人的量？问题的根本在于，单是计算权力无法裁决哪一方将赢得战争。比如，高明的战略有时能让次强的国家打败更强大的敌人。
第二，当大国考虑今后10年或20年内如何分配权力时，更难确定多少权力是足够的。单个国家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化，有时变化很大，常常难以预测均势变化的程度与范围。我们记得，在苏联解体之前，西方很少有人预见到它会解体。事实上，在冷战的前半叶，西方许多人担心，苏联的经济将最终生产出多于美国的财富，造成不利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权力转移。中国和苏联的未来会怎样以及2030年的均势又将出现何种局面，是很难预见的。
鉴于很难确定多少权力才算是今天和明天够用的权力，因此，大国认识到，保证自己安全的最佳办法是当前就争取成为霸主，这样就消除了任何其他大国挑战的可能性。只有糊涂的国家才会感到它已获得了足够的生存权力，而不愿抓住机会争做体系中的霸主。
然而，即使一个大国不拥有获得霸权的资本（这是常见的情况），它仍会采取进攻姿态，尽可能多地敛聚权力，毕竟，拥有较多权力而不是较少权力会让国家感到好过些。简单地讲，在完全控制体系之前，国家是不会成为维持现状的国家的。
所有国家都受这一逻辑的影响：它们不但寻找机会利用对方，而且保证其他国家不会利用自己。毕竟，对手也受同一逻辑的驱使，而且大多数国家很可能意识到，自己在策划动机时，其他国家也在采取行动。简言之，国家基本上既注意进攻又关注防御。它们本身考虑征服问题，并力图阻止侵略国以它们为代价获得权力。这就无情地产生了一个无休止的安全竞争的世界：如果国家能获得超过对手的优势，它们就不惜撒谎、欺诈甚至动用粗暴的武力。如果有人把和平定义为宁静及彼此和睦相处的状态，那么在这个世界里是不可能看到和平的。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文献中最著名的概念之一，它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该困境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用来增加自己安全的测度标准常常会减少他国的安全。可见，一个国家在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的情况下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是困难的。1950年，约翰·赫兹（John Herz）在《世界政治》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安全困境的概念。
[14]
在讨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属性后，他写道：“为了从……进攻中获得安全，（国家）被迫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以避免他国的权力冲击。这又反过来使其他国家感到更不安全，并迫使后者作最坏的打算。由于在一个充满竞争单元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国家能感到彻底安全，因此权力竞争相继而生，敛聚安全的恶性循环也接踵而至。”
赫兹的意思很清楚，即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的最佳生存之道是利用其他国家，牺牲他国之利，为自己获取权力。最好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由于这一信息被普遍认同，因此，无休止的安全竞争连绵不断。不幸的是，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就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安全困境。
从这一讨论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我们说国家是追求权力的最大化者就等于说它们在乎的是相对权力而不是绝对权力。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别，因为关心相对权力的国家与对绝对权力感兴趣的国家表现不同。 [15] 最大量地占有相对权力的国家主要关心物质能力的分配。特别是，它们试图尽可能多地夺取超出其对手的权力优势，因为在险恶的世界里，权力是生存的最好手段，因此，受相对权力考虑驱使的国家可能会为了较小的但却能给自己带来较对手更多的权力优势的国家利益，而放弃自己权力中较大的利益，如果这种较大的利益会给对手带来更大的权力的话。 [16] 另一方面，追求绝对权力最大化的国家只在乎自己利益的大小，不关心他国利益的多少。它们不受均势逻辑的驱使，只关心权力的集聚，不在乎其他国家控制多少权力。它们会抓住巨大利润的机会，即使对手在该交易中获得了更多的利益。根据这一逻辑，权力不是达到目标（生存）的手段，而是目标之本身。 [17]
显然，在国家伺机猎取权力的世界里，几乎不存在维持现状大国的余地。不过，大国不能总是按照它们的进攻意图行事，因为行为不但受国家所需要的东西影响，而且受制于它们实现这些欲望的能力。所有国家都想成为山中之王，但并非每一个国家都有资本竞争这一尊贵地位，更不用说获取它。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力量在大国中如何分配。一个比其对手拥有明显权力优势的国家可能更具侵略性，因为它不仅具有采取此类行动的动机，而且还具有采取此类行为的能力。
相比而言，面对强大对手的大国一般较少考虑采取进攻行动，而是更关心保护现存均势免受更强大对手的威胁。然而，假如让那些较弱国家拥有一个以自己利益为中心来修正均势的机会，它们就会利用它。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把这一点阐述得很深刻：“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体制强加于它的军队力所能及的地方，绝不会背道而驰。” [18] 也许国家有能力获得多于其对手的优势，但它们认为，进攻代价太高，无法保证获得预期的利益。
简单地说，大国并非无头脑的侵略者，它们不只是鲁莽地冲锋陷阵，直到输掉战争或追求得不偿失的胜利（Pyrrhic victory)。相反，大国采取进攻行动之前，会仔细考虑均势以及其他国家对它们行动的反应。它们将估算进攻的代价、危险与可能的利益之间的得失。倘若利益不足以抵消危险，它们会按兵不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国家从来不会发动不可能提高它们总体地位的军备竞赛。正如第三章将会详细讨论的那样，国家有时限制防御开支，要么是因为较大的开支不会带来战略优势，要么是因为它将削弱经济、损害国家的长远实力。
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的话说，一国必须知道它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限度。
不过，大国也不时会出现误算，因为它们总是根据不完整的信息作出重要决定。国家对它们面对的任何形势几乎都没有完整的信息。这一难题有两个方面。潜在的对手有虚报它们自己的实力和弱点、隐藏真实目标的动机。 [19] 试举一例，一个较弱国家试图阻止一个较强国家的进攻，前者可能夸大它的实力，以打消潜在侵略者的进攻念头。另一方面，一个打算采取侵略行动的国家可能突出它的和平目的，而夸大自己的军事弱点，以使潜在的受害者疏于建立它的军备，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也许没有哪一国的领导人比阿道夫·希特勒更会玩弄这种伎俩了。
然而，即使假情报不是问题，大国也常常无法肯定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将如何表现。譬如，有时，很难事先确定新式武器和未经战争洗礼的战斗部队如何在敌人的火力面前发挥作用。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和战争游戏虽然有益，但是无法准确表现实战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打仗是一项复杂的赌博，常常难以预料结果。我们还记得，虽然1991年早期美国及其盟国在对伊拉克一战中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但是，当时大多数专家认为，伊拉克的军队是令人恐惧的敌人，在它们最终屈服于美国的军事实力之前，将顽抗到底。 [20]
有时，大国也既吃不准盟国的想法，也无法确定对手的意志。比如，德国相信，如果它在1941年夏攻打法国与苏联，那么英国很可能会置身于战外。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在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时，也估计美国会袖手旁观。两个侵略者都猜错了，但二者都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20世纪3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相信，他的大国对手很容易被利用和孤立，因为每一个对手都没有兴趣同德国交战，因而会下定决心让其他人挑起这一重担。他猜对了。总之，大国不断发现自己面对一个不得不依靠不完整的情报作出重要决策的情形。难怪它们有时作出错误判断并以严重伤害自己收场。
有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甚至认为，国际体系的限制因素之强足以令进攻无功而返，侵略者势必落到遭受惩罚的下场。 [21] 他们强调：（1）受威胁的国家会建立针对侵略者的均势，并最终击溃它们；（2）存在一个经常朝防御严重倾斜的攻守平衡，这使征服变得极其困难。因此，大国应该对自己现有的均势感到满足，不应以武力改变它。毕竟，一国挑起自己可能输掉的战争是没有丝毫意义的，是自取灭亡的行为，因此，更好的做法是维护均势。 [22] 另外，由于侵略者很少能得逞，国家应该认识到安全是充足的，因此，没有什么好的战略理由把争取更多权力的目标放在首位。在一个采取征服行动得不偿失的世界里，国家彼此之间应该怀有相对良性的意图。这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如果它们做不到这一点，其原因很可能在于恶性的国内政治，而不是因为国家精确地估算了自己如何在一个无政府世界中确保安全。
无疑，体系因素制约侵略特别是受威胁国家的均势。但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夸大了那些限制力量。 [23] 确实，很少有历史记录证明他们关于进攻很少得逞的观点。一项研究估计，1815年至1980年间发生了63场战争，其中发动战争的一方赢了39次，有60%的胜算率。 [24] 再看看具体事例，奥托·冯·俾斯麦于1864年、1866年和1870年分别赢得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军事胜利。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19世纪的征服建立起来的。在这些事例中，征服当然获得了巨大红利。纳粹德国分别在1939年和1940年赢得了对波兰和法国的战争胜利，却在1941年至1945年输给了苏联。最终，征服没有为第三帝国带来福祉。然而，假如在攻陷法国后，希特勒能控制住自己，不去侵略苏联，那么征服很可能会为纳粹带来不薄的收获。概言之，历史记载表明，进攻有时会成功，有时不会成功。关键在于，最大化地觊觎权力的国家要决定何时出手，何时收场。 [25]
正如我所强调的，大国试图获得超出其对手的权力，并希望成为霸主。一旦国家获得了那一尊贵的地位，它就成了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然而，这里有必要更多地讨论霸权的内涵。
霸权是指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统治体系中所有其他国家。 [26] 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具有能承受起与之进行重大战争的资本。实质上，霸主是体系中唯一的大国。一个只比体系中其他国家更强大的国家不算霸主，因为严格地说，它还面对其他大国。例如，19世纪中期的英国有时被称作“霸主”。但它并非霸主，因为当时欧洲还有其他4个大国——奥地利、法国、普鲁士和俄国——而英国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统治过它们。事实上，当时英国把法国看成是均势的最大威胁。19世纪的欧洲属多极而非单极格局。
霸权意味着对体系的控制，这一概念通常被理解为对整个世界的统治。不过，我们可以更狭义地使用体系中的这一概念，用它来描述一些特定地区，如欧洲、东北亚以及西半球等，因此，人们可以将支配世界的“ 全球霸主 ”和统治某特定地域的“ 地区霸主 ”区别开来。美国至少在过去100年里一直是西半球的地区霸主。美洲的其他国家都不具备向它挑战的足够军事能力。这就是美国被公认为该地区唯一大国的原因。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要详细讨论这一观点，除非一国可能获得明显的核优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全球霸主。统治世界的主要障碍在于，国家要跨越世界海洋到大国对手的领土上谋取权力非常困难。譬如，美国是当今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它没有以控制西半球的方式支配过欧洲和东北亚，而且它也从未打算要征服和控制这些遥远的地区，主要原因就在于水域的阻遏力量。我们确实有理由认为，在今后的10年内，美国可能会逐步减少在欧洲承担的义务。总之，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全球霸主，最近的将来也不会有。
大国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是成为地区霸主，并可能控制在陆地上与之毗邻或易于到达的另一地区。美国是现代历史上唯一的地区霸主，尽管其他国家为了寻求地区霸权打过许多大仗：如东北亚的日本帝国、欧洲的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和纳粹德国等，但没有一个获得成功。冷战期间，地跨欧洲和东北亚的苏联也威胁过要统治这两个地区。苏联也许还尝试过征服与之接壤的、具有丰富石油的波斯湾地区。然而即使莫斯科能统治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从未梦想成真），它也无法征服西半球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霸主。
取得地区霸权的国家，常常试图阻止其他地区的大国续写它们的辉煌。换句话说，地区霸主不需要与之匹敌的对手。因此，美国在阻止日本帝国、威廉德国、纳粹德国和苏联获得地区霸权的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地区霸主之所以试图阻遏其他地区出现有野心的霸主，是因为它们担心一个控制本地区的大国对手将是一个特别强大的敌人，实质上，后者能在前者的后院自行其是地制造麻烦。地区霸主宁愿其他地区至少出现两个大国，因为两个大国接近的地理位置迫使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彼此身上，而不会关注远处的霸主。
此外，如果两个大国中冒出一个霸主，那么那一地区的其他大国本身可能牵制它，使远处的霸主安然无恙。当然，假如本地区大国不能完成这一使命，远方的霸主可能采取恰当的措施应对这一威胁国。如上所说，美国在20世纪四个不同的时机挑起过那一重担。这就是为什么它通常被称作“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r）的原因。
总之，任何大国的理想局面是成为世界唯一的地区霸主。那一国家将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它可以尽情地保护现有的权力分配。今天的美国就处于这种令人垂涎的位置，它支配着西半球，而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霸主。但如果一个地区霸主面对一个可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那么它就不再是维持现状的国家。无疑，它一定会竭尽全力削弱甚至消灭它的远方对手。当然，两个地区霸主都会受到那一逻辑的驱使，它们之间必然发生剧烈的安全竞争。
大国彼此畏惧是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的核心问题。但如我所指出的那样，畏惧的程度因情形不同而各异。例如，苏联在1930年对德国的担心就明显少于1939年。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彼此惧怕关系重大，因为它们之间的畏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也决定着它们之间安全竞争的烈度。恐惧越深，安全竞争就越是强烈，越是可能出现战争。这种逻辑一目了然：感到恐惧的国家特别卖命地寻找提高自己安全的出路，它倾向于用危险的政策达到那一目的。因而，弄懂是什么引起国家彼此或多或少地畏惧对方非常重要。
大国间的彼此畏惧来自于这一事实：它们总是具备一定用来抗击彼此的进攻性军事能力，而且任何国家都永远无法肯定其他国家不打算用这一能力来反对自己。此外，由于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运作，万一另一大国进攻它们，没有任何守夜人为它们提供帮助。虽然无政府状态和对其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造成国家间无法消减的畏惧程度，导致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行为，但是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有时恐惧程度要高于其他时候。原因在于无政府状态和辨别国家意图的困难是生活中常有的事实，常量是不可能解释变化的。然而，国家威胁彼此的能力因情况不同而各有区别，而且它是驱使恐惧程度或高或低的关键因素。特别是，一国获得的权力越多，它令对手产生的恐惧就越深。试举一例，20世纪30年代后期，德国要比这十年的早期强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苏联在这十年中对德国的恐惧不断加深的原因。
对于权力怎样引起恐惧的讨论，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权力。区别潜在的权力与实际的权力很重要。一国的潜在权力建立在它的人口数量和财富水平上。这两种资源是军事能力的主要支柱。拥有大量人口的富裕对手通常能建立令人胆寒的武装部队。一国的实际权力主要体现在它的陆军和直接支持它的空军及海军力量上。陆军是军事力量的核心成分，因为它是征服和控制领土（在一个以领土国家为特征的世界里极为重要的目标）的主要工具。简言之，即便在核时代，军事能力的核心成分也是陆上能力。
权力因素在三个主要方面影响恐惧的程度。第一，一个拥有能经受核打击并实施报复的核对手与它不具有核武器时相比，前一种情况造成彼此恐惧的程度要小一些。例如，在冷战期间，假如当时核武器还未问世，那么超级大国之间的恐惧程度很可能要高得多。个中道理很简单。因为核武器能在短时间内给对方造成毁灭性破坏，所以装备核武器的双方不愿相互攻击，这意味着，每一方惧怕对方的理由要少于相反的情况。但正如冷战所表明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核大国间不再有战争，它们仍有理由相互提防。
第二，当大国被巨大的水体分隔时，它们常常不具有相互攻击的强大进攻能力，不管其军队的相对规模有多大。巨大的水体是一个可怕的障碍，给进攻军队的力量投掷带来了难题。例如，水域的阻遏力量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英国和美国（自1898年成为大国以来）从未被另一大国入侵。它同时也可以解释美国从未幻想过征服欧洲和东北亚领土以及英国从未试图统治欧洲大陆的缘由。位于同一大陆的大国则处于彼此攻击和征服的更有利位置。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拥有共同边界的国家。因而，被水体分隔的大国，可能不如在陆地上相通的国家那样相互提防。
第三，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也会极大地影响恐惧的程度。
关键的问题在于，大国间的权力是否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平衡分配，或是否存在极大的权力不对称性。产生最大恐惧的权力结构是多极体系，它包含一个潜在的霸主，我称之为“不平衡多极”(unbalanced multipolarity)。
一个潜在的霸主不仅仅是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它是个具有巨大实际军事能力和很大潜力的大国，很可能支配和控制它所在地区的所有大国。一个潜在的霸主不一定立即拥有攻击它所有对手的资本，但必须具备击败单个对手的可观前途，并有逐个击败其中一些敌手的大好前景。其核心关系在于体系中的潜在霸主与次强国之间的权力鸿沟——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显著的差距。要成为潜在的霸主，一个国家在本地区所有国家中不仅必须——以相当的差距——拥有最大的潜在权力，而且还要拥有最庞大的军队。
两极体系是最不容易引起大国彼此恐惧的权力结构，尽管这一恐惧并非微不足道。两极下的恐惧并非剧烈，原因在于，该体系中，两个大国常常保持大致的均势。不存在潜在霸主的多极体系，我称之为“平衡多极”（balanced multipolarity），这种体系中的成员之间仍可能存在权力的不对称性，尽管这些不对称性不像体系中出现潜在霸主时那样明显。因此，平衡的多极可能比不平衡的多极体系产生的恐惧要少，但比两极体系引起的恐惧要多。
关于大国间恐惧的程度如何随权力分配的变化而改变，而不是随国家对每一方意图的估测而变化的讨论，引出了一个相关的问题。当一国考察它的环境，以决定哪些国家对自己构成威胁时，它主要关注潜在对手的进攻能力，而不是它们的意图。前面已经强调，意图是根本无法得知的，所以，为生存担心的国家必须对其对手的意图作最坏的假设。而力量却不一样，它不但可以被度量，而且能够决定一个对手是否为严重的威胁。总之，大国针对能力而非意图建立均势。 [27]
显然，大国抗衡拥有庞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因为那种进攻性军事能力是它们生存的有形威胁。然而，大国对于对手控制多少无形权力也非常关注，因为人口众多的富裕国家通常能够而且事实上也建立了强大的军队。因而，大国常常提防拥有大量人口、经济增长快速的国家，即使这些国家还未把它们的财富转化为军事能力。
按照我的理论，生存是大国的首要目标。但是，在实际中，国家也追求非安全目标。例如，大国总是寻求更大的经济繁荣以提高其公民的福利。有时，它们试图在海外推行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如冷战期间，美国试图在世界范围内散播民主思潮和苏联试图在世界各地推销共产主义思想就属这一类。有时，国家统一是激发国家的另一目标，就像19世纪的普鲁士和意大利以及冷战后的德国一样。大国也偶尔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改进人权问题。国家既可能追求一系列其他非安全目标，也可能寻求其中任何目标。
进攻性现实主义无疑也认识到，大国可能追求这些非安全目标，但很少论及它们。但也有一点例外：只要必要的行为与均势逻辑不相冲突，国家就可以追求这些目标，而且常常如此。 [28] 确实，追求这些非安全目标有时补充了对权力的猎取。试举一例，纳粹德国向东欧扩张是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两方面的原因。冷战期间，超级大国彼此间的较量也出于相似的原因。另外，较繁荣的经济总是意味着较多的财富，这对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财富是军事能力的基础。富裕的国家能负担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它提高一国的生存前景。正如五十多年前政治经济学家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所说，财富和权力之间“具有长期的和谐性” [29] 。国家统一通常是弥补权力追求的另一目标。例如，1871年出现的统一德国比它所取代的普鲁士更为强大。
有时，追求非安全目标对均势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人权干涉常常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它们往往是小规模的行动，代价很小，也不会减损一个大国的生存前景。无论好坏，国家很少愿意以流血耗财的方式，保护外国人免受虐待甚至大清洗。例如，尽管美国声称其外交政策充满着人道准则，但是，索马里事件（1992—1993年）是过去100年来美国唯一一次为了执行人道主义使命而让自己的士兵丧身异域。在这一事件中，1993年10月的一次不光彩的交火只丢掉了18名美国士兵的性命，却重创了美国决策者，他们不得不立即从索马里撤出美国所有的军队。随后，1994年春，当卢旺达的胡图族对其临近的图西族大肆清洗时，美国拒绝出兵干预。 [30] 对美国而言，阻止那种大屠杀也许轻而易举，不会对自己的均势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 [31] 但它未采取任何行动。总之，现实主义虽然没有规定必须实施人道干预，但也未必禁止这样做。
然后，有时，追求非安全目标与均势逻辑相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常常按现实主义的旨意行事。比如说，尽管美国承诺在全球传播民主，但在冷战中，美国却推翻一些民选的政府，扶植独裁政权，因为美国决策者认为这些行动有助于遏制苏联。
[3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由民主国家把对共产主义的嫉恨抛置一边，联合苏联抗击纳粹德国。富兰克林·罗斯福说：“我不能接受共产主义”，但为了击败希特勒，“我愿与魔鬼携手”。
[33]
同样，斯大林也不断表示，当他对意识形态的偏爱与权力考虑发生冲突时，会优先考虑后者。他最显著的现实主义例子是，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即臭名昭著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希望这一协定至少能暂时满足希特勒在东欧的领土野心，使他的国防军对准法国和英国。
总之，当大国面对严重威胁时，一旦需要寻找联盟伙伴，它们很少顾及意识形态。
[34]
当安全与财富这两个目标相冲突时，前者重于后者，正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所言，“防御比财富要重要得多” [35] 。当国家被迫在财富和权力之间作出选择时它将如何表现，斯密对此作了很好的描述。1651年，英国出台了一部著名的《航海法案》，这一保护贸易的立法旨在重创荷兰的商业，并最终削弱荷兰的经济。该法案规定，所有进口到英国的货物要么用英国船只要么以货物原产国的船舶运送。由于荷兰本身很少生产货品，因此这一措施将严重损害其经济成功中的核心成分（造船业）。当然，《航海法案》也损害了英国的经济，主要是因为它剥夺了英国的自由贸易利益。斯密写道：“《航海法案》对于对外贸易和由此产生的财富增长都没有好处。”但是，斯密把这一立法视为“英国所有商业法规中最明智的一个”，因为它对荷兰经济造成的损害要大于对英国经济的损伤，何况，17世纪中期，荷兰是“唯一能危及英国安全的海上强国”。 [36]
有观点认为，大国可以集体创建一个能超越现实主义逻辑、培育和平与正义的国际秩序。世界和平似乎只能增进一国的繁荣和安全。20世纪，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对这一论点开出了大量的空头支票。比如，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在联合国演讲时说：“48年前，这个组织诞生时……来自许多国家富有才华的一代领导人为了安全和繁荣，毅然把世界的力量团聚起来……现在，历史赋予了我们更大的机会……让我们下定决心把梦做大……让我们确保传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个比我们今天居住的更健康、更安全和更富裕的世界。”
尽管这样说，大国不会为促进世界秩序而一同合作来促进世界秩序。相反，每一个国家都力求最大量地占有世界权力，这很可能与创造和维持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的目标相冲突。 [37] 这并不是说大国从不想阻止战争与维持和平。相反，它们竭尽全力阻止使自己可能成为牺牲品的战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行为主要受狭隘地计较相对权力的动机所驱使，而不是为了创设一种独立于一国自身利益的世界秩序而承担义务。例如，冷战期间，美国花费大量的资源阻止苏联在欧洲发动一场战争，并不是因为某种改进全球和平的深刻承诺，而是因为美国领导者担心一种苏联式的胜利将导致均势出现危险的改变。 [38]
无论何时，某种国际秩序的出现，大体上都是体系中大国自私行为的副产品。换句话说，体系的构造是大国安全竞争的无意识结果，而不是国家采取集体行动构建和平的结局。欧洲冷战秩序的建立就说明了这一点。既非苏联亦非美国有意去建立它，它们也没有去共同创造它。事实上，在冷战的早期，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极力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来获得权力，并阻止对手这样做。 [39] 二战结束后，欧洲出现的体系是超级大国间激烈的安全竞争产生的偶发结果。
尽管随着1990年冷战的结束，超级大国的激烈对抗已经消失，但俄罗斯和美国仍未联手在欧洲创立目前的秩序。譬如，美国已经拒绝俄罗斯提出的关于建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取代美国主导的“北约组织”）这一欧洲安全核心支柱的各种建议。另外，俄罗斯强烈反对北约东扩，将它视为对俄罗斯安全的严重威胁。但是，美国深知俄罗斯的虚弱，不可能进行任何报复，因此它置俄罗斯的担心于不顾，继续推进北约东扩，接纳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波兰为该组织的成员。俄罗斯也反对美国过去十年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尤其是1999年北约发动对南联盟的战争。美国再一次不顾俄罗斯的担心，采取它认为必要的步骤在那一不稳定的地区缔造和平。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导弹防御体系，但一旦美国觉得技术成熟，它很有可能部署这种系统。
诚然，正如冷战时的情况，大国对抗有时会产生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然而，大国将继续寻找机会，增加其分得的世界权力，一旦出现有利形势，它们会站出来打破那一稳定的秩序。我们看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非常卖力地削弱苏联，并在冷战后期推翻欧洲已经出现的稳定秩序。 [40] 当然，权力丧失已成定局的国家将起来抵御侵略，维持现存的秩序。但它们的动机是自私的，是出于均势逻辑考虑，而不是出于某种对世界和平的义务。
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大国不可能为了一个和平的世界秩序承担义务。首先，国家不可能为增进和平的一般性规则达成协议。诚然，对这一蓝图应该是何种状况，国际关系学者从未达成一致。事实上，解释战争与和平的理论与从事这一主题研究的学者几乎一样多。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不能对如何创造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达成一致意见。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在如何创立欧洲稳定问题上的重要分歧，使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和伍德罗·威尔逊分道扬镳了。 [41] 特别是，在莱茵地区问题上，克里孟梭打算比劳合·乔治和威尔逊对德国提出更苛刻的条件。而劳合·乔治是主张分割德国的强硬派。因此，《凡尔赛条约》在改进欧洲的稳定问题上无功而返也就不奇怪了。
再看看美国在冷战早期是如何考虑争取欧洲稳定的。 [42]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体系所需的关键因素就已经准备就绪。它们包括分裂德国、美国地面部队驻扎在西欧以抵抗苏联的进攻、确保联邦德国不发展核武器等。但杜鲁门政府对于一个分裂的德国可能带来和平还是战争的问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例如，位居国务院重要位置的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认为，一个分裂的德国将是不稳定的根源，而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却不同意这种看法。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试图结束美国对欧洲的保护义务，并向联邦德国提供核武器，让后者拥有自己的核威慑力量。虽然这一政策从未实施过，但它极大地造成了欧洲的不稳定性，直接导致了1958—1959年和1961年的“柏林危机”。 [43]
其次，大国不可能置权力考虑于不顾，而着手增进国际和平，因为它们无法肯定它们的努力能否成功。倘若努力失败，它们必将为忽视均势付出惨重的代价，因为一旦侵略者来到家门口，它们再拨打911，是得不到回应的。很少有国家会冒这种风险。因此，这种谨慎态度要求它们必须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这些理由告诉我们，呼吁国家摒弃狭隘的均势考虑而按国际共同体的更广泛利益行事的集体安全计划，不可避免地要夭折。 [44]
也许有人会从以上讨论中得出结论，认为我的理论排除了大国间任何形式的合作。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国家能够合作，虽然有时合作难以实现，而且总是难以持久。两类因素制约了合作：对相对收益的顾虑和对欺诈的提防。
从根本上而言，大国处在一个竞争的世界中，在这里，它们至少把彼此看成潜在的敌人，因而它们希望以牺牲对手为代价获取权力。
任何两个试图合作的国家，都必须考虑在它们之间如何分配收益。它们可能按照绝对或相对收益（前面已对追求绝对权力和相对权力作了区别，这里的概念是一样的）的标准来考虑分配问题。在绝对收益情况下，每一方关心的是自己最大化地占有利益，毫不在乎他国在交易中的得失。只有当他国行为影响到自己对权力的最大化占有时，各方才会在乎对方。而另一方面，在相对收益的情况下，每一方不但考虑自己的个体收益，而且关心己方是否获得了较他方更多的收益。
由于大国非常注重均势，因此，当它们考虑与其他方合作时，集中考虑相对收益问题。每个国家无疑想使自己的绝对收益最大化。但对一个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确保它在任何协议中都不会亏待自己，而且做得更好。然而，当国家把着眼点转向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时，合作就变得更为困难了。 [45] 这是因为，关心绝对收益的国家必须保证，一旦馅饼做大后，它们至少能得到增加部分的份额，而关注相对收益的国家必须对馅饼的分配特别留心，这就使合作的努力复杂化了。
对欺诈的担心也会妨碍合作。大国常常不愿参加合作协议，担心其他方会在协议中耍欺骗手段，以获得可观的优势。这一担心在军事方面尤其敏感，并会引起“背信弃义的特殊危险”，因为在均势情况下，军事装备的属性是快速变化的。 [46] 这种变化可以为国家创造一个机会，让其运用欺骗方式，使它的受害者遭受决定性的失败。
尽管合作存在诸如此类的障碍，但现实主义世界中的大国确实也存在合作。均势逻辑常常促使大国结成联盟，联合反对共同的敌人。譬如，在二战之前和二战中，英国、法国和苏联就是反对德国的盟国。国家有时集结起来对付第三国，就像1939年德国与苏联联合对付波兰一样。 [47] 最近的事例是，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协议，由双方占领和分割波斯尼亚，尽管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国阻止其通过协议。 [48] 对手和盟友都会合作。毕竟，只要这些交易能大体反映权力的分配和消除对欺诈的担心，就可以成交。冷战期间，超级大国签订的各式军备控制协定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它的底线是，合作发生在一个以竞争为内核的世界中，在这里，国家具有利用他国的强烈动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里，欧洲的政治状况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虽然这一时期大国频繁合作，但是，那种合作并没有妨碍它们在1914年8月1日走向战争。 [49]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苏联也有极好的合作，但德国和日本战败后不久，这一合作未能阻止冷战的爆发。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在纳粹军队进攻红军前的两年里，德国与苏联进行过很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 [50] 合作的多少不可能消除安全竞争的主导逻辑。只要国家体系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和平，世界总是充满安全竞争。
总之，我的观点是，是国际体系结构而不是国家个体的属性促使它们以进攻的方式思维、行动和追求霸权。 [51] 摩根索认为，国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侵略行为，是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内在的权力意志。我不接受他这种观点。相反，我认为，大国行为背后的首要动机是生存。然而，在无政府状态下，对生存的渴望促使国家实施侵略行为。因此，我的理论从不以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系为依据，进而把它们划分为侵略性强或弱的国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只是提出了关于大国少数假设，这些假设同样适用于所有大国。除了在每一国家控制多少权力问题上的差异外，该理论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
我已阐明了这一逻辑，即为什么国家追求尽可能多地占有超出其对手的权力，但对这种追求的目标即权力本身还未涉及。接下来两章将详细讨论这一重要主题。
[1] 许多现实主义学者在他们的理论中允许非霸权现状大国的存在。他们认为，至少有些国家可能对均势感到满足，没有改变它的动机。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5, No.3 (Spring 1996, special issue on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ed. Benjamin Frankel), pp.98-101; 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84—86, 91—92, 125—126。
[2] Milton Friedma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14.也可参见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pp.5—6, 91, 119。
[3] 特里（Terry）对简化现实的命题（如本身现实但忽略不必要的细节）同那种与现实明显相反的命题（如直接违背经得起推敲的真理）作了有效的区别。参见Moe, "On the Scientific Status of Rational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3, No.1 (February 1979), pp.215—243。
[4] 无政府状态及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由洛斯·迪金森（G. Lowes Dickinson）首先表述的，参见G. Lowes Dickinson, The European Anarchy (New York: Macmillan, 1916)。关于对无政府状态更详细的论述，参见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88—93; Robert J. Art and Robert Jervis,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archy, Force, Imperi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1973), pt.I; Helen Milner, "The Assumption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Critiqu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7, No.1 (January 1991), pp.67—85。
[5] 尽管本研究的重心是国家体系，但是现实主义的逻辑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无政府体系。毕竟，它们角逐权力是由于缺乏中央权威而不是任何国家的特质所致。比如，马库斯·费希尔（Markus Fischer）把这一理论运用到中世纪的欧洲，即1648年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参见Fischer, "Feudal Europe, 800—1300: Communal Discourse and Conflictual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2 (Spring 1992), pp.427—466。该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个人行为，论述这一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有Thomas Hobbes, Leviathan , ed. C. B. Macpherson (Harmondsworth, UK: Peguin, 1986)。同时参见Elijah Anderson, "The Code of the Streets," Atlantic Monthly, May 1994, pp.80—94; Barry R. Posen, "The Security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35, No.1 (Spring 1993), pp.27—47; Robert, J. Spitzer, The Politics of Gun Control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1995)，chap.6。
[6] Inis L. Claude, Jr., Sword into Plowshares: The Problem and Progr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 th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p.14.
[7] 我的理论最终认为，大国以进攻姿态对待彼此，因为在一个无政府世界里，这是保证它们安全的最好办法。但是，这里的命题是，除了安全外，还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释国家为什么对彼此采取侵略姿态。事实上，难以确定那些战争的非安全原因是否在起作用，或者在推动大国担心生存，进而采取进攻行为。单纯对安全的担心不可能引起大国采取侵略行为。至少一国对非安全因素的考虑，也可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其他预测安全竞争的国际政治结构理论的必要情形。施韦勒把这一点阐述得很好：“如果国家只追求本身的生存，那么它们有什么理由感到威胁呢？它们为什么要采取建立均势的行为呢？在一个从来没有罪恶的假想世界里，安全概念是没有意义的。”参见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p.91。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写道：“倘若所有的人都是基督教圣徒，那么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也许除了自我牺牲外，他们彼此没有什么可竞争的。”参见C. T. Mcintire, ed., Herbert Butterfield: Writings on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3。也可参见Jack Donnell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p.2。
[8] 引自Jon Jacobson, When the Soviet Union Entered World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271。
[9] 参见Elizabeth Pond, Beyond the Wall: Germany's Road to Unific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3), chaps.25—26; Philip Zelikow and Condoleezza Rice, Germany Unified and Europe Transformed: A Study in Statecraf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4。
[10] 弗雷德里克·舒曼（Frederick Schuman）在以下这本书中介绍了自助的概念：Frederick Schum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estern State System (New York: McGraw-Hill, 1933), pp.199—202, 514，尽管是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6）一书使这一概念闻名于世。关于现实主义和联盟，参见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11] 引自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6), p.40。
[12] 如果一国获得霸权，该体系就不再是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了等级体系。进攻性现实主义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它对等级制度下的政治几乎没有涉及。但如后所论，任何国家要想成为全球霸主是绝对不可能的，尽管地区霸权有可能实现。因此，除了关注被一霸主统治的某一地区内所发生的一切，现实主义也可能对可见的将来的世界政治提供重要的参考。
[13] 肯尼思·华尔兹认为，大国不应该追求霸权，而应以控制“适度”的世界权力为目的。参见Waltz,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in Robert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0。
[14]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2, No.2 (January 1950), pp.20, 88.
[15] 参见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No.3 (Summer 1988), pp.485—507; Stephen D. Krasner, "Global Communications and National Power: Life on the Pareto Frontier," World Politics 43, No.3 (April 1991), pp.1303—1320。
[16] 参见Michael Mastanduno, "Do Relative Gains Matter? America's Re-sponse to Japanese Industrial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6, No.1 (Summer 1991), pp.73—113。
[17] 华尔兹认为，在摩根索的理论中，国家把追求权力当作目的本身，因此，它们关心绝对权力而不是相对权力。参见Waltz, "Origins of War," pp.40—41;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126—127。虽然摩根索偶尔提出一些似乎肯定华尔兹观点的表述，但是摩根索的著作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国家主要关心追求相对权力。参见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 th ed.(New York: Knopf, 1973)。
[18] 引自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6。
[19] 参见Richard K.Betts, Surprise Attack: Lessons for Defense Planning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82);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No.3 (Summer 1995), pp.390—401; Robert Jervis, The Logic of Ima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m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5—51, 83, 137—142。
[20] 参见Joel Achenbach, "The Experts in Retreat: After-the-Fact Explanations for the Gloomy Predictions," Washington Post , February 28,1991; Jacob Weisberg, "Gulfballs: How the Experts Blew It, Big-Time," New Republic, March 25, 1991。
[21] 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以最大胆的方式提出这一论点。参见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esp. pp.1, 307—308;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 esp. pp.6, 9。
[22] 另外，一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在解释安全困境时说，国家为了提高自己的安全所采取的进攻举措，迫使对手作出相同的反应，使所有国家比它们什么也不做的情况不会好多少，甚至更糟。参见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of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50, No.1 (October 1997), pp.171—201。根据对安全困境的这种理解，理智国家之间几乎不会发生任何安全竞争，因为试图获得超过对手大国的优势毫无价值，也许还起反作用。的确，很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个侵略行为就等于弄巧成拙的行为的世界里，国家会面对“安全困境”。所有国家放弃战争并和平地生活似乎更有意义。当然，当赫兹在1950年提出这一概念之时，他并不是这样描述安全困境的。他对这一概念的最初解释是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概述。
[23] 尽管受威胁的国家有时能有效地以均势抗衡侵略者，但是它们却经常不为成功的进攻创造机会。这一问题将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详细讨论，斯奈德似乎清楚这一问题，他加上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他说：“至少从长远来看，国家会形成抵制侵略者的均势联盟。”参见 Myths of Empire , p.11。但是，侵略者将受到引诱，并在短期内赢得胜利，希望使它们的成功转化为自己的长远优势。至于进攻—防御平衡，这是一个不定形的概念，学者和决策者难以对其下定义和进行评估。参见"Correspondence: Taking Offense at Offense -Defense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No.2 (Winter 1998—1999), pp.179—206; Jack S.Levy,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8, No.2 (June 1984), pp. 219—238; Kier A. Lieber,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1 (Summer 2000), pp.71—104; Sean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4, No.4 (Summer 1995), pp.672—674; John J.Mearsheimer,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24—27; Jonathan Shimshoni, "Technology, Military Advantage, and World War I: A Case for Military Entrepreneurshi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 No.3 (Winter 1990—1991), pp.187—215。更重要的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防御总是比进攻具有绝对优势。诚如本章余下部分所论及的，国家进攻有时会失败，而有时则会获胜。
[24] John Arquilla, Dubious Battles: Aggression, Defeat,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ashington, DC: Crane Russak, 1992), p.2.另请参见Bruce Bueno de Mesquita, The War Trap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1—22; Kevin Wang and James Ray, "Beginners and Winners: The Fate of Initiators of Interstate Wars Involving Great Powers since 1459,"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8, No.1 (March 1994), pp.139—154。
[25] 虽然斯奈德和埃弗拉认为，征服很少获得报偿，但是，二者也承认，侵略有时也会获得成功。例如斯奈德对扩张（成功的进攻）和过度扩张（不成功的进攻）作了区别，这是他要解释的行为。例如，他对1868—1945年的日本扩张进行了探讨，参见 Myths of Empire , pp.114—116。埃弗拉则认为，进攻—防御平衡会发生变化，在某些时段，征服是可能得手的。参见 Causes of War , chap.6。当然，认为侵略能取得成功与他们的核心观点是相互抵触的，即进攻几乎不能取得成功。
[26] 参见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9; William C.Wohlforth, The Elusive Balance: 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12—14。
[27] 关于反对意见，可参见David M. Edelstein, "Choosing Friends and Enemies: Perceptions of In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August 2000; Andrew Kydd, "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 Security Studies 7, No.1 (Autumn 1997), pp.114—154; Walt, Origins of Alliances.
[28] 对这段时期日本外交政策的最好总结有：W.G. Beasley,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 (Oxford: Clarendon, 1987); James B. Crowley, "Japan'sMilitary Foreign Policies," in James W. Morley, ed., Japan's Foreign Policy, 1868—1941: A Research Guid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3—117; Peter Duu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6,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haps. 5—7; Ian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69—1942: Kasumigaseki to Miyakezak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
[29] Jacob Viner, "Power versus Plenty as Objective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World Politics 1, No.1 (October 1948), p.10.
[30] 参见Mark Bowden, Black Hawk Down: A Story of Modern War (London: Penguin, 1999); Alison Des Forges, "Leave None to Tell the Story": Genocide in Rwanda (New York: Human Rights Watch, 1999), pp.623—625; GerardPrunier, The Rwanda Crisis: History of a Genocid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274—275。
[31] 参见Scott R. Feil, Preventing Genocide: How the Early Use of Force Might Have Succeeded in Rwanda (New York: Carnegie Corporation, 1998)； John Mueller, "The Banality of 'Ethnic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1 (Summer 2000), pp.58—62。如果美国干预卢旺达，会拯救多少生命的乐观观点，可参见Alan J. Kuperman, "Rwanda in Retrospect," Foreign Affairs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94—118。
[32] 参见David F. Schmitz, Thank God They're on Our S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Right-Wing Dictatorships, 1921—196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chaps.4—6; Gaddis Smith, The Last Years of the Monroe Doctrine, 1945—1993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Tony Smith,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Stephen Van Evera, "Why Europe Matters, Why the Third World Doesn't: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13, No.2 (June 1990), pp.25—30。
[33] 引自John M. Carroll and George C.Herring, eds., Modern American Diplomacy, rev. ed.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96), p.122。
[34] 参见Walt, Origins of Alliances, pp.5, 266—268。
[35]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Edwin Cann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Vol. 1，p.487.本段所有的引证都出自该书第484—487页。
[36] 关于英荷敌对的评论，参见Jack S. Lev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glo-Rivalry, 1609—1689," in William R.Thompson. ed., Great Power Rivalrie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Carolina Press, 1999), pp.172—200; Paul M.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 (London: Allen Lane, 1976)，chap.2。这一例子对稍早讨论的相对权力与绝对权力问题有直接的意义。尤其是，如果没有《航海法案》，英国和荷兰很可能会获得更大的绝对收益，因为它们的经济可从开放的贸易中获利，但英国很可能得不到比荷兰更多的相对优势。而有了《航海法案》，英国获得的相对优势要比荷兰多得多。但是，双方都损失了绝对利益。其底线是，对相对权力的考量驱使大国的行为。
[37] 布拉德利·塞耶（Bradley Thayer）考察了获胜的大国能否在拿破仑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创建并维持稳定的安全秩序，以及它们是否会像现实主义预言的那样，彼此为权力竞争。特别是，他看到了欧洲的一体化、国联和联合国的运作情况，据说，它们限制（如果不是消除的话）了大国的现实主义行为。塞耶认为，尽管胜利的大国会花言巧语，但它们丝毫不会改变以损人利己的方式为自己争夺权力的决心。参见Bradley A. Thayer, "Creating Stability in New World Order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August 1996。也可参见Korina Kagan, "The Myth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Security Studies 7, No.2 (Winter 1997—1998), pp.1—57。她认为，欧洲的一体化“是一个脆弱而低效率的机构，与大国行为没有大的关系”(p.3)。
[38] 参见Melvyn P.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9] 关于美国试图破坏苏联对东欧控制的分析，可参见Peter Grose, Operation Rollback: America's Secret War behind the Iron Curtai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0); Walter L.Hixson, Parting the Curtain: Propaganda, Culture, and the Cold War, 1945—1961 (New York: St. Martin's, 1997); Gregory Mitrovich, Undermining the Kremlin: America's Strategy to Subvert the Soviet Bloc, 1947—1956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40] 关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对苏联政策的概述，参见Randall L. Schweller and William C.Wohlforth, "Power Test: Evaluating Realism in Response to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Security Studies 9, No.3 (Spring 2000), pp.91—97。
[41] 一本关于《凡尔赛条约》的主要著作的编者写道：“该书中最后的重新评估，构成了和会研究的新综合体。研究结果呼吁人们注意美国及联盟阵营内部的不同和平目的，并强调谈判代表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把《凡尔赛条约》视作进步。”参见Manfred F. Boemeke, Gerald D. Feldman, and Elisabeth Glaser, eds.,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 Reassessment after 75 Yea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
[42] 参见Trachtenberg, Constructed Peace ; Marc 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chaps.4—5。也可参见G. John Ikenberry, "Rethinking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Hegemon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4, No.3 (Autumn 1989), pp.375—400。
[43] 冷战早期，美国决策者不懂得欧洲的安全竞争会走向何方，关于这一点，特拉亨伯格（Trachtenberg）作了总结，他自问自答地说：“有人曾预测到此类体系会出现吗？有谁预测到它会为持久的和平提供基础呢？”他的答案是：“这种预测作为一种规则出现后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了，那就是，德国不可能永远受制于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最终……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核武器；没有料到美国会留在欧洲……然而，所有这些预测没有一个被证明是正确的。”参见Trachtenberg, History and Strategy , pp.231—232。另请参见Trachtenberg, Constructed Peace, pp.vii—viii。
[44] 关于集体安全陷阱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3 (Winter 1994—1995), pp.26—37。
[45] 关于相对收益考虑阻碍国家间合作的证据，参见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Clarendon, 1994), chap.3。
[46] Charles Lips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conomic and Security Affairs," World Politics 37, No.1 (October 1984), p.14.
[47] 参见Randall L.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1 (Summer 1994), pp.72—107。也可参见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 p.63.中引用的著作。
[48] 参见Misha Glenny, The Fall of Yugoslavia: The Third Balkan War , 3d rev.ed. (New York: Penguin, 1996), p.149; Philip Sherwell and Alina Petric, "Tudjman Tapes Reveal Plans to Divide Bosnia and Hide War Crimes," Sunday Telegraph (London), June 18, 2000; Laura Silber and Allan Little, Yugoslavia: Death of a Nation , rev. ed. (New York: Penguin, 1997), pp.131—132, 213; Warren Zimmerman, Origins of a Catastrophe: Yugoslavia and Its Destroyers-America's Last Ambassador Tells What Happened and Why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6), pp.116—117。
[49]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Penguin, 1988), chap.2; J. M. Roberts, Europe, 1880—1945 (London: Longman, 1970), pp.239—241。
[50] 关于1939年8月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方面的资料以及那些大国之间随后的合作，参见Alan Bullock, Hitler and Stalin: Parallel Lives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1), chaps.14—15; I.C.B.Dear,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780—782; Anthony Read and David Fisher, The Deadly Embrace: Hitler, Stalin, and the Nazi-Soviet Pact, 1939—1941 (New York: Norton, 1988); Geoffrey Roberts, The Unholy Alliance: Stalin's Pact with Hitl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chaps.8—10; Adam B.Ulam, Expansion and Coexistence: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9—1973, 2d e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4), chap.6。
[51] 华尔兹认为，结构理论能解释国家结果，例如，两极或多极体系是否更可能发生战争。但是，华尔兹认为，这些理论不能解释个别国家的外交政策行为。他认为，这一任务需要一个单独的外交政策理论。参见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71—72, 121—123。科林·埃尔曼（Colin Elman）对华尔兹的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没有理由表明，为什么体系理论不能被用作外交政策理论。埃尔曼认为，关键问题在于，特定的结构理论是否有助于了解国家作出的外交政策决策。我想说明，进攻性现实主义可同时用来解释个别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结果。参见Colin Elman, "Horses for Courses: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Colin Elman, "Cause, Effect, and Consistency: A Response to Kenneth Waltz," Security Studies 6, No.1 (Autumn 1996), pp.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