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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许多人似乎认为，大国间的“永久和平”就要降临。这一观点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大国关系的极大改变，我们已进入了这样一个世界：大国为安全而竞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更不用说战争了，因为战争已经成为“淘汰行业”。用一位著名学者的话说，冷战的结束把我们带入了“历史的终结”。 [1]
该观点还指出，大国不再把彼此看成潜在的军事对手，而是国际大家庭或有时被称为“国际共同体”的成员。在这个能把与日俱隆的繁荣与和平带给所有大国的令人向往的新世界里，四处洋溢着合作的前景。即便一直以来对大国和平前景持悲观态度的现实主义的某些信徒，也似乎萌生了强烈的乐观主义情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篇题为《作为乐观者的现实主义者》 [2] 的文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那种认为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安全竞争与战争已经消亡的观点是荒谬的。许多证据表明，对大国间永久和平的许诺如同胎死腹中的婴儿。我们不妨看看以下事例：尽管苏联的威胁不复存在，但美国在欧洲的驻军仍达10万之众，在东北亚也驻扎着相当数目的兵力。美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意识到一旦自己撤出军队，危险的对手很可能从该地区的大国中突然出现。还有，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和法国，它们虽然默默无声，但心中仍藏着根深蒂固的忧虑：一个未受美国权力约束的德国可能重染侵略恶习；东北亚地区对日本的畏惧也许更加深刻，这一话题无疑会被经常提起。最后，美中在台湾问题上可能的冲突也并非遥不可及。这并不是说此类战争一定会爆发，但其存在的可能性提醒我们，大国战争的威胁尚未消失。
悲哀的是，国际政治从来就是一项残酷而危险的交易，而且可能永远如此。虽然大国竞争的烈度时有消长，但它们总是提防对方，彼此争夺权力。每个国家压倒一切的目标是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这意味着一国获取权力是以牺牲他国为代价的。然而，大国不止是为了争当大国中的强中之强，尽管这是受欢迎的结果；它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霸主（hegemon），即体系中唯一的大国。
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主。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分配感到心满意足，相反，它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它们几乎总是拥有修正主义意图，倘若能用合算的代价达到目的，它们会以武力改变均势。 [3] 有时，当大国认为改变均势的成本过于高昂时，它们不得不坐等更有利的形势，但猎取更多权力的欲望不会消隐，除非一国达到了最高的霸权（hegemony）目的。然而，由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取得全球霸权，因此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
这种对权力的无情追逐意味着大国可能倾向于伺机使世界权力的分配朝有利于大国的方向改变。一旦具备必要的实力，它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简言之，大国存有进犯的预谋。然而，一个大国为了获取权力不但要牺牲他国利益，而且会不惜代价阻止对手获得权力。因此，当权力隐约出现有利于另一国的变化时，大国会极力捍卫均势；而当有可能出现有利于本国的变化时，它就会抓住机会，想方设法打破平衡。
为什么大国会如此表现呢？我的答案是，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一心寻求安全的国家彼此采取侵略行为。国际体系的三个特征一并导致了国家间的相互提防：（1）缺乏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能保护彼此不受侵犯的中央权威；（2）国家总是具有用来进攻的军事能力；（3）国家永远无法得知其他国家的意图。有了这一担心——不可能完全一劳永逸地消除——国家认为实力愈是强于对手，自己生存的几率就愈高。毫无疑问，生存的最高保证是成为霸主，因为再没有其他国家能严重威胁此类巨无霸。
没有人有意预设和构想这种局面真是一个悲剧。虽然大国没有理由彼此攻击——它们只关心自己的生存——但在该体系中，它们除了追求权力和征服其他国家之外别无选择。这一困境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被普鲁士政治家奥托·俾斯麦（Otto von Bismark）以残酷而直率的言辞作了表述。当时，并非独立国家的波兰正想夺回自己的主权。对此，俾斯麦说：“无论以何种形式恢复波兰王国都无异于给任何想要攻击我们的国家塑造了一个盟友。”因此他主张，普鲁士应该“痛击那些波兰人，直到他们丧失希望、一个个倒毙在地；虽然我对他们的处境非常同情，但是我们要想生存，除了铲除他们别无他法” [4] 。
尽管我们认识到大国的这种思维和行为令人沮丧，但是我们也理应看到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不是想要它如何发展。譬如，美国面对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下去，变成一个巨大的香港（第十章将讨论究竟会不会这样），那么它可能采取什么样的行为。许多美国人相信，倘若中国实行民主制并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它就不会好斗，而会对东北亚的现状感到满足。按照这一逻辑，美国应该接触中国，加快后者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是一项鼓励中国向民主过渡的政策。倘若接触政策获得成功，那么美国就能与一个富裕民主的中国协同努力，推进世界和平。
不幸的是，接触政策注定要失败。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增长中心，它必然会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并主宰东北亚。无论中国实行民主并深深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还是成为专制和自给自足的国家，这都无碍于它的行为表现，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一样在乎安全，况且霸权是任何国家确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手段。当然，当中国不断增加权力时，中国的邻国和美国谁也不会袖手旁观，而会采取行动遏制它，很可能通过组建一个均势联盟的方式达到此目的。结果是中国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安全竞争，大国战争的危险常常环绕在它们头上。简单地说，当中国的权力增长后，美国与中国势必成为对手。
本书阐述一种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它对在大国关系问题上颇为流行的乐观主义观点提出了挑战，包含着三个具体任务。
首先，我阐述了该理论的核心要件，我称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大国关系的互动，我提出了一系列观点，特别强调它们寻求机会来攫取权力，损人利己。另外，我区分了最易和最难引发冲突的情况。譬如，我认为多极体系比两极体系更容易导致战争，而含有特别强大的国家，或曰含有潜在霸主的多极体系是众体系中最危险的体系。但我不只是提出诸如此类的论点，我也试图为居于这一理论核心的行为和结果提供可信的解释。换言之，我将提供因果逻辑或推理，以支持我的每一个论点。
这一理论关注的是大国，因为大国对国际政治所发生的变故影响最大。 [5] 所有国家——不管是大国还是次大国——其命运都从根本上取决于那些最具实力国家的决策和行为。例如，1945—1990年间，世界上几乎每个角落的政治都深受美苏角逐的冲击。冷战之前的两次世界大战也对全世界的地区政治产生了相似的影响。其中的每一场冲突都是大国对抗，都给全球各地投下了长久的阴影。
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在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中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进行一次正规战斗的军事实力。 [6] 候选国家不一定具备打败领先国家的实力，但它必须具有把冲突转向消耗战并严重削弱优势国家的潜能，即便优势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在核时代，大国不但要拥有令人生畏的常规力量，而且还必须具有能承受他国核打击的核威慑力。但也不排除这一可能：一国拥有超过其他所有对手的核优势，它非常强大，在该体系中独霸天下。如果体系中出现了核霸权，那么常规武力均势在很大程度上就显得无关紧要。
本书的第二项任务是想说明，该理论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国际政治的历史问题。检验任何理论的最终手段是看它能否很好地解释现实世界中的事件，所以我花了大量笔墨将我的观点与历史记录进行对照，着重讨论自1792年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以来至20世纪末期的大国关系。 [7] 我更关注欧洲大国，因为在过去2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一直支配着世界政治。确实，在日本和美国分别于1895年和1898年获得大国地位之前，欧洲一直是世界所有大国的发祥地。不过，本书也用了大量篇幅探讨东北亚政治，特别论及了1895—1945年间的日本帝国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美国也是我在用进攻性现实主义检验过去的事件时必须重点考察的国家。
我打算揭示的历史疑点主要如下：
（1）如何解释现代史上三次历时最长、最残忍并把所有大国都卷入其中的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2—18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
（2）如何解释1816—1852年、1871—1913年、特别是1945—1990年冷战期间欧洲出现的一段相当长的和平时期？
（3）19世纪中期，英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为什么它当时没有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主宰欧洲呢？换句话说，拿破仑法国、威廉德国、纳粹德国以及苏联都把自己的经济能力变成了军事力量，而英国为何没有这样做？
（4）为什么俾斯麦德国（1862—1890年）在1862—1870年间极具侵略性——它与另两个大国打了两次大战，并与一个较小的国家进行了另一场战争——但在1871—1890年期间却根本不显侵略性，而是远离战事，寻求维护欧洲的现状呢？
（5）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法国和俄国结成了反对威廉德国的均势联盟，却未能组成一个反对纳粹德国的有效联盟呢？
（6）为什么日本和西欧国家在冷战的早期与美国联手反对苏联，而美国当时已从二战中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强的经济大国并拥有核垄断？
（7）如何解释20世纪美国军队在欧洲和东北亚承担的义务？例如，为什么美国要等到1917年而不是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参加战争？还有，为何1914年之前美国不派兵赴欧洲去阻止战争呢？同样，为什么20世纪30年代美国不派军队反对纳粹德国或于1939年9月之前派兵去欧洲阻止二战的爆发呢？
（8）美国和苏联都拥有针对对方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什么它们仍不断扩建核武库呢？一个双方具有“确保摧毁”能力的世界被认为是稳定的，它的核均势也难以颠覆。然而，两个超级大国都耗费数十亿美元和卢布，力图赢得第一次打击优势。
第三，我用这一理论预测21世纪的大国政治。这种尝试可能让一些读者迷惑不解，因为如同其他社会科学，国际关系的研究建立在比自然科学更为脆弱的理论基础上，加之政治现象非常复杂，因此，如果我们不具有比目前所掌握的更高明的理论工具，要作出精确的政治预言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所有政治预测势必错误百出。那些如同我现在一样进行冒险预测的人，应该怀着谦恭的姿态，不必盲目自信，还要承认将来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时很可能会发现惊喜和纰缪。
尽管有诸多险阻，社会科学学者还是应该用其理论预测未来。预测有利于辨识政策，因为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周围世界所发生的事态。通过廓清争执点，作出清晰的预报，使那些满腹歧见的人茅塞顿开。况且尝试预测新事物是检验社会科学理论的最好方法，因为理论家不是事后诸葛亮，所以他们不可能矫正自己的观点以与证据相吻合（因为还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简单地说，世界可被看作一个实验室，它决定哪种理论能最好地解释国际政治。据此精神，我运用进攻性现实主义来展望未来，并牢记推测事件的有益一面和危险所在。
显而易见，本书是一部表达个人观点的理论专著。然而，在学术的大墙之外特别是在政策世界里，理论的名声并不好。社会科学理论常被描绘成如坠云雾的学术空想，与“现实世界”毫无牵连。例如，冷战时期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保罗·尼采（Paul Nitze）写道：“二战以来，大多数由美国人所著和所教的所谓‘政治科学’……就其对政治的实际指导意义而言，即便不起负面作用，其价值也是非常有限的。” [8] 根据这一观点，理论只能局限于单纯的学术层面，而决策者应根据常识、本能和实际经验来履行他们的义务。
这显然是顽固透顶的论调。事实上，没有理论，我们谁也无法弄懂我们所处的世界或作出明智的决定。无可否认，国际政治学的所有研究者和实践者都靠理论来领悟他们周围的环境，只是有些人意识到了，有些人没有；有些人承认它，有些人不承认。但不管怎样，我们都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不简化理论，我们就不可能认识周围复杂的世界。比如说，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内涵大体上可以用国际关系的三个主要自由主义理论来解读：（1）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繁荣国家彼此不可能发动战争的“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2）民主国家彼此不打仗的“民主和平论”；（3）国际制度能使国家避免战争并集中建立合作关系的“国际制度和平论”。
想一想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及其幕僚如何为北约的扩大提供各种理由。克林顿总统认为，北约东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守住中欧的民主成果”，因为“民主国家以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分歧”。他指出，美国应该培育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因为“我们的安全维系在其他民族自由开放的繁荣基础上，美国应与其携手并进，而不应该反对它们”。 [9] 克林顿在牛津大学的同窗、常务副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对于北约扩大问题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随着冷战的结束，构建一个对开放的社会和市场分摊责任且愈益联合的欧洲已变得可能。”他认为，北约东扩有助于“巩固对民主和市场变革的民族共识”，这一变革已存在于匈牙利和波兰等国之中，并因此有助于加强本地区的和平前景。 [10]
同样，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在赞扬北约缔造者时指出：“他们的根本贡献在于开创……以法制为基础的制度网络以及维和安排。”但是她警告说：“这一成绩还不完满……我们今天的挑战是完成后冷战时代的构造任务……拓宽世界领地，让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遍地开花。” [11]
这些事例表明，有关世界如何运作的普遍性理论在决策者辨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和选择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时起着重要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全盘接受任何得到普遍认可的理论，不管它多么受欢迎，因为理论有优劣之分。譬如说，有些理论只解决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而另一些理论则晦涩难懂，几乎让人无法理解。还有一些理论的基本逻辑自相矛盾，而另一些则不具任何解释力，因为世界并不按他们预测的方式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分有效的和残缺的理论。 [12]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令读者相信，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个饱满的理论，它能清晰地解剖世界的运作。
当然，与所有理论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解释力也有其局限性。有若干个案与该理论的主要观点相抵触，这些个案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本应解释但却不能作出解释的现象。所有的理论都存在此类难题，尽管理论越好，异常现象便越少。
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思想相抵触的一个事例是关于1905年的德国的。当时，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它在大陆的对手是法国和俄国。大约在此前15年，法俄曾建立过遏制德国人的联盟。英国当时只有一支很小的军队，因为它指望法国和俄国钳制德国。当1904—1905年日本出乎意料地大败俄国并暂时把后者从欧洲均势圈驱逐出去后，法国不得不孤单地面对巨大无比的德国。此时是德国征服法国并夺取欧洲霸权的绝好机会，因此德国在1905年而不是1914年挑起战争无疑更为合理。但1905年的德国甚至没有认真考虑过战争问题，这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预计是背道而驰的。
理论之所以会遇到难以解释的现象，原因在于它们把现实简单化了，只重视某些因素而忽视了其他变数。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强有力地塑造了国家的行为。我认为，结构因素如无政府状态和权力分配等是解释国际政治的最关键部件。该理论对个人或意识形态等一些国内政治因素几乎不予关注，它往往把国家当作黑匣子或台球一样看待。再看上述例子，1905年的德国无论是受俾斯麦、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还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统治，也无论德国是民主抑或专制国家，这都对该理论无关紧要。该理论关心的是，当时的德国拥有多少相对权力。然而，这种被忽视的因素不时支配着一国的决策过程。在这种情形下，进攻性现实主义是起不到正常的解释作用的。简言之，简化现实是要付出代价的。
另外，进攻性现实主义不可能回答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因为在有些案例中，该理论只与数个可能的结果相吻合。一旦出现此类情况，就不得不运用其他理论作更精确的解释。社会科学学者会说，用一个理论解释这些案例是“难以奏效”的，这种情形对于像进攻性现实主义这种不存偏见的理论来说并非不正常。
用进攻性现实主义不能确切解释的另一难题是，为什么冷战中的大国安全竞争在1945—1963年要比1963—1990年更为剧烈。 [13] 该理论也无法解释北约应采取进攻型还是防御型军事战略来遏止中欧的《华沙条约》。 [14] 要解答这些问题，有必要运用更为细化的理论，如威慑理论等。但是，那些理论及其导出的答案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并无抵触，只是对后者进行补充。简而言之，进攻性现实主义如同黑屋子中的一道耀眼的亮光：即便不能照亮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在大部分时间内它仍是引导人们穿越黑暗的极好工具。
从这一讨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攻性现实主义主要是一种叙述性理论。它解释大国过去如何表现以及将来可能怎样行动。但它也是一种指导性理论。国家“应该”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因为它展现了国家在险恶的世界里求生存的最好办法。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该理论描述大国怎样行动，为何还要说明它们“应该”怎样行动呢？该体系中强有力的强制因素使得大国毫无选择，只能像这一理论所指明的那样行动。虽然把大国比作陷入囚笼的罪犯有很大的真实性，但事实仍然是，它们有时——虽然不是经常如此——采取有悖于该理论的行动。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不规则现象。如同我们所见到的，这类鲁莽行为一向具有消极影响。简言之，大国要想生存，它们应当总是像正常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一样行动。
理论方面已说得够多，有必要更多地谈谈我的论点的实质，即“权力”的核心概念。对于所有现实主义者来说，盘算权力是国家考虑周围世界的关键所在。权力是大国政治的货币，国家为之争斗。权力对于国际关系的意义正如货币之于经济学。
本书围绕六个问题对权力展开讨论。第一，为什么大国想要权力？国家争夺权力的根本逻辑是什么？第二，国家想要多少权力？多少权力才是足够的？这两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关系到大国行为的最根本问题。如上所述，我对这些问题给出的答案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鼓励国家追求霸权。
第三，什么是权力？这一核心概念是如何定义和度量的？有了好的权力参照点，才可能确定个别国家的权力水平，然后我们就能描绘该体系的架构，特别是认定哪些国家具备大国资格。这样，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此体系是霸权（由单一大国主导）、两极（由两个大国控制）还是多极（由三个或更多大国主宰）体系，而且我们还可得知主要大国的相对力量。我们尤其想弄清它们的权力是否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均衡分配或存在极大的不对称性，特别是体系内是否存在一个潜在的霸主——一个比它的任何大国对手都强大得多的国家。
同时，明确地定义权力还可为我们考察国家行为提供一个窗口。如果充分了解权力的内涵，一旦国家为权力竞争，我们对竞争的属性就懂得更多，进而得知国家展开竞争的原因。概言之，更多地了解权力的真实本质有助于揭示大国之间如何竞争。
第四，当一个大国威胁要打破均势时，其他国家以何种策略获取或维持权力？讹诈和挑起战争是国家获取权力时所采取的主要策略，建立均势（balancing）和推卸责任（buck-passing）是大国面对危险对手时用以维持权力分配的主要手段。通过建立均势，受威胁的国家承担起阻遏对手的重任，并投入大量资源以实现这一目标。而通过推卸责任，处于危险中的大国设法让另一国承担起阻止或打败威胁国的重任。
最后两个问题集中讨论国家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的关键策略。第五，战争的原因是什么？何种权力因素使安全竞争的加剧及进而导致的公开对抗更容易或更难以发生？第六，在什么情况下，受威胁的大国会采取均势策略以对抗危险的敌手，又何时企图把责任推卸给另一受威胁的国家？
我将为这些疑问提供清晰可信的答案。但应该强调的是，对于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现实主义者都没有一致的意见。现实主义具有悠久的丰富传统，现实主义者对基本问题的争论向来是司空见惯的。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不想过多讨论其他现实主义理论。我只解释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其主要现实主义对手之间的区别，并挑战这些对手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主要目的在于阐明我自己的论点。但我不打算系统地考证任何其他现实主义理论，而是重点阐述我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用它解释过去、预测未来。
当然，本书也没有忽视国际政治中许多其他非现实主义理论，稍前已提及三种不同的自由主义理论和其他非现实主义理论，本书只讨论社会建构主义和官僚政治两种流派。第十章简要分析国际政治中代表主流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相互依存理论和代表文化理论的儒家和平主义，以探讨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但囿于篇幅，我不准备对这些非现实主义理论进行全面评述。总之，我研究的重点是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设置一个分析框架。
无论如何，只有从学术和政策两个层面去分析支配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并将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主流现实主义以及非现实主义进行比较，这项研究才有意义。
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上，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两个主要的理论流派。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的知识论战要么越过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界线，要么在那些流派内部展开。 [15]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三部现实主义著作：
● 卡尔的《二十年危机，1919—1939》，该书在二战爆发后不久（1939年）出版于英国，至今仍深受读者青睐。
● 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冷战初期在美国首次出版，在随后至少二十年时间里，它一直主导着国际关系领域。
● 肯尼思·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自冷战后期（1979年）首次出版以来，一直支配着这一领域。 [16]
所有这三位现实主义大师在其作品中都批评了自由主义的某些方面。比如说，卡尔和华尔兹对自由主义关于经济相互依存提升和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17] 更笼统地说，卡尔和华尔兹不断指责自由主义的政治乌托邦思想，认为这种观点若得以采纳，必然把国家引向灾难。同时，这些现实主义者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如华尔兹挑战摩根索关于多极比两极体系更为稳定的论点。 [18] 另外，虽然摩根索认为国家努力争取权力是由其本能的贪欲使然，但华尔兹却坚持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国家追求权力以提高它的生存前景。这些事例只是现实主义思想家众多分歧的缩影。 [19]
现在我们近距离地考察一下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首先从各理论的核心要点开始，然后集中讨论个别自由主义流派和现实主义理论的分歧。
自由主义的传统可上溯至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怀有一种强烈的意识，认为可以运用理智把世界变成更美好的居所。 [20] 因此，自由主义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前景抱有信心。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相信，极大地减少战争灾难、促进国际繁荣是可能的。有鉴于此，自由主义理论常常被贴上“乌托邦”或“理想主义”的标签。
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的乐观之见建立在三个核心信念之上，这些信念是该理论所有流派耳熟能详的共识。第一，自由主义者把国家看成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第二，他们强调，国家的内部属性存在很多变数，其差异对国家的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 [21] 此外，自由主义理论家常常认为，有些内部安排（如民主）天生优于其他因素（如专制）。因此，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国际体系中存在“好”与“坏”的国家。好国家寻求合作政策，彼此很少发生战争；而坏国家则挑起与其他国家的争端，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 [22] 因而，通向和平的钥匙在于让好国家遍布全球。
第三，自由主义者相信，权力的多寡几乎不可能解释好国家的行为，它们对其他形式的政治和经济盘算更具重要性，尽管不同理论对盘算的方式各有不同。坏国家可能受贪欲驱使，为猎取权力而牺牲他国利益，但这只是因为它们被误导罢了。在一个只有好国家的理想世界里，权力基本上无关紧要。
在自由主义大旗下衍生出的种种理论中，前面提到的三个主要论点颇具影响力。第一，“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论”指出，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它们不可能彼此发动战争。 [23] 根据这一理论，稳定的根基在于创设和维持一个自由的经济秩序，允许国家开展自由的经济往来。这种秩序使国家更加繁荣，进而促进和平。因为繁荣的国家更能在经济上获得满足，而满足的国家更爱和平。许多国家投入战争是为了获得或保护财富，而国家一旦富足，就很少萌生战争动机。更何况，相互依存的富裕国家彼此厮杀势必造成繁荣局面的丧失，这等于是对财富的恩将仇报。简言之，如果国家建立广泛的经济联系，它们就会避免战争，而专注于财富的积累。
第二，“民主和平论”声称，民主国家不会对其他民主国家发动战争。 [24] 因此，只包含民主国家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种观点并非指民主国家不如非民主国家好战，而是指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对于民主和平论有很多种解释，孰是孰非仍没有定论。然而，自由主义思想家确实认为民主和平论对现实主义提出了直接挑战，并为和平开出了极具药力的治疗偏方。
第三，“国际制度和平论”强调，国际制度提升国家间的合作前景，并能极其有效地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25] 制度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独立政治实体，不能迫使国家按可接受的方式行事。相反，制度是一整套让国家彼此合作和竞争的法则。它们列出可接受的和不能被接受的国家行为类别。这些法则不是由某一万能的权威强加给国家的，而是由国家磋商后共同遵循之，因为这样做符合它们的利益。自由主义者还认为，制度或法规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为，打消国家对私利的计较，使它们认识到每一丝利己动机对其相对权力地位的影响是何其大，这样制度就会使国家远离战争，并推动和平。
与自由主义者相比，现实主义者悲观地看待国际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是令人向往的，但要逃脱这种充满安全竞争和战争的严厉世界并非易事；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无疑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思想，但它并不现实。正如卡尔指出的，“现实主义强调现存力量和趋势的不可抗力，并坚持认为最明智的选择是接受，并使自己适应这些力量和趋势” [26] 。
这一国际关系悲观论由三个核心要件组成。第一，和自由主义者一样，现实主义者也把国家看成世界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现实主义者重视大国，因为这些国家主宰和塑造着国际政治，同时也引发致命的战争。第二，现实主义者认为，大国行为主要受其外部环境而不是内部属性的影响，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它们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一般不对国家的“好”或“坏”进行明确划分，因为任何大国无论它的文化和政治体系如何，也不管它由谁来掌控政府，都会按照相同的逻辑行事。
因此，国家很难被区分开来，惟独相对权力的差异例外。实质上，大国犹如台球，只是型号不同而已。
第三，现实主义者认为，对权力的追求支配国家的思维，国家为权力而竞争。有时，竞争使战争成为必需品，战争被视为一种可接受的治国手段。用19世纪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话说：“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 [27] 最后，竞争具有零和属性，有时非常惨烈和不可饶恕。当然，国家彼此也有偶尔的合作，但它们从根本上具有相互冲突的利益。
虽然许多现实主义理论者都讨论不同类别的权力概念，但其中两个流派尤其突出：一个是人性现实主义，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对其作了分析。另一个是防御性现实主义，主要体现在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这些著作非常重要并具有争议性，与其他现实主义著述的区别在于它们为上述基本问题提供了答案。特别是，它们分析了为什么国家追求权力，即对安全竞争的原因给出了说法，而且对一国可能追求多少权力的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其他一些著名的现实主义思想家也强调大国极其在乎权力，但它们并不打算解释国家为什么争夺权力或何种水平的权力会使国家感到满意。实质上，他们为现实主义方法进行了一般性辩护，但他们却拿不出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卡尔和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凯南（George Kennan）就属此类。卡尔在他的具有开创性的现实主义小册子《二十年危机》中以很长的篇幅批评了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动机主要受权力驱使。然而，他对国家为什么在乎权力以及它们想要多少权力的问题几乎只字未提。 [28] 坦率地说，该书没有理论。凯南的名作《美国外交，1900—1950》 [29] 也属同一格调。而摩根索和华尔兹却提出了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过去50年里主导国际政治著述的原因。
人性现实主义，有时又被称作“经典现实主义”。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摩根索的著作吸引大量读者开始到70年代早期为止，它一直主宰着国际关系的研究。 [30] 它的基本命题是，国家受人性支配，人生来就具有“权力欲望”。 [31] 亦即国家对权力拥有无法填补的胃口，用摩根索的话说就是“对权力贪得无厌”，意思是它们不断寻找机会采取进攻姿态，企图控制其他国家。 [32] 由于所有国家都“ 充满敌意 ”，所以没有任何根据对国家侵略的强弱作出区分，因而在这一理论中也就不应存在任何维持现状的国家。 [33] 人性现实主义者认定国际无政府状态——大国之上不存在治理权威——导致国家对均势的担忧。但是这一结构限制因素被视为引起国家行为的次要原因。国际政治中的主要驱动力是体系中每一国家的内在权力意志，它促使国家争夺霸权。
防御性现实主义又常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期华尔兹所著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标志着该理论的问世。
[34]
与摩根索不同，华尔兹并未假定大国因为被灌输了权力意志而具有内在的侵略性，相反，他假定国家的目标只是为了生存，追求安全是其最优先的考虑。不过，他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大国极为关注均势，特别是无政府状态使得追求安全的国家彼此争权夺利，因为权力是生存的最佳手段。可见，在摩根索的理论中，人性是安全竞争的深层原因，而在华尔兹的理论中，是无政府状态在扮演那一角色。
但是，华尔兹认为，国际体系并不是大国以鲁莽行动获取权力的很好理由，他似乎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无政府状态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促使它们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他说：“国家的首要顾虑是维持它们在体系中的位置。” [35] 这似乎像国际关系理论家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所说的，华尔兹的理论存在一种“现状偏好”（ status quo bias ）。 [36]
华尔兹承认，国家具有以牺牲对手而获取权力的动机，而且一旦时机成熟，按照上述动机行动就是很好的战略考量。不过，他没有对这一论点展开详细讨论。相反，他强调，当大国采取侵略行动时，潜在的受害国常常会通过建立均势的方式反对侵略者，阻止后者猎取权力的企图。
[37]
简言之，对华尔兹来说，建立均势截断了进攻的后路。
[38]
另外，他还强调，大国应忌讳获取太多的权力，因为“过多的力量”容易引起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它，这比它放弃增加权力的局面更加糟糕。
华尔兹关于战争诱因的观点进一步反映了其理论对现状的偏好。在他的理论中，战争没有深刻的原因。他没有说明战争可能带来重要的利益。实际上，他很少论及战争的原因，只强调战争主要是由不确定性和误断而引发的结果。换言之，如果国家更清楚地了解局势，它们就不会发动战争。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以及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通过集中关注名为“进攻—防御平衡”的结构概念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个案提供支持。
[39]
他们指出，无论何时，军事力量都被划分为要么偏重进攻要么倾向于防御两类。倘若防御明显高于进攻，征服变得困难，那么大国就不会萌发用武力攫取权力的动机，而是集中保护它们已经拥有的权力。当防御占优势时，保护已有的权力就更为容易。相反，倘若进攻更易于得手，国家就非常渴望征服他国，那么体系中出现频繁的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不过，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认为，“进攻—防御”平衡常常向防御的方向严重倾斜，从而让征服变得极其困难。
[40]
总之，建立充分的均势加上防御比进攻所具有的自然优势，应该能打消大国寻求侵略性战略的念头，而使其成为“防御的倡导者”
。
我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也是国际政治中的结构理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我的理论认为，在一个没有机构来保护国家相互安全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它们很快就意识到，权力是其生存的关键。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生的诱因，相反它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守住权力而不是增加它才是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 [41]
很明显，进攻性现实主义与人性现实主义都将大国刻画成无情的追逐权力者。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反对摩根索关于国家天生具备A型性格的观点。相反，他们相信，国际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充它们的相对权力，因为这是获得最大安全的最佳途径。换一句话说，生存催生侵略行为。大国具有侵略行为并不是因为它们想要这样做或具有内在的支配欲望，而是因为它们要想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就不得不寻求更多的权力。表1.1概述了主要现实主义理论是如何回答上述基本问题的。
表1.1 主要现实主义理论
没有文章或著作像摩根索、华尔兹那样分别提出理由来说明人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并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作过有说服力的分析。尽管有的现实主义者确实提到过体系给了大国采取侵略行为的理由。也许我们可以从一战期间一位英国学者、“国联”的早期倡导人洛斯·迪金森（Lowes Dickinson）所著的一本简短而晦涩的书中找到对进攻性现实主义最轻描淡写的概述。 [42] 他在《欧洲无政府状态》一书中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既不是德国也不是其他大国，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欧洲的无政府状态，这一无政府状态对于那些“出于安全和控制双重动机而企图压倒其他国家”的国家产生了巨大的诱惑力” [43] 。但是，迪金森等人没有提出全面的理由说明进攻性现实主义。 [44] 我写此书的目的就是想填补这一空白。
无论现实主义对诠释现实世界的政治有多大的贡献，也无论现实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形成有多大的指导作用，它在西方都不是一种受欢迎的思想流派。现实主义的核心思想——为国家自私地追逐权力提供绝好的凭据——不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很难想象一个现代政治领导人会公开地要求其国民为改善均势而拼死一战。欧洲或美国的领导者在世界大战或冷战中都没有这样做。大多数人更愿意把本国与敌国间的战争看成善与恶的较量，认为自己站在天使一边，而对手与恶魔为伍。因此，领导者常把战争描绘成一场道德十字军讨伐或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为权力而战。所以，现实主义很难推销。
美国人似乎对均势思想特别反感。例如，20世纪的总统言辞中充满了攻击现实主义的调子。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也许是这一观点的最著名代表，因为他在一战期间及刚刚结束之时发动过具有感召力的反均势政治运动。
[45]
然而，威尔逊并非独一无二，其后继者不断地重复他的观点。例如，在二战末年，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声称：“在未来的世界里，滥用‘权力政治’术语中的权力不能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因素。”
[46]
更近的事例是比尔·克林顿提出的与其惊人相似的观点，他声称：“在这个自由而不是专制向前推进的世界里，对纯权力政治愤世嫉俗的盘算不可能成气候，它不适合新的时代。”
1997年，他在为北约东扩作辩护时又重复了同样的主题，指出，那种认为北约东扩政策将孤立俄罗斯的观点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基础上的，即“20世纪的大国领土政治将主导21世纪”。相反，克林顿强调了他的信念：“开明的利己主义和共同的价值观一道将驱使国家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界定自己的伟大……将驱使我们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合作。”
[47]
美国人对现实主义怀有敌视倾向，因为它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相冲突。现实主义有悖于美国人对自身及大千世界的看法。
尤其是，现实主义与遍及美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和道德准则不相吻合。而自由主义则与这些价值观非常匹配。无怪乎，美国的外交政策辞令听起来宛如自由主义的训词。
美国人基本上是乐观主义者。 [48] 无论是国家抑或国际层面的进步，他们都视为既可遇亦可求。正如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很久以前所言，美国人相信“人被赋予一种不确定的改善本能” [49] 。相比而言，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观点是悲观的，它把世界描绘为充满安全竞争和战争的场所，认为“不论采取何种措施，都难以逃避邪恶的权力” [50] 。这种悲观主义与美国强有力的信念相矛盾。美国人的信念是，假以时日和努力，理智的个人可以联合起来解决重要的社会问题。 [51] 自由主义对世界政治抱有更大的希望，美国人认为它比现实主义所刻画的恐怖幽灵更具吸引力。
美国人也倾向于认为，道德应在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著名的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写道：“美国人是乌托邦式的道德家，他们试图让德行制度化、铲除邪恶的人并消灭邪恶的制度和实践。” [52] 这种看法与现实主义精神相斥，后者认为战争是国际体系生活中的固有部分。大多数美国人把战争看成丑恶的行为，最终应从地球上被彻底消灭。战争固然可以被用来服务于自由主义的崇高目标，如反对专制、普及民主，但是如果战争仅仅是为了改变或维持均势，从道德层面来说，这就是不正确的。这就使克劳塞维茨式的战争概念为大多数美国人所诅咒。 [53]
美国这种道义化倾向也与下列事实相悖：现实主义不对国家好坏作出评判，而主要依据它们相对权力的多寡来分辨。比如，用全然的现实主义解释冷战，就很难对冲突期间美国和苏联背后的动机差异作出有意义的区分。按照现实主义理论，美苏双方都为均势的考虑所驱使，每一方都力图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但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接受这种对冷战的解释，因为他们相信，美国是受善意驱使，而苏联则不然。
当然，自由主义理论者是将国家区分为好坏的，他们常常认为具有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国家最值得称道。无怪乎，美国人更喜欢这一观点，因为它认定美国是世界政治中的慈善力量，而把美国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看成误入歧途或心怀恶意的麻烦制造者。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思想极大地鼓舞了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带给美国人的那种惬意感。当“邪恶帝国”解体时，许多美国人（以及欧洲人）得出结论认为，民主之花将遍及全球，世界和平会突然出现。此类乐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民主的美国是道义的国家”这一信条基础上的。如果其他国家效仿美国，那么善良的国家将遍布全球，这种进步只能意味着国际冲突的终结。
因为美国人不喜欢权力政治，所以在公开场合他们常常以自由主义的口吻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政策精英的言辞也涂上了浓重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色彩。美国学术界特别擅长提升思想市场中的自由主义成分。然而，关起门来，筹划国家安全政策的精英们却满口权力语言，而不是什么法则；在国际体系中，美国也在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 [54] 实质上，他们的公开言论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具体操作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
著名的现实主义者经常批评美国的外交过于理想化，并抱怨美国领导者对均势关注不够。譬如，凯南在1951年写道：“我发现，我们过去政策制定的最严重错误在于通过‘守法与说教’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这种方式在我们过去50年的整个外交政策中简直一团糟。” [55] 按照这一说法，美国的自由言论与其外交政策行为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差距，因为美国实践的正是它所鼓吹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下面我将详细论证这一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向来受现实主义逻辑支配，虽然其领导者的公开言论可能让人产生相反的理解。
聪明的观察者应该清楚地注意到，美国是说一套，做一套。实际上，其他国家的决策者总在评论美国的这种外交政策倾向。例如，卡尔早在1939年就说过，欧洲大陆国家把讲英语的民族看成是“在善良的外衣下掩盖其自私的国家利益的艺术大师”，“这种伪善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思维中的特有怪癖” [56] 。
另外，美国本身对言辞与实际之间的这种差距是视而不见的。两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首先，现实主义政策有时与自由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即当追求权力与追求法则并不冲突时，现实主义政策可以名正言顺地装点上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而无须讨论根本的权力事实。这种一致性有利于外交政策的推行。试举一例，美国在二战中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在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都主要源于现实主义原因。但是，两次反击又都与自由主义法则相一致，因而，决策者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们当成意识形态冲突推销给了公众。
其次，当美国出于权力考虑不得不采取与自由主义相冲突的行动方式时，“抬轿人”（spin doctors）就会出现，并会讲述一个与自由理想极为匹配的荒诞故事。 [57] 例如，19世纪晚期，美国把德国看成是值得效仿的进步的宪制国家。但是，在一战爆发前十年中，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美国对德国的看法改变了。直到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时，美国才不得不承认德国比它的欧洲对手更加专制好战。
同样，20世纪30年代晚期，许多美国人把苏联看成魔鬼国家，部分原因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实施清洗政策以及他在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当美国在1941年末与苏联联合抗击德意志第三帝国时，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关运动，以清理美国这一新盟国的形象，使其符合自由主义理念。苏联此时已被描绘成最民主的国家（proto-democracy），斯大林也成了“约瑟夫大叔”（Uncle Joe）。
如何摆脱这种言辞与政策之间的矛盾呢？多数美国人容易接受这些理性的东西，因为自由主义在他们的文化土壤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基。因此，他们容易相信自己在按照珍爱的原则而非冷酷和蓄意的权力考量行事。 [58]
本书的以下章节主要回答我上述提出的关于权力的六大问题。第二章可能是本书最重要的一章。它阐明了我的理论，即国家为什么争夺权力和追求霸权。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我给权力下了定义，并解释如何度量权力。这主要是为检验我的理论做铺垫。不弄懂什么是权力以及国家为了极大地占有世界权力所采用的不同策略，就无从确定国家是否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旨意行事。我首先对潜在的权力与实际的军事实力进行了区别，然后指出国家对这两类权力都非常在意。第三章集中讨论潜在权力，主要包括一国的人口规模及财富数量。第四章讨论军事实力。这一章很长，因为我探讨的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和“水域的阻遏力量”这两个既新颖又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
第五章主要探讨大国为获取和维持权力所运用的策略。用较大的篇幅讨论战争对获取权力的实效性。同时，我还重点讨论了建立均势和推卸责任等主题，这是国家面对那些想打破均势的对手的威胁时所采用的主要策略。
在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我对历史记录进行考证，看是否存在支持本理论的证据。我特别对1972—1990年之间的大国行为作了比较，并检查这些行为是否符合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预测。
在第八章中，我提出了一个简单理论，解释大国何时建立均势以及何时选择推卸策略，然后运用历史记录检验该理论。第九章讨论战争的诱因。在这一章里，我也提出了一个理论，然后以实证记录检验它。
第十章研究中国崛起。中国崛起是21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而我要讨论这个最重要问题里最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所以这一章将用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预测崛起的中国会怎样面对其他亚洲国家和美国。而预测的结果并不乐观，中美两国安全竞争将愈演愈烈，周边国家大多会联合美国制衡中国。而且虽然很多人预测中美不会打仗，我却认为两国很可能爆发战争。
[1] “永久和平”一词因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提出而闻名。参见Hans Reiss, ed., Kant's Political Writings, trans.H.B.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93—130。同时参见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Michael Mandelbaum, "Is Major War Obsolete?" Survival 40, No.4 (Winter, 1998—1999), pp.20—38;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16 (Summer 1989), pp.3—18，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一书的基础。
[2] Charles L.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3 (Winter 1994—1995), pp.50—90.
[3] 均势是一个具有多种意义的概念。参见Inis L.Claude, Jr.,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chap.2; Ernst B. Haas, "The Balance of Power: Prescription, Concept, or Propaganda?" World Politics 5, No.4 (July 1953), pp.442—477。我用它表示体系中大国间军事资源的实际分配。
[4] 引自Lothar Gall, Bismarck: The White Revolutionary, vol.1,1851-1871, trans. J.A. Underwood (London: Unwin Hyman, 1986),p.59。
[5] 但是，该理论对较小的大国也是适用的。华尔兹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他写道：“一个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一经著述而成，它同时也适用于较小国家，因为它们的活动范围隔离于体系中其他大国的干预，不管是由于后者的相对漠不关心还是由于通讯和交通困难所致。”参见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9), p.73。
[6] 大国的其他定义，参见Jack S.Levy, War in the Modern Great Power System, 1495—1975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3), pp.10—19。
[7] 对于1792—1990年间哪些国家具备大国资格的问题，学者的意见基本一致。参见Levy, War, chap.2; J.David Singer and Melvin Small, The Wages of War, 1816—1965: A Statistical Handbooks (New York: Wiley, 1972), p.23。我接受常规的理解，因为它似乎与我的大国概念总体上是一致的。如果在“逐一考察个案的基础上”分析每个潜在大国，“在时间和资料上都是不允许的，而且到头来，无法对其进行区别”。参见Levy, War, p.26。俄罗斯（1917—1991年为苏联）是唯一一个在整个时段都称得上是大国的国家。英国和德国（1870年前为普鲁士）在1792—1945年期间是大国，法国从1792年到1940年被纳粹德国击败并占领为止，属大国。有学者把1945年后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也划为大国，而把强大得多的苏联和美国划为超级大国，我没有发现这种划分有什么价值。虽然我有时把美国和苏联称为超级大国，但是它们在冷战期间是体系中的大国，而当时英国、法国和德国（还有中国和日本）缺乏成为大国的军事实力。有人把1861年到1943年在二战中溃败的意大利看成大国。奥匈帝国（1867年前为奥地利）从1792年到1918年解体时止，算得上大国。日本从1895年到1945年被视作大国，而1898年至1990年间的美国常被看成大国。至于1991年至2000年这一时段，中国（从1991年开始被看成大国）、俄罗斯和美国被视为大国，原因在第十章中讨论。
[8] 引自Stephen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
[9] William J.Clinton, "Commencement Addres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NY, May 31, 1997.也可参见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1996)。
[10] Strobe Talbott, "Why NATO Should Grow,"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ust 10, 1995, pp.27—28.也可参见Strobe Talbott, "Democrac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75, No.6 (November-December 1996), pp.47—63。
[11] Madeleine Albright, "A Presidential Tribute to Gerald Ford," speech at Ford Museum Auditorium, Grand Rapids, MI, April 16,1997.也可参见Madeleine Albright, "Commencement Addres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June 5, 1997; Richard Holbrooke, "America, A Europe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74, No.2 (March-April 1995), pp.38—51。
[12] 关于一种好理论由什么组成，参见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7—21。
[13] 这一主题的重要著作是：Marc Trachtenberg, A Constructed Peace: The Making of the European Settlement, 1945-196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 尽管整个冷战期间北约在与华约的对抗中采用了防御战略，但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是进攻战略，这一文章在安全共同体内引发了大辩论。参见Samuel P.Huntington, "Conventional Deterrence and Conventional Retaliation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8, No.3 (Winter 1983—1984), pp.32—56。
[15] 关于这一点，参见Michael W.Doyle,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Norton, 1997); Brian C.Schmid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narchy: A Disciplinary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16] E.H.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d ed.(London: Macmillan, 1962; the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39);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 th ed. (New York: Knopf, 1973; the first edition was published in 1948);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7]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 chap.4; Kenneth Waltz, "The Myth of 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in Charles P.Kindelberger, ed., 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0), pp.205—223;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7.
[18] 参见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chaps.14, 21; 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93, No.3 (Summer 1964), pp.881-909。
[19] 关于这些分歧的更进一步证据，参见 Security Studies 5, No.2 (Winter 1995-1996, special issue on "Roots of Realism," ed.Benjamin Frankel); Security Studies 5, No.3 (Spring 1996, special issue on "Realism: Restatements and renewal," ed. Benjamin Frankel)。
[20] 参见F.H.Hinsley, 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t.I; Torbjorn L.Knu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5; F.Parkinson, The Philoso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77), chap.4。
[21] 参见 Andrew Moravcsik, "Taking Preference Seriously: A Libe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1, No.4 (Autumn 1997), pp.513—553。
[22] 参见Michael Howard, War and the Liberal Conscience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78)。
[23] 特别参见Norman Angell, The Great Illusio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Military Power in Nations to Their Economic and Social Advantage , 3d rev.and enl. ed. (New York: G.P.Putnam's, 1912); Thomas L.Friedman, 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 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Edward D. Mansfield, Power, Trade, and Wa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Susan M. McMillan, "Interde pendence and Conflict,"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1, Suppl.1 (May 1997), pp.33—58;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24] 关于民主和平理论的重要著作有：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Miller, eds.,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96), pts.I and III; 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No.4 (December 1986), pp.1151—1169; Fukuyama. "End of History?"; John M.Owen IV, Liberal Peace, Liberal War: 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thaca, NY: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1997); James L.Ray, Democracy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 Evalu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Proposi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5); Bruce Russett,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 for a Post-Cold War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有些学者认为，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更和平，而不管它们的对手是何种政治体制。然而，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有更多的证据表明，民主的和平效果局限于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
[25] 特别参见David A.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Robert O.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 No.2 (Spring 1982, special issue on "International Regimes," ed. Stephen D.Krasner); Lisa L.Martin and Beth A. Simmon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2, No.4 (Autumn 1998), pp.729—757; John G.Ruggie, Constructing the World Policy: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chaps.8—10。体制和国际法（regimes and international law）与制度（institution）是相近的，因为它们都是国家彼此协商达成的必要法则。
[26]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p.10.
[27]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trans, and ed.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esp. books 1,8. 也可参见Richard K.Betts, "Should Strategic Studies Survive?" World Politics 50, No.1 (October 1997), pp.7-33, esp.p.8; Michael I.Handel, Masters of War: Classical Strategic Thought, 3d ed. (London: Frank Cass, 2001)。
[28] 迈克尔·史密斯（Mike Smith）在《从韦伯到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 Realist Thought from Weber to Kissinge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一书中指出，卡尔没有解释“为什么政治总是涉及权力，这种解释对任何试图将权力行使纳入与一个有序的社会存在相协调的轨道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对权力的贪欲是人的本性（尼布尔和摩根索的观点）吗？或者说，这就是安全竞争的结果吗？”（p.93）
[29] George F.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史密斯写道：“凯南没有对国际政治提供一个系统的解释方法，也没有提出他总的政治哲学：他是一位由外交家转变而来的史学家，并不是一个理论家或政治理论家，他既不关心提出人性学说，也没有以准理论的方式提出一个周而复始的国际政治真理。”参见Smith, Realist Thought, p.166。
[30] 20世纪70年代早期，人性现实主义失去了许多吸引力，原因有多种。反越南战争的冲击波导致了它的死亡，因为到1970年止，任何把军事权力看作不可避免的理论都是不受校园欢迎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摩根索早先是越南战争的有力批评者。参见Hans J.Morgenthau,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Public Affairs, 1965); "Bernard Johnson's Interview with Hans J.Morgenthau," in Kenneth Thompson and Robert J.Myers, eds., Truth and Tragedy: A Tribute to Hans J. Morgenthau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4), pp.382—384。]另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3年的石油冲击以及跨国公司力量的增加，使很多人认为经济问题已比安全问题更重要了，而现实主义特别是摩根索的理论几乎没有谈到国际政治经济问题。20世纪70年代早期，有人甚至认为，跨国公司和其他跨国力量正威胁着国家本身的完整性。“主权陷入困境”（sovereignty at bay）是当时广泛使用的一个词语。最后，人性现实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与行为革命不同步的哲学理论。20世纪70年代早期，行为革命支配着国际政治的研究。摩根索很不喜欢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但是，在这一战争思想方面，他已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而且其理论丧失了它的正统性。关于摩根索对社会科学的观点，参见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关于最近数量不多的人性现实主义例子，参见Samuel P.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No.4 (Spring 1993), pp.68—71。也可参见 Bradley A. Thayer, "Bringing in Darwin: Revolutionary Theo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 No.2 (Fall 2000), pp.124—151。
[31] 参见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以及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虽然摩根索是最著名的人性现实主义者，但是，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也是这一流派的主要力量。参见Niebuhr,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New York: Scribner's, 1932)。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摩根索发表他对国际政治的观点之前，弗里德里克·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就对人性现实主义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参见Meinecke,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Trans. Douglas Scott (Boulder, CO: Westview, 1984)，该书最早于1924年在德国出版，直到1957年才出版英文版。根据摩根索的学生肯尼思.W.汤普森（Kenneth W.Thompson）1999年8月9日与作者的通信，摩根索是在德国接受的教育，他对《马基雅弗利主义》一书很熟悉。也可参见Christoph Frei, Hans J. Morgenthau: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07-226。
[32]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p.194。同时参见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p.208。
[33]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p.192。尽管摩根索认为“获得最大化权力的欲望是普遍存在的”（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208），但他在他的著作中还是对现状大国和修正主义大国作了区分（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p.40—44，64-73）。但是，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所有国家都有一种“欲壑难填的权力野心”（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208），那么世界上怎么会有现状大国呢？再有，虽然摩根索强调追求权力的驱动力在于人性，但他同时也承认，国际体系结构为国家追求进攻创造了强大的诱因。例如，他写道：“由于……所有国家时刻担心它们的对手会在适当的时候掠夺它们的权力地位，因此，所有国家的至高利益是期望这种情况发生在其他国家头上，而且不希望其他国家对它们这样做。”（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208）然而，如果当机会出现时，所有国家都把利用彼此当作至高的利益，那么该体系中怎样才有现状大国呢？的确，这种具有诱惑力的结构似乎没有为满足的大国留有余地。还有，摩根索没有为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提供解释。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也提到摩根索著作中同样的问题。参见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84—86。
[34] 华尔兹（Kenneth Waltz）其他关于现实主义的重要著作包括：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Fred I.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 vol.8,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5), pp.1-85;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in Robert I.Rotberg and Theodore K.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9-52;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22—345。与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不同，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明显称得上是一部现代社会科学著作（特别是该书第一章）。
[35]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126.也可参见该书pp.118, 127; Joseph M. Gr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No.3 (Summer 1988), pp.485—507，该文直接建立在华尔兹的论点之上，即国家主要关注维护世界权力的配额。
[36] Randall L.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5, No.3 (Spring 1996, special issue), pp.90—121.也可参见Keith L.Shimko, "Realism, Neorealism, and American Liberalism." Review of Politics 54, No.2 (Spring 1992), pp.281-301。
[37]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s.6, 8.另外，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著作强调国家具有抗衡侵略的强烈倾向，参见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38] 参见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chaps.8; Waltz, "Origins of War"。
[39] 重要著作包括：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s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30, No.2 (January 1978), pp.167—214; Jack L.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s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esp. chaps.1-2;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esp. chap.6.也可参见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Robert Powell, In the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esp.chp.3; George Quester,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York: Willey, 1997)。后一著作是关于进攻—防御平衡的重要之作，尽管该书作者不被看作防御现实主义者。对于本主题的评论，请参见Sean M. Lynn-Jones, "Offense-Defens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Security Studies 4 (Summer 1995), pp.660—691。
[40] 关于这一点，杰维斯有一种比斯奈德和范·埃弗拉更恰当的观点。参见 Snyder, Myths of Empire , pp.22—24; Van Evera, Causes of War , pp.118, 191, 255。
[41] 有些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强调，大国追求最大化的安全，而不是相对权力。华尔兹写道：“国家的最大担心不是为权力而是为安全。”参见Waltz, "Origins of War," p.40。毫无疑问，大国最大化地获取安全，但是，这种观点本身非常模糊，而且不能洞察国家的实际行为。重要的问题是，国家如何最大化地获得安全？我的答案是：通过最大化地占有世界权力的份额。防御性现实主义者的答案是：通过保护好现有的均势。斯奈德在《帝国的迷思》（ Myths of Empire ）一书中很好地论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说，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者都接受这一观点：“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国家最强大的驱动力，但是它们对于获取安全的最有效途径持相反的观点。”（pp.11—12）
[42] G. Lowes Dickinson, The European Anarchy (New York: Macmillan, 1916)；也可参见G. Lowes Dickinson, The International Anarchy, 1904—1914 (New York: Century Company, 1926), esp. chap.1。
[43] Dickinson, European Anarchy , pp.14, 101.
[44] 埃里克·拉伯斯（Eric Labs）、尼古拉斯·斯巴克曼（Nicholas Spykman)和马丁·怀特（Martin Wight）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进攻性现实主义作了个案分析，尽管他们都没有提出任何详细理论。参见Eric J. Labs. "Offensive Realism and Why States Expand Their War Aims," Security Studies 6 No.4, pp.1—49; Nicholas J.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2), introduction and chap.1; Martin Wight, Power Politics, eds. Hedley Bull and Carsten Holbraad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78), chaps.2,3,9,14,15。我们也可以在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的书中见到该理论。参见Herbert Butterfield,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New York: Scribner's, 1950), pp.89—91;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87—88;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2., No.2 (January 1950), p.157; John H. Herz, Political Realism and Political Ide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p.14—15, 23—25, 206; 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ded. (New York: Knopf. 1968), pp.274, 279, 298; Frederick L. Schum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estern State System (New York: McGraw-Hill, 1933) , pp.512—519;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ssim。最后，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的重要著作有些方面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符。参见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No.1 (Summer 1994) , pp.72—107; Randall L. Schweller, Deadly Imbalances: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但是，正如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所说，很难把施韦勒划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参见Gideon Rose,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 No.1 (October 1998), pp.144—172。
[45] 参见Inis L. Claud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August Heckscher, ed., The Politics of Woodrow Wilson: Selections from His Speeches and Writings (New York: Harper, 1956); James Brown Scott, ed. President Wilson's Foreign Policy: Messages, Addresses, Pap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8)。
[46] 引自Wight, Power Politics, p.29。
[47] In Clinton's Words: "Building Lines of Partnership and Bridges to the Future," New York Times, July 10, 1997.
[48] 参见Seynour Martin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 Double-Edged Sword (New York: Norton, 1996), pp.51—52, 237。还可参见Gabriel A. Almond,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raeger, 1968), pp.50—51。
[49]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 Vol.II, trans. Henry Reev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2), p.38.
[50]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 p.201.
[51] 参见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se (New York: Scribner's 1944) , esp. pp.153—190。
[52] Lipse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 p.63.
[53] 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ider and the Stat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54] 例如，从对冷战早期的档案研究中可以发现，美国决策者在应对苏联时，主要是从权力政治而不是意识形态考虑的。参见H. W. Brands, The Specter of Neut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hird World, 1947—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omas J.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Melvyn P.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National Securit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ld Wa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Trachtenberg, Constructed Peace。 还可参见Keith Wilson, "British Power in the European Balance, 1906—14," in David Dilks, ed., Retreat from Power: Studies in Britain's Foreign Polic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1, 1906—1939 (London: Macmillan, 1981), pp.21—41。该书描述了英国决策者如何在私下里“经常采用权力政治概念”（p.22），而在公开的言辞中采用更具理想主义色彩的表述。
[55]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p.82.强调这一主题的其他现实主义者的例子，参见Walter Lippmann, U.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Little, Brown, 1943); Hans Morgenthau,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Knopf, 1951); Norman A. Graebner, America as a World Power: A Realist Appraisal from Wilson to Reagan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1984); Norman A. Graebner, Cold War Diploma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5—1975 , 2d ed. (New York: Van Nostrand, 1977)。
[56]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p.79.这种伪善不只局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参见Markus Fischer, "Feudal Europe, 800—1300: Communal Discourse and Conflictual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 No.2 (Spring 1922), pp.427—466。
[57] 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作品有：Ido Ore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Democratic' Peace: Changing U.S.Perceptions of Imperial Germa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No.2 (Fall 1995), pp.147—184。有关该事例的其他证据，参见 Konrad H. Jarausch, "Huns, Krauts, or Good Germans? The German Image in America, 1800—1980," in James F.Harris, ed., German -American Interrelations: Heritage and Challenge (Tubingen: Tubinge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45—159; Frank Trommler, "Inventing the Enemy: German-American Cultural Relations, 1900—1917," in Hans Jurgen Schroder, ed., Confrontation and Cooperatio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ra of World War I, 1900—1924 (Providence, RI: Berg Publishers, 1993), pp.99—125; John L.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Chap.2。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决策者如何努力清除俄国形象的讨论，参见Keith Neilson, Britain and the Last Tsar: British Policy and Russia, 1894—1917 (Oxford: Clarendon, 1995), pp.342—343; P. M. H. Bell, John Bull and the Bear: British Public Opinio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5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0)。
[58] 关于自由主义观点对美国思维的重大影响，参见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