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的观点都是我所原创，但最终成书仍然有赖各方添砖加瓦。

首先许多学者同侪在百忙之中审读本书并不吝赐教，修订版处处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各位同仁校读一番，或指出内容疏漏，或佐证书中观点，或提出全新见解，每每让笔者受益良多。可以说，如果没有各方学人群策群力斧正本书原稿，修订版书中会有多少贻笑大方之处殊难想象。但意见虽然宝贵，我却有主见，并不盲目接受，修订版成书中的瑕疵，我亦决意自负其责。

我首先谨感谢柯林·艾尔曼（Colin Elman）、迈克尔·德施（Michael Desch），彼得·利伯曼（Peter Liberman）、卡尔·穆勒（Karl Mueller）和马克·特拉赫滕贝格（Marc Trachtenberg），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笔者更是感激不尽。以上6位不仅通读手稿，各抒己见，而且对其中重点难点更反复斟酌，力图改进。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黛博拉·阿万特（Deborah Avant）、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迈克尔·克雷斯威尔（Michael Creswell）、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本杰明·弗兰克尔（Benjamin Frankel）、海因·戈曼斯（Hein Goemans）、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约瑟夫·格里科（Joseph Grieco）、阿尔曼·格里高利（Arman Grigorian）、戴维·赫尔曼（David Herrmann）、埃里克·拉布斯（Eric Labs）、卡尔·劳滕施拉格（Karl Lautenschlager）、克里斯多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杰克·利维（Jack Levy）、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卡伦·明斯特（Karen Mingst）、西恭之（Takayuki Nishi）、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巴里·波森（Barry Posen）、达里尔·普雷斯（Daryl Press）、辛西娅·罗伯茨（Cynthia Roberts）、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布莱恩·施密特（Brian Schmidt）、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和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也曾阅读手稿，惠赐意见，在此一并致谢。我写作期间得到各界学者帮助甚多，虽努力尽录姓名于此，难免挂一漏万，若有遗漏，当属无意，还请见谅。

我的研究助理们多年胼手胝足，辛勤工作，堪称幕后英雄。值修订版成书之际，谨向罗什那·巴拉苏布拉曼尼安（Roshna Balasubramanian）、戴维·埃德尔斯坦（David Edelstein）、丹尼尔·金斯伯格（Daniel Ginsberg）、安德里亚·杰特（Andrea Jett）、赛斯·琼斯（Seth Jones）、凯尔·利伯（Keir Lieber）、丹尼尔·马西纳克（Daniel Marcinak）、贾丝廷·罗森塔尔（Justine Rosenthal）、约翰·施卢瑟（John Schussler）和斯蒂文·韦伊（Steven Weil）深表谢意。特别是亚历山大·唐斯（Alexander Downes）不仅深入研究书中讨论的诸多问题，广积资料供笔者参考，本书图表也大部分出自他手，我万分感谢。

本书倒数第二稿完成之时，我蒙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厚爱，被选为1998—1999年度惠特尼·H.谢泼德森研究员（The Whitney H.Shepardson Fellow）。该项目本来旨在帮助学者完成著作。所以在我当选之后，外交关系委员会便在纽约三次召集学者讨论书稿。纽约的三次会议，都由理查德·贝茨任主席，会上名家云集，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利维、吉迪恩·罗斯（Gideon Rose）、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理查德·乌尔曼（Richard Ullman）、肯尼思·华尔兹和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都曾参与。对本书不足与会专家必定直言不讳，我亦广泛听取，受教良多，终稿遂成。委员会曾请作者在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宣读本书内容，以上专家也都有精彩评论。

每逢纽约会后，我必乘车赶赴哥伦比亚大学，再参加阿尔曼·格里高利和霍尔格·施密特（Holger Schmidt）两位同学的研究生学术论坛，讨论当天会上所读章节。各位同学也颇如初生牛犊，畅所欲言之际，使我获益匪浅。

本书能够写成，离不开芝加哥大学的支持。本校素以学风严谨闻名，赞助研究又十分热心。学者在此任教治学著作，可谓无比舒畅，无限便利。各位研究生更后生可畏，本书中理论几经改进，才能招架诸生的唇枪舌剑，而和学生思想交锋，又让笔者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史方面温故知新、教学相长。且政治学系的凯西·安德森（Kathy Anderson）、海蒂·帕克（Heidi Parker）、米米·沃尔什（Mimi Walsh）及其他管理人员在我写作期间，多年不辞辛劳、鼎力支持，在此亦表感谢。

但此时此刻我最不能忘记的还是四位恩师。多年前在西点军校，是威廉·施瓦茨（William Schwartz）领笔者走进国际安全研究之门。后来在南加州大学读研，又幸蒙查尔斯·鲍威尔（Charles Powell）教导。到了康奈尔大学，又有乔治·奎斯特（George Quester）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二位指导毕业论文。我所以走上学术之路，今日又写出本书修订版，全赖恩师和母校栽培，必将永远感念于心。

我写作本书修订版，本来是遵从老友诺顿出版社编辑罗比·哈灵顿建议，而写作本书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出我们二人预计。但他却能有始有终，一路从容不迫，巧解难题，直到全书大功告成。之后又有赖特雷西·纳格尔（Traci Nagle）出色的编辑工作，艾弗里·约翰逊（Avery Johnson）和罗伯·怀特塞德（Rob Whiteside）掌管装帧印刷，本书才能与各位读者见面。

说完众友人，我便要感谢家人耐心支持。众所周知，写书既要耐力，也要体力。日日起床提笔，我便感到有如和狗熊掰腕子般吃力，何况不仅要一掰一天，还要日复一日。若要熊口余生，学界友人的热心帮助和家人的耐心支持缺一不可。我最想感谢的还是爱妻帕梅拉（Pamela），对她，我亏欠甚多。所以只有献上本书，以期聊补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