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初版前言

20世纪是一个国际社会充斥着大规模暴力行为的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使差不多900万人葬身欧洲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期间有大约5 000万人丧失了生命，其中半数以上是平民。二战结束后不久，整个世界又陷入了冷战的泥潭。在冷战对峙中，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组织盟国从未直接与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作战，但成百万的人死于朝鲜、越南、阿富汗、尼加拉瓜、安哥拉、萨尔瓦多等地的“代理人战争”；这一时期的其他一些战争，尽管规模小，但也异常激烈，夺去了数百万人的性命，包括1904年至1905年及1939年的日俄战争、1918年至1920年协约国对俄国内战的干涉、苏波战争（1920—1921年）、一系列的阿以战争及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

如此暴力的循环往复，在新的千年里还远未终结。和平的愿望可能仍不会实现。因为塑造国际体系的大国相互提防，其结果是争权夺利。实际上，它们的最终目标是去取得凌驾于他国的支配性权力，因为拥有支配性权力是确保自身生存的最好方式。力量确保安全，最大的力量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面对这一驱动力的国家注定因此相互冲突，因为每个竞争对手都想取得压倒他人的竞争优势。这是一种悲剧。除非塑造这种体系的国家同意组成世界政府，否则便难以逃脱这种悲剧。然而发生巨大转变的前景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冲突与战争注定会持续不断，成为世界政治突出而持久的特征。

当然，你可以不同意这种悲观论调，而是强调随着冷战的终结，20世纪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并且注意到进入21世纪时，大国关系还相当平静。事实的确如此，但简单地从当前推断未来，这种分析并非合理。

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处于前两个世纪开端的观察家们会预测到些什么。1800年，欧洲处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之间。后者持续了23年，那个年代所有大国都卷入其中。从那种血腥岁月往后推断，可以料到19世纪肯定充满了大国的纷争。而事实上，它是欧洲历史上冲突最少的时期之一。相反，1900年，欧洲并无大国卷入的战争，很少有迹象表明一场大战即将爆发。从平静的岁月推断，人们会以为20世纪欧洲的冲突会很少。我们都知道，结果恰恰相反。

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提供了预测未来的有效工具。其中最有效的理论将描述大国通常如何打交道并解释它们的行为。有效的理论还以很好的篇幅解释大国过去的行为，包括解释为什么有些历史时期的冲突比其他历史时期要多。满足这些要求并帮助我们回顾和理解过去的理论，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展望和预知未来。

本书中，我试图提出这样一种理论，我把它称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在本质上它是现实主义的；它归属于E.H.卡尔（E.H.Carr）、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等现实主义思想家的传统，其组成要素很少并能从简单的命题中提炼出来。例如，我强调大国追求使其所分得的世界权力最大化。我还认为，包含一个特别强大的国家，换句话说，包含一个潜在霸权国家的多级体系，特别倾向于导致战争。

本书的上述和其他观点将是有争议的。为支持我的观点，我试图表明支撑它们的逻辑是合理的和令人信服的。我还用历史记录检验了这些观点。为清楚起见，我主要关注1792年以来的大国关系。最后，我用此理论来预测未来大国关系的可能模式。

本书既是写给学者们看的，也是写给那些有兴趣了解大国行为是受何种力量驱使的老百姓看的。为此，我尽量使我的观点更清楚也更易于理解，使那些尚未沉浸在学术界的行话与争论中的人也能读懂。有一句话我总是牢记在心，就是文学学者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曾告诉杰出的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的那句话：“假定你被邀请就你所熟知的某题材作一演讲，听众有来自名牌大学各系的老师与学生，也有附近城市中各种各样有兴趣的人；假定你面对这样的听众，他们有知道的权利，而你又想使他们知道些什么，那么开始写吧！”我期盼读者得出结论说，我遵循这一建议的努力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