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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共和新时代
◎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孙中山、袁世凯北京会见
◎ 孙中山修铁路的宏伟计划
◎ 民国议会选举
◎ 宋教仁被刺
◎ 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
◎ 袁世凯大权独揽
◎ “善后大借款”
◎ 中日“二十一条”谈判的国耻
◎ “筹安会”的鼓噪
◎ 袁世凯称帝
◎ 蔡锷云南举义
◎ 皇帝梦碎
◎ 袁世凯之死
◎ 共和之路向何处去
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封建时代结束，民主共和时代到来了。中国社会看起来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新时代表现在哪里？黄炎培说：“封建帝制被推倒了。社会风俗和以前大大改变。具体来说：辛亥以后，1.很少见口头上、书面上被称或称人‘大老爷’‘老爷’‘少爷’；2.‘磕头’‘三跪九叩’‘打请安’没有了；3.男子一律剪辫子了，女子裹脚从此解放了；4.鸦片风没有一时消灭，但较辛亥以前渐减，大家认为这不是一件体面事。”
孙中山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宋教仁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8日由临时参议院通过，3月11日公布实施。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宪法，第六条规定了人民享有的七项权利：
一、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二、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三、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四、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五、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六、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七、人民有信教之自由。
比起封建王朝，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虽然后来的历史证明该约法并不能保证人民真正享受到上述权利，但革命使人民懂得如何去争取这些权利，成为国家的主人。
1912年8月24日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抵达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火车站上军乐齐鸣。孙中山出站后，在内务部总长赵秉钧的陪同下，乘坐袁世凯专门预备的朱漆金轮马车，沿着前清皇帝出入的御道由正阳门入城，前往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的迎宾馆下榻，然后前往铁狮子胡同的总统府拜会袁世凯。袁世凯在大门口相迎。两人初次见面，谈笑风生，相见恨晚。
8月28日晚上，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孙中山和夫人卢慕贞。他在致辞中对孙中山大加赞扬，并举杯祝酒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在乐声中起立答谢，颂扬袁世凯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表示自己将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希望十年后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
然而这次宴会上出现了不和谐的杂音。北洋军官在席上胡闹，说“共和是北洋之功”，“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孙大炮”。两排的军官都站了起来，还夹杂着指挥刀碰地板、蹬脚和杯碟刀叉的响声。孙中山态度还是从容如常。
孙中山在京25天，先后与袁世凯会谈13次。孙希望袁世凯做正式总统：“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
9月11日，黄兴也到达北京，同样受到袁世凯的热情欢迎。孙中山、黄兴都被袁世凯所迷惑，一致表态愿推袁为正式总统，号召人民给袁世凯以全力支持。
此时，孙中山最感兴趣的是他的建国大计，特别是修建铁路的计划。孙中山提出：十年之内他负责建造20万里铁路，大总统练兵百万，使中国富强起来。袁世凯微笑说：“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耳。”他即授予孙中山修建铁路全权，任命黄兴为汉粤川铁路督办。袁世凯还颁发命令：授孙中山大勋位，授黄兴勋一位及陆军上将，孙、黄都拒不接受。如此给孙、黄大灌迷魂汤，一幅皆大欢喜的共和画面顿时呈现。
孙中山接受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后，即筹划组织中国铁路总公司。11月14日，中国铁路总公司于上海开办，设总务、测量、购地、材料、投标、稽查等十个处，并于上海五马路（今广东路）36号设立事务所。
对实业没多少经验的孙中山，在上海兴致勃勃地写他的实业计划，还亲手绘制了全国铁路规划图。稍有专业知识的人看了只能发笑，孙中山的铁路计划真是空谈。
首先，铁路规划必须综合考虑地形地貌、交通布局、技术难度、投资额、运输供求关系、材料和人工的筹措等各种方面。他一概不理会，仅仅是简单地在地图上将各城市用虚线连在一起，总长度达20万英里，就算是铁路网规划了。以中国当时的国情，这根本不可能。
其次，“实业计划”的根本性错误，就是将中国的发展完全寄希望于外国。一厢情愿地设想各国政府会拿出大量钱财借给中国，进行建设，而不附加要求。像中国这样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不立足于自力更生，而要依赖于外国政府给予援助，基本上没有可行性。
曾参加孙中山组织的铁道协会的张奚若回忆：“（孙中山）组织了一个铁道协会，会员多是同盟会会员和后来的国民党党员。当时袁世凯为了排挤孙中山，乃叫他的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叶恭绰在北京又组织了一个铁路协会。后来铁路协会竟要求取消铁道协会，或与铁道协会合并（实际就是要吞并铁道协会）。过了几天，铁道协会开会。发言者都反对合并，大骂袁世凯。不料孙中山自己最后发言，却主张合并。他举了许多理由，分析得很清楚，大家听了觉得也很合理，到表决时竟然大多数都赞成合并了！”
孙中山视察京张铁路
修铁路的事搞了个有头无尾，后来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通缉孙中山，罪名就是贪污腐败。国家的公费花了几十万，铁路没造一公里！孙中山吃了哑巴亏，无话可说。
民国初期实行民主体制，多党派的议会政治。又搞得如何呢？民国成立，各省政客蜂起，团体林立。当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主急进。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到会发表演说。与会人士推举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九人为理事，实际负责人是宋教仁。政治缓进的党派主要有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原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死后，陈叔通、黄群发起民国公会；时北方有共和协进会，武汉有孙武、刘成禺等人组成的民社，三会合并成立共和党，后梁启超加入主持。民主党前身为前清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临时参议院成立时，以国民党与共和党人数最多，民主党与共和党互相提携。
国民党首领宋教仁是“议会迷”。他以为只要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就可以操控国家政治，监督总统的权力，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因此组织国民党参选，他是全力以赴。
宋教仁（1882—1913），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孙中山的主要追随者。民国之初，他才30岁出头，才华出众，精力过人，具有很强的号召力。袁世凯曾多次拉拢宋教仁，均被他拒绝。宋当农林总长时，有一天袁世凯见他身穿旧西装，问道：“君着此服已几年？”他答：“此服在日本时所购，穿已十载矣。”袁感慨不已，送他一本空白支票簿，可以自由支用。宋教仁略表谢意后，即以原簿奉还。袁世凯震惊于他不可收买，便暗动杀机。
1913年2月8日上午，各省当选的参众两院议员齐集北京象坊桥的众议院，举行国会第一次开会典礼。当时国民党议员将近500人，在参众两院中均占绝对多数；共和党议员不足200人，民主党议员不满百人，统一党议员亦仅百余人。袁世凯见此情形，大为惊诧，派梁士诒、张一麐等四出活动，促使梁启超、汤化龙、王揖唐把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来与国民党相抗衡。
2月底，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为进步党，公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孙武、王揖唐等为理事，林长民为秘书长。进步党倡导国权主义，与国民党的民权主义相反。旧官僚中不满国民党的人，多数加入。
袁世凯信奉的就是枪杆子和钱袋子，有这两样什么都不怕。当了临时大总统后，他有计划地一步步稳固自己的统治，削弱革命党的力量。
第一是裁军。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借裁军之名，裁撤革命军而保留扩大北洋军。南京当时集中了近10万革命军队，袁世凯将其视为心腹大患。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设立南京留守处，以黄兴为留守。黄兴天真地以为革命时代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保留大量的革命武装力量。北京也停发了南京部队的军饷，只发少量的遣散费。黄兴在南京是真裁军，南京留守处所辖10余万人的革命军，至1913年3月裁撤得只剩1万多人了。
袁世凯在裁减革命军的同时，他在武昌起义后扩编的军队都原封未动，而且还在继续扩充。如段芝贵在北京编练拱卫军1师，冯国璋在直隶新募一个混成旅。北洋军原来只驻扎于直、鲁、皖、东北三省，到镇压二次革命后，袁系北洋军除边远地区外，遍布全国各地。当孙中山和黄兴发现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后，想反抗却没军队了。
国民党在国会取得多数席位后，宋教仁踌躇满志，以为民主大功告成。控制了议会，就可以制定宪法，从而建立责任内阁，限制总统权力，国家就走向民主社会了。国民党内也准备公推宋为国务总理。
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从上海返回北京。在上海北站，他同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等诸多送行者走向月台时，一个刺客忽然出现，一枪击中要害，宋教仁应声倒地。车站顿时大乱，刺客趁机逃去。宋教仁伤势严重，22日逝世，年仅31岁。
宋教仁案是民国历史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袁世凯独裁面目的暴露，也标志着辛亥革命后共和民主梦的破碎。血的教训使孙中山从修筑铁路的幻梦中清醒，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3月底，他从日本到上海，召集国民党人开会，坚决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在这个紧急关头，国民党却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党内派系复杂，就是以前属于同盟会的革命党人，认识也不一致，黄兴对武装讨袁缺乏信心，认为革命军队经过裁军，已经没有实力，因而主张“法律解决”。而孙中山愤怒之下，命令各地革命党人不惜一切起兵，进行二次革命。结果只有李烈钧、柏文蔚等江西、江苏、安徽的军队响应。讨袁军号令不一，部队素质差，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失败，孙中山、黄兴再次流亡日本。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他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是“袁氏统一，民党不统一”，他直言不讳：“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为此，他特别强调绝对服从：“凡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加入中华革命党，入党的人要立誓“附从孙先生”“服从命令”和“如有贰心，甘受极刑”的几句话。誓约要自己亲笔抄一份，在名下打手模。有些人主张删去“附从孙先生”“服从命令”两句，认为这会损害个人的自由。不少人反对打手模，认为有辱人格，并且说：“革命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到今天还相信不过吗？”因而不肯入盟。
此时，孙中山与黄兴也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孙中山本不愿意让位于袁世凯，是黄兴主张退让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孙主张立即兴师问罪，黄兴则坚持法律解决。这样，孙、黄就无法合作了，1914年五六月间孙与黄讨论组织中华革命党，争论更加激烈，形成了“孙文派”与“黄兴派”。党内争论又夹有意气之争，孙中山明确希望黄兴退居两年，无碍中华革命党事。黄兴无奈，只好远去美国。
孙中山的强硬做派，不免令同盟会的一些元老级人物感到寒心。中华革命党成立后，除了陈其美、戴季陶、张人杰、蒋介石、邓铿、林森等人按手印宣誓入党外，其他有影响力的革命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钮永建等纷纷拒绝参加。就连跟随孙中山多年的汪精卫，也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或远走，或抵制，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没有发挥什么重大作用。革命党人再次分裂，孙中山更加势单力薄，难以撼动袁世凯了。
杀的杀，赶的赶，关的关，袁世凯把对手一一扫荡，可以随心所欲地当正式大总统了。1913年10月6日，国会进行总统选举。袁世凯派出大批军警荷枪实弹，监视会场。同时收买洪帮流氓千余人，号称“公民团”，将国会团团围住，除外国人外，所有入场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根据总统选举法，当选要得四分之三多数票。第一次投票，袁世凯得471票，黎元洪得154票，都没达到规定票数，只得进行第二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497票，仍然没有当选。时至下午，议员们希望休会吃饭，“公民团”堵住会场，大声叫喊：“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议员们别无选择，第三次投票袁世凯才拿到507票。议长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这时已是晚上9点，议员饥肠辘辘，“公民团”领了报酬一哄而散。民主选举变成一场丑剧。
10月10日上午，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袁世凯身穿陆海军大元帅礼服，到前清皇帝登基的太和殿宣誓就职。他安然坐在御座上，俨然皇帝派头。
袁世凯欲独揽大权后，不再为政党政治所束缚。他不但打击国民党，对于进步党也只是利用一时。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1913年11月4日下令取消国民党国会议员资格。进步党虽未被逐，但已成虚设。国会因不足法定人数，无形停顿。袁又下令取消国民党的各省议会议员。上自中央，下至地方，所有立法机关至此已摧毁殆尽。
袁世凯这个总统，当得并不容易。清朝给他留下个烂摊子，加上革命动荡，国家积贫积弱，财政问题非常严峻。清政府的收入主要来自长江流域各省的赋税，辛亥革命以后，各地纷纷闹独立，南方各省的赋税大大减少，中央政府只能掌控北方几省的赋税，面对财政开支是杯水车薪。民初有大量“善后”工作要办，各地有30万官兵需要遣散，光遣散费就需要250万两以上。留守南京的黄兴报北京国务院索饷，总理唐绍仪两手空空。
袁世凯决定镇压南方革命党势力，关键是能否得到西方的援助借款。1912年6月，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接受俄、日的要求，组成六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政府谈判。1913年3月美国宣布退出，变为五国银行团。4月，五国银行团答应借给中国政府2500万英镑，折合2.5亿银元。条件是银行团在中国财政、银行等部门派出顾问，监督财政开支；用全部盐税作借款的担保。附加条件是十分苛刻的，意味着中国的财政主权完全交到洋人手中。
袁世凯深知“善后借款”的条件过于苛刻，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肯定无法通过。为了得到贷款，袁世凯绕过国会直接签了字。得到了这笔“善后大借款”，袁世凯的翅膀更硬了，巩固了自己的实力，达到了镇压革命党的目的。
袁世凯在巩固其权力地位的同时，也在应付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和侵略。列强在清朝垮台、民国初立时期，趁机分裂和侵占中国的领土和主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英日同盟（协约国）为理由，强行派兵在烟台登陆，接收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的租界地，以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带，中国政府无力阻止。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觉书”（备忘录），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主要内容为：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2.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4.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5.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等等。日本企图将中国变成它的保护国，全面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主权。
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95天内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认为“二十一条”“太无理，令人愤恨”，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外界透漏日本的无理要求，以期英美列强干涉，并唤起国内舆论讨伐日本。袁世凯的策略起到一定作用，日本代表作出一些让步，删去了对中国最不利的第五号要求。5月6日，袁世凯在《致各省电》中表明了立场：“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但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军舰开到渤海湾，增加山东、奉天兵力，关东戒严，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在敌强我弱的大势下，开战显然不行，只得被迫妥协。
在日本的胁迫下，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9日回应了日方的最后通牒，并于5月25日在北京签署《中日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有所减少，但仍然是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此后，袁世凯政府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
作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在执政的四年中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国家的政局逐渐稳定，经济开始复苏，在内政外交上虽处于弱势，但能折冲进退。可惜袁世凯晚节不保，居然演出复辟帝制的闹剧，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和生命。
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强人，他认为自己取得的成就，都是加强中央集权的结果。他以自己的军事实力为基础，踢开国会，接连做出重大决策。所以从内心来说，他蔑视民主共和，希望自己的集权统治能更为稳固，甚至长久。当皇帝的念头开始萌动，一系列策划由此而生。
袁世凯当总统时，他也不懂共和体制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他请来两个政治顾问，一个是美国学者古德诺，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
古德诺（1859—1939），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1913年5月，古德诺来北京担任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袁世凯请他对中国适用何种宪法提供意见。古说他研究了中国的国情，中国有帝制的传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巩固国家政权，取代各省军阀割据的松散局面。这也正是袁世凯的意思。
1915年7月，古德诺再次来北京。袁世凯请他写一份备忘录，就共和与君主两种国体之优劣以及何者更适于中国，作一比较与评价，供政府作参考。古德诺写了一篇备忘录，给袁世凯提供私人意见。然而这篇备忘录很快被译成典雅的中文，以《共和与君主论》为题发表于8月3日北京《亚细亚日报》上。正是这篇大作，使古德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一个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相联系的恶名。
从古德诺的原文看，他论证了君主与共和体制的特点，主旨是告诉袁世凯：国家体制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集权体制，来维护国家的稳定。在民主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共和反而会导致动乱。但是任何一种体制，都要得到人民的拥护，这是毫无疑问的。
《共和与君主论》中，古德诺只是从政治学角度论述了共和与君主体制的不同，并没有劝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用意。但是这篇文章很快被帝制派利用。8月14日，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并发表成立宣言，将民国成立以来政治动荡、人民所遭痛苦，悉归罪于共和政体，并援引古德诺的文章作为其立论的依据，颇为煽情地称：“美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历史证明，古德诺是被杨度等人利用了。杨度是鼓吹复辟帝制、拥戴袁世凯当皇帝的始作俑者。清末君主立宪，杨度积极参与，但皇族内阁的产生使杨度的希望破灭，于是民国建立后他改投袁世凯。掌握了袁世凯的心态，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痛批共和之弊，吹捧袁世凯实行专政的成绩。杨度认为，民主共和只能让国家越来越乱，只有高度集权才能稳定国家。但是他还不满足于此，希望袁世凯恢复帝制：“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
1915年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打着“爱国”旗号，为袁世凯称帝造舆论。
“筹安会”成立后，派出专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活动，并通电全国各地文武官员和商会团体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袁世凯的亲信们立刻表忠心。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无不附和。中央大员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张謇等沉默消极之外，杨士琦、梁士诒、陆征祥、章宗祥、周自齐、朱启钤等，都争先恐后地劝进。地方藩镇除冯国璋、段祺瑞、张勋等三人之外，段芝贵、龙济光、张作霖、靳云鹏、倪嗣冲、汤芗铭、阎锡山、张怀芝等纷纷劝进，时称“十九将军联名劝进”。
9月6日，袁世凯示意国体问题应“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梁士诒、杨度等收买各方“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在闹闹哄哄的民众请愿浪潮中，12月11日，参政院举行所谓解决国体总投票。各省代表1993人全部投票拥护君主制，并“完全一致”推举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当日假惺惺地将劝进书退回，表示不愿当皇帝。当日，参政院决定“再劝进”，15分钟写成长达2000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当晚进呈。12日一早，袁世凯发布命令，接受帝位。13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31日，袁世凯下令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复辟帝制的丑剧达到高潮。
袁世凯称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倒退。辛亥革命刚推翻了清朝，人们从封建帝制下解放出来，尝到了民主共和的自由风气。谁再想把人民拉回帝制，让人再向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这不是发疯了吗？虽然共和制度不完备，国家也没有过渡到稳定繁荣，但是一旦实行了民主，没人再想去拜皇帝。袁世凯虽然在民国初期作出了一些贡献，取得一些成绩，但是他在“筹安会”这些文人的吹捧下利令智昏，倒行逆施，使他的统治迅速走向崩溃。
古德诺最先意识到自己的言论被人利用，1915年8月17日他发表声明，明确反对筹安会把所谓“君主制政府优于共和制”之说强加于他的名下。恰恰相反，他认为“没有哪一种政府形式在任何情况下都优于其他的政府形式”。
梁启超的立场也很快变化。8月15日，他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迅速转载，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副总统黎元洪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坚决拒绝，并对陆征祥等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
全国各地陆续开展反帝制斗争，云南率先举起义旗。原云南督军蔡锷由北京潜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率四个团（旅）8000人入川，接连攻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
袁世凯开始不当回事，他以为北洋军饷足械精，久经战阵，云南“兵仅万余，饷难月给”，只要大军压境，不难一鼓荡平。护国战争是场罕见的“奇怪战争”。双方实际上没打几场硬仗，明里暗里，或声讨，或调停，各种通电满天飞，口水战远比实际战斗激烈。蔡锷原本打算用云南全部军力，一年占领四川全省，然后东下三峡，直入中原，北上幽燕，推翻袁世凯。但唐继尧把蔡锷送上征途之后，便再无后援。北洋军的大小军阀都是盘踞一方的地头蛇，为袁世凯去打护国军，一不得人心，二损害自己的实力。冯玉祥等骑墙观望，是多数北洋将领的心态。
袁世凯政权的崩溃像多米诺骨牌，1916年3月15日又发生了广西陆荣廷宣布独立反袁的大事件。3月18日，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湖南将军汤芗铭、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苏将军冯国璋纷纷通电宣布独立。这样，北洋军队的一半，袁世凯已指挥不动了。
眼看袁世凯的帝制无法维持，各国公使纷纷向袁提出警告。袁世凯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日本的支持，决定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以祝贺日皇加冕和赠日皇大勋章为名，希望与大隈重信首相密谈。开始，日本政府表示欢迎周自齐，准备以亲王礼接待他。不料中国国内形势遽变，日本得到中国各地即将起义的情报，立刻改变态度。在周自齐临行的前一天，即1916年1月26日，日本政府忽然通知中国政府：“不便接待中国特使，请延期启行。”
袁世凯称帝，几十天内搞得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真是气急败坏。此时，徐世昌来信劝道：“及今尚可转圜，失此将无余地。”英国顾问莫理循也告诫他：“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不得不面对现实。3月20日，袁世凯分别召见了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和梁士诒等人，说明他的决定，又让张一麐起草取消帝制令。21日，袁世凯在新华宫召集会议，杨士琦、朱启钤、梁士诒、徐世昌和段祺瑞等出席。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并做出新的人事安排：“中央政事由徐菊人（世昌）、段芝泉（祺瑞）担任，安定中原军事，由冯华甫（国璋）担任。”22日袁世凯对全国宣布撤销帝制，“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从当皇帝到退位，总共83天。
袁世凯宣布不当皇帝，还想保留大总统，但是各地接二连三地闹独立。北洋将领也众叛亲离，不断发通电，或请求、或逼迫袁世凯退位交权。连袁世凯最亲信的四川将军陈宦，也在5月7日宣布独立。袁世凯老于官场，精于算计，没想到在称帝上栽跟头，沦为千夫所指的独夫民贼。袁世凯临终曾对幕僚张一麐说：“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者，乃真国士也。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弥留之际，袁世凯叹息：“杨度误我，杨度误我。”6月5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去世，终年58岁。他嘱咐家人把他送回老家彰德（今河南安阳）安葬。
筹安会因鼓吹帝制，罪恶昭著，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袁世凯死后，“六君子”以帝制祸首罪，或被通缉，或避居家中。1918年3月获特赦。
袁世凯死后，杨度为他写了一副挽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自此消沉，退身沪上，以卖字润笔为生。杜月笙发迹之后，以自己出身贫寒，想找几位名士撑门面，请杨度当座上宾。值得一提的是杨度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为共产党做了很多情报工作。
袁世凯统治下的民国初期，在维持中国的统一局面、恢复民生经济等方面是有贡献的，民国初期的共和体制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袁世凯死后这个局面不复存在。北洋集团派系林立，没有一个能像袁世凯那样统领全局的人。无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就军事和政治实力来讲，都能力有限。随着新内阁的成立和《临时约法》、国会的恢复，国内地方派系林立，互相争夺地盘。再加上自护国战争以来形成的南北分治局面，民国再次陷入分裂混乱之中。孙中山革命不成功，袁世凯的执政也不成功，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爱国的志士仁人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和寻找。弱势的民国政府，没有掌控舆论的强权和能力，这给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限的宽松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