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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谋划推翻清朝革命
◎ 日本人对孙中山的支持和帮助
◎ 同盟会成立
◎ 孙中山创建三民主义
◎ 徐锡麟、秋瑾光复会起义
◎ 秋瑾就义
◎ 章太炎痛骂吴稚晖
◎ 同盟会多次起义失败的教训
20世纪初的日本，是反清爱国人士的集聚之地，也是革命的大本营。孙中山就是以这里为基地，开始他的革命运动。
孙中山（1866—1925），原名孙文，号逸仙，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的农民家庭。1879年随母赴檀香山，由哥哥孙眉资助接受西方教育。1883年自檀香山归国。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孙中山目睹清朝的卖国、专制和腐败，开始产生反清思想。
1894年，孙中山上书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李大人高高在上，根本没理会这个年轻人。孙中山受了刺激，不再幻想改良，决心建立反清组织。
这年11月，孙中山从上海去檀香山，组织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成立会在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的宅邸举行，列席者有何宽、李昌、刘祥等20余名华侨。凡入会者须高举右手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
孙中山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是在1895年3月，他与杨衢云、谢缵泰等在香港秘密策划发动广州起义。谢缵泰记：“3月13日，杨衢云、孙逸仙博士、黄咏商和谢缵泰共同商量重新组织攻取广州的行动。”第一次见面，并未构成良好的印象。谢缵泰日后写道：“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谢送给孙一个外号：“大炮”。
想革命，第一得有钱，第二得有枪。孙中山找到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其援助起义。中川答复：“本人职务只注意通商贸易之事，与政治之事完全无关，故甚困难。”中川认为此人完全不靠谱：“总之，称为某会的秘密结社之事，皆恰有阅读《水浒传》时的感觉。总之，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1895年孙中山谋划的第一次广州起义，他的哥哥倾其家产资助，又从香港筹了8000元，购置枪械。找的是当地帮会、社党中人，组织松散，行动是锣齐鼓不齐，事先就走漏了消息。广州官方调来援军，加强戒备，杨衢云买枪又没按时送到。广州都督派兵查抄了革命党的两处秘密据点，孙中山化装逃跑。第一次革命流产，孙中山也成了清廷通缉的要犯。
1896年孙中山到了英国伦敦，他跑到清朝驻英公使馆去宣传革命，被公使馆扣留，准备引渡回国。孙中山在囚禁中设法把消息传递给他的老师康德黎，康德黎立即展开营救，一方面向英国外交部交涉，一方面把事情捅给新闻界。报纸上谴责清政府违反人权的行为，英国外交部照会清政府使馆，要求放人。康德黎带着苏格兰场的探长去使馆接孙中山，清使馆在压力之下被迫将其释放。
1897年8月，孙中山来到日本，得到一批日本人的大力协助。
第一个重要人物是宫崎滔天（1871—1922）。他出生于熊本的武士家庭，自幼喜好行侠仗义。宫崎滔天是日本政界名人犬养毅门下助手。犬养毅在明治时代就对中国革命极表关切，他从外务省获得秘密经费，派手下的浪人平山周、宫崎滔天等赴华调查秘密组织。孙中山到日本，首先会见的是宫崎滔天和平山周。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畅谈革命理想，宫崎滔天大为感动，他将孙中山英文著作《伦敦蒙难记》译成日文，从此成为孙的忠实战友，为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提供帮助。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宫崎滔天成为第一批外籍会员。他的家成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最早发行所。
帮助孙中山的还有内田良平。内田属于头山满的黑龙会。日本黑龙会于1901年2月成立，其宗旨是“实行兴隆东亚，挫折西力东渐之势，建设经营大陆”。内田良平通过宫崎与孙中山相识，1900年到新加坡帮助孙中山组织广东惠州起义。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再到日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就是于7月30日在东京内田良平家中召开的，内田良平也正式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日本的政客和浪人为什么支持孙中山革命？这可以从宫崎滔天当年向日本国内报告的两封信中看出：“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目前，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孙逸仙正在隐身日本，用不用他是日本的自由。”
由此可见，无论是日本政客还是浪人，他们的行为都是在为国家利益服务。从许多在华日本人提供的情报中，日本政府十分清楚地看到一个大趋势：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垮台是迟早的事情，支持中国的反清力量，符合日本的利益。当保皇党不再符合日本的需要时，日本政府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们。如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将来能够掌握中国的权力，现在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革命党人必然感恩，将来与新政权结盟和获取特权就很便利了，这种策略对于日本的长远利益是有益的。所以日本人为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了庇护和经费，在酝酿和发动推翻清朝的革命期间，日本成为反清志士的避风港和反清活动策源地。
1899年2月，孙中山通过犬养毅搭线，与康有为、梁启超会面。梁启超会见孙中山，两人谈得很融洽。第二天康有为会见孙中山，还搭着架子，声称：“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但是当时在座的王照突然揭发康有为欺名盗世的老底，令康恼羞成怒。犬养毅看透康有为的虚伪，日本政府给了康一笔钱，令其离境。革命党与保皇党的合作，以失败告终。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秘密创办一所军事学校，请了一个日军上尉当教官，训练在日本的中国学生。这个学校虽然仅仅开办了四个月，却起到了为革命党培养军事人才的作用。为了筹集经费，9月孙中山前往檀香山。此行的目的是要在华侨会党中发展革命力量。海外最大的帮会是洪门，它是在海外华侨中有广泛影响的反清复明组织。1904年1月，孙加入了洪门致公堂，3月底，孙前往美国进行革命活动。抵达波士顿时，致公堂的元老司徒美堂和当地洪门人士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洪门的大力支持下，提议设洪门筹饷局，第一期筹款得美金2000余元，开启了海外华侨支援革命的运动。
1905年孙中山回到日本，积极组织革命力量。这时，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汇集到他的身边，成为日后革命的核心力量。
孙中山最忠实的战友是廖仲恺。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父亲去世后和母亲回到广州，投奔时任清朝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1897年，他与香港地产商何炳恒的九女儿何香凝在广州结婚。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青年出国留学，廖仲恺也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为了支持丈夫实现自己的理想，何香凝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卖掉，总共凑得3000余元，资助廖仲恺赴日留学。1903年4月，夫妇二人开始了留学生活。
同年9月，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神保町的留学生集会上结识了孙中山，被他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打动，向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二人遵照孙中山指示，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后，夫妇二人便追随孙中山，踏上了艰辛的革命之路。
胡汉民是1905年加入同盟会的。他回忆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见：“先生与余等言中国革命之必要与三民主义之大略，余等皆俯首称善。先生曰：‘皆已决心无疑义耶？’余对曰：‘革命本素志，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俱丝毫无疑义矣；惟平均地权、民生主义，犹有未达之点。’先生乃更详析，辩正余等之见解，余曰：‘至此，则无复疑问矣。’于是余与仲恺、淑子、宁媛皆受盟。”
湖南人程潜是军人出身，保送到日本留学，也受到孙中山的接见。程潜参加同盟会后，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日后成为民国将领。
1905年7月，孙中山在宫崎滔天的介绍下认识了湖南华兴会的首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他们首次在东京风乐园会面。大家畅谈革命理想，一致拥护孙中山为领袖，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以后黄兴成为孙中山革命的重要执行者，宋教仁则在国民党的组织和理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7月30日，在日本东京赤坂区十三番地黑龙会总部（内田良平宅），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在这里召开。共有70人出席会议，推举孙中山为领袖，新组织名为“中国同盟会”。其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8月20日，在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牵线下，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章炳麟与吴稚晖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组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场的300人聆听孙中山宣读新组织章程。大会后孙中山在密室单独会见每个会员，授予同志接头握手暗号及接头暗语，一问：“何人？”答：“汉人。”二问：“何物？”答：“中国物。”三问：“何事？”答：“天下事。”
在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共同努力下，同盟会于1906年发表“军政府宣言”，将誓词列为革命建国的四纲。孙中山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名称，让会员各回本省，宣传组织革命。孙被推选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地位形同副总理。
同盟会宣言明确由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推翻清王朝，第二个阶段是恢复中国主权。同盟会成立时的宣言是三民主义的雏形，之后经过黄兴、章太炎的帮助，孙中山在1906年秋天进一步完善，编订同盟会革命方略，制定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道程序，国民革命有了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
同盟会机关报为《民报》，初为月刊，由汪精卫、宋教仁、章太炎编辑主笔。第1期于1905年11月26日出版，孙中山写了“发刊词”，第一次阐述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同盟会会员
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联合的反清革命组织，汇集了各地的革命者，本该同心协力，共举革命大业。但是由于成员思想政见不一，地方主义和文人相轻的习气，使这个组织并没有严格的纪律和团结一致的作风，更像一个松散的联盟，经常发生龃龉和内斗。不久，以浙江人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就自己干起来了。
光复会又名复古会。1903年冬，蒋尊簋、陶成章、魏兰、龚宝铨等人在东京酝酿协商，次年初陶、魏回上海又与蔡元培商议，同年11月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入会誓词为“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光复会积极联络会党、策动新军，主要活动范围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地，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
光复中的主要人物中，蔡元培长于教育，章太炎长于国学研究，他们都不善于组织政党。陶成章（1878—1912），浙江绍兴人，是个激进的革命党人。他崇尚暗杀，积极奔走革命，于浙、闽、皖各地联络革命志士。1905年初，他在绍兴与徐锡麟合作创办大通学堂，发展会党成员，具备了反清起义的实力。
《民报》发刊词
光复会成立在同盟会之前，宗旨与同盟会十分相近。同盟会成立时，陶成章等光复会员加入了同盟会。当时这些组织并不严密，有的人是几重身份。例如秋瑾，她先参加洪门，当了“白扇子”（军师），然后入了光复会，1905年经冯自由介绍，又加入了同盟会。
同盟会的政纲中有“平均地权，创立民国”的内容，孙中山主张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陶成章说：“革命就是造反，改朝换代。”由于与同盟会“缝隙难弥”，不久光复会就退出了同盟会，独自进行活动。
光复会在革命方面比同盟会更激进，但是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徐锡麟主张打入清朝内部，一是“捐官”，二是“办学”。当了官就有合法身份，办了学就招来了革命成员。陶成章怀疑徐锡麟有野心，不信任徐，但是徐锡麟与秋瑾合作，开始谋划革命行动。
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绍兴人，出身望族，少年中科举，1903年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时结识陶成章。在陶成章等人影响下，徐锡麟思想发生转变，弃改良而从革命。1904年在上海遇蔡元培，加入光复会。1905年徐锡麟创办绍兴大通学堂，任监督，招收来自金华、绍兴各府的会党成员，对他们进行短期的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为了达到反清目的，徐锡麟打算以捐官之法，打入清廷内部，掌握军权。他出钱捐了个道员头衔，赴安徽候补。在表叔、湖南巡抚俞廉三推荐下，徐锡麟与马宗汉、陈伯平捐得官职，并被送往日本学习军事。1906年学成回安徽，得到安徽巡抚恩铭重用，升为安徽巡警尹，兼任巡警学堂会办。徐锡麟当上安徽巡警头目和警察学校校长，把绍兴大通学堂转交给秋瑾负责。
秋瑾（1875—1907），浙江绍兴人，出身官宦之家，自幼喜欢骑马刀剑，自号“鉴湖女侠”。1894年，其父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双峰县荷叶镇人王廷钧为妻。1900年，王廷钧捐官为户部主事，秋瑾随王进了北京。秋瑾接触到新文化，与丈夫的关系越来越差。1904年7月，秋瑾不顾丈夫的反对，自费去日本留学，在东京广交留学生中的志士仁人，如周树人（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
秋瑾是一个女权运动者，在日本主编《白话》月刊时，她以“鉴湖女侠”笔名，在杂志上发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抨击封建，宣传女权，号召救国。她写道：“诸位，你要知道天下事靠人是不行的，总要求己为是。当初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它反对。”“我们自己要不振作，到国亡的时候，那就迟了。”
秋瑾豪侠仗义，在中国留学生中威信日增。
1905年日本政府发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限制和监视留学生的活动，这激起中国学生的强烈反对。怎么办？秋瑾和陈天华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但是多数人主张忍辱负重，继续学业。留学生中分成两派，激烈争论。周作人回忆：“秋瑾为首，主张全体回国。老学生多不赞成，因为知道取缔二字的意义并不怎么不好，因此这些人被秋瑾在留学生会馆宣告了死刑，有鲁迅、许寿裳在内。鲁迅还看见她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
当时多数留学生的想法是：官费留学来之不易，不能轻易放弃。干革命是掉脑袋的事，没有把握不能乱来的。所以多数人都取观望和中立态度，虽然心里支持革命，但是不敢跟着秋瑾干。
秋瑾愤而回国，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回到绍兴，正逢大通学堂没人主持，于是秋瑾以校董名义主持学堂事务。秋瑾是留学归国人才，又是女性，回来后风光一时，经常着军服，骑大马，出入绍兴城内。知府贵福也来巴结，为学堂题词“竞争世界，雄冠全球”。
徐锡麟与秋瑾性格完全不同，徐锡麟低调谨慎，秋瑾高调张扬。在绍兴他们办了大通体育学堂，积蓄革命力量。周作人说：“大通体育会即是大通体育学堂，是徐伯荪（锡麟）等人所设，用以收罗绿林好汉的机关。造反的计划始于东湖，而终于大通。这是绍兴闹革命的一幕。”
光复会起义原计划是金华首发，然后秋瑾从绍兴攻杭州，如不成功，即转向处州，然后与安徽安庆徐锡麟部会合。但是形势突变，义乌、金华党人有的计划暴露，有一会员在上海被捕，招供出部分革命党人的别名暗号，两江总督端方电令恩铭查办。恩铭召徐锡麟计议，徐锡麟见自己别号在列，知道情况紧急，决定于7月8日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举义。谁知恩铭要求将毕业典礼提前两天，无奈起义只得于6日举行。外援不至，准备未周，徐锡麟只能铤而走险。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抚恩铭及文武官员来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徐锡麟呈上毕业生名册，随后说：“报告大帅，今天有革命党人起事！”恩铭惊愕问：“你从哪里知道此信？”这时，在旁边的党人陈伯平向恩铭投炸弹，但是没爆炸。徐锡麟趁恩铭惊慌失措，从皮靴筒里拔出两把手枪，朝恩铭射击。徐高度近视，看不清目标，把子弹都射到恩铭身上。徐锡麟回大厅装子弹，在场的官员纷纷夺门逃跑。恩铭也被卫兵用轿子抬走，回府邸后伤重身亡，藩台冯煦组织兵力围攻警校。
徐锡麟带着30名学生转移到军械库拒守，清军将该地包围。从中午相持到下午四点，部下马宗汉知道难以逃脱，建议炸毁军械库。徐说：“我欲杀满人，如果炸了军械库，就是不辨黑白，全城俱烬了。”清军攻入，徐锡麟和马宗汉被捕，学生死伤十余人。
公堂之上，清官质问徐锡麟：“恩铭待你不薄，为何你这么没心肝？”徐锡麟厉声说：“恩抚待我，私惠也；我杀恩抚，天下之公也。”清官又问：“汝常见恩铭，为何不于署中杀之？”徐锡麟答：“署中，私室也；学堂，公地也。大丈夫做事，须令众目昭彰。”供词表示一人承担责任，不牵连学生。
7月7日，徐锡麟英勇就义。时年34岁。
几天后，秋瑾在报纸上看到徐锡麟刺杀恩铭并被处死的消息，异常悲愤。大家劝秋瑾尽快起义，先杀绍兴知府贵福，占据绍兴，再图后事。秋瑾认为自己力量不够，需要等嵊州王金发部来接应。城里乡绅向贵福告密，7月13日清军包围大通学堂。学生劝秋瑾赶紧躲避，被拒绝。秋瑾让大家从后门乘船走，自己端坐大堂之中，从容被捕。15日，秋瑾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
徐锡麟和秋瑾起义失败被杀，社会影响极大。民众纷纷对二人表示哀悼之情，特别是上海租界报刊，发表上百篇关于秋瑾的报道，颂扬秋瑾，谴责清官员的残暴。在社会舆论的推动下，革命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章太炎虽然参加了同盟会，但对于孙中山的武装革命并不太热心。他是属于那种“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革命派。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中，真正干革命的也是少数，多数虽然同情革命，但还是以读书为第一要务。章太炎在日本最大的贡献，就是为留学生开国学讲习班。
章太炎干革命的时候，经常因为书呆子的天真和迂阔惹出祸来。1907年6月，孙中山到河内筹划广西起义，菅野长知奉孙中山之命由香港赴日本租船购械。正在紧张忙碌时，章太炎在《民报》社听到日本人平山周、和田三郎、北一辉等人说，这些武器过时，“陈旧不堪作战”。章太炎急得大声说：“这种式子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丢了性命吗？”章太炎立即以《民报》社名义，用明码电报发给香港的冯自由，转告孙中山“枪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孙中山认为属军事秘密，竟用明码电报，“泄漏秘密，破坏戎机”。孙中山愤怒之下对章太炎准备采取党内纪律处分，派林文返回日本禁止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干涉军事问题。
此时，光复会首领陶成章对孙中山不满，联合章太炎发起倒孙风潮。陶、章等指责孙中山将海外筹款中饱私囊，而不肯接济失败的同志，要求罢免孙中山的总理之职。
事情的起因是1907年同盟会在国内发动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引渡孙中山。日本政府一面向清政府表示同意驱逐孙中山，一面通过宫崎滔天和内田良平同孙中山商量，让他自动离开。日本政府给孙中山送去5000元路费，东京的铃木久五郎也送给孙中山10000元当路费。孙中山带着这笔钱转往南洋，同盟会交给黄兴主持。
因为《民报》的经费困难，孙中山在离开日本前，从铃木久五郎赠与的10000元中，拿出来2000元留在了《民报》社。章太炎嫌少，认为这10000元都应该留下来。当孙中山离日后，其接受日本政府赠款的事情传了出来。章太炎非常愤怒，把孙中山的照片撕下来。刘师培还说孙中山受贿了，一时间满城风雨。
孙中山也不肯罢休，还击章太炎。1907年12月16日，他致函吴稚晖，希望吴能公布章太炎与清廷“同谋通好之笔记照片”。不久，吴稚晖主持的巴黎《新世纪》断言章太炎已被端方收买：“万金出卖革命，至为便宜。”
章太炎愤怒反击，1908年1月31日借《民报》致信吴稚晖，把当年《苏报》案的历史老账翻出来，痛骂吴出卖了他和邹容，自己贪生怕死，逃之夭夭。吴稚晖也回信反驳，双方展开了笔战。7月10日，章太炎在《民报》第22号发表《再复吴敬恒书》，斥责吴稚晖是“康有为门下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将吴稚晖投机取巧的恶劣品质一一披露。信的结尾，章太炎写了那句最经典的痛骂：“善钳而口，勿令舐痈；善补而袴，勿令后穿。”
1936年鲁迅回忆道：“这笔战愈来愈凶，终至夹着毒詈。今年吴先生讥刺太炎先生受国民政府优遇时，还提起这件事，这是三十余年前的旧账，至今不忘，可见怨毒之深了。”
虽然内部纷争不断，但是孙中山的革命一天也没停止。他革命的模式：宣传革命发展党员，海外筹款购买枪械，在国内靠近边境某地发动武装起义，攻击清朝地方政府。从1906年到1911年，同盟会大大小小策划和发动了不下十次起义。
1906年底爆发的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的首次武装斗争。1906年春，同盟会派刘道一、蔡绍南等到当地联络会党，在洪江会聚众数万人。12月起义爆发，义军一度多达3万人，在湖南浏阳、江西萍乡一带活动。孙中山又派谭人凤前往湘鄂赣、苏、皖发动起义，以为策应。清政府调集了5万军队进行镇压。起义很快失败，刘道一等牺牲。此后同盟会又在广东、广西等地发动多次起义，但均以失败告终。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革命，为什么屡战屡败？首先，同盟会虽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但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参加者内部争斗不断，思想一直不统一，自然在革命时不能团结一致。孙中山的组织形式还有浓厚的会党习气，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相差甚远。这样的松散政治同盟，难以形成坚强的战斗力。
其次，孙中山的革命立足于海外，主要靠华侨和日本人资助捐款、购买武器，然后组织党人从香港进入内地发动起义。资金有限，购买的枪支弹药都不够作战之用，起义的队伍也人数有限。这样想占领一个城市和地区，与本土驻军的清政府作战，胜算很小。加上组织不周、叛徒泄密等原因，计划常常改变，连自己人都准备不及，导致起义很快失败。
再次，孙中山的革命多是小众行为，一小批革命党人突然发动起义，广大民众莫名其妙，只能当看客。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革命既不能持久，更不可能取得胜利。
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历史功绩。他们怀着爱国的热情，抱着为救国牺牲的决心，前赴后继地冲上前去，与腐朽的清王朝决一死战。明知势单力薄，却硬要在清王朝的大厦上撞出一个洞来。革命不会一蹴而就，经验也是用失败和鲜血积累起来的。虽然革命党人一个一个的战死或被杀头，后面却有更多人投入新的战斗，这就是革命的魅力。
多次的失败终于使革命党人意识到，以他们的力量，要想从海外发动革命，基本上是不会胜利的。只有从清朝内部发起革命，特别是要新军起来推翻清朝，才可能摧垮清朝的统治。后来的武昌起义，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