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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丑条约》国耻
◎ 洋务派要求改革
◎ 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
◎ 废科举兴办新学堂
◎ 鲁迅、胡适接受新式教育
◎ 小站练兵军事改革
◎ 立宪闹剧
◎ 皇家内阁
◎ 摇摇欲坠的帝国
20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古老陈腐的清王朝，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屈辱和灾难。
19世纪末，西方列强对中国不断地侵略和掠夺，激起中国百姓普遍的愤恨。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华北各地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慈禧太后听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于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对英、俄、日等八国宣战。义和团在北京城内攻打使馆，给西方列强提供了侵略中国的借口。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仓皇出逃。紫禁城被洋人占领，各国军队在京城里大肆抢掠杀人，北京城变为人间地狱。这场灾难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
打了败仗，只能任人宰割。9月，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北京与英、美、法、俄、德、日、意、奥以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11国公使谈判。各国联合提出一份《议和大纲》，得到慈禧批准，1901年1月15日，奕劻和李鸿章在《议和大纲》上签字。李鸿章想尽快结束谈判，要求各国早日撤军，但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惩办祸首，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否则决不撤兵。被逼到墙角的慈禧连续杀了120多个大臣，惩办祸首的风波才逐步平息。接下来的赔款问题，前有《马关条约》对日本一国赔偿2亿两白银的先例，这次各国狮子大开口，报价都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的花费和损失。
李鸿章心力交瘁，经过数月的讨价还价，赔款总额最终被确定了下来：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抵押担保。列强的立场：四亿五千万中国人，“人均一两，以示侮辱”。加上利息和外汇差价，清朝赔款总额累计高达9.8亿两白银。
当年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不到9000万两，9.8亿两相当于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最终确定的赔款数额之高让列强喜出望外，他们都承认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联军的损失”。
《辛丑条约》共有12款，另加19个附件，充分暴露了列强从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进一步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辛丑条约》规定以海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这两项税收是清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当年清朝海关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赫德，控制海关就能够掌控中国财政。列强在北京划定的东交民巷“使馆区”，由各国派兵保护。北京城里建起一个个兵营，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根据条约，从天津大沽口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各国派兵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12个战略要地，这使得列强能够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控制和掠夺，使中国陷入了长期的贫困，标志着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作为清王朝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不愿意看到朝廷在他们手里灭亡。痛定思痛，清廷高层思考怎样实施变革，挽救危机。
几年前的戊戌变法，就是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一次尝试。慈禧太后的顽固守旧，使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剥夺了权力。避难西安期间，慈禧六神无主，光绪则于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改革诏书。他指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慈禧同意光绪的意见，向臣下发布了“预约变法”的谕旨。
签订的《辛丑条约》
庚子国变的巨大劫难，也导致政局发生很大改变。一方面，大批守旧的王公官僚被杀被抓，顽固势力一蹶不振；另一方面，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派官员陈兵自保，展示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当尘埃落定，“圣驾回銮”，洋务派重新进入王朝中枢。
洋务派更为清醒地看到时局的危急和变革的紧迫性。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往返电商，并参考了张謇、沈曾植、汤寿潜等人的意见，于1901年5月联衔会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史称“江楚会奏三疏”，提出系统的变革方案。
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指出旧教育培养不出新时代需要的人才，因为它窒息了士子的创造意识和个性，因此提倡教育制度改革，主张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以变科举、停武科、奖游学（尤提倡赴日本留学）。
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整顿变通中国之成法，共十二个方面：崇节俭，禁奢华；破常格，官吏可直言进谏；停捐纳；课官重禄；去书吏，改用委员；去差役，推行警察；恤刑狱；改选法；筹八旗生计；裁屯卫；裁绿营；简文法。
第三疏论“采用西法”，分十一点：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广军实；修农政；劝工艺；定矿律、路律、商律，修订刑律；用银元；行印花税；推行邮政；官收洋药；多译东西各国书籍。
这是清朝中具有实力的汉族大臣提出的最完整、系统的改革方案，这些措施表明：洋务派的官员已经接受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形成了共识。他们的立场是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一方面变革图强，一方面维护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
怎样改革呢？慈禧召见张之洞。张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即仿照英国和日本的政治制度，在君主权威下实行议会体制，三权分立。
慈禧又问张之洞：那如何才能立宪呢？张答：日本之所以能够先行立宪，是因为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真正把西方政治制度搬了回来。
这次，慈禧认真地接受了。她派五位干练的改良派大臣出洋考察，其中之一是端方。1905年，44岁的端方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朝廷任命他为五位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之一。另外四位是：载泽、戴鸿慈、绍英、徐世昌。
9月24日，端方一行从正阳门火车站启程，革命党人吴樾准备暗杀，炸弹未及抛出就已爆炸。一场虚惊后，12月7日，端方和戴鸿慈秘密出发，率领团员33人，从秦皇岛乘军舰赴上海，转乘美国邮轮“西伯利亚号”赴日本。端方、戴鸿慈一行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地利、俄国，于次年8月回国。
这是一次艰苦劳累的旅程，在国外，考察团几乎每天都早出分头考察，晚归汇总情况。面对一个与封建中国完全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无不令他们感到惊叹和新鲜。考察团重点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议院，戴鸿慈将其见闻详细记录在《出使九国日记》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议院的结构组成。各国议院大多分上下议院，美国“上议院议绅由各省选举，每省两人，任期六年。下院议绅由地方选举”。二是议员资格、人数、任职年限、选举办法。三是议院办事规程。虽然各国都有自己的方法和规则，但基本原则是维持权力的制衡，将立法、行政、司法分开，即“三权分立”，他认为这样的方法是最好的，所谓“欧洲各国，政制相维，其法至善”。
戴鸿慈出洋前任户部右侍郎，在考察中特别注重财政。他会见了各国银行家，从银行主要设施、办事程序、保密措施等方面进行考察。在日本时，他对横滨正金银行每一层的结构、设施都有记载。银行的第二层可以凭栏观察员工工作情况，“孰勤孰惰，举无所逃”。这种开放办公的方式让他很受启发，认为“凡衙署办事之法，悉当用此为课吏之良法，不特银行而已”。
回国之后，各大臣都写了考察报告，汇报他们考察各国的印象。五大臣考察最关注的，是日本立宪成功的模式。端方回国后上了一道长达近万字的奏折《请定国是以安大计》，痛陈国事，力请仿日本设立预备立宪期。慈禧太后认真地看这个折子，默然不语。慈禧太后做梦也想不到，五大臣回国后递交的一系列关乎清朝命运的建策，居然出自被朝廷通缉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和杨度之手。
这次考察没有白跑，清朝开始了新政改革。第一步是改革教育，开办新式学堂。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胜利，这极大震惊了国人。大家认为日本能取胜，首先在于国民的新式教育。清政府模仿日本，引进西方的教育体系，建立新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学堂，培养有新知识的学生，在全国各地建立起足够数量的新式学堂之后，于1906年废除科举制。这个持续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教育和选拔制度被废除，确实是划时代的大事。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还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学堂正规教育分为初、中、高三级。高等学堂之上还有分科大学及最高级的通儒院。从高等小学堂毕业到大学堂毕业的学生分别授予附生、贡生、举人、进士的功名。中国现代教育因此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新式学堂迅速发展。1904年全国新式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1909年学堂为52348所，学生人数达到156万。
各学校都在引进新派教员，传授新思想、新知识，取代陈腐的儒家经典和古籍。这个时代的青年接受了新文化，思想开始启蒙。
1904年，年轻的浙江绍兴人周树人考取了南京路矿学堂。这是一个培养采矿技术人员的中等专科学校。周树人经历了幼年时期家庭的败落和贫穷，需要学个实用的专业，以便将来有稳定的收入养家。此学堂校长俞明震是个新派人物，经常读梁启超的《时务报》，考作文也是他自己出题目。有一次出题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不安地来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第二年，俞明震校长就带领周树人等一批学生去日本留学，这改变了周的人生，没有学出一个矿业工程师，却产生了著名的鲁迅。
几乎同时，一个徽州绩溪的乡下孩子胡洪骍来到上海。他直接升到高年级，班级作文题目：《原日本之所由强》。从哪里说起呢？他回家问二哥。哥哥给他《明治维新三十年史》等一篮书，总算把作文写了出来。后来读《天演论》，懂得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道理”。他请二哥代为起个表字，二哥说：“就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适’字好不好？”后来胡洪骍发表文字，就用“胡适”作笔名。
这两位新文化的巨匠，都是受新式学堂的启蒙成长起来的。
与废八股、科举同时，创办新式学堂与“派士人出洋游学”的活动也大规模展开。清政府积极推动官费和自费留学，留洋回来的青年，比在国内上学的人当官机会更大，留学海外一时成为热潮。更重要的是，多数人出国留学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寻找新思想。和洋务运动时留学欧美的方向不同，新政时期留学的主要方向是日本。1904年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俄国，中国青年受到震动，他们要去学习日本的强国之道。从地理上说，日本靠近中国，费用相对便宜。最重要的是日文当时汉字居多，不会说也会看，读书更为方便。1891年底，留学日本的学生只有280名，到1904年底，留学生数有8000至10000人。
清朝教育改革的目的，是要培养“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的人，其中以“忠君”为最高目标。然而适得其反，接受新知识的青年，成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先锋。
与教育同步进行的是军事改革。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将领们都知道八旗和绿营兵不行了。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创办新式军队，按德国和日本的训练方法，组建全新的军队。最早的是袁世凯小站练兵，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督练新建陆军。他在原10营近5000人的“定武军”基础上，又增募新兵2000多人，聘请德国教官，采取近代德国陆军制度，组建步、马、炮、工、辎等兵种，全部采用外国新式武器装备，并制定新的营规营制、操典。袁世凯亲力亲为，努力打造一支全新的军队。
小站练兵是中国军事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设置步、骑、炮、工、辎重等陆军主要兵种，装备新式步枪、火炮，组成多兵种合成的近代陆军。仿效西方现代军队，按军、师（镇）、旅（协）、团（标）、营、连（队）、排、班（棚）编制，并配备新式通讯与观测装备。注重征兵质量，制定士兵招募制度和标准，鼓励有文化者从军，大大提高了兵员素质。
指挥体系上，设立参谋营务处、执法营务处、督操营务处等正规参谋、军法执行和训练监督机构，提高军队指挥与管理效率。设立粮饷局、军械局等完善的后勤保障机构，提高部队军事行动的保障能力。废除跪拜等旧式封建礼仪，以文明军事礼仪规范官兵的日常行为。
袁世凯最初在小站练兵时，规模并不大，陆军总数不过7000人。但是他强调质量，兵不在多而在精。练兵同时，注重各级将领的培养。随着落后的绿营兵的淘汰，新建陆军成了一支异军突起的武装。在此基础上，袁世凯又将新建陆军扩编为北洋六镇，所有高级军官都出自小站。随着北洋军事力量的扩张，小站出身的军人布满全国，逐渐形成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为以后袁世凯篡夺政权打下了军事基础。
袁世凯还创办了武备学堂，每月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奖给那些成绩优异的官兵。他注重培植亲信力量，任命徐世昌为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徐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袁世凯亲手提拔了一批优秀的官兵，其中有：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等，定武军原来的军官曹锟等，还有湘军和淮军里的旧军人，如张勋等。这些人因李鸿章去世，湘军、淮军面临解体，走投无路。袁世凯的收留令他们感激涕零，誓死效力。
袁世凯不但善于练兵，还善于笼络军官。北洋六镇的统带人员，几乎全部成为袁世凯的亲信。被朝廷寄予厚望的北洋六镇，几乎成了袁世凯的亲兵。北洋军每天上下操集合时，官长都要问士兵：“咱们吃谁的饭？”士兵们齐声回答：“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官长再问：“咱们给谁出力？”士兵们齐声回答：“咱们替袁宫保出力！”袁世凯注重招募北方士兵，他们为人憨厚，具有浓厚的效忠意识。袁世凯目的非常明确：北洋六镇的老板不是清王朝，而是他自己。这支军队听谁指挥，为谁卖命，他的心里一刻都没有含糊过。
袁世凯练新军成为清朝各地效仿的榜样，各地陆续开始操练新军。他们穿着新式军装，作风与八旗兵截然不同。清政府本来想建36镇新军，因为经费不足，只建成了20镇。清政府对军权抓得很紧。1906年政府改组时，建立了陆军部，由其统率全国陆军。满族官员铁良被任命为陆军部尚书，另两位满族官员被任命为左右侍郎。这样，陆军完全归满族官员统率。铁良上任之后不久，陆军部合并了袁世凯手下的北洋军四镇，只给他留下了两个镇（第二和第四镇）。清政府直接控制军队，等于是袁世凯栽树，他们摘果子。
清政府要把全部军队控制在满族官员手中，190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被调到北京任军机大臣。虽然进入朝廷中枢，但是这种提升意味着他们不能再直接掌控军队。张、袁就这样被明升暗降地剥夺了权力。
1908年光绪帝去世，慈禧选中3岁的溥仪（宣统帝）登基，其父醇亲王载沣成了摄政王。醇亲王一掌权，首先建立起一支新的宫廷卫队禁卫军，并委托其弟载涛和另外两个满族官员毓朗、铁良进行训练，载涛还去德国学习骑兵技术。摄政王打的如意算盘：内有宫廷御林军，外有各镇新军，位子就坐稳了。
但摄政王的理想与现实差距甚大。北洋军是袁世凯亲自带出来的，谁能服气满族王公的统治？清廷的做法引起了众多汉族新军官兵的反感，即便袁世凯被迫回家“养病”，依然与北洋军部将保持着密切联系，遥控指挥。当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新军就成了推翻清王朝的主要力量。
清朝新政的关键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在中国实行立宪政体。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仿行立宪上谕》。宣布官制、立法、教育、财政、军事、警察制度都要改革，设立议会体制。清朝是真要变封建体制为新政了吗？事实证明都是骗人的。在筹备立宪过程中，载泽曾给光绪帝上了一个密折，根据在日本考察时与伊藤博文首相的商讨，确立了立宪后君主统治大权17条：包括公布法律、召集议会、发布命令、任免官员、统帅海陆军、宣战、缔约、宣布戒严、大赦特赦、授予勋章、战时及国家事变期间实行非常统治等。
这些权力条款完全承继了封建皇帝的特权，哪有立宪的地位和职权在里面？
作为筹备立宪的第一步，1909年，各省举行第一次谘议局的选举。所谓谘议局相当于省议会，具有地方自治的作用。顾名思义，其核心在于还权于民，理该得到民众的拥护，但实际却不然。1908年，清廷颁布《谘议局章程》，明确规定“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非本省籍男子年满二十五岁，寄居在本省满十年以上，在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才具有选民资格。
要知道，当时的物价，买个房子才几百元钱，平民月收入不到10元。这种经济条件的限制，就将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选民资格之外。所以，当时的谘议局选举中，具有选举权者极少。在1909年的首次选举中，选民总数占各省人口总数比例最高的是直隶，只占到了0.62%；最低的是甘肃，只有0.19%；平均水平是0.42%。也就是说，99.5%以上的民众，既无选举权，也无被选举权。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各级地方自治机构控制在了有权有钱的士绅之手，普通民众只能被动参与士绅们主导的“地方自治”。
第一次各省选举谘议局议员时，当选者多是40—45岁的士绅。但是一些德高望重的士绅往往不参与。那些当选的人中，很多是投机客和野心家，声望不高。在各省召开谘议局会议时，省里掌权的督抚与谘议局发生了冲突。督抚毕竟比谘议局权大，于是各省谘议局议员纷纷要求立即召开国会。1910年，北京一位年轻的学生张西曼目睹了各省谘议局议员前来请愿的闹剧，写了一篇《跪求儿皇帝立宪记》：
北京顺治门外虎坊桥的湖广会馆，规模宏大，交通便利。1910年1月某日上午，当我们走到会馆前面的大坪上，就看到一堆堆的车、马、来宾和一些赶热闹的社会贤达，已经挤得水泄不通。门前松柏牌楼上高悬着大幅的“立宪救国请愿大会”的白布黑字的横帔，大会内外上万的人头攒动，只听得自上下连续挥拳乱跳地狂喊着：“跪求皇太后、皇上开恩，提前变法立宪啊！”“跪求召开国会啊！”一类时髦的口号。首席代表慷慨地说道：“我们各省谘议局代表们约齐到北京来，是向两宫圣上联合请愿，早定变法立宪和召开国会的日期。我们和那些康有为、梁启超、孙文、黄兴等叛逆的行动是绝不相同的。我们是大清皇帝的忠顺臣民公推的全权代表，满抱着忠君爱国的血诚，跪求皇太后、皇上发大仁慈，广开天恩的俯顺舆情，实行宪政，以救危亡。”
在各地建立谘议局的基础上，1910年9月23日，北京建立资政院。设立资政院是为了培养议员的能力，为成立两院制的国会奠定基础，它是一个过渡性的立法机构。10月3日上午，资政院开院典礼在京师法律学堂举行。摄政王载沣、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院尚书等悉数到场。22日，议员展开讨论，会议结束时，全场起立，议员齐呼：“大清帝国万岁！”“大清帝国立宪政体万岁！”旁听的《民立报》记者报道：“此次资政院表决此案时，自王公以及民选议员全体赞成，三呼万岁，外人脱帽起敬，电告本国。”
清朝真的开启君主立宪时代了吗？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皇族的把戏。资政院作为中央谘议机关，预备立宪议会性质的机构，体制如下：总裁，在王、公、大臣内选任；副总裁，在三品以上大臣内选任，下设秘书厅为办事机构。资政院议员分钦定、民选两种，共200人。钦定议员包括清宗室王公世爵16人、满汉世爵12人、外藩王公世爵14人、皇族宗室6人、各部院官32人、硕学通儒与纳税多额者各10人，以上均由皇帝委派。民选议员由各省谘议局推选，大多为地方士绅。
清朝的公卿大臣，一变为议员。民选的议员不过是摆设。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国会”，骗得了谁？1911年1月18日，一位名叫戴季陶的青年在《天铎报》上发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将来之内阁，皇族内阁也。”
1911年5月8日，清廷的政治体制改革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皇朝中枢军机处被撤销，责任内阁取而代之，设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等十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内阁总理大臣及部长共13人中，满族大臣占9人，其中皇族占7人，刚好超过半数，而汉族部长大臣仅有4人。关键部门全为贵族把持，载泽为度支大臣，荫昌为陆军大臣，载洵为海军大臣，绍昌为司法大臣。
热衷于君主立宪制度的杨度看到内阁名单时，震惊之余是极度的失望。清廷贵族是绝对不会放弃权力的，哪怕是表面文章都不会做。
不仅政治上如此，其他一切方面，清朝的腐朽都没有改变。《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之后，政府财政已经破产。1903年，清政府的岁入已由8000万两银子猛增到1.0492亿两，支出为1.3492亿两，赤字3000万两。1910年，清政府在试编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时，竟然要求岁入2.9696亿两，岁出3.3865亿两，预计赤字竟高达4000万两。
钱从哪来？当然从地方上搜刮。清廷的地方自治，在制度设计上有一种微妙之处，那就是：需要朝廷花钱的项目，往往放权让地方自治；可以帮朝廷增收的项目，则不在自治范围，一概仍由朝廷委派官员掌控。
按章程，教育、医疗、道路建设、水利建设，这类事关民众福祉、需要朝廷（省府）拿钱来办的事情，全部被下放给了城镇乡，由地方自治机构负责筹款兴办。那些可以带来收入的赋税、行政，以及事关地方司法、警政等项，则均不在“自治”范围，不许自治机构插手。而且，地方自治须受地方官监督，“专以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治为主”。
所以，启动所谓的“地方自治”后，清廷将内政上需要花钱的诸多事务，当成包袱扔给了地方自治机构，随后又要求地方“自筹”自治经费，以减轻朝廷的财政负担。比如，《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在征得地方官（知县及以上）的许可后，可以在捐税的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征收“附税”，或者单独征收“特税”（一般称“自治捐”），当作自治经费——这些税收名目的设立，并不需要问询普通民众的意见。
“自治捐”这笔税收，各地情况不同，省里不好统一规定该收多少，可以由地方自治机构依照当地居民的收入多少来定。这就将“合法敛财”的权力，下放给了那些把控地方自治机构的地方士绅，使得地方自治公所的横征暴敛，有了合法依据。
于是，以筹措自治经费为名，清末的地方自治机构开始想方设法从民众身上榨取钱财，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蜂拥而出。真可谓“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
这样的“地方自治”不但没有还权于民，反而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除了增加税收，朝廷还大肆卖官。从康熙时起，朝廷就有“捐官”制度，即考不上进士功名的，出钱可以买个“候补”职位，等有了空位就可以上任。废除科举后，选拔官员一时没了标准，各级官位按价出售，有钱的大户都可以捐官。比如秋瑾的丈夫王廷钧，就是家里给他捐了个官职，到北京去等候补上位。
清王朝腐败到这种地步，什么能人也没有回天之力，什么改革也挽救不了它灭亡的命运。此时，清朝的最后几位政治主角已先后死去。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在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字回来后即大口吐血，两个月后在北京贤良寺病逝，死前留诗曰：“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1902年，湘军领袖刘坤一去世。1903年，荣禄去世。张之洞也于1909年10月4日病逝。支撑清王朝大厦的最后几根柱梁接连倒下，只剩下一个袁世凯，还被摄政王夺去职权，被迫回老家“养病”。
除了用暴力摧毁这个腐朽的王朝，中国没有别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