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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审判研究”的最终成果。
当年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它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何在？
这是一段长期被湮没的历史。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根据同盟国的商定，中国国民政府开始筹备战后审判，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拟定了《战争罪犯审判办法》等文件，对日本战犯进行逮捕、拘押和引渡。
从1945年8月到1947年5月，中国各地共逮捕日本战犯2259人。在北平、沈阳、南京、广州、济南、汉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10个城市设立了专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从1945年12月至1949年1月共计审判日本战犯863人，其中判处死刑139人，其余的判处无期或有期不等的徒刑，也有部分因证据不足释放。
1946年1月19日，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又称“东京审判”）。中国国内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组成部分，积极提供证据，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揭露，为东京审判做出了重要的配合和贡献。
战后对日本战犯审判，是在英美等国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的独立审判。这对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宣示主权、伸张正义的重大事件。在没有先例、没有经验的背景下，独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审判，对中国的司法工作者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公正地说，国民政府的诸多外交、法律、军事人员，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尽力完成了这场规模浩大的审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这样一次重大审判，长时间内很少被提及，除了南京审判有相关研究外，其他研究成果微乎其微。至今没有一部全面论述的著作，这是非常遗憾的。其历史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政治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不承认国民政府的对日审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包含两篇文章：1949年1月28日《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南京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和1949年2月5日《中共发言人关于和平条件必须包括惩办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的声明》。将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释放斥为“出卖民族利益，勾结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犯罪行为”。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不承认国民政府对日审判的合法性，甚至影响到东京审判的研究。致使这段历史长期无人提起。
二、历史资料方面。由于当年的审判均为军事法庭操作，档案文献保存在当地军事首脑机关。后来沈阳、济南、徐州等地都经历了战争，军事档案荡然无存。除了南京和北京审判档案外，其他城市审判档案保存很少。这是造成研究困难的主要原因。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开始侵略中国，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受害时间最长，伤亡损失最大的国家。但是日本侵华罪行，并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清算和研究。在东京审判的法庭上，由于美国的主导，侵华罪行没有作为日本首要的、最重大的罪行予以深刻揭露。在中国受审的日本战犯，由于取证和时间关系，国内政治和战争原因等，揭露出来的战争罪行也是有限的。还有许多罪行，例如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在东北地区扫荡抗日联军、镇压抗日人士的罪行，都没有列入审判内容。因为当年的不深入和不全面，所以日本右翼会否认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战争罪行，甚至称南京大屠杀为“虚构”，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也使中国学者深刻反思。
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中心成立以来，重视基础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陆续影印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集成》50卷等基本史料和一批海内外研究著作。中国审判是东京审判的组成部分，随着东京审判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中国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作为一个独立课题，已经具备了研究条件。
深入全面开展对日本战争罪行和审判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和学术意义的课题。通过具体的、实证的研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弘扬民族正义，使中日两国人民永远牢记历史教训。对日本右翼否认侵华罪行，是最有力的回击。
作为一项填补空白的研究，本课题的目的在于：
1．全面还原当年审判日本战犯的全过程。对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十个法庭进行全面的史料整理和研究，再现当年的审判情况。
2．运用法学和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审判过程中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认定、取证、量刑、判决等细节，对当年的审判进行全面评估。
3．研究审判过程中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缺憾、教训，总结历史经验。
4．寻找挖掘新史料，对当年审判没有涉及和没有深化的日军侵华罪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论证。
5．与东京审判和其他亚洲国家法庭对日审判进行全面综合研究，特别是中国审判与东京审判的配合，证据和证人的提供，甲级战犯和乙、丙级战犯罪行的清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清理日本战争罪行。
经过五年的艰辛努力，现在完成的这部著作，给读者提供了什么？
第一，全面叙述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过程。从联合国战争罪行审查委员会的发起，到中国的参与，法规法律的制定，战争罪行和战犯的认定，都反映了中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配合与合作。本书全方位记录中国法律工作者迅速与国际接轨，实施对几千名日本战犯的甄别、逮捕、调查，以及十个军事法庭审判的全过程。从这些具体的情节中，读者能感受审判日本战犯经历的曲折过程，获得的成绩，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虽然有诸多的不尽人意，但是它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声讨和清算，伸张了正义，惩罚了邪恶。在这些方面，本书都做了开创性的研究，让读者对这段重要的历史过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第二，保留对日审判的原始面貌。过去我们对这段历史了解甚少，因此在研究、写作过程中我尽可能保存原始文献。我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从这些起诉书、判决书、审判记录、会议记录、来往公文中，看到了审判过程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每个判决书中都有受害的中国人的名字，这是最直接的历史记录。例如上海日本宪兵队军曹仓拜伯次迫害爱国学者苏甲荣案，苏甲荣是五四青年，爱国的地理学家，在抗战期间曾编绘具有抗日思想的《日本帝国侵华图》，在书店发行。1944年7月，日军宪兵仓拜伯次将苏甲荣逮捕。在宪兵队拷打、灌水，导致苏甲荣肺部受伤，释放后不治身亡。判决书把这个过程记录得很清楚。如果我泛泛叙述，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原貌。所以我尽可能保留历史文献，大量引用了审判的原文。我觉得这些文献既反映了审判的过程，也反映了审判定罪的法律依据，这些文书的起草和定论，都体现出审判工作者付出的努力心血。另外，我是研究历史的，不是研究法律的。在叙述审判过程时，各个法庭在依法定罪方面，引用的法条，量刑的理由，都各有特色。我想，这些档案都是很宝贵的资料，而且都是首次公布。保存原貌，一方面给后面的研究者提供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以供法学专业和其他专业的研究者共享，为今后的深入研究创造条件。
第三，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激发历史仇恨，而是为了实现人类保卫和平的共同愿望。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总理语重心长地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中日关系的原则。我们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牢记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它重演。中国审判作为东京审判的一部分，惩罚了日本战犯，确认了战后亚洲和国际和平的新秩序。这个格局至今仍然是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石。如果有人问我：写这本书有什么用？我的回答是：它是块石头，为中日友好和平奠基。如果有人敢翻历史的案，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它就砸向那些右翼势力，让他们在历史的证据面前闭嘴。我在东京靖国神社里，看到广州法庭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崛本武男被押上刑场的照片和绝命书陈列在那里，还有人为他招魂。这本书就是与日本右翼势力针锋相对，看看中国人是怎么审判他们的战争罪行的。牢记历史，保卫和平，绝不是一句空话，是要付出艰辛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