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1日,全世界的报纸都登载出下述的新闻:英国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内阁,正在改变其绥靖和孤立政策,并以维持欧洲和平为目的,已向波兰提出保证,将保卫该国以对抗任何来自德国方面的威胁。
但是9月1日,希特勒已越过波兰国界前进。两天以后,经要求其撤兵无效后,英法两国也就参战了。另一次欧洲大战已经发动——而且终于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方同盟国在进入战争时是具有一种双重目标的。其当前的目的就是履行他们维护波兰独立的诺言。其最后的目的则为消灭一个对他们本身的潜在威胁,从而确保自己的安全。结果是两个目的都没有能够达到。他们不仅未能阻止波兰被蹂躏,继而又受到德苏两国的瓜分,而且经过6年苦战之后,虽然能以表面的胜利为结束,但却还是被迫承认苏联对波兰的支配地位——而放弃了他们对于曾经比肩作战的波兰人的保证。
同时,所有一切用来毁灭希特勒德国的努力,结果也就使欧洲变得如此的残破和衰弱,以至于当它面临着一个新的较大威胁时,其抵抗力也就大不如前——于是英国,连同其所有的欧洲邻国,都已经变成美国的穷亲戚。
这些都是铁硬的事实,作为胜利追求的基础是如此充满了希望,而其达成却又是如此的痛苦——在把美苏两国的巨大力量引入以对抗德国之后,其结果就是如此。这种结果也就粉碎了那种以为“胜利”就是和平的流行幻想。它也重新证明了“殷鉴不远”这句话,那就是说胜利只不过是“沙漠中的蜃楼”(a mirage in the desert)——当使用近代兵器和无限方法来打一个长期战争时,则此种沙漠即为其所创造的产品。
在尚未分析战争的起因之前,对于战争的后果是值得首先加以清查的。在认清了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之后,就使我们对于战争是怎么产生的问题更能作较现实的观察。就纽伦堡战犯审判(Nuremberg Trials)的目的而言,只要假定战争的爆发以及其一切的发展都纯粹是由于希特勒的侵略,也许就够了。但这却是一种太简单和太肤浅的解释。
希特勒并不想制造另一次大战以达到其目的。他的人民,尤其是他的将领,对于任何这一类的冒险都是深感畏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创痕。强调此种基本事实,并非是想替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洗刷,也不是想减轻许多甘心跟着他走的德国人的责任。希特勒虽然是异常地骄横,但当他在追求其目标时,却又还是极端地慎重。而军事将领则比他还更要谨慎,对于任何可能挑起全面冲突的步骤都是感到非常焦虑的。
战后有一大部分德国档案都已被俘获,而且也可供研究之用。这些文件显示出德国人对于他们自己有无能力进行一次全面战争是深感怀疑和不信任的。
1936年,当希特勒主张重占莱茵河岸非军事化地区时,德军将领们对于他的决定和可能挑起的法国反应感到十分忧惧。由于他们的抗议,结果最初只派遣了少数象征性的部队来作为一种试探。当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想要出兵援助佛朗哥时,德军将领们对于可能引起的危险又再度提出了新的抗议,结果希特勒也就同意限制其所给予的援助。但是在1938年3月,当希特勒决心向奥地利进军时,他却不理会那些将领们的反对。
不久以后,希特勒又宣布他决心压迫捷克斯洛伐克归还苏台德区(Sudetenland)。于是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Gen. Beck)就草拟了一项备忘录,其中指出希特勒的侵略扩张计划必然会产生一次世界浩劫,而使德国也化为废墟。这份文件在高级将领的会议中宣读并获得他们的赞同后,送请希特勒考虑。当看到希特勒对于他的政策并未表示任何改变的迹象时,贝克遂辞去了参谋总长的职务。希特勒向其他的将领们保证,英法两国决不会为捷克而战,但他们并不信服,于是着手计划一次军人政变,想要拘捕希特勒和其他的纳粹党领袖以避免冒战争的风险。
但是张伯伦却使他们的计划受到了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他不仅接受了希特勒对于捷克问题的一切要求,并和法国人一致同意坐视那个不幸的国家受到德国的吞并。
对于张伯伦而言,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的意义即为“我们时代的和平”。对于希特勒而言,那是一个更进一步和更伟大的胜利,这又不仅是对于其国外的对手,而尤其是对于其本国的将领为然。当他们的警告如此一再地为他的那种无敌的和不流血的成功所否定之后,他们也就自然地丧失了信心和影响力。同样的,希特勒本人对于其一帆风顺的成功也就自然地有了踌躇满志之感。即使当他也考虑到再进一步冒险是有引起战争的可能时,他还是会感觉到那最多不过只是一个小型和短期的战争而已。成功毒素的累积作用已经使他丧失了戒惧的心理。
假使他真是企图发动一次包括英国在内的全面战争,那么他就应该会全力来建造一支能够向英国海权挑战的海军。但事实上,他对于德国海军的建设甚至还不曾达到1935年英国海军条约所容许的限度。他经常向其海军将领保证说,他们可以完全不考虑任何和英国交战的危险。在慕尼黑会议之后,他告诉他们说,至少在今后6年之内是不会和英国发生冲突的。甚至于在1939年的夏天,甚至于延迟到8月22日,他还是一再作这样的保证——尽管其信心已经有一点动摇。
既然希特勒是如此希望能够避免大战,然则他为什么又还是陷入这种漩涡而不能自拔呢?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既非惟一的答案,也非主要的答案。西方国家的那种亲切态度一向使他受到鼓励,但到了1939年的春天,西方国家却突然地改变了它们的态度。这种改变来得如此的突然和出乎意料,所以也就使战争变得必然无可幸免。
假如你容许任何人在锅炉下面不断地加煤,直到蒸汽压力已经超过了危险点,则引起任何爆炸的真正责任也就应该由你负担。此种物理学中的真理对于政治学也同样地适用——尤其是以对国际事务的指导为然。
自从1933年希特勒当权之后,英法两国政府对于这个危险的独裁者所作的让步远超过他们过去对于德国前民主政府。每次他们都表现出由于怕麻烦而把困难问题搁置起来——为了眼前的舒适而不惜牺牲将来。
在另一方面,希特勒对于他的问题却正在作过分合于逻辑的思考。其政策的路线是受到一种理想的指导,这种理想收容在一种“神圣的誓约”(testament)之内,他在1937年11月曾经加以解释——其译文保存在所谓《霍斯巴赫备忘录》( Hossbach Memorandum )之内,其基础就是深信德国需要较多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以容纳其正在增长的人口,否则就无法维持其生活水准。他认为不可能希望使德国本身自足,尤其是在粮食供应方面。德国也不可能用向国外采购的方式来满足其需要,因为它没有那样多的外汇可供挥霍。在世界贸易中争取较高地位的机会也非常有限,因为不仅他国有关税壁垒,而且德国本身的财力也极感缺乏。何况这种间接补给的方法将使德国必须依赖外国,于是到了战时就会有挨饿的危险。
希特勒的结论认为德国应在人口稀少的东欧地区中去获得较多的“农业有用空间”。若希望有人自愿把这种空间让与德国,那实在是一种幻想。他说:“古今的历史——罗马帝国、不列颠帝国——已经证明任何空间的扩张都必须冒险和击破抵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可能找到没有主人的空间。”这个问题至迟在1945年以前必须求得解决——“过此以后我们就只可能期待每况愈下的改变了。”一切可能的出路都将会被阻塞,而粮食危机却会日益严重。
希特勒最初的愿望只是想收回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丧失的领土而已。这种理想当然是已经超过那种愿望远甚,不过若说西方政治家对于这些理想完全不知道,那却绝非事实,尽管他们后来假装是那样的。在1937年到1938年之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私下讨论中都是很坦白现实的,尽管在公开的场合发言时并非如此,而在英国的政界也已有许多的议论,主张容许德国向东扩张,以便减轻对西方的威胁。他们对于希特勒寻求生存空间的愿望是寄予极大同情的——而且更希望他知道。但他们却不去思考若不使用优势武力的威胁又如何可以劝诱土地所有人让步的问题。
德国方面的文件显示,1937年11月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的访问,使希特勒获得了特别的鼓励。哈里法克斯是当时英国的枢密院院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在内阁中的地位仅次于首相。依照谈话记录,他曾经使希特勒了解,英国将容许他在东欧有行动的自由。也许哈里法克斯的原意并非如此,但他所给予希特勒的印象却的确是如此——而这也证明是极其重要的。
于是,在1938年2月间,艾登(Antony Eden)因为一再地和张伯伦意见不一致,而被迫辞去外长的职务——某次当艾登表示反对意见时,张伯伦的回答是请他“回家去吃一颗阿司匹林”。哈里法克斯被指派接替艾登的外长职务。几天之后,英国驻柏林大使韩德逊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奉命晋谒希特勒作一次密谈,那也就是哈里法克斯11月会谈的延续,其所传达的内容为英国政府对于希特勒想基于德国的利益而改变欧洲的愿望深表同情——“英国现政府具有一种敏锐的现实感”。
从文件上表现出来,这些事件刺激了希特勒的行动。他认为绿灯已经发亮了,可以允许他向东前进。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结论。
当希特勒进军奥地利并将该国并入第三帝国的版图时,英法两国政府所表示出来的欣然同意态度使希特勒获得了进一步的鼓励。(这次事变中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希特勒的许多坦克在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抛锚了。)事变之后,苏联曾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来研究对抗德国前进的集体安全计划,但却遭到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的拒绝。当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又使他获得了更多的鼓励。
这里又必须再度说明,当对捷克的威胁在1938年9月开始表面化时,苏联政府又曾通过公开和私人的途径,表示愿意和英法两国共谋保护捷克的对策。这个建议还是不曾受到理会。此外,当慕尼黑会议在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时,苏联又被摒弃在门外。这种“冷遇”(Cold-Shouldering)在次年也就产生了足以致命的后果。
9月间,当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时,英国曾作强烈的反应,甚至于作部分的动员。由于英国政府早已同意让希特勒东进,所以此种反应也就使希特勒深感骇异。但当张伯伦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并积极帮助他对捷克强制执行其要求之后,希特勒遂又认为英国的那种反应不过是一种保全面子的行动——只是为了应付英国由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领导的舆论,那大部分都是反对政府的姑息让步政策。法国人的消极态度也使希特勒获得同样的鼓励。在所有的欧洲小国中,捷克算是拥有最精锐的兵力,对于这样的同盟国,法国人既然都可以弃如敝屣,那么它们似乎也就更不可能为了保护其在东中欧的同盟体系残余部分而投入战争了。
所以希特勒认为他可以安全地提早完成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然后再继续向东前进。
最初他并不想对波兰采取行动——尽管该国所据有的德国失地是面积最大的。波兰,也像匈牙利一样,曾经帮助希特勒威胁捷克的后方,所以也就促使捷克不得不向希特勒屈服——而且波兰也乘机获得了一片捷克的领土。希特勒的原意是准备让波兰暂时做他的帮凶,其条件为波兰应把但泽港(Danzig)归还德国,并允许德国有一条通过“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以到达东普鲁士的自由道路。从希特勒的观点来看,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真是非常温和的要求。但是在那年(1938)冬天的一连串讨论中,希特勒发现波兰人很顽固,不肯作任何这一类的让步,而且对于自己的实力颇有夜郎自大之感。即便如此,希特勒还是继续希望在进一步的谈判之后,可以使波兰人就范。直到1939年3月25日,希特勒还告诉他的陆军参谋总长说他“不想使用武力来解决但泽问题”。但是由于他在一个不同的方向上采取了一个新的步骤,而引起英国人也采取一个意想不到的步骤,这样才使希特勒改变了他的原意。
在1939年最初几个月内,英国政府的首长们感觉到心情相当愉快,这是他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所未有的。他们自欺地以为英国的加速再武装、美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和德国的经济困难已经使危险日益减轻。3月10日,张伯伦私下发表他认为和平的前途是从未有像目前这样光明的意见,并且说他希望在年底以前可以安排一次新的裁军会议。次日,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就在一次讲演中充满了希望地暗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他过去曾任外长,是艾登的前任,现在充任内政部长。部长们都纷纷向朋友和批评者保证说,德国的经济困难已经使它不能从事战争,它注定了必须接受英国政府的条件以换取援助,这种援助将会采取一种商约的形式。有两位阁员——史坦利(Oliver Stanley)和哈德森(RobertHudson),正要启程前往柏林去安排商约的谈判。
在同一星期内,《笨拙》( Punch )画报上刊出了一幅卡通画,表示“约翰牛”(John Bull)正从噩梦中惊醒,而最近的“战争恐怖”却已经从窗口中飞走了。 (译注:《笨拙》为伦敦的著名讽刺画刊,“约翰牛”为英国的外号。) 在1939年“3月15日”(Ides of March)之前的一个星期中,英国所弥漫着的荒谬乐观幻想简直是前所未有的。
当此之时,纳粹党人却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培养独立运动,促使其内部分裂。3月12日,斯洛伐克人(Slovaks)在其领袖狄索神父(Father Tiso)到柏林谒见希特勒之后,就正式宣布独立。更盲目的是波兰的外交部长贝克上校(Colonel Beck),居然公开表示他对于斯洛伐克人的充分同情。3月15日,在捷克总统已向希特勒屈服,同意在波希米亚(Bohemia)建立一个“保护国”(Protectorate)的要求之后,德国部队遂立即开入布拉格(Prague),并占领了这个国家。
在前一年的秋天,当慕尼黑协定作成时,英国政府曾自动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可以不再受侵略的威胁。但现在张伯伦却告诉下议院说,他认为斯洛伐克的独立已经使这个保证失效,所以他觉得英国不再受此种义务的约束。尽管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但他向下议院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改变”英国的政策。
但是在几天内,张伯伦却作了一个完全的“转变”——那是如此地突然和彻底,所以全世界都为之愕然。他突然决定阻止希特勒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并在3月29日主动向波兰表示愿意支援它来对抗“任何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以及任何波兰政府认为有抵抗必要的行动”。
什么是造成张伯伦这样冲动的主要因素,无法从根本上推测——也许是群情愤激的压力,也许是张伯伦自己内心中的怒火,或者是因为受到了希特勒的愚弄而感到愤怒,又或者是对自己在众人的面前像一个傻瓜而感到羞耻。
那些一向支持安抚政策的英国人,也大多数都产生了类似的激烈反应——而一向不信任此种政策的另一半英国人所作的非难,则更使此种反应趋于尖锐化。在普遍的愤激情绪之下,英国人开始团结一致,不再有意见分歧。
此种无条件的保证把英国的命运放在波兰统治者的手中,那些人的判断力是非常地不可靠和不稳定。而且,除非有苏联的援助,否则此种保证根本上不可能履行,但英国政府事先却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发现苏联是否愿意给予此种援助,以及波兰是否愿意接受此种援助。
当内阁被要求批准此种保证时,甚至于连参谋首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实情报告书也都不曾过目——那份报告书也许可以使人明白,要想给予波兰以任何有效的保护,实际上将是怎样地不可能。 (原注:不久以后,贺尔–贝利夏先生〔Mr. Hore-Belisha〕就曾经把上述的情形告诉我,他是当时的军政部长。比费布罗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也曾把同样的消息告诉我,他是听到其他的阁员说的,当时他还没有入阁。) 不过即令那些阁员能够看到参谋首长的报告书,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氛之下,其所作的决定也还是照样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
当此种保证在英国国会中交付讨论时,它也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是惟一发出反对呼声的人。 (译注:劳合·乔治为英国政治元老,曾任第一次大战时的战时首相。) 他提出警告说,在尚未确实获得苏联支持之前就作如此超过限度的承诺,实在是一种自杀的愚行。对波兰的保证的确使世界大战提早爆发,它将最大的诱惑和最明显的挑拨合而为一。它刺激希特勒想要证明对于一个西方所达不到的国家,此种保证将是毫无用处的,它又使顽固的波兰人更不愿意向希特勒作任何让步,同时又使希特勒无法打退堂鼓,因为那将使他失去面子。
为什么波兰当局会接受这种致命的保证呢?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于自己的落伍兵力所具有的威力抱着一种荒谬的夸大想法——他们居然高谈“骑兵远征柏林”的神话。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个人的因素:不久以后,贝克上校曾经说过,他在弹去两次香烟灰的时间内,就决定了接受英国的保证。他解释说,在他一月间和希特勒会晤时,感觉到希特勒说但泽必须归还的语气,实在是很难受,所以当英国的建议传达到他时,他立即想到这是还击希特勒一个耳光的好机会。这种冲动是太典型化了,民族的命运常常是这样决定的。
现在惟一避免战争的机会就是要看是否能够获得苏联的支援——苏联是惟一能够给予波兰以直接支持的强国,所以也就可以对希特勒构成一种吓阻。但是,尽管情况是这样地迫切,英国政府所采取的步骤还是拖拖拉拉,毫不认真。张伯伦对于苏联具有强烈的厌恶心理,而哈里法克斯则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反感,而他们两人对于苏联的实力估计过低,其程度恰与对于波兰的实力估计过高如出一辙。假使说现在他们已经承认与苏联之间的防御安排是有必要的,他们却仍然希望能够依照自己的条件来安排,殊不知自从他们不假思索地给予波兰以保证之后,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非常不利,所以必须依照苏联的条件始能得到它的合作——假使说他们还不了解这一点的话,毫无疑问斯大林却是完全了解的。
除了英国当权者的犹豫不决以外,波兰政府以及其他的东欧小国,也都反对接受苏联的军事支援——因为这些国家害怕苏联军队的增援即无异于外敌的侵入。所以英苏谈判的步调简直像送葬队伍的行进一样缓慢。
希特勒对于此种新情况的反应却是完全不同。英国的强烈反应和加倍的整军措施使他震惊,但所产生的效果却和英国人所想像的完全相反。因为希特勒感到英国人已经开始反对德国向东扩张,他害怕若再耽搁就有被阻止的危险,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必须加速其争取生存空间的行动。但应如何行动才不至于引起全面战争呢?他的答案是受到他个人对于英国历史知识的影响。希特勒想像中的英国人是头脑冷静,具有理智,其感情是受到头脑的控制而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他认为除非能够获得苏联的支援,否则英国人连做梦也都不会考虑到为波兰而投入战争。所以,希特勒决心暂时忍受对于共产主义的一切仇恨和恐惧,而倾其全力来讨好苏联,使其确保中立。这是一个比张伯伦还更奇特的向后转行动——具有同等的致命后果。
希特勒对于苏联的勾引行动很易于成功,因为斯大林对于西方早已心存怨怼。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在1938年给予苏联人的冷遇,很自然地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尤其是当希特勒进军布拉格之后,他们对于联防同盟所作的新建议又不为英国所重视,而当此之时,英国政府却赶忙去和波兰达成单独安排。再没有比这种方式更能加深苏联人的疑虑和猜忌了。
5月3日,有消息传来,说苏联的外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已经被免职,这是一个除了瞎子都能认清的警告。李维诺夫一直都是提倡与西方合作以抵抗纳粹德国的领袖人物。接替他的人是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据报导他是宁愿和独裁者打交道而不愿意和自由民主国家合作的。
苏联—纳粹协商的试探开始于4月间,但双方的行动都是异常地慎重——因为彼此间都还是互不信任,并且都认为双方的目的只不过想尝试阻止对方不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而已。但是英苏谈判的迟缓进度却鼓励德国人去利用此种机会,加速他们的步调,加紧他们的追求。不过直到8月中旬,莫洛托夫还始终不肯作任何承诺。然后才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也许是出于德国人的主动,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犹豫不决,而决心接受斯大林的条件,尤其是容许他在波罗的海方面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同时也和下述的明显事实有关:希特勒对于波兰的行动决不能迟过9月初,因为过此天气就可能会把他陷住。所以德苏协定迟到8月底才签订,也就是保证没有时间来让希特勒和西方国家再来一次“慕尼黑协定”——那是可能对苏联构成危险的。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Jachim von Ribbentrop)飞往莫斯科,接着德苏条约就签字了。它还附有一份秘密协定,内容是决定波兰由德苏两国瓜分。 (译注:里宾特洛甫为当时德国的外交部长。)
这个条约使战争必然爆发,尤其是因为在时机上是已经如此迫切。希特勒对于波兰问题的决定是不可能再撤回的,否则在莫斯科就不免要严重地丧失面子。此外,由于在7月底张伯伦又派了他的亲信顾问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和希特勒就英德条约的问题进行私下谈判,所以也就更使他相信英国政府不会为了保存波兰而冒险去作一次显然毫无希望的斗争,同时也不可能真正想把苏联引入这种情况。
但是苏德条约的签订,在时机上是如此地延迟,对于英国也就未能产生希特勒所预期的效果。反之,它却激起了英国人的“牛脾气”——那是一种盲目的决心,不计一切后果。在这种感情激动的情况之下,张伯伦也就不可能坐视,否则不仅失言而且丢脸。
斯大林完全明了西方国家一向都在鼓励希特勒向东扩张——即朝着苏联的方向。他很可能认为苏德条约是一种足以把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引向相反方向的方便的工具。换言之,采取这样微妙的一着,他可以引诱他远近的敌人互相冲突。至少还应该能够减轻对苏联的威胁,而且甚至可以使他们两败俱伤,好让苏联坐享渔人之利。
这个条约固然使德苏两国之间少了一个作为缓冲国的波兰——但苏联人却一向认为波兰对于他们不仅不是一道屏障,反而可能会变成德国侵入苏联的矛头。若与希特勒合作共同征服波兰,然后再将其瓜分,则不仅是收回1914年以前旧有国土的最佳途径,而且还可以把东波兰变成一道缓冲地带,虽然比较狭窄,但却是由他们自己的兵力来据守的。那似乎是一个比独立的波兰国更为可靠的缓冲。这个条约也替苏联占领波罗的海3个小国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行动铺路,于是缓冲地带也就可以获得进一步的拓宽。
1941年,当希特勒横扫苏联如入无人之境时,斯大林在1939年所采取的步骤,也就使人感觉到那实在是一种近视的愚行,几乎送了性命。也许斯大林把西方国家的抵抗能力估计得太高,认为他们有能力把德国的实力消耗得差不多。同时,也很可能他是把自己兵力的初期抵抗能力估计得太高。尽管如此,但若对以后的欧洲情况作一番观察,则他这一着对苏联不利的程度又似乎并不像1941年所想像的那样厉害。
反之,对于西方,那却是带来了无限的损失。面对着一个如此明显的爆炸情况,西方的政策却是拖延和轻率兼而有之,所以当国诸公实在是不能辞其咎。
丘吉尔在其《第二次大战回忆录》中,对于英国的投入战争有很精辟的评述。他在叙述了英国如何容许德国再武装和如何容许德国吞并奥国和捷克,以及如何同时又拒绝苏联的联合行动建议之后,这样写道:
……当所有一切的援助和利益都已丧失殆尽之后,英国才开始牵着法国一同保证波兰的完整——这个贪鄙的波兰,仅仅在6个月之前,还曾在捷克趁火打劫。若在1938年为捷克而战,那还是很合理的。当时德国陆军能用在西线上的精兵可能只有6个师,而法国兵力则约有六七十个师,所以一路长驱直入越过莱茵河,甚至于进入鲁尔地区,都是非常可能的。但当时大家却认为这种想法是鲁莽的,不合理的,缺乏近代化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但现在却终于有了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宣布他们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以保证波兰的领土完整。有人告诉我们,历史主要的就是一种人类罪恶、愚行和不幸的记录。尽管如此,要想找到与此类似的例证也许还是很困难的,五六年来,所采取的都是绥靖政策,现在却于一夜之间作了一个突然的和完全的转变,决心在远较过去恶劣的条件上和最大的规模上,接受一次显然即将爆发的战争……
这就是最后的决定,其作成的时机可能是最恶劣的,其作成的理由也是最难令人满意的,但其将使千万人受到屠杀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一个对张伯伦的愚行所作的明确判决,根据“后见之明”(Hindsight)写成的。因为丘吉尔本人,在那种群情鼎沸之时,也曾支持张伯伦主张英国保证波兰的政策。这是太明显的事实,在1939年,他也像大多数英国领袖一样,行动是以热情的冲动为基础——而不是以冷静的判断为基础,后者却曾经一度是英国政治家的特长。
1939年9月1日,星期五,德军侵入波兰。9月3日是星期天,英国政府为了履行其事先所给与波兰的保证,遂向德国宣战。6个小时之后,法国政府虽然比较犹豫不决,但也还是步了英国的后尘。
在对英国国会作这个决定国运的宣布时,70岁的老首相张伯伦先生用下述的语句来作结论:“我深信在我有生之日还能看到希特勒主义被毁灭和一个解放的欧洲重建起来。”在不到一个月之内,波兰已经被蹂躏了。在9个月之内,西欧的大部分都已被淹没在战争洪流之中。虽然希特勒最终被打倒,但一个解放的欧洲却始终未能重建起来。
为了表示对宣战的欢迎,格林伍德先生(Arthur Greenwood)也代表工党发言,在表示其如释重负的心情时,他说:“那个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难以忍受的拖延痛苦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知道最坏也不过如此。”从大家对他欢呼如雷的情形上看来,可以证明他的话也恰好表达了整个下院的一般情绪。他的结语是这样的:“但愿这次战争是快而且短,但愿在那个恶名的废墟上所重建的和平能够永垂不朽!”
只要对于双方的兵力和资源作一次合理的计算,就可知道相信战争是“速战速决”(Swift and Short)的想法实在毫无根据。甚至于无论战争继续延长多久,也都不可能希望仅凭英法两国的力量,即足以击败德国。至于认为“我们现在知道最坏也不过如此”的假定则更是愚不可及。
关于波兰的实力也有许多幻想。作为一位外长,哈里法克斯勋爵本应有良好的情报知识,但他却相信波兰的军事价值高于苏联,所以宁愿保留它来当作一个同盟国。这就是他在3月24日向美国大使所发表的高论,这也正是在英国突然决定对波兰提供保证的前几天。7月间,英国武装部队的总监察长(Inspector-General of the Forces)艾仑赛将军(General Ironside),前往访问波兰的陆军,在他回国之后所提出的报告,照丘吉尔先生所形容的,那是“最有利的”(Most Favourable)。
关于法国的陆军却存在着更大的幻想。丘吉尔本人,在1938年4月14日曾经形容它是“欧洲训练最完善和机动最可靠的兵力”。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天,丘吉尔曾和法国野战军总司令乔治将军(General Georges)会晤,在比较了法德双方兵力数字之后,丘吉尔的印象非常良好,所以他称赞说:“那么你们是赢定了。”
也许这也就更增强了他帮助催促法国宣战的热心——法国大使的报告曾经这样说:“其中最激励的人就是丘吉尔先生,他的洪亮声音使电话机都发生了震动。”在3月间,丘吉尔也曾宣称对于向波兰提供保证的问题,他本人的意见和首相完全一致。他也和所有其他的英国政治领袖一样,曾经高谈此种保证在作为维护和平工具时的价值。只有劳合·乔治一人曾经指出它的不切实际和危险——而他的警告却被《泰晤士报》( The Times )形容为“一种无可慰藉的悲观主义的发泄”,并且说“劳合·乔治先生现在似乎是生活在他自己的一个孤独和遥远的世界中”。
平心而论,应该指出的是,在比较冷静的军事圈内,有许多人对于前途都不存有这一类的幻想。我个人在战争爆发时所写的战略形势研判曾经预测波兰很快就会失败,而法国也不能支持很久,我的结论是:“总而言之,由于我们的战略基础是如此不健全,所以我们也就陷入了一种窘境——这也许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坏的情况。”但在当时,一般人的想法都完全是意气用事,不仅淹没了眼前的现实感,而且掩蔽了长远的考虑。
波兰能否支持得更久一点呢?英法两国对于减轻德国对波兰的压力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呢?如现在所知的,从军事力量的数字表面上看来,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应该是肯定的。以人数而论,波兰足够在其国界上阻止德军的侵入,或至少应能使他们的前进受到长期迟滞。以数字而论,法军也似乎同样地能够击退被留置在西线方面的德军。
波兰陆军共有30个常备师和10个预备师。它同时也拥有不少于12个的大型骑兵旅——不过其中却只有1个是摩托化的。其在数量方面的潜力甚至于要比上述单位数字所表现的还更大——因为波兰几乎拥有250万“有训练的人员”可供动员。
法国所动员的人力相当于110个师,其中常备师不少于65个,包括5个骑兵师、2个机械化师和1个正在编组中的装甲师——其余则均为步兵师。就总数而言,即令扣除了驻防法国南部和北非以对抗意大利可能威胁的部队,法国统帅部还能在其面对德国的北部国境上集中85个师的兵力。此外,他们还可以动员500万有训练的人员。
除了必须兼顾中东和远东的防务以外,英国曾允许在战争爆发时立即送4个正规(Regular)师到法国去——以后实际上送去了相当于5个师的兵力。不过由于海运的问题,以及为了避免空中攻击而必须采取曲折的航线,所以其第一批部队要在9月底才能到达。 (译注:英国所谓“正规”单位就是完全由职业军人所组成的。)
除了小型但素质颇高的正规陆军以外,英国正在着手编组和装备26个师的地方军(Territorial field army)。在战争爆发时,英国政府又已经计划将其总数扩充为55个师。但是这支新军的第一批部队在1940年以前都还不能完成进入战场的准备。就眼前而言,英国的主要贡献仅能采取以海权执行海上封锁的传统形式——此种形式的压力当然要很长久的时间才能收效。
英国有一支刚刚超过600架的轰炸机兵力——比法国要多1倍,但比德国却要少一半——但由于当时飞机的机型和航程都很有限,所以并不能直接攻击德国以产生任何非常有效的效果。
德国动员了98个师,其中52个为常备师,包括6个师的奥国人在内。其余的46个师中,只有10个师可在动员后即能作战。即便如此,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人员又都是仅只服役约一个月的新兵。其他的36个师则主要是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所组成的,他们的年龄都已超过40岁,对于近代化的兵器和战术几乎是毫无所知。他们也非常缺乏炮兵以及其他的兵器。要想把这些师组训完成,使其能够变成真正的作战部队,则必须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比德军统帅部所预计的还要更长,对于此种进度的迟缓已经使德军深感震惊。
德国陆军在1939年尚未完成战争的准备——因为相信希特勒的保证,德军将领们也都感觉到战争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他们本来是主张以彻底训练的干部为基础,逐步完成建军的计划,但还是勉强同意了希特勒想要加速扩军的愿望。不过希特勒却又一再地告诉他们,还是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训练,因为至少在1944年以前,他是绝对无意冒险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与军队的数量相比较,装备也极感缺乏。
但是在战争初期德国人获得了迅速胜利之后,一般的假定都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在兵器和数量上拥有一种压倒性的优势之故。
这第二种幻想销蚀得非常慢。甚至于在战争回忆录中,丘吉尔还是说德国人在1940年至少拥有1000辆“重坦克”。事实上,德军在当时根本上就没有重坦克。当战争发动时,他们只有少量的中型坦克,其重量仅为20吨。他们在波兰所使用的大部分都是重量很轻和装甲很薄的坦克。
只要计算一下,就可以看出波兰和法国当时一共约有相当于130个师的兵力,而德国却一共只有98个师,其中又有36个师是几乎完全没有训练和组织的。以“有训练的兵员”数量来比较,则对德国也就更为不利。惟一足以抵消此种数量劣势的因素,即为德国是居于中央位置,可以把对方的兵力分割为两部分,彼此相距颇远,难于互相支援。德国人可以先攻击对方两个伙伴中的较弱者,而法国人若欲救援他们的盟友,则必须向德国人已有准备的防线进攻。
即令如此,就数量的计算而言,波兰人还是拥有庞大的兵力,足以抵抗德军所发动的攻势——攻势兵力是由48个常备师所组成。在他们后面,还有6个预备师,但战役却结束得太快,所以这些预备部队根本上就没有机会参加战斗。
从表面上看来,法国人似乎是拥有充分的优势足以压倒德军在西线上的兵力,而一直冲到莱茵河上。因为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德国将领们先是感到惊奇,然后就如释重负。因为大多数人在思想上也还是摆脱不了1918年的旧观念,并且也像英国人一样,把法国陆军估计得太高了。
但波兰人是否能够守得住,法国人能否对波兰提供比较有效的援助,若在较严密的分析之下,结论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也就是说对于他们内在的弱点,以及在1939年首次实际被使用的战争新技术,必须有较深入的了解。从这种近代化的观点来看,甚至于在事前,即已经可以知道局势的演变是无可挽回的。
丘吉尔在其《大战回忆录》中对于波兰的崩溃曾作下述的评论:
装甲车辆能够抵抗炮兵的火力,能够一天前进100英里,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英国,对于此种新事实的后果几乎都完全缺乏有效的了解。
对于英法两国大部分高级军官和政治家而言,以上的说法可以说是太真实了。但是此种新潜力的首次发现却还是在英国。有一小群进步的军事思想家曾经公开地和不断地对于这种新观念加以提倡和解释。
在其《大战回忆录》的第二卷中,丘吉尔在谈到法国的崩溃时,又曾作了下述的坦白承认,虽然还是不免有一点讳言:
因为许多年来我不曾和官方的资料接触,所以我对于上次大战之后,大量快速重装甲兵力所带来的猛烈革命并无深入的了解。虽然我也略知一二,但那却不足以改变我的旧观念。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声明,出自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对坦克的创造立有如此重大功劳的伟人的笔下。丘吉尔的坦白态度是很可敬佩的。但他曾任财政大臣直到1929年为止。1927年,英国曾在沙利斯贝瑞平原(Salisbury Plain)上组成一支“实验装甲部队”(Experimental Armoured Force),那也是全世界的第一个,用来实验新的理论,因为主张高速坦克战争的人们提倡这些新理论已有几年之久。丘吉尔对于他们的观念也有充分的认识,并且也曾访问在工作中的实验部队,而在以后的若干年内,他还继续和他们保持接触。
对于此种新战争观念的缺乏了解,以及官方的反对态度,在法国尤甚于英国。而在波兰又比在法国更进一步。此种了解的缺乏实为1939年波法两军失败的根源,也是1940年法国更大失败的根源。
波兰官方的军事思想可以说完全是落伍的,其部队的组织形态大致也是如此。他们没有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其旧式的部队也非常缺乏战防炮和高射炮。此外,波兰的领袖们也仍然深信大量骑兵的价值,并对骑兵冲锋的可能性寄以一种病态的信仰。就这一方面来说,他们的思想也许真正是已经落后了80年。因为远在美国内战时,即早已证明骑兵冲锋的无效——不过“战马心怀”(horse-minded)的军人们却始终不肯接受这种教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有各国的陆军仍然继续维持着大量的骑兵,并希望有一显身手的机会,那可以算是那次静态战争中的一个极大讽刺。
在另一方面,法国人却拥有近代化陆军的许多构成因素,但他们却并不曾把它们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因为他们高阶层的军事思想落后了20年。与他们失败之后所传出来的神话完全相反,他们所拥有的坦克要比德国人在开战时所已经建造的全部数量还要多——其中许多都比德国的坦克体型大、装甲厚,虽然速度可能较慢。但法军的高级指挥部却还是透过1918年的眼光来看坦克——把坦克当作步兵的仆人,或是用作搜察部队以补骑兵之不足。在此种旧式思想的束缚之下,他们也就和德国人完全不同,对于把坦克组成装甲师的工作耽误了很久,因为他们始终只是把坦克兵力分割成为一小撮一小撮的来使用。
法国人,尤其是波兰人,在新式地面部队上的弱点,又因为他们缺乏空军来掩护和支援他们的陆军,于是也就变得更为严重。波兰的情形也许还可以原谅,因为他们缺乏工业资源,但法国人却不能以此为借口。在这两个国家中,空权的需要都是被建立大陆军的主张所压倒——因为在军事预算的分配上,陆军将领的发言居于支配的地位,而他们自然是喜爱他们自己所熟习的那种部队。他们几乎完全不了解地面部队的效力,现在必须有赖于适当的空中掩护。
两国高级将领的自我陶醉也都已达到了致命的程度,这是他们失败的主因。在法国方面,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培养了他们的骄气,而其他国家的军人也都一致推崇他们的军事知识,于是也就更使他们有不可一世之感。在波兰方面,由于他们在1920年曾经击败过苏联人,所以也就养成了自负的心理。这两国的军事领袖对于他们的军队和军事技术一向都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他们那种自鸣得意的态度真是不堪入目。不过凭良心说,法国还有一些青年军官,例如戴高乐上校(Colonel de Gaulle),对于正在英国被提倡的新坦克战争思想曾经表示非常有兴趣。但是那些较高级的法国将领们对于这种英国产生的“理论”,几乎完全不加以注意——这与那些积极研究的德国新派将领们恰好成一强烈对比。 (原注:在战争将要爆发之前,我出版了一本叫作《不列颠的防御》〔 The Defence of Britain 〕的小书,在书中我对于波兰军事领袖们仍然继续信仰骑兵冲锋的情形表示忧虑。结果却引起了他们的愤怒,并促使波兰外交部正式提出抗议。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
即便如此,德国的陆军离一种具有真正效率和近代设计的兵力标准也还是差得很远。不仅就其全体而言对于战争并无准备,而其常备师的大部分在组织上也都是落伍的。此外其较高级指挥部的观念也还是有因沿旧辙的趋势。不过当战争爆发时,德国却已经组成了少数的新型部队——6个装甲师、4个“轻装”(机械化)师,以及支援用的4个摩托化步兵师。在总数中这只占极小的比例,但这一点少数兵力却比德国陆军其余的全部兵力都更有价值。
同时,德国的最高统帅部,虽然也是很犹豫的,但却终于承认了此种高速战争的新理论,并且愿意给与它一次尝试的机会。尤其应归功于古德里安将军(General Heinz Guderian)和少数其他人士的热心提倡。他们的辩论说动了希特勒——因为他欣赏任何能提供速战速决的观念。总而言之,德国陆军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惊人的胜利,并非因为他们拥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也非因为他们在组织形态上已经彻底现代化,而是因为他们要比对方略高一筹,这个程度虽然不大,但却非常重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总理克里蒙梭(Georges E.B.Clemenceau)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战争是件太严重的事,不能完全委之于军人。(War is too serious a business tobe left to soldiers.)
这句名言经常为人所引用,而1939年的欧洲情况也给与它以一种新的解释。因为即令对于军人的判断能够完全信任,现在也还是不能把战争完全委之于军人。维持战争的权力,其不论是发动战争的权力,现在已经从军事的领域转移到经济的领域,正好像机器在战场上已经压倒人力,所以在大战略的领域中,工业和经济也的确已经把军事从前台推到后台了。除非从工厂和油田中出来的补给能够源源不断地维持,否则军队就不过是一群毫无生气的乌合之众而已。在外行人眼中看来,赳赳武夫所组成的行列还是威风凛凛的,但在近代战争科学家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一种装在传动皮带上的玩偶而已。而在这一方面也就呈现出一种可以拯救文明的潜在因素。
假使仅只计算现有的军队和军备,则情况就会显得更为暗淡。慕尼黑协定已经改变了欧洲的战略平衡,而且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会使这种平衡对于英法两国非常地不利。不管它们的重整军备计划是如何地加速推进,但在相当长时间之内都还是无法扭转已经形成的劣势。因为在战略天平上不仅是已经取消了捷克的35个装备良好的师,而且同时又放出了原先用来平衡它们的德国兵力。
到1939年3月为止,英法两国在军备方面固然已有若干的增加,但是由于德国吞并了捷克,于是也就顺便接收了其军火工业和所储存的一切军事装备,所以其优势也就更增大。专以重型火炮而言,德国的数量就在一击之下增加了1倍。使前途变得更恶劣的是德意两国的援助已经使佛朗哥能够推翻西班牙的共和政府,于是对于法国的疆界,以及英法两国的海上交通,也都构成一种额外的新威胁。
从战略上来看,除非能确实获得苏联的支援,否则在有限时间之内,是绝无希望可以扭转此种劣势的。同样,从战略上来看,德国若想解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问题,则也就再没有比这个时机更为有利了。但是战略的天平的位置却在经济基础上。在战争压力之下,此种基础能否长久支持德国武力的重量,似乎是有一点疑问的。
差不多有20种基本产品都是战争所必需的:用在一般性生产上的煤,用作动力来源的石油,用来生产炸药的棉花、羊毛、铁,运输方面所需要的橡胶,一般军需品和一切电力装备所必需的铜,用于炼钢和弹药方面的镍,用在弹药方面的铅,制造炸药的甘油,制造无烟火药的纤维质醋酸盐,制造雷管的水银,制造飞机的铝,制造化学仪器的铂,用在炼钢和一般冶金工业上的锑、锰等,用在弹药和机械上的石棉,用作绝缘物的云母,用来生产炸药的硝酸和硫磺等。
除了煤以外,对于这些产品的大量需求,英国本身都无法供应。不过只要海运还能确保,则其中的大部分都可以取自不列颠帝国之内。以镍为例,全世界供应量中约有90%来自加拿大,其余的大部分则来自法属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主要缺乏的是锑、水银和硫磺,而石油资源也不够应付战争的需要。
法国并不能补充这些特殊物质的缺乏,而且它本身也缺乏棉花、羊毛、铜、铅、锰、橡胶和其他几种需要量较少的物资。
对于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苏联都有丰富的供应,但它也缺乏锑、镍和橡胶,而铜和硫磺的供应量也不充分。
在所有的强国之中,地理位置最佳的还是美国。它生产了世界石油总供应量的2/3,棉花约一半,铜也接近一半。至于仰仗于外来的就只有锑、镍、橡胶、锡,以及一部分的锰。
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情况则恰好与此成一强烈对比。意大利对于其所需的一切产品,几乎都要从国外大量输入,甚至于连煤也不例外。日本对于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也不相上下。德国国内完全不产棉花、橡胶、锡、铂、铁矾土、水银和云母,而其铁、铜、锑、锰、镍、硫磺、羊毛和石油的产量也都不丰富。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其在铁苗方面的缺乏已获相当的改善,又因为干涉西班牙内战,遂乘机运用有利的条件在该国获得一个新的铁苗供应来源,而且还有水银——不过这却必须依赖其海运的能力。此外,利用一种木质的代用品,德国对于羊毛的需要已可满足一部分。另外在不惜成本要比天然产品远较昂贵的条件之下,德国也利用人工产品满足其橡胶需要量的1/5和石油需要量的1/3。
当陆军日益依赖摩托化的运输,而空军又已变成了军事力量中的必要因素时,这也就是轴心国方面在战争潜力上的最大弱点。除了以煤为原料来提炼人工石油以外,德国从其本国的油井中大约只能获得50万吨的石油,而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所获得的数量则更微不足道。为了补足其平时需要,它每年必须从国外输入近500万吨的石油,其主要来源为委内瑞拉、墨西哥、荷属东印度、美国、苏联和罗马尼亚。对于前四者的任何一国在战时都是不可能运到的,而对于后两者也就必须使用征服的手段。此外,据估计,德国的战时需要量每年将超过1200万吨。所以人工燃料的生产无论如何地增加,也都无法满足这样巨大的需求。只有在无损毁的状况之下,夺占罗马尼亚的油田(能生产700万吨),然后对于这种缺乏才有解决的希望。
假使意大利也进入战争,则其需要将使石油差额变得更大。在战时,它每年可能要有400万吨才够用,即令意大利的船只愿意冒险越过亚德里亚海,从阿尔巴尼亚所能获得的数量也还不过只相当于这个总额的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前途虽然已经变得如此暗淡,但由于德意两国的资源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所以也就多少还有一点乐观的理由。假使对抗它们的国家在战争爆发之初,能够抵抗其猛烈的攻势以待援助的到来,则胜利也就仍然有望。总之,轴心方面的命运就要看战争能否速决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