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战争缘起

让欧洲走向爆炸，花费了50年。引爆它，却仅需5天时间。我们所要研究的这套爆炸材料的制造，也即形成冲突的基本原因，其实在这段短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范围中是找不到的。事实上，一方面，我们应当回顾普鲁士对于开创德意志帝国（Reich）的影响，俾斯麦的政治构想，德国思想深刻的个性倾向，以及当时的经济状况——德国曾企图以商业出口为主，不过目的并未达成；此外，加上一些其他理由，使德国从原本的商业大国理念改变为世界强权观。我们还应分析蕴含各色各样中世纪遗风的奥匈帝国，认识其复杂的种族问题，做作的统治机制，暗藏在肤浅野心底下、令其烦扰不堪的内部崩解的恐惧，以及其狂乱寻求苟延残喘的行径。

另一方面，我们应检视那令人称奇的，支配俄国政策的野心与理想主义的混合物。它致使靠近俄国边界的邻国，特别是日耳曼邻邦间，弥漫着一片恐怖感。这也可能是最终引爆战争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种。我们还应了解自1870年以来，法国因遭受侵略而对新侵略所发出的持续警报；我们更应研究法国重建的自信心。它强化了法国抵御进一步外侮的力量。还有，我们应牢记德国攫取阿尔萨斯——洛林（Alsace Lorraine）对法国所造成的伤害。最后，我们应回顾英国从孤立政策转变为参与欧洲，成为欧洲系统成员的做法，以及当它面对德国的敏感现实时，所展现的缓慢觉醒。

在对半世纪欧洲历史作出上述的研究之后，我们所获得的整体认知，应比绝大部分记载巨细靡遗的历史更详实。这场战争发生的基本原因可归纳为三点：恐惧、饥饿与傲慢。除此之外，发生在1871年至1914年之间的国际事件，也是征兆。

总之，要找出点燃这次战火蛛丝马迹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有可能，而且容易看到的。这些蛛丝马迹事实上贯穿了1871年之后俾斯麦所建立的同盟结构中。讽刺的是，俾斯麦原本并非将这同盟结构当作火药库，而是将它视为保护伞，以便他所开创的德意志帝国能和平成长。虽然俾斯麦的想法，早浓缩在他1868年的一句话——“弱国终被强国吞噬”之中，而他自己的胃口，却在1870至1871年战争的三顿饱餐之后，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不能谴责他，认为他的野心比胃口大；就像他所说，他感觉德国现今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他的统治理念自此之后并非是扩张，而是团结。为了争取足够的时间与和平，使新德国保持稳定，他企图抑制法国国力的发展，使法国维持在无法进行复仇之战的局面。但是结果证明这些做法对德意志帝国并无好处。

俾斯麦并未对法国实施经常不断的直接胁迫。他只准备切断法国与友邦或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以便间接打击令人困扰的法国快速复苏。俾斯麦首先拉拢奥地利与俄国，使他们和德国结为普通的结盟关系；同时努力促成巴尔干半岛的和平，以防后者对结盟关系造成任何危机。有好几年时间，他的政策是，在欧洲外交利益交换上，不对任何一方作出承诺，仅做一名“忠实的经纪人”。然而，他与俄国首相戈恰科夫（Gortchakov）之间的不和，以及由于1877年俄土战争（Russo Turkish War）的纷扰，使他不顾年老的德皇威廉一世的反对，与奥地利在1879年订定了防卫联盟。德皇原本将这种做法视为“出卖”俄罗斯，甚至曾威胁说自己要退位。不过这纸明确的承诺，后来并无明确的结果。尽管如此，俾斯麦在1881年以巧妙的外交手段，经由俄、奥、德三国所签订的“三帝同盟”（Three Emperors Alliance），暂时取回主导地位。这著名的“三帝同盟”，原先目的在于干预所有巴尔干半岛事务。虽然该同盟稍后在1887年废止，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则另以秘密订定的“双重保障条约”（Reinsurance Treaty）作为补偿，并获加强。经由该约，两强同意除非德国攻击法国，或俄国攻击奥地利的情形发生，双方各自与第三国交战时，彼此将维持善意的中立。在这两次巧妙的、具有惊人欺瞒效果的外交手法下，俾斯麦避免了当时迫在眉睫的俄法联盟。

同时，德奥之间的结盟，由于1882年意大利的参与而扩大。其结盟的目的是：如果德国与俄国作战，可以提防俄国从背后暗算奥地利；意大利如遭法国攻击，德奥将出兵相助。不过意大利为保护与英国老友的关系及其本身海岸线的安全，却在条约上附加一段特别协议，阐明绝不直接与英国冲突。1883年，罗马尼亚（Rumania）经由该国国王个人与一些秘密运作过程，也加入了这新的“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后来甚至连塞尔维亚（Serbia）与西班牙也分别短暂与奥地利及意大利，以另缔条约的方式结盟。

对于英国，俾斯麦的目标似乎企图使英国仅与德国保持友好，而与法国保持不友好的关系。他对英国的感觉，在友好与轻蔑之间摇晃不定。其态度转变的关键点，在于英国不同政党的轮替执政。对于“老犹太”迪斯雷利（Dis raeli），他由衷敬重；但他无法了解格莱斯东自由党（Gladstonian Liberals）的观点，同时也瞧不起自由党政策摇摆不定的行径。当迪斯雷利当权时，俾斯麦大谈拉拢英国为其同盟的想法；虽然维多利亚女王曾低调表示，“确信德国在任何一方面都将是最安全的盟友”，她却不敢肯定俾斯麦是否能值得信任，迪斯雷利的看法亦同。因此俾斯麦继续玩弄藉由英俄、英法之间不和，使自己渔翁得利的政策。几经精心的评估，他赞成英国占领埃及，因为英国占领埃及会使英法不和。在另一方面，由于德国的极端殖民主义，在未来具有与英国发生冲突之虞，所以他反对国内渐起的殖民扩张声浪。他曾说，“我们极端殖民主义者的贪婪，大过我们所需要的，或能满足的”。他以支持英国占领埃及，企图逐渐换取英国在海外的小让步。经由这些小让步，他缓和了德国利益团体强大的，连他都无法忽视的殖民要求。然而英国保守党的重新执政，以及英法之间与日俱增的摩擦，使英德建立起新的紧密关系。俾斯麦提出的正式结盟，受到索尔兹伯里爵士内阁（Lord Salisbury’s Cabinet）的热烈欢迎；不过后者似乎因担心国会反对与外国牵扯而退缩。然而，俾斯麦从这非正式的协议中，以微不足道的代价取得了英国对黑尔戈兰岛（Heligoland）的割让。黑尔戈兰岛在后一世代，对德国海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于是到了1880年代末，俾斯麦伟大的政治架构似乎已斐然成形。德国受到“三国同盟”的支撑；而英俄若即若离的态势，对它有利而无弊。在这样稳定的基础上，德国为商业扩张做好了准备。而且俾斯麦已将法国驱入一个孤独而局限的政治隔离圈内。

但自1890年代初开始，俾斯麦规划的政治架构出现了一道裂痕；后继者几乎到要赶走这架构缔造者的地步。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于1888年即位。他与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素不友好，后者既不喜欢德皇的“侵略性友善”，也怀疑他的意图。然而对俾斯麦的政治架构来说，问题并非来自沙皇，而是威廉二世。俾斯麦的掌权方式，向为德国参谋本部与军队所诟病，如今也令威廉二世厌恶不已。由于威廉二世几乎在参谋本部与军队中成长，所以他很自然发现这些人与他站在一边。但他未觉察，这种关系也束缚了自己。

第一个效应是，赶走“亲俄”的首相之后，继任者拒绝与俄续订“双重保障条约”。第二效应则是第一效应的必然结果。沙皇忍下对共和主义的嫌憎，于1891年与法国签订了协议。这协议并于一年之后发展成军事协定。双方希望在遭敌攻击时，彼此相助。这协定中的重大要点是，倘若“三国同盟”中任何一方进行动员，法俄将立即动员。由于法方谈判人布瓦代弗尔将军（General Boisdeffre）曾费心向沙皇解释，“动员意味宣战”，所以沙皇至少无法说他不懂这其中的涵意。

沙皇在害怕英德即将结盟之余，喝下了这剂俄法结盟的汤药，而这后来却一直苦恼着沙皇。因此在俄法签约后，长期未对法国产生任何外交价值。

尽管如此，法国还是跳出了政治“隔离圈”。从此时起，欧洲并非仅只有一个政治集团，而是两个政治集团。虽然其中一个关系较松散，另一个却较紧密。这两个集团形成了均势，即使各方势力尚未全然均衡。

对于德国废止德俄秘密条约，尚有要点值得一提。柏林的议会在早先复审这项条约内容时，曾反对订约。理由是该条约不但对奥国不忠，而且对英国不诚。其实，不论德皇的缺点如何，他的性格比俾斯麦要真诚；他在相互矛盾的发言中所显现的伪善外表，似乎是因为过度坦率与经常快速转变心意。他们两人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以始终如一的欺骗，来寻求国家安全；另一个则是在突发式的真诚态度下行事，得到的仅是不安稳的保障。英国方面对此的看法与德皇一致。虽然德皇对待俄国的态度与俾斯麦迥异，他却维持俾斯麦对英的友好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的性格中多了一分真诚，较少政治动机之故。但英德两国间却有一件缘起于私人因素的不睦。原来德皇与他的舅父威尔斯亲王，也就是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彼此交恶。妙的是，这私人裂痕是被俾斯麦家族弄得愈来愈糟的。

不过这私人之间的不和，如果没有更大的问题介入其中，是不会酿成国际友谊的裂痕的。事实上，英德不睦出自于一个主因，以及附加的许多小因素。这一切都需自德国的政策从重视内部转变为向外扩展说起。当德国的商业与影响力，扩展到世界级的规模时，其利益无可避免地会与英国在多方面发生冲突。但经俾斯麦式老奸巨滑手段处理之后，这类冲突不会造成一触即发的摩擦，因为英国的政治手腕原本就相当不迟钝。而这时期英国最关心帝国疆土的政党，碰巧就是最同情德意志帝国的政党。然而，现在俾斯麦已走，却无圆通练达者取代其位。有一种情形时常发生在像俾斯麦这类伟人身上：他的门徒忘记主子的行事原则，却只记得他的方法——武力威胁。不过，德皇此时自己已可运用魅力达到目的了。尽管他屡犯众怒，但他不仅成功地维持了在英国的名望，而且在俄国新即位的、软弱而友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曾经有一度，他还无条件拥有对沙皇的影响力。

德英之间第一次较大的摩擦是为了土耳其。此事件的阴影影响了未来。1892年，当时英国自由党重新执政；就像格雷（Sir Edward Grey）所说，“突然间，从柏林送来一封像最后通牒的文件，要求我们为土耳其的铁路，终止与德国人竞争”。并且在此后数年，德皇从未忘记强调，在德国所扩展的商业网中，“坐镇着一只牙齿锋利的蜘蛛”。1895年，由于他的干预，使俄国自日本手中夺得了与中国作战所攫取的战利品。1896年，他再次与英国发生冲突。这回就比较严重了。讽刺的是，起因是由于某英国人士对俾斯麦式霸业的狂热钦佩。这位名叫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的英国人，不但对俾斯麦式的霸业推崇不已，而且对威廉二世也曾作出相等的赞誉。但德皇却不领情，并对罗德斯所拟订的英国南非扩张计划深感愤怒，甚至像是自己受挫似的。经过几回酸溜溜对英国的批评，以及在南非德兰士瓦的布尔人（Transvaal Boers）的甜蜜怂恿下，德皇对于詹姆森（Sir Leander Starr Jameson）率兵入侵德兰士瓦之举，发现了一个诱人的借口。1896年1月3日，德皇在议会中提出构想，他认为德国应声明为德兰士瓦的保护国，然后派兵前往该地。首相霍亨洛埃（Hohenlohe）闻言，则以“这等于与英国宣战”为由，反对此种做法。德皇却直率答道：“是的，但这只是在陆地上作战。”不过，有人提出稍微缓和的办法。建议他不如拍发贺电给南非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Kruger），但电文言词间不但要高度冒犯英国，而且要否认英国对德兰士瓦的宗主权。

这下，由于一方有着压抑不住的妒忌，一方则惊见传统老友骤变为新敌，于是两国人心都鼎沸了。德国人自认恼恨有理。他们认为，已占据许多殖民地的英国，如今又要开疆辟土，但这块新殖民地，正是另一位迟来者想要的。然而英国人拓展殖民地已习惯成性，他们竟平静地以为这样做才符合英国约翰牛形象。他们无法理解，除了传统的对手俄国与法国外，居然还有人如此挂念此事。所以在一般的交往上，不论德国做出如何的不自觉挑衅，英国始终保持冷静的自信。这种态度也成为这次危机的一帖镇静剂，而且几乎是成功的。原来德国曾下令采取战争手段，建议法俄联合攻击英国。但后来，一者由于法俄缺乏兴趣，一者英国索尔兹伯里政府的冷静，使德国自觉海军不够强大而有所克制，一触即发的危机因此而消失。

然而，危机因欠缺实力而避开，并不表示危机已解除。德国海军的野心，即在此时开始萌发。这股野心明显体现在1897年威廉二世的一段话上，“三叉戟应握在我们手中”，以及他对铁毕子将军（Admiral Tirpitz）所下达的命令。

他要求建造这支三叉戟。翌年，德国海军的扩建计划开始进行。并且，据说在德皇访问大马士革期间，曾宣布他是全世界伊斯兰教徒的保护者。这简直是对英法的直接挑衅。不仅如此，由于他明确声称要担任土耳其的守护神，也造成与俄国的严重不和，因为他阻碍了俄国觊觎君士坦丁堡的美梦。就像被拿破仑嘲弄的对手一样，德皇因“眼中有太多事务”而将外交章法打乱，致使这些曾被俾斯麦耍弄过而相互攻击的列强，现在在任何地方只见到一件事——德国的拳头，而未见其他。尽管如此，1898年，英国张伯伦（Joseph Chamber lain）为英国介入南非纷争之事，向德国提出俾斯麦曾寻求过的结盟建议，却遭德国的侮慢。原来张伯伦的提议，现在轮到德国存疑了。事实上英国作出这样提议，是因为英国有了新的顾虑。英国正考量本身所受的孤立与弱点，尽管在观点上基于一种旧意识——与德国有其天生的密切关系。但这提议现在看来，却像是自己在招认弱点。至少是部分如此。而以弱点为由的提议，对于新德国并非上策。俾斯麦遗留给继任者的几种遗风之一，就是低估英国实力，高估俄国的实力。

德国自1898年至1901年之间，几度拒绝张伯伦的建议，主要竟与个人因素有关，也就是与隐身在后的荷尔斯坦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有关。荷尔斯坦因是一位性格晦涩、狐疑、贪婪的外交部官员，喜深藏不露，作默默无闻状。因为他以为唯有如此，方能增强其在追求“真正政策”方面的实权。荷尔斯坦因虽然堂而皇之地利用官方知识，秘密进行相当冒险的事情，却也不愿替自己缝制一套掩遮外表的新衣。虽然他表态说是俾斯麦的门徒，却曾密谋让他师父下台。现在则以俾斯麦精神继承者的姿态，令人肃然起敬，虽然他所传承的，只是师父的一些旁门左道。最重要的是，他欠缺俾斯麦的胆识。

结果，尽管他愿意接受英国的建议，却害怕变成英国的爪牙，成为英俄冲突的避震器。在另一方面他认为，若现在将英国置于若即若离的范围，英国的弱点正好可加以利用，并可逼迫其让步；而与此同时，仍需让英国心存与德国保有较密切关系的期望。这样，他至少可以获得首相比洛（Bülow）的支持。德皇更将他的观点，笼统表述在给比洛的信上。他写道：“尽管他们想扭身挣脱，我现在已经抓住了英国。”然后，德国在1900年再次扩建海军，成为扭紧英国的工具。

此后数年，特别在南非危机与战争期间，英国政府为德国的态度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段时期，英国并不期待德国为南非战争伸出援手，只求德国不将威胁与侮蔑付诸行动。于是，无论在葡属殖民地、在萨摩亚、在中国，英国索尔兹伯里政府所表现的软弱，几乎印证了德皇所说的，“十足的笨蛋”。这几年间的外交档案所揭露的，也都是读来令人可鄙的文件。从外交档案，可追溯出索尔兹伯里政府对于后来的冲突，应负间接责任。因为很自然的，德皇与其顾问的思维，必然可从他们的武力威胁（mailed fist method）想法证实。不过，德皇可以不负将武力威胁推及真正战争之责。这不仅是因为他曾有不喜欢武力威胁的证据，而且他有从肤浅外表断事的倾向。他推断，对英国有限的威胁，很明显在未经风险下，即可为德国带来战争利益。这种过于浅显的推论，是与他个性契合的。

德皇对于大战的责任，是这几年才被认定的。这是一件重大的责任。事实上他被认为应负最大的战争责任。他的好战言论与态度，在国际间制造了不信任感与警讯，使当时欧洲到处都沾染了他的火药。然而，若将主要战争责任归咎于最后点燃战火者，犹如为调查战争的缘起，却将焦点集中于战火点燃后最初一个月一样不合理。

对于毫无历史依据地将德皇描绘成是这场战争的寻求者或策划者的宣传，现在英国人的反应是很极端的。不过，我们如果要承认德皇反复无常的善意，就不能低估他的坏效应。这种坏效应基本上来自对自己，以及对自己行为过分的自满。他以为自己穿戴着华丽的盔甲，实际上这套盛装，只是一袭顽皮精灵装。他证明了一点：制造恶作剧是会带来战争的。

德皇与比洛在延后接受英国的建议后，安心不少。他们蔑视结交伙伴时，常见的不安与局促。两人挟着过度的自信，声称“鲸鱼与熊之间”没有真正的婚姻，并且以行动强行摆布这个结合。回顾这段历史，最特殊之处在于德国数度拒绝英国，而将英国驱入“两国同盟”（Dual Alliance）的怀抱。德国至少曾接获张伯伦完整的警告。后者分别在1898年与1901年警告过德国，“英国坚苦卓绝的孤立时代已过去……我们期待与德国以及‘三国同盟’结盟。不过如果这点做不到，我们也考虑与法俄恢复友谊”。

德国却认为英国不可能与法俄结盟。但结果证明这想法是错误的。这种想法概略出现在荷尔斯泰因的字里行间，“英国这次警告要与法俄结盟的威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诈术……依我看来，应等到英国愈加感觉非与我们结盟不可时，我们才与英国订定合适的协定”。他太聪明了。所谓“合适的协定”，并非指地位相当的结盟，而是指一种主从的关系。英国政府曾表现得优柔寡断，荷尔斯泰因却因受“铁与血”哲学的影响而愈信其软弱。这所谓软弱，尚不足以解释荷尔斯泰因上述令人惊讶的推测。这种推测，确实是一种实例，也就是德国的真正麻烦以及造成问题的起因，其实并非出于精心设计的权谋，而是来自怨愤——一种如同学生在自大与骄矜性格下滋生的不满。

英国则期望以另一种方式强化本身地位。它最先是在1902年与日本结盟。这结盟的意义对欧洲来说，英国不会自德国身边出走，却会使英国与“两国同盟”之间筑起新墙。这做法的原意起自张伯伦的英、德、日结盟建议，张伯伦并且准备与美国紧密接触。不过英国这一招，德国犹豫，日本也差点不愿意。日本政治家伊藤侯爵原本寻求与俄国结盟，只因为在他抵达圣彼得堡之前，日本驻英大使林男爵（Baron Hayashi）与英国外相兰斯当爵士（Lord Lansdowne）已在伦敦抢先进行日英结盟磋商。日本议会在接受日英结盟之前，甚至也因伊藤施压而一度态度不定。日英结盟间接导致了日俄战争。这一结果完全出乎英国意料之外，而且也不乐见。

到了1904年，欧洲态势发生了剧变。仅5年前，法国曾为法绍达（Fashoda）事件，几乎与英国大动干戈，也几乎忘掉了阿尔萨斯—洛林的往事。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德国情结，法国政治家就在1901年张伯伦警告德国的时候，与英国开始接触。第一步是兰斯当爵士与法国大使保罗·康邦（Paul Cambon）就去除双方摩擦中，最敏感的海外殖民地问题举行磋商。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埃及。它到目前为止仍是法国心中的最爱。不过，这是一次手段高明的外交会谈。他们事后决议，如果法国能占领摩洛哥，英国以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占领，来换取对英国实际占领埃及的承认。英法协定后于1904年4月签订。一般认为这协定的签订，与英王爱德华七世有关，而且说法很传神。传说是由于他访问巴黎，在制造气氛之后，方使协定的签订成真。不过对于爱德华七世更神奇的说法来自德国。德国人认为他制造了一张政治权谋网，将德国团团围住，使德国困守愁城。事实上他初到法国时，所受接待甚为冷淡。然而由于他的练达与对法国人的了解，加上法国人由衷爱戴英国王室的态度，一如对待他们自己的共和国。于是双方冰释前嫌，使接下来英王的访问，为两国的共同利益基础扎下根基。因此，即使他并未促成新协定的诞生，也无疑使两国关系充满诚意。

不过，德皇事实上也促成了这件英法和好的美事。德皇对于这位曾向德国求爱却未遂的情人，如今竟另结新欢，自然大为懊恼，于是变本加厉地制造恶作剧。他的目标当然是想破坏英法协定。而此时爆发的日俄战争正好也替他制造了机会。然而他的第一个行动失败了。他曾劝告沙皇派遣黑海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以示对英国的挑战，却被爱好和平的沙皇拒绝。但随后的行动却有斩获。当俄国最后一张王牌——波罗的海舰队驶向远东时，舰队竟收到日本鱼雷艇正在北海（North Sea）守株待兔的情报。事后俄国坚称这情报必然发自德国。就因为这份假情报，使得俄国人严重误击英国拖捞渔船，而且不愿认错，导致英俄一时之间几乎兵戎相见。有好些日子，英国海峡舰队跟踪着俄国舰队。直到后来沙皇不顾俄国好战派的期待，拍发了一份道歉函，双方剑拔弩张的气势方戢。现在令德皇兴奋的是，苦于屈辱的沙皇，提议结合俄、德、法的力量，“以消除英国与日本的自大与傲慢”。德皇闻言立即发送一份俄德条约的草稿给沙皇，但叮咛不可向法国泄露。他说，“条约一旦成为事实，我们联合的力量将对法国发挥强烈吸引力”；又说，“有一种冷却英国傲慢与作威作福的好办法，就是到波斯—阿富汗前线去举行军事演习……”不过，沙皇的反应并不积极。

德国下一步的动作就更过分了。而且德皇也不应负全责。事实上对法国而言，现在德皇如果不以威吓，改以动之以情的方式来拆散法英关系已嫌太晚。于是，比洛与荷尔斯泰因说服德皇走访北非丹吉尔（Tangiers）。在丹吉尔的演讲中，德皇说“要向法国抛下手套” ，以对法国独霸摩洛哥的行径挑战。比洛接着要求召开一次会议，来检讨摩洛哥的前途。这次挑战的时机对法国很要命。此时法国军队恰好遇上一次危机，俄国与日本也正闹得不可开交，使法国总理鲁维埃（Rouvier）怀疑英国对法国支持的保证与价值。因此，法国外长德尔卡塞（Delcassé）让步，接受了德国的要求。这表示德国的“武力威胁”又下了一城，但也等于对英法发出一次警告，进而使英法更加靠拢。

第三个动作则是德皇自己发动的。1905年7月，当德皇在比耶库（Bjorko）乘坐沙皇的游艇时，他突然拿出了条约的草案，用他夹杂法文的英语问沙皇道：“你希望签吗？这会是一件我们之间很好的见面礼。”事后德皇说，当沙皇尼古拉回答“是的，我会签的”时，“我眼里充满了兴奋的泪水。一阵悸动闪过我的脊梁”。他感觉他的所有祖先，包括“老祖父”与“老普鲁士神”，都在向他祝福。这种皇家外交，不论有多么错综复杂，言词间竟不失其幽默的轻松感。他给他“最亲爱的尼基” 的一封信中，就有一段颇可喜的，富有商业味的笔触——“现在，你的舰队翻新计划书已印妥。我希望你别忘记提醒有关的权责单位，请他们记得我们在斯德丁（Stettin）、基尔（Kiel）等地伟大的造船事业。我可以确定这些造船厂会提供精美的样品战舰。”此外，在他给比洛的一封充满苦恼的信中，字里行间尽是肥皂剧式的夸张味。当比洛发现在摩洛哥即将签订的条约，与他的反法目标背道而驰的时候，便威胁要辞职。威廉二世却这样回答：“在你的辞呈到达的早晨，我已不在人世间矣！想想我可怜的妻子儿女吧。”

但是当沙皇的大臣看到条约的时候，他们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条约与俄法结盟的原则不一致。他们并且将内容大量透露给法国，引起法国强烈的抗议。于是这篇外交“杰作”就静静地丢进了外交废纸篓里了。

对德皇，平心而论，有一点必须提到的是，他曾因某些个人因素，对英国心生不满。但即使如此，这些不满主要也是他长期以威吓手段寻求其目标的结果。具有强烈冲动性格的德皇有一对手，此人是刚担任英国海军大臣（First Sea Lord）的约翰·费希尔爵士（Sir John Fisher）。他经常谈及如何预防战争；并且率直地公开发表言论说，如果德国不限制其海军扩张，它的舰队终将在纳尔逊的“哥本哈根模式”下被消灭掉。如此言论，在柏林自然比伦敦更耸人听闻。导致德皇怨愤性格的各种原因中，爱德华七世对待他的方式，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交性与私人性的。其实，如果爱德华七世对这位外甥的古怪个性稍加容忍，可能会使双方关系好一点。兰斯当爵士如此记录道，“吾王在谈到与写到他的外甥德国皇帝时，所使用的字眼令人毛骨悚然”。这些私人之间的憎恶与不快，对英国这一边并不重要。因为英王是一位天生统治者，又充满幽默感。但对于北海边上的德国，就有较强烈的反应了。其统治者虽能拍板定案，却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人。由于这些个人憎嫌，鼓舞德皇进一步搞恶作剧式的阴谋与威胁，激起了英国极大的反应。这种情况就连坎贝尔班纳曼（Campbell Bannerman）的新自由党政府也不敢忽视，于是被迫更接近法国了。

尽管英国政府后来拒绝与法国签订正式同盟，英国政府却抱着另一种希望。他们估计英国人民对于法国遭受攻击的反应，可能是希望英国介入的。法国自然辩称这种紧急支援一无是处，除非想出一套实际运作办法才有用。于是坎贝尔班纳曼授权双方参谋本部进行讨论。虽然这些讨论对于战争并无最终决议，却对战争的进行具有极大的影响。同时重要的是，1905年的德国新战争计划，就曾估计英国将派遣10万远征军至法国。这正是法国所要求的数目。

德皇撮合法俄打击英国的企图失败之后，重新构思打击占领摩洛哥的法军。然而，他认为“从军事技术观点”，当时情况并不适宜，还不如与土耳其结盟，“在普鲁士领导下，可以将伊斯兰教的力量发挥到极致，供我驱使”。只是第一步先要安内，然后才能攘外。这段对于他不平衡的心智具有阐释性的例子，印证在1905年12月31日他给比洛的信里。他在信中如此论述道，“首先，射倒社会主义者，砍他们的头，使他们无能为力——如果必要，来个血洗——然后到国外去搞战争！战争不能先发动，也不能照原来步调进行”。

但是欧洲情势次一步的改变，不但未强化他的政治基础，反而削弱他在沙皇面前对俄国的影响力。原来这个情势的转变，极讽刺地转到一条几乎想不到的路——新英国政府竟与其向来所厌恶的、专横的俄国靠拢了。这是基于情势所逼。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的和平主义，部分原因则基于英国对德国威胁的本能反应，使自由党政府在兰斯当的推动下，继续致力去除与俄国之间摩擦的传统根源。于是到了1907年，双方几度接触后，歧见在协商下化解。他们之间虽然并未签订肯定协议，却很自然地为欧洲合作打开一条路。尽管英法或英俄之间无正式协定存在，英国与法俄却以彼此诚信为本而结合在一起。因此，英国日后再对法俄事务提出批评，就很难不被视为对此结合不忠。英国原先在紧要关头的中立性影响力，也已悄然溜走。

这种成真的窘局，被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爵士详尽记载在其1906年2月20日的便笺上：

我想，各国都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我们的行径卑劣，置法国于危机中不顾；美国会看轻我们；俄国在亚洲事务方面，将认为不值得与我们订定友好协定；日本将向其他国家重新寻求保障；我们将失去朋友，也无力再结交朋友；德国将高高兴兴地利用整个对我不利的情势……在另一方面，欧战发生的前景，以及我们被拖入的可能性，都是蛮恐怖的。

从此，名副其实的强权国家，事实上已概分为两个敌对阵营。换言之，此后数年，德国在其侵略性与欠考虑的政策下，制造了一个与之对抗的集团。说来其成员真可算是绝配。奥地利与德国彼此相互倚仗，结盟程度就像雪球挤压之后，愈变愈坚固。然而德国也将被自己创造的环境所拖累。英国加入新集团之举，使原来德奥意结盟中的意大利变成一个靠不住的伙伴。因此德国被迫加倍靠拢以前被它牵着走的奥地利了。如果德国希望卷入战争，这样的束缚倒对其有利，但是如果它想要和平，这样的结盟将使它有如英国不能行动自如般碍手碍脚。

新欧洲的重组，并非是势力之间旧有的平衡与消长，而是在势力相互之间制造壁垒。更严重的是，这座壁垒已装上了炸药——几个国家与其说是因为野心，不如说是因为恐惧，军费与武器只好急遽地增加。另外一个致命的结果是，由于害怕战争突然爆发，使专制强权们有了放手使用这些武器的机会。这种惧怕，在1914年7月之前许久，就已成为导致后来战争的原因。

战争的第一颗火花于1908年出现在巴尔干半岛。保加利亚抓住土耳其革命的机会，摆脱了土耳其这个宗主国；奥地利也同样藉机并吞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这两个早从1879年就被它治理的省份。这并吞的行动，曾经由奥俄两国外长埃伦塔尔（Aehrenthal）与伊兹沃利斯基（Isvolsky）的商讨。伊兹沃利斯基原是为回报奥地利支持俄国取得达达尼尔海峡的开放而同意此事。但就在伊兹沃利斯基通知英法两国之前，兼并之事就已宣布了。这事件对意大利而言，感觉被公然侮辱似的；对塞尔维亚是一种威胁，然而在俄国的情形就更糟了。德国驻俄大使竟以咄咄逼人的语气要求俄国承认此事，不然就会遭受德奥的联合攻击。

俄国则囿于势单力薄，不敌德奥联手，只好愤愤不平地感觉它在巴尔干半岛到口的地位又要吐出了。伊兹沃利斯基更感觉他不仅被威逼，而且简直被戏弄一顿。于是顿时辞去外长职务，前往巴黎大使馆做一名反德势力的健将。这又是一件与个人有关的战争因素。至于奥地利，则因仿效德国武吓外交成功而受到鼓舞，准备继续这类勾当。

埃伦塔尔的波斯尼亚式诡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起源中，地位重要而显著。这样的手段是相当不幸的，因为在1906年至1914年之间，德国至少与英法的官方关系已见改善。然而，德国海军所持续增加的恶兆，更令人注目。现在很容易了解，德皇之所以鼓励铁毕子将军所主张的反英海上武力企图，主要出自虚荣。但当时看来却是经过设计，且是动作前后一致的挑战。所以纵使德皇尝试与英国修好关系，却不满自己的方法。德皇在1909年一次著名的《每日电讯》专访中，曾想赢得英国的人心。他的方法竟是宣称英国人“像三月野兔那样莽撞”，不愿承认他的友善；他并说自己是居住在一块“对英国不友善”的土地上的少数派。他愈说，愈不能消除英国人的忧虑，还引发了由比洛发起的德国大众的强烈抗议，同时也削弱了德皇自己对国内主战派的制约力。

但是这样的结果，导致德皇撤换首相比洛。这好意的点子原是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提出的。他比较期望和平，即使维持和平不大可能。他立即为英德结盟展开磋商，英国自由党政府反应热烈。自由党已在1910年的大选之后重新执政。然而，实质的决议并未达成。其因：第一，铁毕子反对对德国海军军备作出调整；第二，德国要求任何协议文件上，都应明文禁止英国援助法国。

德国这样做，动机未免太战略性了。于是外相爱德华·格雷爵士只好这样答复，“舍老友而交结新友，未免太不值得了”。

尽管如此，紧张气氛倒纾解了些。德国民意、新闻界与德皇，就像德皇自己在公文上批示的一样，仍然患有恐英症。主要原因来自自己目标未达成的受挫感，以及一种众所周知的构想——英王爱德华七世已计划将德国围堵在一个范围广大的包围圈里。也许最明显的反应，就是相信英王基于拆散奥德的动机，于1908年访问弗兰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皇帝。虽然现在我们从奥地利档案中得知，英王实际上是要求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协助减轻英德之间的不和，并且将结盟视为一种共同的连系。不过，英德之间的讨论，倒促进了两国外长的关系，使他们合力将几个争议性议题定案。此外，法德在摩洛哥的殖民问题上的和解，也有助于双方的关系。

很特别的，这趟和解之后，跟着又来一次新摩洛哥危机。更妙的是，这趟新危机是被另一位讲求和平的外长，基德伦韦希特尔（Kiderlen W chter）挑起的。但德皇曾加以反对。这是另一件德国领导阶层因双马车，导致政策摇摆不定的例子。它显示了德国在政策制定中，存在危险性。1911年6月，基德伦派遣一艘炮艇前往阿加迪尔（Agadir），要求法国对非洲有所让步。英国内阁的主要和平主义者，前波耳战争反对者劳合·乔治（Lloyd George）闻讯之后，则以一篇公开演说谴责德国威胁和平。结果，英国以备妥支援法国的架势明确表态，浇灭了点燃战争的火花。不过德国的舆情却比前更加激愤，狂热地支持另一次海军增加军备的政策。尽管如此，德法两国因随后摩洛哥问题的解决，消除了彼此之间严重龃龉的根源。也因此间接为1912年霍尔丹（Rich ard Burdon Haldane）前往德国的任务，营造了较佳的官方气氛。然而，即使霍尔丹也承认他的“精神屋”（spiritual home）已经变成了“弹药库”，虽然他只跟内阁同事谈起他的忧虑。但就在德国国内主战派成长的同时，和平分子也正在进行大结合，他们大部分出现在社会主义团体。此外，德国现任首相也心存和平，所以，这为进一步的和平磋商打开了一条路。

就在这一刻，一条新的火药引线已埋定。地点就在巴尔干半岛。土耳其的虚弱，加上意大利占领的黎波里（Tripoli）的事实，鼓舞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与希腊三国支持马其顿独立（Macedonia），其目的只是将土耳其驱离欧洲。土耳其很快就被打垮。塞尔维亚分得了北阿尔巴尼亚。但是对塞尔维亚野心已心存忧虑的奥地利，决不希望一个斯拉夫国家将疆域触及亚得里亚海（Adriatic）沿岸。于是动员军队威胁塞尔维亚，却引起俄国反奥的相同动员准备。幸好德国联合英法化解了危机。比较不幸的是，他们的和解，造成了另一次新危机。他们为了维持阿尔巴尼亚为一个独立国家，不愿见到它被瓜分。塞尔维亚现在要求部分的马其顿领土，保加利亚不但以言辞拒绝，而且干脆起兵，后来却在塞、希联手之下屈服。同时，罗马尼亚也在混乱中企图分一杯羹，土耳其则趁机收复失地。

于是，塞尔维亚成为主要赢家，保加利亚则是最大输家。这样的结果奥地利自然不愿见到。到了1913年夏，奥地利向德国建议立即进攻塞尔维亚，被德国制止，并劝其稍安勿躁。但德国自己却因加强对土耳其军队的控制，再次引发俄国的不快。俄国留意到，自己的达达尼尔海峡美梦已悄悄消失，因此俄国大臣们作出结论，只有一场遍及全欧的战争，才能使一切恢复旧观。不过这可是一种危险的心态。如今他们第一目标就是要重振在巴尔干的影响力，并且以击败罗马尼亚为建立新巴尔干同盟的第一步。这一想法等于向奥地利当头示警。奥地利此时则已被内部的多民族问题搅得头昏眼花。

奥地利除了向被它并吞省份中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在特兰西瓦尼亚地区（Transylvania）的罗马尼亚人动用武力之外，别无他法。奥地利并且准备以同样方式，对付集所有不满种族、不满分子之大成的塞尔维亚。奥地利领袖们以为，仗在国界外打，才是弭平内乱的最佳办法。其实持这种想法的，不只奥地利。在俄国，骚乱四起，皮鞭与放逐只遏阻了其中一半；在德国，要求全民参政的呐喊声响彻云霄，使这几个国家的主战派，视战争为宣泄民怨的安全汽阀。

这一年来，国际间各种煽动诱因倍增。好战演说、文章、谣传以及边界纠纷等尽皆出笼。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好友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在离开柏林时，就深信德国军方会找最适当时机发动战争；而且他认为，如果德皇反对，他们会逼迫德皇逊位。此时，法国为了因应德国陆军的最新发展，通过了“三年役期法案”，以便解决基层单位的人力问题。德国好战派闻讯更是兴奋不已。但是德国驻法大使却向贝特曼霍尔维格报告：“法国除了许多社会圈子的沙文主义心态，以及梦想收复失去的省份之外，整个法国可以形容为渴望和平”。最明显的，即使普恩加莱（Poincaré）总统自己也这样说：“法国不希望战争，但不怕战争。”然而，整个欧洲其他地方都硝烟四起，论调都充满了宿命论。

致命的火花终于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Serajevo）被点燃，时间是1914年6月28日。最先的牺牲者显现了命运的反讽。激情的斯拉夫民族主义分子竟以谋杀弗兰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也就是奥皇弗兰茨·约瑟夫的王位继承人，来增加起事的筹码。这位在奥国拥有权势的皇储，其实还是他们的友人。因为斐迪南有一个梦想，他企图以联邦方式，将几个民族松散地结合在一起，来重建其王国。但是对绝大部分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而言，皇储是压迫者的象征；对于企图使他丧命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而言，他尤其可恨。因为他的民族和解大梦，会阻碍他们脱离奥地利加入塞尔维亚，开创包容性较宽广的南斯拉夫国（Yugoslav state）的理想。

有少数的年轻阴谋分子，从一个叫做“黑手社”（Black Hand）的塞尔维亚人秘密社团获得奥援。“黑手社”成员主要为陆军军官。他们对既存的塞尔维亚文人政府官员采取集团式的对抗。塞尔维亚政府官员似乎风闻有人要行刺斐迪南大公，于是下令边界拦截阴谋分子。但由于边界的守备也是“黑手社”成员，预防措施自然落空。另一不确定说法是，有一含糊不明的警示曾送到维也纳。肯定的是，奥地利官方对于保护斐迪南，粗心得令人讶异。他们对降临在这位不甚受欢迎的皇储身上的命运，竟冷漠以待。至于说到波斯尼亚的军事总督，也就是未来攻击塞尔维亚的指挥官波提奥列克（Potiorek），他一直被怀疑共谋暗杀斐迪南。

斐迪南车队通过萨拉热窝市政厅时，杀手曾企图开枪，但未成。波提奥列克立即笨拙地指示车队回头，致使斐迪南的座车必须暂停。就在这时，两声枪声响起，斐迪南与其受王室轻视的平民王妃，瞬间遭受重伤。斐迪南死于上午11时——这像是充满恶兆的时刻。

除了奥地利与塞尔维亚，暗杀的消息造成各国人心恐慌与义愤。塞尔维亚的新闻则毫不掩饰其兴奋之情。塞尔维亚大众更开怀欢庆。另一方面，饱经巴尔干战火的塞尔维亚政府，为了巩固所获土地，原正在竭力谋求和平。可惜塞尔维亚政府并未抓住这次机会，表示其查缉共谋者的意愿。

奥地利警察在调查上也并未尽力。事发两星期，调查工作执行人维斯纳（Wiesner）报告，虽然塞尔维亚社团与官员脱不了干系，但“未发现塞尔维亚政府参与此事的证据……相反，毫无疑问有理由相信，塞尔维亚政府与此事无关”。

但是奥国立即作出了决定，虽然这决定的行动，外表看来拖延了很久。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伯爵（Count Berchtold）除了保有前任外长埃伦塔尔诡诈的传统之外，还青出于蓝地添加一丝优雅的气息。贝希托尔德伯爵暗自庆幸逮到了挽回奥地利与他自己威望的机会。暗杀事件发生的隔日，他向参谋总长宣布，一次彻底解决塞尔维亚问题的时机已到。这句话对总长康拉德·冯·贺岑道夫（Conrad von H tzendorf）而言，如同是自己一再强调的发动战争论的回响。但贝希托尔德伯爵的说法遭到蒂萨伯爵（Count Tisza）的强烈反对。理由则是为了权宜手段的运用，而非关道德。蒂萨伯爵说：“不论在何时，要找一个适合的开战藉口都不难。”康拉德也考虑到手段运用问题，于是告诉贝希托尔德，“我们必须先问德国，看它愿不愿意做我们攻击俄国时的后盾”。其实贝希托尔德自己也一样，不想重蹈覆辙，像两年前那次令他名声大损那样，再吃德国的闭门羹。因此他们说服了年迈的奥皇，签了一纸备忘录给德皇，还附带一封私函。

然而德皇根本不需奥国开口。因为德国大使奇尔施基（Tschirschky）在6月30日已向德皇提出一份报告。内容显示他在先前与贝希托尔德的会谈中，已警告奥地利，反对任何轻举妄动。德皇的反应，只是在报告上潦草地加上几句批示。他批道：“谁授权他这样干？他简直是个蠢蛋。这与他无关……奇尔施基少再胡说。我们必须解决塞尔维亚问题，而且要立刻。”可怜的奇尔施基，他跟不上主人所玩的把戏了。由于他曾经积极鼓吹战争，他或许还记得两年前，主人制约他的声音。所以这次他原想一改口气，以附合德皇的意愿，却不知皇帝的心意已改变。这如何解释呢？最可能的情况是，德皇除了唯恐再被人非难软弱之外，皇室流血，以及一种更值得称赞的动机——朋友被杀，才是他改变心意的原因。

因此，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于7月5日向奥地利信使奥约什伯爵（Count Hoyos）保证，奥国“可以完全倚仗德国的支持”。“德皇的看法是，绝不可延迟……倘若奥匈帝国与俄国非开战不可，德国保证，德国会站在奥匈这一边的。”不过首相又加上一句，俄国此时“不可能完成备战”。德国已完成备战——这是他有把握的。首相并与陆海军顾问经过仓促讨论之后，随即下达各种预警命令。同时，德皇仍照计划前往挪威访问。几天之后，也就是17日，助理参谋总长瓦德西（Waldersee）向外交部长报告道：“我将留驻在此，准备发动攻击。我们都准备妥当。”

这张由德国首相背书，对后果获得充分认可的空头支票，在战争的近因中地位显著。奥地利急于兑现，而奇尔施基则急于弥补先前的过失。德国做出这个战争决定的过程，并不像后来所作的决定那样。虽不能说这个决定是在冷静气氛中做出，但出自相当平静的过程是毋庸置疑的。其中并具有评估发动战争意愿的特殊意义。尤有甚者，德奥还小心翼翼地企图淡化使人感到急于开战的感觉。就如康拉德所言，“必须假装有和平的意愿”。之后，德国既未劝告奥国对各种需索保持节制，自己更急于寻求意大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土耳其对开战的支持。德国虽未将有关的军事行动暗示意大利，但通知奥地利，一旦战争来临，准备好支付德国支持它的代价。

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在取得德国保证之后，下一个问题是拟写一份塞尔维亚不会接受的最后通牒。经过一番思索，到了7月10日，贝希托尔德向奇尔施基承认，他仍在考虑“什么样的要求，是塞尔维亚完全不可能接受的”。现在唯一反对的，只剩下蒂萨了。有人告诉蒂萨，“外交上的成功，是毫无价值的”。他仍威胁不支持。等贝希托尔德警告他，“如果再拖延，军事手段就很难达成了”，并且强调，“德国不会了解我们居然有人忽视这次可以痛击对方的机会”。蒂萨听了这才突然转舵。事实上，奥地利这次如果表现得软弱，它可能会被德国一脚踢开。

最后通牒起草完成，奥地利老皇帝听了内容之后说：“俄国不会接受……这等于要打一场大战。”不过最后通牒仍等到各种战争准备完成之后，方才送交。这时，正在俄国访问沙皇的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已从圣彼得堡启航返国。奥国政府则以和平保证，说服在维也纳的俄国大使去休假。不过德国各轮船公司已接到警告，奥地利最后通牒送出那一天，他们必须准备好，以便为快速的“发展”做出应变。

7月23日下午6时，最后通牒终于送交塞尔维亚政府。当时塞尔维亚总理并不在场。通牒条件中除了压制所有反奥宣传之外，还规定奥国有权下令任何塞尔维亚官员离职，并以奥地利官员取代。这根本直接侵犯塞尔维亚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在48小时之内接受。翌日，德国政府向圣彼得堡、巴黎、伦敦发出外交照会，表示奥地利在最后通牒上的要求“适当且正确”。其实，当德国政府轻率地写上这些话的时候，未曾见过这最后通牒一眼；外交照会上，并且加了一段威胁，“任何干涉……将会导致无法估计的后果”。这最后通牒令英国大惊，俄国大怒。

但就在最后通牒截止前两分钟，塞尔维亚的复函交到奥地利大使手中。妙的是，奥地利大使为了遵照指示，竟未及拆信，就径自宣布与塞尔维亚断交，并从贝尔格莱德（Belgrade）跳上火车返国。3小时之后，奥地利对塞尔维亚边界地区正式下达局部动员令。同时，德国与俄国都开始进行动员前置作业。

然而，塞尔维亚在答复奥地利最后通牒的函件中，除了对于绝对侵犯塞尔维亚自主权的两点之外，其余照单全收。当7月28日德皇看过塞尔维亚的答复之后，他批道：“只48小时就有这等成绩……是维也纳一次重大的精神胜利；但这样一来，所有战争藉口都飞了。”对于奥地利的局部动员，他则写道：“单靠这个，我就不必下令动员了。”对德皇来说，是又一次武力威吓成功。虽然德皇已在那些怀疑他软弱的人士面前，露了一手强人姿态，却对当前成就已心满意足。他认为皇家荣誉已然彰显。但他竟不智地建议奥地利不妨先占领一部分塞尔维亚领土，等到塞尔维亚完全实现奥地利的要求为止。这点俄国是绝不会同意的。贝特曼霍尔维格却赞同德皇的看法；于是在28日早上，这个建议送到了维也纳。但加上一句，“如果奥地利再拒绝一切调停建议，德国人民会非难政府，认为政府该负大战之责”。

但是这改了调的建议，受到要命的耽误。德国就在最佳的时机，自己搞砸了这些建议。早先，当24日德国发出外交照会之后，俄国立即得到法国的支持；英国外相格雷则受到盟邦的压力，它们要求他宣布英国与它们团结一致。由于在英国，这样的声明除了必须说服国会，内阁也会有不同的意见，民意也不一定支持这种做法。因此格雷并未按照盟邦的要求作出宣布。同时他害怕任何这类行动，都可能加强俄德两国的主战派声势。于是他设法打通调停之路。24日，他先通过柏林，敦促延长奥地利的最后通牒时限。柏林不支持这要求，并且拖延转达维也纳的时间。直到期限终止前两小时，才将他的要求送达奥地利政府。但立即遭到奥地利拒绝。格雷锲而不舍，分别在25日与26日两天又主张由德、英、法、意进行联合调停，要求奥、俄、塞尔维亚节制军事行动。巴黎与罗马立即接受建议。在圣彼得堡的萨佐诺夫（Sazonov）原先也提出过这样的看法，现在他当然原则同意，但希望先与维也纳直接讨论再说。柏林则明确拒绝。德皇在看过有关的调停报告后，照例在上面作出一阵火辣的涂鸦：“这又是英国式傲慢的大手笔。我又不是来开一张格雷药方给奥皇陛下（HM the Emperor），教他如何保住面子的。”有许多证据显示，德国曾受英国态度影响，准备在战争一旦爆发时保持中立。但英国政府在27日报纸上，刊登了这么一段消息：“为演习而集结的舰队，已接获命令不准解散。”这样的暗示，加上塞尔维亚答复函的本意，使得柏林政府口气改变。其实，柏林的参谋本部在一天前，已向外交部提出最后条件（ultimatum），表示他们已征兵完毕，准备向比利时开拔。

因此，就在7月27日稍晚，德国政府决定将格雷的建议转达给维也纳。德国转述了格雷的话，表示联合调停“如你所期望，为你结合了相当程度的力量”。但是当奥地利大使见过德国外交大臣之后，发现事有蹊跷，于是发电给维也纳，“德国政府所提之保证极不允当。德国不可能支持他们的调停，并与诸国的想法全然相反。德国与他们沟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让英国满意……德国政府如此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英国现阶段不应与俄法采取一致行动”。所以，28日当德皇看完塞尔维亚的复函之后，就出现我们在前文见到的冷却语调。而贝特曼霍尔维格在那天给维也纳的首次“忠告”，也可说太晚，而且缺乏热忱。

于是，又是11点！奥地利政府就在7月28日上午11时，向塞尔维亚宣战。同一天，贝希托尔德拒绝萨佐诺夫的直接会谈建议，理由是已经宣战。奥地利轻率决定了战争，其起因与方式的背后，蕴涵着冷酷的事实。在军事上，尽管28日已宣战，但部队要到8月12日才能集结完毕。但是德国一味催战，使贝希托尔德与康拉德害怕因耽搁而失去德国靠山，以及难逢的战争机会。于是贝希托尔德于7月27日，像在挖苦似的，向奥皇作出形势判断。他说：“我想，宣战只要未造成新情势，协约国仍可能再度尝试和平解决的办法。”为了获得皇帝在宣战书上的签字，他将事实描述成奥地利军已遭塞尔维亚攻击，以消弥皇帝疑虑。等他目的达到之后，他就将文中有关这段想像中的攻击字句删除了。

现在，在“军事需要”驱使下向战争深渊狂驰的冲力，速度已快到无法控制的地步。欧洲各国的参谋本部为了建设他们巨大且笨重的战争机器，都忘了战争的首要原则——适应力与融通性。整个欧洲大陆为了进行相似的动员与征兵，几陷于失控。结果很快显示，各国战争车队都可以开动，却都无法导入正确方向；原来它们的方向盘角度都不够。这些正危及和平的缺陷，显示掌握现今庞大军队，与控制过去小型专业军队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关键性几天，这些将军们只一心一意希望开动战争机器。盼望战争，却害怕被不利的因素绊倒。这种心境大家都有。于是，就像在奥地利一样，政治家们在德国与俄国主张和平的一切行动，都受到将军们求战的掣肘。将军们扬言，如果政治家不听他们的技术性忠告，大祸即将降临。在奥国，将军们与贝希托尔德都为启动战争而狠下心来。

将军们的这一套，在下一步对军事上了无创意的俄国，也奏效了。在此，奥国宣战的消息造成了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到目前为止，萨佐诺夫始终牢牢掌握俄国将领的动向。现在，他开始向不可避免的事实低头了。他建议俄国应当实施局部动员——他指的是奥地利边境的俄国军队。但参谋本部除了辩称在“技术上”，这样做并不符合实际之外，并指出唯有全面动员，才能避免战争机器失灵。萨佐诺夫不想让步，但也不想压制他们，他选择了折衷。他拟妥两道敕令等待沙皇签字，分别是局部动员令与全面动员令。至于介于其间的任何决定，也就不谈了。

俄国参谋本部企图实施的是第二种，也就是颁布全面动员令。翌晨，动员部门的主管就收到沙皇暂签的全面动员令。这份命令必须经过政府各部门大臣签字后生效。其中有一位大臣遍寻不着，直到傍晚方才找到。同时，德国大使在下午6时左右晋见萨佐诺夫。大使转达了一封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信。内容表示，“如果俄罗斯继续动员，德国也将动员。动员即表示战争”。但德国保证，传达这则讯息“不是一项威胁，只是善意”。不过对萨佐诺夫，这讯息听来更像是威胁，似乎想阻止俄国在奥国边境的任何动员，即使是局部动员。于是他不再反对喧扰不堪的参谋本部意见，在与参谋总长亚努什克维奇（Ya nushkevich）会商之后，他显然同意全面动员，并得到沙皇的准许。

现在，我们暂且回头看一看同一时刻的柏林。柏林同样充满紧张，也一样有战与不战的两边人马在作意志的拔河对决。但是德皇与他的政治顾问现在严重警觉到，奥地利的行动将使奥德有如犯罪党羽一样，不但会失去意大利的支持，而且会招致英国的反对。因此，参谋本部要求立即动员自然被拒。傍晚过后，贝特曼霍尔维格探访英国大使。他讨价还价，试图说服英国保持中立，并承诺德国将不兼并任何法国领土；但加了一句，有关法国的殖民地部分，他“不能作出这样的保证”。英国大使则告诉他，这种建议英国似乎很不可能接受。事实证明他有先知之明。利赫诺夫斯基（Lichnowsky）从伦敦发来的警告表示，英国的看法正趋于强硬。这使得德皇暴怒起来。他又信手在纸上涂鸦，以难听的诨名，大骂“英国伪善主义”。他称格雷是“卑鄙的骗子”；更妙的是，一想到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建议，他就骂英国人是“一群低贱的贩夫走卒”。但是，利赫诺夫斯基报告中所谈到的格雷的新调停建议，至少促使贝特曼霍尔维格向维也纳发出一连串电报，规劝奥地利人别再搞堂而皇之的拒绝，以免拖德国下水。德皇则发电给沙皇，表示他正试图说服维也纳同意参与“坦率的磋商”。沙皇也拍发了语调相似的安抚性电报给德皇。两电交错而过。德皇更复电建议：“将奥国—塞尔维亚问题提交海牙会议较为正确。我信任你的智慧与友谊。”事实上，德皇在沙皇来电电文上批的是“废话”两字，表示怀疑后者的诚意。然而，德皇的第二封电报同时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因为它“会突然造成灾难……”这封电报倒有实效。

到了晚上10时，沙皇打电话给参谋总长。尽管亚努什克维奇激烈辩称全面动员令已下达，沙皇仍指示取消全面动员命令，代之以局部动员令。

不过，俄国参谋本部虽然被沙皇搞得有点狼狈，但他们毕竟非省油的灯。第二天早上，为了扳回一城，他们带了新的理由，挑起一切责任，试图晋见沙皇。沙皇为逃避他们的压力，竟拒绝接见陆军大臣。于是，亚努什克维奇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找萨佐诺夫；并向萨佐诺夫坚决表示，全面动员行动上的任何耽误，将使军事组织陷于混乱，且危及俄国的安全。他又说，局部动员将使法国感觉战争一旦发生，俄国无力协助它抵御德国的猛袭。对战争爆发的确定性已认命的萨佐诺夫，答应于下午晋见沙皇。沙皇一脸苍白与忧心，经萨佐诺夫一番安慰，保证战争发生与他的道义无关之后，沙皇方才让步，并下令全面动员。萨佐诺夫随即以电话转达命令给亚努什克维奇，劝他在“这天剩下的时间躲起来”，以防沙皇反悔。萨佐诺夫的第一念头是，尽量为全面动员行动保密，不发任何宣战文告，但发现技术上不可行。于是沙皇的敕令（ukase）于翌晨，7月31日上午正式公布。同一天，只晚了几小时，奥地利也下令全面动员。自此，“政治家”们照常拍发电报，折冲尊俎，却形同废纸。战争机器已完全主导一切。

其实，不仅是俄国，30日那天，战争机器也在其他国家启动。下午2时，德国参谋总长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透过奥国武官向奥国参谋本部发出讯息，表示俄国的军事措施，“将与德国发展成一种约定（casus f deris）……谢绝大英帝国为和平所作的新进展。一次欧洲的全面战争，将是拯救奥匈帝国的最后机会。德国已毫无保留地准备成为奥国的后盾”。之后，他拍发电报直接对康拉德说：“立即动员抗俄。德国即将动员。向意大利提出补偿办法，说服它履行同盟义务。”因此，毛奇等于废掉了贝特曼霍尔维格欠缺决断力的那份电报。其实，奥国军民领袖一体，毋须别人强调什么；对他们而言，一份德国支持的保证就已足够。他们根本不愿接受任何和平调停，除非德国威胁要撤回支持。“德国”两字，现在就是他们“参谋本部”的意思了。

俄国动员的消息传到柏林之后，德国立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state of danger of war）。其中包括动员第一阶段，是一套为取得优势，不露诡计的简洁军事策略。同时间，最后通牒分别紧急递交圣彼得堡与巴黎。在给俄国的最后通牒中，德国要求俄国“必须在12小时内，中止一切反奥反德的战争措施”，并且“将结果明确正式通知我们”。萨佐诺夫答复说，技术上已不可能对动员喊停，但只要和平协商未中止，俄国就不会发起攻击。沙皇为加强这种说法，另电德皇：“我了解你有义务不得不动员，但希望你能给我如同我给你的保证，也即，这些军事措施并不表示战争。而且我们将继续磋商……”然而，德国政府不等俄国的答复，于8月1日傍晚最后通牒期限过后，向驻圣彼得堡的大使发出一份正式宣战文件，然后由这位德国大使转交俄国。几乎同时，德国开始动员。

虽然海留斯将军（General von Chelius）曾以敏锐的观察力，从圣彼得堡发回报告说：“这里的人，因害怕即将来临的战事而动员。其实并无攻击性目的，而且已经为这种结果惊惶不已。”德皇也曾眉批道：“对，这就是事实。”不过，现在同样惊吓不已的德皇，已无法停止他自己的战争机器了。因为毛奇坚持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情势，应该用来攻击”，并指出，“法国现在军事情况正处尴尬，俄国则独缺信心；尤其是，在一年当中的这段时间开战对我们非常有利”。俄国参谋本部的鲁莽做法，至少可视为“紧张”的结果，但毛奇的参谋本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个人因素有时关系全局。如果，此时需要挑选三人为这场战争负主要个人因素之责，这三人就是贝希托尔德、康拉德与毛奇。但毛奇实际上只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a limited company）的代表。这家公司名叫“大参谋本部”（Great General Staff）。

然而，如果说他们的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在他们想法的背景中，除了军国主义的野心之外，真正重要的应是恐惧。奥国参谋本部恐惧塞尔维亚因巴尔干战争获得新领域，而使军队实力倍增。德国参谋本部则惧怕从1905年以来，在苏霍姆林诺夫（Sukhomlinov）领导下积弱颇深的俄国陆军，突然间起死回生。毛奇就像在重负下的莽夫，先要把奥国拉进战火，然后自己再跳进战火中去拯救它，同时要求后者的协助作为回报。

德国在对法国的最后通牒中，要求了解法国是否在“一次德俄战争中”，能保持中立。除要求法国在18小时内答复，并威胁“动员将无可避免表示战争”。德国驻法大使并已按照指示，如果法国维持中立，他将提出法国不可能办到的要求。那就是要求法国交出凡尔登（Verdun）与图勒（Toul）的要塞作为担保。毛奇的作战计划原本就是要打一场两条战线的战争。如果仅出现一个目标，他的目的就会搅乱！但这样的军事愚行能进一步发展吗？

德国大使要求在8月1日得到答案。法国人的回答倒很简单，就是要“以法国利益行事”。当日下午，法国下达动员令。不过在共和体制下的法国，文人政府的层级高于参谋本部；并且，自7月30日以来，为表示善意，以及防止边界小冲突变成战争的藉口，法国边防军已向后撤退10公里至一条新防线上。这样后撤，在军事上自属不利，在政治智慧上也不高明。德军哨兵在官方允许下，分别于7月30日与31日越过边界进入法国。因此，当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时，德国唯一的明确藉口是，一名法国飞行员“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与纽伦堡（Nuremberg）附近的铁路上投掷炸弹”——其实这是一个在德国宣战之前，即被德国否认过的谣传。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实际的宣战日被拖延了两天，这是为何？第一，格雷的新建议曾表示，只要俄奥之间尚存任何达成协议的机会，德国与法国应抑制任何攻击行动。事实上，在文字上这项建议显得有些模糊。而渴求和平的利赫诺夫斯基却将它扩大解释，并致电柏林表示：“这将意指，倘若我们不攻击法国，英国将保持中立，英国并保证法国也会中立。”这倒使德皇与首相不知所措。因此德皇告诉毛奇：“我们只好把军力全部指向东方。”毛奇则如其回忆录上所写，答道：“百万大军的进军计划……是经年累月费尽心机的成果。一旦计划成形，不可能说变就变。”德皇狠狠顶回去：“你的伯父就不会给我这样的答复。”于是，毛奇遂了心愿，继续集中力量进攻法国，但被命令对法国、卢森堡的越界行动暂停24小时。后来毛奇悲伤地写下当时心境：“这对我是个极大震撼，我的心犹如被重击一般。”不过他的心痛不久就好了。当晚夜深时分，从伦敦发来最新电报，英国不想承诺中立了。这下刹车松开了。即使这事曾对毛奇的安排造成阻碍，他的先头部队在当天已比预定时间提早进入卢森堡。

尽管如此，英国内阁的意见仍犹豫不决，大多数成员非常渴望和平。由于不确知民意情况，他们未对德国发出清晰的警告。这警告原本说不定可以强化贝特曼霍尔维格对抗国内主战派的微弱努力。现在说来为时已晚，战争机器已控制一切。7月31日以后，战争显然已无从挽回。因此，英国继续维持态度不明的做法，尽管看来自然，也值得赞许，却只会增加法国的焦虑，因为他们惧怕被英国遗弃。

德国已就定位。它老早准备了一份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这份最后通牒要求比利时答应德国部队借道通过。其实这是长期拟议的作战计划的一部分。最后通牒于8月2日晚送交比国。比利时政府为确保中立地位不受侵犯，严辞拒绝了这项最后通牒。接着德国军队就在8月4日清晨入侵比利时。这一威胁性举动对英国具有决定性影响。即使正式军事行动尚未出现，它在强化英国国内对于介入战争的意见上，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德国参谋本部早已估算，英国介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事。英国随即向德国递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必须尊重比利时的中立立场。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接下通牒时，尚令人可鄙地抱怨道：“英国竟以一张废纸进入战争。”德国时间晚上11时，最后通牒到期，英国已进入战争，意大利仍在圈外。因为它已在7月31日决定保持中立。

战争前的最后阶段，犹如早先一些行动，也由“技术性军事理由”挂帅。德国陆军非穿越比利时不可，即使这样做必使英国加入反德阵营。军事技术如何带来战争，如何使战争致胜；这些，不久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