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书完稿之际,我已觉察到此书的缺陷。不过我想,值得阅读的书都是有缺陷的。我即以此聊以自慰。相比大多数所谓战史(war“histories”),本书至少有一与众不同之处——就如同不想掩饰本书的缺点一样,我从不隐瞒书中人物的缺点。因此在写作时,我的求真精神从未被所谓“得体”(good taste)的、伪善而虚饰的写法所干扰。我的价值观是:与其掩盖令人困扰的真相,以生灵二度涂炭的代价来保全个人名声,不如为真相的判定提供资料,为历史而远瞻未来。我不认为少数人的名声,比国家与这一世代人的命运更具价值。
另一方面,我也不愿哗众取宠而过度强调战争中的个人缺点,或将整体上应由其国家民族承担的愚蠢与错误,转嫁于他们。
史学家该做的是,如同发出健康警示一般,为后世撷取历史经验,而非为后世炼制药剂。当我为此尽心尽力之后,即已达到写史目的。我若相信,后世会为历史警示意义的理解而操心,我就是过头的乐观主义者了。历史至少教了我如此一课。
本书的名称具有双重意义。这容我作简短解释。可能有些人说,书中所描述的并非“大战真相”(the real war),大战原貌应从碎裂的尸骸及个人的心思上发掘出来。其实我完全无意忽视或否定真相中的这一层面。但如同我所寻索的目标一样,对于将这场战争视作人类历史片断者而言,这只是次一层面的事。理由是,这场战争曾影响无数个人生命,他们的命运犹深植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因此我们不应视这场战争为人类惨痛的意外事件,应以放眼未来看待它。也许这样更合乎近年战争文献的写作趋势。因为这些作品不只强调战争中的个人,更将焦点置于过去4年出现的事据。因此,在本书“章”的纲要中,我对于下列部分作出更详尽的讨论。这包括:1914年德军入侵法国;1915年德奥军进攻俄罗斯与巴尔干半岛情势;1916年巴勒斯坦情势;1917年西线春季会战,以及1918年德国发动攻势前的协约国会商。然而,我对主要内容的扩充,以及全新资料的大部分,读者可自各“节”,特别是在叙述凡尔登、索姆河、巴斯青达、“最初的突破”、“弗兰德斯地区的突破”等篇幅中见到,其次,对于布鲁西洛夫其人,阿拉斯、梅西纳与康布雷攻势,以及第二次马恩河之战的论述,我也加进了一些新的发现。
本书需要修正之处不多。但过去4年新事证的出现,使我修正了对某些问题的观点。这些部分包括凡尔登战役中的德军战略、攻奥对策、1917年倪维尔失败的原因、凡尔赛委员会与1918年针对德军攻势所进行的预备工作。我发现在许多情形中,由于了解愈多而扩大了我的视野。虽然这会显出当时我的错误,却也有助于说明当时我为何出错。我同时修正或删除了我对某些事件的原始评论,并增加对某些事证当事人说法的引述,而让真相作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