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几个月之前，当出版人要求我替我丈夫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写序的时候，我就想要对该书编撰曾经给予帮助的人们表示谢意，不过所应列举的人名可能数以百计。这些人从元帅，到士兵，还有教授、学人和朋友，那都是贝西尔（Basil）在他的积极研究生活中所曾经接触过的。 （译注：贝西尔为李德·哈特的首名〔First Name〕） 在贝西尔的《回忆录》（ Memoirs ）的自序中，他曾经这样地写道：“回忆录，在其最快乐的方面，就是一种友谊的记录——而在这一方面我非常的幸运。”本书也同样的受到此种友谊的恩惠。
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贝西尔就养成了一种对竞技比赛（Games）和竞技战术的爱好，也保存着关于它们的记录和剪报。在航空时代的初期，飞机驾驶员成了他在学童年龄时的英雄，他对他们也是保存着同样的记录。在其一生当中，这种习惯都一直维持不变，又因为他的兴趣日益广泛，所以到了临终时，他遗留下来了几十万件的剪报、信件、备忘录、小册子等等，其所包括的主题从装甲战争到衣服的流行样式。以后，他又用日记的方式，或是他自己所称的“谈话记录”（Talk Notes）方式，来记录他对于某些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所作的讨论，通常都是在讨论之后就立即加以记录的。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写的第一本书为《山的那一边》（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ll ），那就是他和某些在英国的战俘——德国将军们的谈话记录。这些人中有许多都是其战前著作的读者，并且很想和他讨论他们的战役。在1963年12月，他曾以回顾的心情，写了一条札记，其命题是“我为什么和怎样写这一本书的解释”，其中解释了他为什么对于此种记录感到如此重视的理由。他说：
当我在1920年和1930年代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史料时，我才开始认识由于具有独立和史学观念的研究者未能确定和记录那些军事领袖们在当时的实际想法（作为一种事后回忆的核对），遂使历史的研究受到了莫大的阻碍。因为那是非常明显的，凡是参加重大事件的人，其事后的回忆总是不免有掩饰或歪曲之处，而时间愈久则程度也就愈深。尤有甚者，官方的文件不特常常不足以显示其真正的意见和目的，有时甚至于还故意用来掩饰它们。
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我访问英国和同盟国指挥官们的时候，我对于和他们的讨论，总是作了详细的“为历史而写的笔记”（Notes for History），尤其是要记录他们在当时的观点——作为对官方文件记录的补充和一种对于事后所写的回忆录和记载的核对工具。
当战争结束时，我又获得了一个询问被俘德军将领的难得机会，我曾经和他们作了许多次长时间的讨论，所包括的内容除了有关他们本身的作战以外，还有较广泛的问题。对于了解他们在某一特殊情况或决定之前的思想而言，这种调查在时间上自然是已经落后了，不过无论如何，总还是在他们的记忆尚未完全受到时间冲淡之前，而且他们的叙述又还可以用其他证人的叙述以及文件的记录来加以彼此核对和复验。
本书的读者可以从书中的附注上发现这些谈话记录是如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许多年来，贝西尔曾经对它们加以不断地复核，事实证明它们是经得起此种考验的。
1946年初，英国“皇家坦克团”（Royal Tank Regiment）的指挥官要求贝西尔替该团和它的前身写一本历史，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争之间的时代。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花了多年的时间，直到1958年这本书才由卡赛尔公司（Cassell）出版。 （译注：那本书的原名为 The Tanks-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Tank Regiment and Its Predecessors〔etc〕 ，译名应为《坦克：皇家坦克团及其前身的历史》。） 但当贝西尔开始写本书时，对于《坦克》那本书所需的研究却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因为他曾经结识了许多参加作战的双方青年指挥官，同时也曾经和那些老友畅谈，其中包括蒙哥马利元帅（Field Marshal Montgomery）、亚历山大元帅（Field Marshal Alexander）和奥钦列克元帅（Field Marshal Auchinleck）等人，以及许多德国的将领。
在1946年独立战争之后，许多以色列的军官也来拜访贝西尔，向他请教有关他们的建军问题。 （译注：此处原文有一个错误，以色列的独立战争是发生在1948年。） 其中有一位是艾仑（Yigal Allon），他们变成了亲密的朋友——艾仑曾在他送给我们的照片上写了这样一句话：“送给为将军师的上尉。”（To the Captain Who Teaches Generals）这张照片挂在我们的图书馆内，而这句话也曾为许多人所引述。1961年贝西尔应邀访问以色列，并在其武装部队和大学讲演。以色列人对于贝西尔的教训曾经恭维备至，所以贝西尔常常不免感慨系地说，他的“最佳弟子”是德国人和以色列人而不是他自己的国人。
1951年，隆美尔夫人（Frau Rommel）问他是否愿意主编其丈夫的文件。他立即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和隆美尔夫人、隆美尔的公子曼弗雷德（Manfred）、曾任隆美尔参谋长的拜尔林将军（Gen. Bayerlein）以及非常能干的出版商、编者马克·波汉（Mark Bonham Carter of Collins），都建立了温暖的友谊。
1952年，贝西尔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各战争学院去讲学。那是很忙碌、费力的，但却也收获颇丰，因为他能和那两国的战时旧友聚首，并且还结交了一些新的朋友。在他所接受的许多荣衔当中，最使他感到高兴的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所授予他的名誉队员资格，直到他逝世时，他每天都戴着该队在那次仪式中所赠送的金质领带夹。
1965年，他被戴维斯（Davis）的加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聘为历史学客座教授（这时他已70高龄），并讲授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这是一个很刺激的工作，也是他非常欣赏的，但不幸的是我们的停留期缩短了几个月，因为他必须回到英国去接受一次重要的外科手术。在他逝世的前夕，他还是不顾医师的忠告，准备在1970年4月再到美国去接受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Naval War College）的邀请，在那里作一系列关于战略问题的讲演。
旅行是贝西尔生活中的一个必要部分，他曾经接受多次的邀请前往欧洲诸国访问，并在各国的参谋学院中讲学。他是一位卓越的地图研究者，他对于美国内战中谢尔曼（Gen. Sherman）的各次会战所作的生动描写都是依赖在大缩尺地图上的精密研究而写成的，那是远在他个人亲自访问美国南方旧战场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几乎每年都要访问一次西欧，其目的是研究战场和登陆滩头，以及探访旧友。他总是手上握着地图，随时为本书核对资料。他爱好美丽的田园、教堂和可口的食品，所以在我们旅行时，米其林的导游手册（Guide Michelin）、战场地图以及其他观光手册等总是被一起放在车上。他用口授的方式对于地形、食品和教堂建筑形式等作成详细的札记，由我记录下来，以便回家后用来充实那不断增加的私人档案。
贝西尔对于编撰第一次世界大战历史的官方史政人员是颇有微词的，他时常说“官”（Official）字是已经把“史”（History）字盖着了，但对于大多数编撰第二次大战历史的人员都常有好评，在他的档案中，充满了和那些人的通信，包括英国、国联和美国的都在内。与全世界史学家（尤其是较年轻的一辈）和其他学者之间的友谊足以充实他的生活，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去阅读和批评他们的论文和著作，虽然这不免懈怠了他自己的工作，却给与他以无限的快乐。罗兰·李文（Ronald Lewin）就是其中之一人。他曾经这样写道：“……他仅当他认为值得称赞时才会称赞，而当他认为你在事实或意见上犯了错误时，就会毫不客气地加以纠正。”年轻的学者、研究人员、作家、新闻记者——也还有年龄较长的人，都纷纷到我们的图书馆中来工作，那些书籍和文件是完全公开的，可以让他们去尽量研究。在任何时候，不分昼夜，或者是在进餐时，或者是在花园中散步时，他们都可以受到“教益”（Tutorials）。许多当代的历史家，最先都是为了讨论和工作而来的，以后就变成了经常的通信者，而最使我们感到快乐的，是他们终于以朋友的身份一再地回到我们的身边。像巴芮特（Correlli Barnett）、薄富尔将军（Gen. André Beaufre）、贝纳德上校（Col.Henri Bernard）、庞德（Brian Bond）、克拉克（Alan Clark）、高达德上校（Col.A. Goutard）、霍恩（Alastair Horne）、霍华德（Michael Howard）、奥尼尔（Robert O’Neill）、巴里特（Peter Paret）、皮特（Barrie Pitt）、汤普森（W. R. Thompson）、威廉士（Michael Williams）等人不过是许多知名之士中间的一部分而已。还有许多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其他的人士，例如鲁伐斯（Jay Luvaas）和舒尔曼（Don Schurman），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挚友。
本书所欠的人情实在是太多了，除了上述的所有那些人以外，还有许多我不曾列举姓名的人，关于这一点，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原谅我的。这些人有好几百位之多，分散在战略和国防以外的各种不同的领域之内，因为贝西尔的兴趣非常的广泛。没有任何人会比贝西尔更相信“教学相长”的道理（Taught by His Pupils），而他的弟子和朋友也都是一时之选，也最足以对他的思想产生刺激作用。当他写本书时，贝西尔也有些非常能干的助手。哈特（Christopher Hart）；席金斯（Peter Simkins），现在帝国战争博物馆中工作；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太平洋战役方面曾做颇有价值的工作 （译注：《世界强权的兴衰》一书作者） ；布莱德雷（Peter Bradley）在有关空军的各章中也曾有相当的帮助。
许多位秘书在这些年来的工作上都曾表现极佳的效率，她们具有兴趣和耐性，对于删改频繁的原稿，一次又一次加以清缮（打字），这样也就使贝西尔的任务变得比较容易。当我们还住在吴尔费吞公园（Wolverton Park）时，汤姆森小姐（Myra Thomson）曾经和我们在一起有8年之久，她现在是斯拉特尔太太（Mrs. Slater）。以后在斯退兹屋（States House）的时代，包桑奎太太（Mrs. Daphne Bosanquet）和罗宾森太太（Mrs.Edna Robinson）也对我们极有贡献，而在这本书编撰的最后阶段，史密斯太太（Mrs. Wendy Smith）、拜勒斯太太（Mrs. Pamela Byrnes）和哈斯太太（Mrs. Margaret Haws）也都曾做非常有价值的工作。
在其他无数应该致谢的人们当中，又有本书英国版的出版者——卡赛尔公司的董事和同仁。富乐尔（Desmond Flower）在1947年就签订了合约，但他却非常有耐性地等待这本书的完成。同时也应感谢希汉（David Higham），那不仅是因为他是贝西尔许多著作的经理人，而且更有许多年来的友情。
出版者和我还特别感谢下列诸君，他们在贝西尔逝世之前或之后，曾经分别校阅本书的各章或全部，并曾提供有价值的批评：艾特金森（G. R. Atkinson）、庞德（Brian Bond）、富兰克兰博士（Dr. Noble Frankland）、格雷敦海军中将（Vice-Admiral Sir Peter Gretton）、艾德里安·李德·哈特（Adrian Liddell Hart）、麦金塔（Malcolm Mackintosh）、罗斯基尔海军上校（Capt. Stephen Roskill）、夏费德海军中将（Vice-Admiral Brian Schofield）、希顿中校（Lt. Col. Albert Seaton）、斯壮少将（Maj. Gen. Sir Kenneth Strong）、威廉士博士（Dr. M. J. Williams）。他们中间有些人更慷慨地容许贝西尔引用他们自己著作中的资料——尤其是希顿中校的著作还是尚未出版的原稿。
我们也要感谢费恩（Ann Fern）和拉特基尔（Richard Natkiel），他们的工作是在地图的研究和绘制方面。还有杰罗小姐（Miss Hebe Jerrold），她曾编成了一份第一流的索引，尽管那是加工赶造的。
在许多曾经给予帮助的人们当中，我认为我们尤其应该感谢卡赛尔公司的派克（Kenneth Parker），他是贝西尔的编辑和朋友，在贝西尔逝世之后，整理这本书以便出版的重任也就完全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若非他的协助，本书的出版可能还要拖得更久。贝西尔在其《回忆录》的前言中曾经这样说过：“能有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编辑真是三生有幸，和他一起工作真是一种快乐。”除了这些好评以外，我更应特别感谢他对于这本书的工作。
贝西尔没有很多的积蓄，为了维持生活他必须从事新闻记者的工作和写一些比较速成的书籍，因此本书的研究也就常被延缓。在1965年到1967年之间，沃尔夫森基金（Wolfson Foundation）曾经给他一笔辅助费，他对于沃尔夫森先生（Mr. Leonard Wolfson）的雅意很表感激。在1961年从另一方面也曾获得援助。由于霍华德当时在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主持战争研究的部门，所以该院慷慨地帮助我们把住宅中的马厩改建为图书馆，并在谷仓中建了一个小型客房以供来访学人住宿之用。这不仅扩大了我们的工作空间，而且也使访客感到舒适。这些年来我们曾在三个不同的县区中居住，那些税务机关对于贝西尔工作的性质和问题都很了解，这样才使我们能在英国安居和工作。若非如此，我们势必被迫要生活在国外，于是这本书以及贝西尔的其他著作和教学也就都将蒙受不利的影响。
所以对于所有一切曾经给予帮助的人，无论他们的大名是否已在这个前言中被提及，我都要把这一本书奉献给他们。
凯赛琳·李德·哈特（Kathleen Liddell Hart）
1970年7月于英格兰
白金汉郡，梅德门汉县，斯退兹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