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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突破了西方的防线时，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前途也就发生了变化，对于全人类的将来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场震动世界的好戏中具有决定性的一幕是开始于5月13日，即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在色当（Sedan）越过了马斯河（Meuse）。
在5月10日这同一天，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先生代替张伯伦做了大英帝国的首相。
在色当的那一条狭隘的裂缝不久就扩大成为一个巨大的缺口，德国人的坦克从这个缺口中冲入，在一个星期之内就达到英吉利海峡的海岸，于是也就切断了在比利时境内联军的退路。这个惨败导致法兰西的沦陷和不列颠的孤立。虽然躲在海峡的后面，英国勉强撑过了难关，但一直等到一个长期战争变成全球性的斗争之后，才算是得救了。最后希特勒虽然还是被美苏两国的联合力量所打倒，但欧洲却已经奄奄一息，并且在共产党的支配下讨生活。
在惨败之后，一般人都认为法军防线的崩溃是必然的，而希特勒的攻击也是不可抵抗的。但是表面与现实却差得很远——到现在一切的真相也都已经大白。
德国陆军的首长们对于这次攻势的前途并无信心，仅仅由于希特勒的坚持，他们才勉强地发动了。在紧要关头上，希特勒也曾突然地丧失信心，因此当他的矛头正穿透法军的防线并且在其前面也已有一条开放的道路时，他却硬是不准继续前进而暂停了两天之久。假使当时法国人能乘机利用这个喘息的时间，则对于希特勒的胜利即可能产生致命的影响作用。
但奇事中的最奇者却是，那个领导矛头的人——古德里安，因为其上级感觉他在扩张战果的突破时前进得太快，于是为了制止他，遂暂时停止他的指挥权。但若非他不听话而拚命地向前直冲，那么这次的攻势即可能会失败——而整个世局的演变也就都会和今天完全不同了。
许多人都以为希特勒享有压倒的优势，事实上完全相反，以数量而言，他的兵力比之对方还是居于劣势的。虽然其坦克的长驱直入具有决定性，但他所拥有的坦克比之对方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威力也较差。仅在空权方面，他的确保有优势——而那也正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此外，在大部分部队都尚未行动之前，胜算实际上就早已由其中一小支部队所决定了。那个具有决定性的小部分兵力一共是10个装甲师、1个伞兵师和1个空运师（Airportable）——空军在外——至于他所集中的全部兵力则约为135个师。
这些新式军种的成就是如此的辉煌，所以也就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大家不仅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数量相当微少，而且更没有想到其成功是十分的侥幸。假使不是同盟国方面自犯错误把机会送给它们，则它们的成功也就很容易加以预防——这些错误大致都是发源于落伍的思想。即令如此，加上对方半盲目领袖们的帮助，此次侵入作战的成功还是有赖于一连串的好机会——而尤其是应归功于古德里安一个人，因为他一发现机会就能立即尽量地加以利用。
任何一种新观念，由一个具有活力的执行者来加以执行，往往即足以产生决定性的效果，法兰西之战要算是历史上的最显著例证之一。古德里安曾经自述，在战前使用独立装甲部队来作深入战略性贯穿的理想是如何地点燃了他的幻想——即用坦克作长距离的驰骋来切断敌军后方的大动脉。此种军事思想的新潮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源于英国，其皇家坦克兵团（Royal Tank Corps）是第一个在实际训练中表演此种思想的。古德里安是一个对坦克极热心的人，他也就立即抓住了此种理想的潜在价值。大多数较高级的德国将领对于此种新观念的怀疑程度，并不亚于英法两国的当局——他们认为这在战争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当战争来临时，古德里安却不顾其上级的怀疑，抓住一个机会就把这种理想实现了。其效果之具有决定性正像过去历史上的许多其他新观念一样——战马的使用、长矛、方阵、弹性的罗马兵团、斜行序列（Oblique Order）、骑弓手、长弓、火枪、师的组织。的确，其决定性是显得极具神效的。
德军对西方的侵入一开始就在其右翼方面获得戏剧化的成功，即打击在荷比两中立国的防御要害上。由空降部队所组成的矛头吸引了联军方面的全部注意力，使它们在几天之内都没有注意到德军的主力攻击——那是从中央，通过阿登森林的丘陵地区，而直趋法国的心脏。
荷兰的首都海牙（The Hague）以及其交通枢纽鹿特丹（Rotterdam）在5月10日清晨都受到空降部队的攻击，同时在东面100英里以外的国境防线也受到突击。这种在前后方同时发动的双重打击所产生的混乱和惊慌，又因为德国飞机的到处肆虐而益形增大。利用这种混乱的情况，德国装甲部队从南侧面上的一个空隙中冲入，第三天就和在鹿特丹的空降部队会师了。当时法国的第七军团为了增援，已经到达荷兰，但德军都不理会这种威胁，就在它的前面继续向指定的目标突破。到了第5天，荷兰人就投降了，虽然其主要防线尚未崩溃。德国空军对其人口众多的城市所作的进一步威胁是加速荷兰投降的主因。
德国人在这里的兵力远比对抗他们的要少。而且执行决定性突击的部队仅为一个装甲师（第九）。因为兵力不够分配，对于荷兰方面的攻击，所能抽出来的就只有这样的一个师。在它的前进路线上是遍布着运河和宽广的河川，那是应该易于设防的。所以成功的机会就有赖于空降突击的效果。
但这个新兵种也是非常的渺小——若与其成就相比较，则更是令人感到惊异。在1940年5月，德国一共只有4500名受过训练的伞兵部队。在这个渺小的总数中，就有4000人都已用在对荷兰的攻击。他们编成了5个营，支援他们的为1个轻步兵师，共12000人，也是用运输机载运的。
其计划的重点最好是用德国空降部队司令施图登特自己所说的话来加以综合说明：
“因为我们实力太有限，所以只能集中在两个目标上——这两个点也似乎是对于侵入成功最具有必要性的。在我自己控制之下，重点是指向鹿特丹、多尔德雷赫特（Dordrecht）和莫尔狄克（Moerdijk）的桥梁，从南面来的主要交通线都是由这里渡过莱茵河口。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迅速攻占这些桥梁，不让荷兰人有炸毁的时间，然后就尽量保持它们的开放，以待我方机动的地面部队到达。我的部队共为4个伞兵营和1个空运团（3个营）。我们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其成本仅为180个人伤亡。我们不敢失败，因为假使我们失败了，则整个侵入作战也就会随之而失败。”（原注：以上引自《山的那一边》，本章所有一切的引述也都是出自该书。）
施图登特本人也是伤员中的一人，他头部负了重伤，休养了8个月才复原。
一个次要的攻击则以荷兰首都海牙为目标。其目的为俘获荷兰政府和三军的重要首长，以破坏其全部指挥机构。使用的兵力为1个伞兵营和2个空运团，由斯波纳克将军（General Graf Sponeck）指挥。这个攻击未能完全成功，但却也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对于比利时的侵入也有一个惊心动魄的开始。这里的地面攻击是赖赫劳（Reichenau）所率领的强大第六军团来执行，其中包括赫普纳（Höppner）的第十六装甲军。但它却必须先克服一个困难的障碍物，然后才能作有效的展开。一共只有500名伞兵来帮助完成这次攻击。他们是用来攻占艾伯特运河（Albert Canal）上面的两座桥梁，以及埃本埃迈尔（Eben Emael）要塞，那是比利时最重要和最近代化的要塞，保护着这一条水上防线的侧翼。
但这一点有限的兵力却正是胜负的关键。因为德军要想进入比利时，必须首先通过一块叫作“马斯特里赫特盲肠”（Maastricht Appendix）的地带，这是向南伸出的荷兰领土；一旦德军越过荷兰国界，则在艾伯特运河防线上的比利时守军也就可以获得充分的警告，在任何侵入的地面部队得以越过这块15英里宽的地带之前，先把一切的桥梁都炸毁。只有在黑夜里把伞兵偷偷地投掷下去，才是确保这几座重要桥梁的惟一新办法。
当时的报导都盛传德国伞兵降落在好几十处地方，其累积人数有几万人之多。事实上，在比利时所使用的空降部队，其兵力真是非常有限，这也可以显示出来，事实和传说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施图登特曾提供一种解释——为了补救实际资源的缺乏，并企图尽可能制造混乱，在这个国家内曾广泛的投掷假伞兵。这个计谋的确证明出来大有功效，因为它助长了人类对于一切数字都爱夸大的天然趋势。
下面是施图登特的记述：
“艾伯特运河的冒险也是出于希特勒本人的思想。这个人的头脑中充满了许多奇怪的想法，而这也许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召见我并询问我的意见。经过一天的考虑，我才确定了这个行动的可能性，于是遂奉命作一切的准备。我用500人，由柯赫上尉（Captain Koch）指挥。第六军团的司令赖赫劳将军和他的参谋长保卢斯（Von Paulus）将军，都是非常优秀的将才，但却都认为这个计划太冒险而并不寄以信心。”
“对于埃本埃迈尔要塞的奇袭是一个由78名工程伞兵所组成的小型支队来执行，其指挥者为魏齐格中尉（Lieutenant Witzig）。他们只损失了6个人。这支小型支队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降落在要塞的屋顶上，解决了上面的防空枪炮人员，然后用一种新型的强力炸药（以前是保密的）将所有一切的炮台都炸毁。……对于埃本埃迈尔的奇袭就是以此种新兵器的使用为基础，它又是用另一种新兵器——一架滑翔运输机（Freight-carrying glider）——来寂静无声地运到目标的附近。”
这个要塞有良好的设计，能够应付一切的威胁，但只有敌军降落在其屋顶上的可能性为例外。从要塞的屋顶上，魏齐格所率领的这一撮“空中骑兵”，制服了总数1200名的守军，直到24小时之后，德国地面部队才赶到。
在那两座重要桥梁上的比利时守军也同样地受到了奇袭。在其中的一座桥上，他们实际上已经点着了炸桥的引信——但是一架滑翔机的乘员跟在这些比利时哨兵的后面冲入那座碉堡，并在那千钧一发的情况之下扑灭了燃着的引信。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使用空降突击的部分以外，在整个的侵入正面上，其他的桥梁都已被守军依照其原定计划炸毁。这可以指出在德国方面，其胜败之机真是间不容发——因为侵入的前途就完全依赖在时间因素之上。
到了第二天上午，已有足够的德国部队到达运河之上，足以突破比军的单薄防线。于是赫普纳的两个装甲师（第三和第四）从尚未炸毁的桥梁上直冲而过，并向对岸的平原上立即展开。他们这种横扫一切的前进迫使比利时军立即进行总退却——而适当此时，法英两国的军队也正赶来支援他们。
这个在比利时的突破对于整个西欧战役而言并非决定性的一击，但对于胜负却又还是有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把同盟国的注意力引向错误的方向，而且更把同盟国兵力中最机动的部队吸入已经在那里发展的战斗中，于是这些机动师也就不可能再抽出而转向南面去应付5月13日突然降临在法国国境上的更大的威胁——那也是在其最弱的部分上，超过尚未完成的马其诺防线的西端。
因为此时伦德斯特集团军的机械化矛头正在通过卢森堡和比属卢森堡向法国前进。在冲过70英里长的阿登地段之后，击溃微弱的抵抗，他们就越过法国的国境，并在发动攻势后的第4天清晨到达了马斯河的河岸上。
派遣这样大量的坦克和摩托化车辆通过如此艰险的地区，那实在是一个非常果敢的冒险。传统战略家早就认为一个大规模的攻势，是无法通过这个地区，至于坦克的作战则更不在话下。但是这种想法却恰好增加了奇袭的成功机会，而浓密的森林也帮助掩蔽前进的行动和打击的实力。
不过对于希特勒的成功最有贡献的还是法国的统帅部。阿登攻击的惊人威力是大有赖于法国计划的设计——从德国人眼中看来，那是非常配合他们自己所已经修改了的计划（即曼施泰因计划）。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真正断送法国老命的，并不是他们的防御态度，也不是所谓“马其诺防线优越感”（Maginot Line Complex），而是他们计划中攻势构想太强的缘故。他们把自己的左肩拚命向比利时境内推进，于是也就正中了敌人的下怀，并把自己挤落在一个陷阱之内——这正和1914年的第17号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这一次的危险却更大，因为对方的军队是远较机动化，其运动的速度是要用马达而不是用脚步来计算的。同时，其所受到的惩罚也更重，因为所推进的左翼是由3个法国军团和1个英国军团所组成，在整个联军中也是其装备最现代化和机动性最高的一部分。
当这几个军团向比利时的推进每向前一步，则它们的后方对于伦德斯特通过阿登的侧面攻击也就多一分暴露。更糟的是，联军前进后的转轴部分（Hinge）是只由少数几个素质较差的法国师来防守，他们是由较老的人员所组成，而且对于战防炮和高射炮都极感缺乏，这又正是两种最需要的兵器。让这个转轴部分只有如此薄弱的掩护，实在是在甘末林和乔治指挥之下的法国统帅部所犯的一个最大错误。
德军通过阿登的前进是一个很技巧的行动，其参谋作业的表现非常优异。在5月10日拂晓之前，有史以来的最大坦克集中在正面对着卢森堡的国界。那是由3个装甲军所组成，排列成为纵深三层，前两层为装甲师，最后第三层为摩托化步兵师。领先的是古德里安将军，而整个兵团（Group）则由克莱斯特将军（Gen Von Kleist）指挥。
在克莱斯特兵团的右方，又有一个独立的装甲军，那是由霍特（Hoth）所指挥的第十五装甲军，其任务为冲过阿登的北部，向纪韦（Givet）和迪囊（Dinant）之间的马斯河岸挺进。
德国的大军都云集在国境线上准备向阿登冲入，而这7个装甲师仅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差不多有50个师都密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狭窄而纵深极大的正面。
成功的机会主要就看德国装甲部队能否迅速冲过阿登地区，并渡过马斯河而定。必须要等到它们渡过那一道河川障碍，然后坦克才有运转的余地。必须在法国统帅部认清情况真相并调动预备队来阻止它们之前，就抢先渡过该河。
这次竞赛总算是赢了，但却赢得非常的险。守军曾依照预定计划实施爆破而使德军的进展受到了部分的阻碍，假使守军能充分利用这种机会，则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对于法国的安全而言，很不幸的是对于这些爆破之点并无适当的防御部队来加以支援。法国人甚至于会愚蠢到这样的程度，想依赖骑兵师以来迟滞侵入者。
比方说，在这个阶段若能对德军前进的侧面发动一个装甲的反击，也许就可以瘫痪其前进——利用对于高级指挥官的影响。甚至于在并无此种反击的情形之下，德军高级当局也曾因为顾虑左翼所受的威胁而暂时发生了动摇。
由于看到进展是那样的顺利，所以在6月12日，克莱斯特早已赞同古德里安的意见：应立即考虑渡过马斯河，而不必等待步兵军赶到。但这却必须安排一次集中的空中攻击，包括12个中队的俯冲轰炸机，以掩护强渡。这些飞机在13日下午很早就出现在战场上空，它们猛烈攻击，投弹如雨，使大多数法国炮兵都躲在掩体里不敢出头，直到夜幕低垂为止。
古德里安的攻击是集中在色当正西方的一段长仅1英里半的河岸线上。这个被选中的地区对于强渡要算是一个理想的场地。河流是向北作一个急弯趋向于圣芒热（St.Menges），然后又再向南转，构成一个口袋式的突出地。在北岸上周围的高地都是林木密布，可以掩护攻击的准备，提供良好的炮兵阵地和观测所。在圣芒热的附近可以一眼看清这个地区的全景，而在对岸上的马尔费森林（Bois de Marfée）就构成这幅图画的背景。
突击是在下午4时开始发动，由乘坐橡皮艇和木筏的装甲步兵领先。不久就开始渡河，把轻型车辆首先送过河去。河边的突出地很快就被攻占了，于是攻击者继续推进，以进占马尔费森林和南面高地为目标。到午夜时，最深的进展约达5英里，同时在色当和圣芒热之间的格莱雷（Glaire）也已经架好一座桥，于是坦克开始像流水一样地冲过。
即令如此，德军的立足点在14日还是很不安全——只有一个师已经渡河，而一切的增援和补给都必须通过惟一的一座桥。这一座桥已经受到同盟国空军的猛烈攻击，因为德国空军的主力已经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所以联军暂时享有空中优势。但是古德里安军的高射炮兵团却能在这座紧要桥梁的上空构成一道浓密的火网，他们一再地击退联军飞机的攻击，并使后者受到惨重的损失。
到14日下午，古德里安的3个装甲师都已渡河。在击退一个迟到的法军反击之后，他就突然地向西旋转。到黄昏时他已经突破最后的一道防线，于是向西的道路——一直通到英吉利海峡的海岸——完全开放在他的面前。
但是那一天的夜间对于古德里安却是很烦恼的，虽然并不是由于敌人的缘故。根据古德里安自己的说法：
“一个从装甲兵团司令部送来的命令要我停止前进，并把部队限制在已经获得的桥头阵地之内。我不能够也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命令，因为它的意义就是会断送奇袭的机会和所有一切的初步成果。”
经过在电话上和克莱斯特的一番激烈争论之后，后者终于勉强同意“准许再继续前进24小时——那只是以拓宽桥头阵地为目的。”
古德里安对于这个勉强的许可就立即加以充分的利用，他给予他的装甲师以尽量前进的全权。当古德里安的3个装甲师正在向西猛进之时，从蒙丹梅（Monthermé）渡河的赖因哈特（Reinhardt）2个师和从迪囊附近渡河的霍特2个师，也都在各自向前狂奔，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也就使法军全面崩溃了。
到16日的夜间，向西前进又已超过了50余英里，并已经到达了瓦兹河（Oise）。于是再度受到了制止，这次又是由于上级的命令，而并非由于敌人的行动。
德国方面的高级指挥官对于马斯河就那样轻松地渡过了，真是感到十分的惊奇，而且简直不相信他们有那样好的运气。他们仍然期待着法军会向他们的侧翼发动强烈的反击。希特勒本人也有此同感。所以他这次亲自命令停止前进——要装甲部队坐候两天，以便让步兵军可以赶上，好沿着埃纳河（Aisne）构成一道侧面的防线。
当这个问题被提到高级司令部中去讨论时，古德里安还是坚持己见，终于获得了有条件的准许可以执行威力搜索（Strong reconnaissance）。古德里安对于这个名词擅自作一种弹性的解释。因此在第十二军团的步兵军尚未开始沿着埃纳河构成侧面防线和他尚未被允许用全力再继续向海峡海岸猛冲之前，他仍能在这两天之内维持着相当程度的攻击压力。
因为在以前的阶段中已经获得许多时间，并且也已经使对方产生许多的混乱，所以此次在瓦兹河上的暂停对于德国的整个前途并无严重的影响。尽管如此，它却又显示出在德国方面对于时间意识也有重大差异存在。新旧两派之间的差距是要比德法两国之间的差距还要大。
在战争结束时，甘末林对于德军在马斯河上的战略扩张曾评论如下：
“那是一个杰出的行动。但是否事前即已完全预知呢？我不相信是如此的——最多是不会超过拿破仑对于耶纳会战所能预料的程度，或是毛奇于1870年的色当会战。那是一种对环境的完美利用。它表现部队和指挥组织知道如何运用其所长——在坦克、飞机和无线电所能容许的限度之内，尽量采取迅速的行动。也许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赢得了一个决定性会战，而并未动用其兵力的大部分。”
乔治将军是法军敌前总指挥，据他说，原先的估计以为，在比属卢森堡境内有计划的障碍行动是至少能使德国人在到达马斯河之前要多花费4天时间。他的参谋长杜芒克将军（General Doumenc）也说：
“因为以为敌人的办法是和我们自己的完全一样，所以我们也就幻想着认为他们必须在集中了充足的炮兵之后，才会企图渡过马斯河：这样也就需要有五六天的耽搁，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有充分的时间来增强自己的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法国方面的计算和德国方面高阶层的计算是如何的如出一辙。所以看起来法国军事首长们对于德军攻势所作的基本假定并没有错——尽管事后却证明出来他们是大错而特错。但是他们在计算中却遗漏了一个个人因素——古德里安这个人。古德里安不仅学会了独立使用装甲部队行战略突穿的理论，而且对于此种理论的实践具有狂热的信心，以后又能不顾上级一切的制止而坚决奋斗到底，这样才把法军统帅部的一切计算都推翻了。若非如此，则德军统帅部本身的成就绝达不到这样的标准。很明显的是，古德里安和他的坦克兵拖着整个德国陆军向前追奔，这样才产生了近代史上一次最大的胜利。
在每一个阶段，胜负都是决定在时间因素之上。法军每一次的对抗行动都是一再地不生效力，其主因就是在时机的配合上太慢，无法赶上瞬息万变的情况。这又由于事实上德军前锋的行动是要比德军统帅部所想像的更快。
作为其计划的基础，法国人是假定在第9天之前德军不可能在马斯河上发起攻击。这也正是德军统帅部原先所预定的时间表。仅仅由于古德里安的自作主张，才推翻了这种计算。此后，法军的情况就每况愈下。法军指挥官是在1918年慢动作方法之下训练出来的，所以在精神上是无法适应坦克的速度，因此也就在他们之间产生了日益扩大的瘫痪作用。
当时在同盟国方面只有极少数人认清了这种危险，其中一个就是法国的新总理雷诺先生。在战前以一个在野批评家的身份，他曾经一再敦促其国人发展装甲部队。因为对于装甲部队的威力有太清楚的了解，所以他在15日清晨就在电话里向丘吉尔先生说：“我们已输了这场会战。”
丘吉尔回答说：“所有的经验都指出一个攻击在相当时间之后就会自动停止。我还记得1918年3月21日。在五六天之后，为了补给，他们就必须停止下来，于是反击的机会也就出现了。关于这一切我在当时是亲自听到福煦元帅说的。”次日他就飞往巴黎，在那里他反对在比利时的联军作任何撤退。即令他不反对，甘末林的行动太迟缓，也无法将他们撤回。他现在就计划发动一次1918年式的大反攻——使用大量的步兵师。丘吉尔对这一点也继续寄予信心。那是非常不幸的，甘末林的思想始终跳不出一种落伍的圈套，尽管他在当时的法国是比任何人都有采取较多行动的能力。
就在那一天，雷诺也决定撤换甘末林——他从叙利亚召回魏刚（Weygand）——福煦的老助手，直到19日魏刚才到达，所以在3天之内联军统帅部都是处于一种虚悬的状况。20日古德里安已到达海峡，切断了在比利时境内联军的交通线。此外，魏刚甚至于比甘末林还要更落伍，他也还是继续照1918年的路线来策定他的计划。所以一切恢复的希望也就都幻灭了。
总而言之，同盟国领袖们的一切作为不是太迟，就是错误，也就终于无补于危亡。
1940年英国远征军的逃脱大致是应归功于希特勒个人的干涉。当他的装甲部队已经蹂躏法国的北部，并且也从其基地切断英军之后，希特勒却在他们刚好要冲入敦刻尔克（Dunkrik）实施扫荡的时候，命令他们暂停——那个港口也正是英国人所留下来的惟一退路。此时，英国远征军的大部分距离这个港口都还在许多英里之外，但希特勒却让他的坦克停止达3天之久。
正当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挽救他们的时候，希特勒的行动却保住了英军的生命，让他们逃走了，结果才使英国仍能继续作战，并保留着足够的人力以来防守海岸和应付侵入的威胁。所以这也就种下5年之后他本人和德国最后失败的祸根。因为实际了解这次逃脱的间不容发，但对于其原因却一无所知，所以英国人民才说那是“敦刻尔克的奇迹”（The Miracle of Dunkirk）。
希特勒是如何才决定发出这个决定命运的命令呢？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在许多方面对于德国将军们本身也都是一个谜；而且也将永远不可能确实知道他是如何决定的，其真正动机是什么。即令希特勒已经给予一个解释，那也不一定就可靠。居高位的人若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通常事后很少会说实话的，何况希特勒并非一位真正热爱真理的伟大人物。非常可能的是他的证词将会使审判变得更糊涂。同时也更可能的，即令他有此心愿，他也还是无法给予一种真实的解释，因为他的动机也许是非常的复杂，而他的行动又是如此的多变。此外，所有一切人类的回忆又都会受到后来所发生的事情之影响。这是一种天然的趋势，所以不易避免。
在对于此一重要事实的长期探索中，已经发现了足够的证据，可以容许史学家不仅能把前后的经过编成一条完整的锁链，而且对于导致这个最后决定的一连串理由也似乎可以得到相当的解释。
在切断了比利时境内联军左翼的补给线之后，古德里安的第十九装甲军于5月20日就在阿布维尔（Abbeville）附近到达了海岸线。于是他就向北旋转，直趋沿海峡的各港口和英军的背面。此时英军还留在比利时境内，面对着包克集团军的正面压力。在这个向北的前进行动中，位置在古德里安右侧的即为赖因哈特的第四十一装甲军，它也是克莱斯特兵团的一部分。
22日，他的前进已经孤立了布伦（Boulogne），而次日又孤立了加来（Calais）。这样的快跑使他达到了格拉夫林（Gravelines），距离敦刻尔克仅有10英里——而后者则已成英国远征军最后可以逃走的惟一港口。赖因哈特装甲军同时也已经到达了艾尔（Aire）——圣奥梅尔（St.Omer）——格拉夫林之间的运河线。但到了此时，上面的命令叫他们停止继续前进，命令要他们把装甲部队都撤回到运河之线的后面。他们立即纷纷向上级提出紧急的询问和抗议，但所得到答复却说这是“元首的手令”。
在尚未对这个问题的根源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英国方面的情形又是怎样，并对于这次大规模逃脱行动作一个概述。
16日，英国远征军总司令戈特勋爵（General Lord Gort）命令英军从在布鲁塞尔（Brussels）前方的最前线上向后撤退一步。但在他们尚未到达斯凯尔特（Scheldt）河上的新阵地之前，由于古德里安已在远较南面的地方切断英军的交通线，所以也就再也无法立足了。19日，英国内阁听说戈特正在研判如被迫时将从敦刻尔克撤出的可能性。但是英国内阁却命令他向南退入法国，并突破德军已在其后方所布置好了的天罗地网——尽管戈特早已告诉他们只有4天的补给和仅够打一仗的弹药。
这种指示是与甘末林的新计划相配合，那已经太迟了，尽管命令已在那天上午颁发。当天夜间甘末林即已离职。代替他的魏刚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甘末林的命令，同时对于情况再作新的研判。这样一拖又是3天，然后他才作成了一个与其前任所作者颇为相似的计划。而且事实也证明出来那不过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计划而已。
在这个时候，戈特尽管一方面和内阁争辩，指出他们的命令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却又还是从他的13个师中抽出了2个师，加上英国人送到法国去的那一个惟一的坦克旅，尝试从阿腊斯（Arras）向南发动一次反击。当这个反击在21日开始发动时，真正进攻的兵力却只有2个小型的坦克营，后面跟着2个步兵营。坦克虽然略有进展，但却缺乏后援，因为步兵在俯冲轰炸之下发生了动摇。邻近的法国第一军团本应合作，在其13个师的兵力中应使用2个师来支援英军，但实际的贡献也是非常有限。在这些日子里，德国的俯冲轰炸机和行动迅速的坦克已经一再地对法军士气产生瘫痪作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却是这个小型装甲反击对于某些德军高级将领的心理上已经引起扰乱作用。因为有一段时间曾经使他们想要停止其坦克矛头的前进。伦德斯特本人曾经形容那是一个“紧急的关头”（Critical Moment），他说：“有一个短时间大家都害怕在步兵师赶到支援之前，我们的装甲师有被切断的危险。”这样的影响作用可以表示出来，如果当时英军的反击兵力是2个装甲师，而不仅是那2个坦克营，则局面可能完全改观。
（原注：因为预料到1940年所遭遇的这种情况，自从1935年起，作者即在英国《泰晤士报》上以及其他场合中，主张英国的军事努力应集中用来提供一个较强大的空军和两三个装甲师，以便当德军在法国若作成任何突破时，可供反击之用，而不应派遣一个全由步兵师所组成的远征军——因为步兵在法国多的是。在1937年底英国内阁曾同意这个建议，但到了1939年初又还是决定照一般传统典型去建立一支远征军。到1940年5月，一共有13个步兵师〔包括3个“劳工”师〕已被送往法国，而1个装甲师都没有，结果证明对于情况毫无补救。）
在阿腊斯的反击那样昙花一现之后，北面的联军就不再作任何突围的努力了，至于魏刚所计划的从南面救援的攻势根本上就是有名无实。德国的摩托化步兵师早已迅速地沿着松姆（Somme）河建立了一道防线，可以容许装甲师向北合围而不受到任何的干扰。魏刚所指挥的部队都是行动极为迟缓，所以他的那些慷慨激昂的命令实际上都是废话。正好像丘吉尔所大声疾呼的，要军人们放弃“躲在混凝土防线或天线障碍物后面抵抗攻击”的观念，而去用“猛烈不停的攻击”来恢复优势的高调，是同样的不切实际。
当高阶层仍在继续对那些行不通的计划作无益的辩论时，在北面已被切断的军队就继续向沿海地带撤退。他们在正面上所受到的压力（包克集团军的步兵军团）已在不断地增加——所幸在背面上暂时还能够免受致命的那一刀（装甲部队）。
24日，魏刚严厉地指责“英军不听命令，擅自向海港方面撤退了25英里”，并且说我（法）军正在从南向北推进，以与盟军会合为目的。事实上在那个时候，南面的法军是既无进展，而北面的英军也还没有撤退——魏刚所说的话仅证明了他所生活的环境是如何的脱离现实。
但在25日的夜间，戈特却作了一个最后的决定，向敦刻尔克附近的海边撤退。48小时以前，德国的装甲部队即早已到达运河之线，距离那个港口只有10英里。26日，英国内阁允许陆军部发一个电报给戈特，批准了他的决定，并“授权”他执行这样的撤退。次日又再用电报告诉他应从海上把部队撤出。
同一天，在包克的攻击之下，比利时陆军的防线在中央被突破了，而他们已经没有可以用来填塞缺口的预备队。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 Leopold）早已透过凯斯将军（Admiral Keyes），一再向丘吉尔提出警告，说情况已经变得毫无希望。在这样一击之下，也就希望完全断绝了。大部分的比利时领土都已遭受蹂躏，其军队现在是背面接近海岸，陷在一个狭窄地带之内，到处也都挤满了难民。所以在当天的黄昏，比利时国王遂决定向德军要求休战——于是在次日清晨就吹起了“停火”号。
比利时的投降增加了英国远征军在尚未到达敦刻尔克之前就会被切断的危险。丘吉尔刚刚向比利时国王提出紧急呼吁，希望他再苦撑下去，但他却私下向戈特说，这简直就是“要求他们为我们而牺牲他们自己”。这也是意料中事，当被围困的比利时人早已知道英军是正在准备撤退时，他们的想法当然不可能和丘吉尔一样。丘吉尔又曾劝告利奥波德在时间尚不太迟时，即应乘飞机逃走。这两点意见都不为他所接受。这位国王感觉到他“应该和他的军民共患难”。从远程的观点来看，他的决定也许是不智的，但在当时的环境中，那却是一种光荣的选择。丘吉尔事后的批评很难算是公正的，而法国总理和报纸所作的强烈责难则更是岂有此理——因为比利时的覆亡实在是法国人在马斯河上防线崩溃所造成的后果。
现在英国人向海岸的撤退也就变成了一种赛跑，那也就是要赶在德军合围之前登上船只。可以说很侥幸的，一个星期之前在英国即已采取准备措施——虽然那却是基于一种不同的假定。5月20日丘吉尔已经批准采取步骤“集结大量的小船并准备送往法国沿岸的港口”，其构想是认为在当时的计划之下，英国远征军是要向南突围进入法国的领土，但可能会留下若干零星残部，这些船只就是准备用来救出他们。英国海军部立即开始准备，没有浪费一点时间。在前一天，即19日，拉姆齐海军上将（Admiral Ramsay）即已在多佛尔（Dover）设立指挥所，负责控制一切行动。为了执行这个所谓“发电机作战”（Operation Dynamo），立即集中了一批渡船、渔船和其他的小型沿岸船只。从哈里季（Harwich）到韦默斯（Weymouth），主管海运的官员奉命登记所有1000吨以下的船只。
在此后的几天内，情况日益恶化，不久海军部就已经明白敦刻尔克将是惟一可能的退路。26日下午“发电机作战”即正式开始执行——在比利时要求休战之前24小时，同时也在内阁授权撤退之前。
最初所希望的不过是把英国远征军的全体人员救出一小部分而已。海军部告诉拉姆齐将军说目前是想在2天之内救出45000人，过此之后敌人即可能会使撤退的行动变为不可能。实际上，到28日的夜间，却只有25000人在英国上岸。很侥幸的，支票兑现的宽限期（Period of grace）却比原来所想像的要长得多。
在最初5天内，由于缺乏小船来把部队从滩头上送到在岸边等待的大船上去，所以撤运的速度受了很大的限制。尽管拉姆齐早就已经指出了这种需要，但事先还是没有适当的安排。现在海军部就倾全力来设法补救，到处搜寻小船和驾驶人员。一大批自告奋勇的平民，也都参加工作以补海军人手之不足。其中包括着渔民、救生员、游艇主人以及一切对于驾船有相当经验的人。拉姆齐的记录曾经指出伦敦救火队的救火船员的表现是最为优异的。
最初，在滩头上的情形也是非常混乱，因为等待上船的部队缺乏组织——那时大部分都是后勤人员。拉姆齐认为“由于陆军官兵在制服上几乎没有区别，所以也就增加了困难，但海军军官的出现却能帮助恢复秩序，因为他们的制服是不会认错的。……以后，当战斗部队到达滩头之后，这些困难也就自然消灭了”。
第一次强大的空中攻击是在29日黄昏时来临，“而敦刻尔克港的水道在这个时候不曾为沉船所阻塞，那是只能归功于幸运”。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部队都是从港口上船，而从滩头上撤出的人数还不到1/3。
在此后3天内空中攻击日益增强，而到了6月2日，白天的撤退行动就必须暂停了。英国空军的战斗机，从英国南部的机场起飞，倾其全力来和德国空军周旋。但由于数量居于劣势，而且受着航程的限制，不能在上空停留太久，所以也就不可能维持适当的空中掩护。一再来临的轰炸攻击使在滩头上等待的部队感到极大的痛苦，虽然湿软的沙土足以减弱其杀伤效力。在海上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是远较重大。参加撤运工作的各式英国及同盟国船只共为860艘——其中损失了6艘驱逐舰、8艘人员运输船和200余艘小船。那是非常侥幸的，德国海军不曾企图加以干扰——既未使用潜艇，也未使用鱼雷快艇。此外，异常良好的天气也帮忙不少。
到5月30日，已经撤出了126000人，而所有其余的英国远征军人员也都已到达敦刻尔克——除了在退却过程中被切断的少数残部以外。对于敌军在陆上的包围进攻，这个桥头堡的防御也已经变得坚强得多了。德国人错过了他们的机会。
所不幸的是在比利时境内的法军高级指挥官，却仍然想遵从魏刚的那种不可能的计划，他们没有能够当机立断，也尽快地跟着英军一起向海上退却。这样延误的结果，致使法国第一军团残余部分的一半于28日在里尔（Lille）附近被切断了，并终于在31日被迫投降。不过他们在3天内所作的英勇抵抗却帮助了其余的人员逃脱，连同英国人也在内。
6月2日午夜，英军后卫也上船了，于是英国远征军的撤退就算是已经完成——一共安全地撤出224000人，只有2000人左右在途中因为船沉而损失。同时也撤出大约95000人的同盟国部队，其中以法国人为主。次日夜间，还曾继续作一切的努力以来撤出所留下来的法国人，尽管困难不断地增加，但又救出26000人。不幸的是，有少数几千名后卫部队没有来得及撤出——于是在法国就留下了一股辛酸滋味。
到6月4日上午，这个作战完全结束时，一共已有338000名英国和同盟国人员在英国上岸。若与最初的希望相比较，可以算是一种惊人的成就，对于英国海军来说，也是一种伟大的表现。
同时也显示出，若非12天以前，即5月24日，希特勒制止了克莱斯特装甲兵团的前进，则此种救出英国远征军以图“卷土重来”的工作也就根本不可能成功。
在那个时候只有一营英军据守从格拉夫林到圣奥梅尔之间的一段，全长约为20英里；至于向内陆延伸的运河防线其余部分（约长60英里）则防御实力要比较好一点，但也非德军的对手。许多桥梁都尚未破坏，甚至于连爆破的准备都没有。所以在5月23日，德国装甲部队若要想在运河沿岸获得几个桥头阵地，那应该是毫无困难。诚如戈特本人所说的：“在这个侧面上，这条运河水道就是惟一的反坦克障碍物”。假使德军渡过了，就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他们前进。所以若非希特勒叫停，则他们就必然会切断英军的退路。
不过，自从突破法国防线之后，希特勒就一直非常的紧张。前进得愈顺利，敌方的抵抗愈少，他也就愈感不安——因为一切似乎都太好了，所以也就简直不像是真的。从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所写的日记上就可以追踪这种心理的变化。5月17日，即法军在马斯河上防线戏剧化崩溃的次日，哈尔德曾经这样记载着：“相当不愉快的一天。元首神经紧张到了可怕的程度。他被自己的成功吓坏了，他害怕接受任何的机会，并尽量控制我们。”
就在这一天，古德里安突然受到制止，不准他在海岸直冲。次日，哈尔德又记载说：“每一点钟都是宝贵的……元首与统帅部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对于南面侧翼的安全不断地表示忧虑。他大声怪叫着说我们会把整个战役都搞垮。”直到那天夜间很晚的时候，哈尔德才能向他们保证，后续的步兵军团已经开始沿着恩河布防，构成一道侧面的屏障，于是希特勒才同意让装甲部队继续前进。
两天之后，这些装甲部队就已经到达海岸，并切断在比利时境内的联军交通线。此种卓越的成就似乎曾经暂时使希特勒解除了他的疑虑。但当装甲部队向北旋转时，尤其是在英国坦克营从阿腊斯发动了那个小型反击引起了暂时的惊慌之后，希特勒遂又故态复萌。装甲部队是他一向都很珍惜的，现在正向英军所占地区前进，而他又一向认为英国人是特别顽强的对手。同时，他对于法国人在南面可能计划些什么也很感到不安。
尤其不幸的，希特勒选定了5月24日上午去视察伦德斯特的总部——这正是一个紧要的关键。伦德斯特是一位谨慎的战略家，他对于一切不利的因素都总是很小心地绝不放过，他一向都是避免错在乐观方面。因为这个原因，他对于希特勒常常是一个很好的帮手，他可以提供冷静的平衡的研判，而那正是希特勒所缺乏的——但在此时他对于德国获胜的机会却是害多于利。在他检讨情况时，他特别提出由于长时间和迅速的行动，坦克的实力已经减弱，并且又指出从南北两面都有受到攻击的可能，而尤以前者为甚。
因为他在前一夜已经接到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的命令，告诉他北面合围的任务应移交给包克去完成，所以非常自然的，伦德斯特现在内心里所考虑的是在南面次一阶段的作战。
此外，伦德斯特的集团军总部还是留在色当附近的夏尔维尔（Charleville）——在埃纳河的后方，也正是对南面德军战线的中心。这种位置也就会养成一种重视其正前方的趋势，至于极右翼方面的情况也就比较不会受到注意，何况那方面又似乎是已经胜利在握。敦刻尔克只会在他的眼角里出现。
希特勒对于伦德斯特的慎重态度表示“完全同意”，并接着也强调，保存装甲部队以供未来作战之用，是非常重要的。
当他下午返回其自己的统帅部时，就立即召见陆军总司令。这是一次“非常不愉快”的会晤，结果希特勒遂断然地下了暂停的命令——哈尔德在那天夜间很伤感地把这个命令的效果综合地记在他的日记上：
“由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所组成的右翼，在其前面已无敌人，现在已在元首直接命令之下停止不进。至于解决被围敌军的任务则准备留交给空军去完成！”
希特勒的暂停命令是受到伦德斯特的启示吗？假使希特勒已经感觉到他这个命令是受到伦德斯特的影响，那么在英军逃走之后，为了替他自己所作的决定找藉口时，也就几乎必然会提到这一点，因为他最喜欢把一切的过错都推在旁人的身上。但是在这一次他却从未在其事后的解释中提到伦德斯特的意见是其中因素之一。此种反面的证据是很有重要意义的。
似乎很可能当希特勒前往伦德斯特总部之前，他内心里早就有一种打算。其目的是想替他自己的想法寻找进一步的合理解释，以便作为强迫布劳齐区和哈尔德改变计划的根据。假使说他最先还曾经受到某些人的影响，那么也许可能即为凯特尔（Keitel）和约德尔（Jodl），他们是希特勒大本营中的主要军事首长。从瓦利蒙特的记载中可以找到一点特别有意义的线索，他在那个时候与约德尔的接触极为密切。当瓦利蒙特听到有关暂停命令的谣言时，他深感惊异，于是就去向约德尔询问其究竟，以下就是他的记载：
“约德尔不仅证实了该项命令已经发出，而且对于我的询问很感到不耐烦。他本人是采取和希特勒一样的立场，强调希特勒、凯特尔和他本人于第一次大战时在法兰德斯（Flanders）平原上作战的个人经验。他说此种经验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装甲部队是不能在法兰德斯沼地中使用，或无论如何是不免要受到重大的损失——而这种损失都是吃不消的，因为各装甲军的实力早已相当的减弱，而在即将发动第二阶段对法国的攻势中，他们又还有其他重要任务。”
瓦利蒙特又补充着说，假使这个命令的主动是出于伦德斯特，则他和OKW （译注：即德国最高统帅部） 的其他人员也就一定会有所闻；而当约德尔在替这个决定辩护时，也就必然不能不指出伦德斯特元帅是发起人之一，或至少是支持那个命令的——因为伦德斯特在所有高级参谋本部军官之间，是被公认为在作战问题方面的最高权威，所以提出他的大名足以塞住一切批评之口。瓦利蒙特又说：
“不过在当时，我却又发现另外一个有关暂停命令的原因——即戈林此时出现了，并向元首保证他的空军可以从天空封锁海边的退路，以完成合围的任务。他毫无疑问地是把其自己军种的威力估计得过高了。”
瓦利蒙特上述的记载与哈尔德24日的日记上最后一句话可以互相印证，所以也就特别重要。此外，古德里安也说从克莱斯特所转来的命令中有云：“敦刻尔克应交给空军去解决。假使对加来的克服有困难，则该要塞也可一并移交空军处理。”古德里安特别指出：“我想促使希特勒作成这个决定的主因之一即为戈林的虚荣心。”
同时又有证据显示出来甚至连空军的使用也并未曾发挥其应有的全部实力——某些空军将领说，希特勒在这一方面又是照样地加以制止。
所以也就使高阶层的人员怀疑在希特勒的军事理由的幕后是还另有政治动机的存在。当时充任伦德斯特总部作战处长的布鲁门特里特（Blumentritt），对于希特勒在访问集团军总部时所作的惊人谈话曾经记录如下：
“希特勒的精神非常愉快，他承认这次战役的过程的确是一个奇迹，并告诉我们他相信战争在6个星期内就可以结束。此后他就想和法国签订一项合理的和约，于是和英国达成协议的途径也畅通无阻了。”
“于是他就说到他对于大英帝国的赞赏，其存在的必要，以及英国人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这一席话真是使我们都大感惊异。他耸一耸肩膀说，这个帝国在创立时所使用的手段固然并不太光明，但却也是时势所迫，无可奈何的。他把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相比较，并且说二者对于世界的安定都是必要的因素，他又说他对于英国要求的不过仅为它应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而已。德国旧殖民地的归还固所愿也，但却并非必要，他甚至于表示若英国在任何其他地区遭遇困难时，他还愿意提供武力的支援。他指出殖民地主要不过是一个威望的问题，因为它们在战争中是无法守住的，而且也很少有德国人愿意到热带去生活。”
“他的结论是，他的目的是想站在英国认为其光荣所可接受的基础上，来和英国谋求和平。”
布鲁门特里特在其以后的回忆中时常想到这一次谈话。他感觉到希特勒之所以突然叫停，并非仅只为了军事性的理由，而是其政治计划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想使和平可以比较易于达成。假使英国远征军在敦刻尔克全部被俘，那么英国人就会认为他们的光荣受了一次严重的污染，也就要拚命地雪耻了。让他们逃走是希特勒想要安抚英国人的一种手段。
德国将领们大都不满意于希特勒，并都承认他们自己是主张把英军一网打尽的，所以这种记载也就特别值得重视。他们对于希特勒谈话的记录又和希特勒本人在其所著《我的奋斗》一书中的说法，有许多地方都是若合符节——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其他方面的作为也都经常是以这本“圣经”为根据的。在他的内心里似乎对于英国有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感情。在齐亚诺（Ciano）和哈尔德的日记中也可以找到他在此时对于英国的思想趋势。 （译注：齐亚诺为墨索里尼的女婿，曾任意大利外交部长，并曾任该国驻中国上海的总领事。）
希特勒的个性是如此的复杂，所以没有一个单纯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可能的，他的决定是由几条不同的线索所编织而成的。有三条线索是可以看见的——（1）他想保全坦克的实力以供下次打击之用；（2）他对于法兰德斯平原（沼地）一向具有的畏惧心理，这是以其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为基础；（3）戈林对于空军威力所作的夸大保证。但更可能的在其内心里还有某种政治理由的线索存在，那是和军事线索交织在一起而不易被发现的。因为他这个人对于政治战略有一种癖好，而且在他的思想中又有许许多多的曲折。
沿着松姆河和埃纳河的陆军新战线要比原有的更长，而可以用来据守的兵力则已经大形减弱。在战役的第一阶段，法国人已经损失了他们自己的兵力30个师，而同盟国的帮助还在外。（现在仍留在法国的英军只有2个师，不过另有2个训练尚未完成的师要送过去。）魏刚一共已经调集了49个师来掩护这一条新战线，另外留下17个师据守马其诺防线。由于时间的紧迫，无法构筑坚强的工事；而兵力的短少，也无法采用纵深防御的方法。又因为机械化师的大部分都已损失或残破不堪，所以也缺乏机动预备队。
在那方面的德军，已经利用新运到的坦克将10个装甲师都补充足额，而他们的130个步兵师也几乎是原封未动。为了发动新的攻势，兵力也已经重行调配。2个新军团（第二和第九）调拨进来，以增加沿着埃纳河地段（在瓦兹河与马斯河之间）的重量。古德里安升任兵团司令，指挥2个装甲军，也开入这个地区严阵以待。克莱斯特兵团还留下2个装甲军，准备从亚眠（Amiens）和佩龙讷（Péronne）两地在松姆河上的桥头阵地中分别冲出，作一个钳形运动，以在克雷（Creil）附近的瓦兹河下游地区会师。其余的装甲军，则在霍特率领之下，从亚眠与海岸之间的地段向南前进。
攻势在6月5日发动，最初是在拉昂（Laon）与海岸之间的地区中。头两天内法军的抵抗相当坚强，但到6月7日，最西端的装甲军突破防线而达到通向鲁昂（Rouen）的公路。于是在混乱中，法军的防御遂完全崩溃，因此当6月9日德军渡塞纳河（Seine）时，并未受到任何严重的抵抗。但这里却不是他们要作决定性打击的地方，所以遂暂停不进。这对于布鲁克将军（General Alan Brooke）所指挥的一支小型英国部队而言，又可以说是非常的侥幸，在法军投降时，他们大多数却能第二次撤退出来。
克莱斯特的钳形攻击并未能依照原定计划发展。从亚眠前进的右钳部队虽在6月8日终于到达了突破的目的，但从佩龙讷出发的左钳部队则在贡比涅（Compiègne）以北遭到顽强的抵抗而进退不得。于是德国统帅部遂决定把克莱斯特兵团抽回，让它转向东面以支援在贡比涅所已经作成的突破。
在那方面的攻击直到6月9日才发动，但法军却崩溃得极快。当大批步兵都已纷纷强渡之时，古德里安的坦克就从空隙中扫过，直趋马恩河上的夏龙（Châlons-sur-Marne），然后再继续向东奔驰。到了6月11日，克莱斯特也拓宽了扫荡的范围，在提埃里堡（Château-Thierry）渡过了马恩河。这种追逐以赛跑的速度前进，越过了朗格勒高原（Plateau de Langres），直趋贝藏松（Besançon）和瑞士的国界——切断了所有一切在马其诺防线中的法军。
早在6月7日，魏刚即建议法国政府应立即要求休战而不可以再拖，次日他宣称“松姆河之战是已经输了”。法国政府虽然意见分歧，但却仍不愿屈服，遂于9日决定撤离巴黎。由于迁往何地争论不决，有人主张布列塔尼（Brittany），又有人主张波尔多（Bordeaux），于是终于折衷迁到了图尔（Tours）。同时雷诺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出了一个求救的呼吁。他慷慨激昂地宣传说：“我们将在巴黎的前面战斗；我们将在巴黎的后面战斗；我们将在某一省内闭关坚守，而假使我们被逐出了，我们将前往北非继续奋斗……”
6月10日意大利宣战。法国曾向墨索里尼表示愿意让与某些殖民地的利益，但却已经太迟了。为了希望能改善其对希特勒的地位，墨索里尼断然拒绝了这些条件。不过一直又过了10天，意大利才开始发动一个攻势，但却很轻松地为微弱的法国守军所击退。
6月11日，丘吉尔飞往图尔想替法国领袖们打气，结果是徒劳无功。次日魏刚又向内阁致词，告诉他们仗是已经打败了，而两次失败都应由英国人负责，然后就宣称：“我有责任必须明白地说非停战不可。”那是殊少疑义的，在此种军事情况的研判中，魏刚并没有错，因为法国军队现在已经四分五裂，这些残部都已士无斗志，根本就不想再打，而一心只想向南逃命。此时法国内阁意见仍不一致，有人主张投降，有人主张以北非为基地再继续打下去，最后只决定了政府迁往波尔多，并命令魏刚在卢瓦尔河（Loire）上企图再建立一道防线。
德军于6月14日进入巴黎，而在侧面上的进展则更深入。16日他们达到罗讷河（Rhône）流域。在这个期间之内，魏刚仍继续不断地压迫政府求和，所有主要的军事指挥官也都支持他。为了作最后的努力，并保证法国可以在北非立足起见，丘吉尔遂提出一项惊人的建议，主张组成一个“法英联邦”（Franco-British Union）。这个建议除了制造刺激以外，是毫无其他有利的作用。法国内阁曾对它作了一次表决，结果大多数反对，于是遂急转直下而决定投降。雷诺辞职，由第一次大战时硕果仅存的英雄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出组新阁。6月16日夜间向希特勒提出休战要求。
希特勒的条件在6月20日送交给法国代表——在贡比涅森林中的同一辆火车厢内，即1918年德国代表签署休战协定的旧地。德军仍继续前进，到22日法国才接受德国的条件。在与意大利也安排休战之后，于是在6月25日上午1点35分休战正式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