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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的战争”（The Phoney War）这个名词是美国新闻界所杜撰的。正像许多生动的美国话一样，它不久就在大西洋的两边都被普遍地采用了。对于从1939年9月波兰崩溃之时起，到次年春季希特勒在西线发动攻势之时止的这一段战争，它已经变成了一项肯定的名词了。
那些最初杜撰此一名词的人，其意义就是想要表示在这个阶段中，战争好像是假的——因为英法两国的军队和德国军队之间并不曾打任何大仗。实际上，这是一个幕后准备活动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意外事件降落在一位德国参谋军官的身上。这个偶然事件使希特勒吃了一惊，于是尔后的几个星期内，德国的军事计划遂发生完全的改变，使那个旧计划不可能获得和新计划一样的成功机会。
但所有这些内幕是当时世人所不知道的。全世界所能看到的就是战场上一片沉寂，于是也就以为战神已经睡着了。
一般人对于此种外表沉寂的状况所作的解释也各有不同。有人认为英法两国对于它们的战争意图并不那样认真，尽管它们已经为波兰而宣战，但却仍在等候和平谈判的机会。另一种流行的解释是以为英法两国自有它们的神机妙算。美国报纸上有许多的“报导”说联军最高统帅部故意采取一种具有微妙构想的守势战略计划，并正在替德国人准备好了一个陷阱。
以上两种解释都毫无根据。在秋冬两季，同盟国政府和最高统帅部花了许多时间去讨论对德国或德国侧翼的攻势计划（以他们在当时的资源而论，这是没有可能性的），而并不曾集中全力以求对希特勒的未来攻势作任何有效的防御准备。
在法国沦陷之后，德国人曾经俘获了法军统帅部的全部档案——他们在其中曾经挑选一部分具有煽动性的文件来加以公布。这些文件可以显示出同盟国领袖们是如何花费了一个冬季的时间来构想各种不同的攻势计划——取道挪威、瑞典、芬兰以进攻德国的侧后方；透过比利时以进攻鲁尔（Ruhr）地区；假道希腊和巴尔干以打击在遥远的德国东面侧翼；进攻苏联在高加索的大油田，以切断该国对德国的石油补给来源。这一大堆天外奇想，可以证明同盟国领袖们如何富有幻想力。他们简直是生活在一个梦想的世界中，直到希特勒发动其自己的攻势时，才好像一盆冷水浇在他们的头上，把他们从美梦中惊醒了。
希特勒的想法总是走在情况发展的前面，当波兰战役将要结束之际，尚未公开提出召开全面和平会议的建议之前，希特勒就已经开始思考在西线发动攻势的问题。很明显，他是早已认清任何这一类的建议都不会受到西方同盟国的考虑。不过，就目前而言，他却只让其最亲信的伙伴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直到10月6日，他公开地提出和平的呼吁，并在受到对方的公开拒绝之后，他才把这些想法告诉参谋本部。
3天之后，希特勒在一份给德国陆军首长的冗长命令中说明他的想法，他解释了为什么认为在西线发动攻势是德国惟一可能路线的理由。这是一件最有意义的文件。其中的结论是说一个与英法之间的长期战争将会耗尽德国的资源，并使其暴露在苏联的背面打击之下。他害怕他和苏联之间的条约并不能确保苏联人的中立，超过他们自认为有利的时间。他的畏惧心理促使他想要提早发动攻势以强迫法国求和。他相信一旦法国失败之后，英国也就会随之而屈服。
他认为就眼前而言，他有足以击败法国的兵力和装备——因为德国在最重要的新武器方面享有优势。在命令中他说：
坦克兵种和空军，在目前，无论为攻为守，都已经达到任何其他国家所不曾达到的技术高峰。他们对于作战的战略潜力是受到其组织和领导的保证，那是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较为优秀。
希特勒也承认法国人在较旧式的兵器方面享有优势，尤以重炮为然，但他却辩论说：“在机动战中这些兵器并无决定性的重要。”凭藉其在新兵器方面的技术优势，他认为法国在有训练人数上的优势也不足惧。
他接着又说，假使他因为希望法国人会厌战而再等下去，那么“英国战斗力量的发展就会给法国带来一个新的战斗要素，那在心理和物质两方面都有巨大的价值”——即足以增强法国的防御。该文件又说：
最应预防的就是敌人也可以改进其在装备方面的弱点，尤其是在反坦克和防空兵器两方面——这样也就代表一种对德国攻击力量不利的时间损失。
一旦当轻松战胜波兰所产生的兴奋作用消失之后，他对于德国军人的“战争意志”也感到忧虑。他说：“目前别人对他的尊敬正像他的自尊一样的崇高。但是6个月的拖延再加上敌方所作的有效宣传也许就会使这些重要的素质再度受到减弱。”希特勒感觉到应该马上动手攻击，否则就会太迟了。他说：“在现有的情况中，时间对西方国家比较有利。”他的总结论是：“只要条件勉强可能，则应在这个秋季发动攻势。”
（原注：事实证明希特勒是有一点过虑。在实际上拖延了7个月之后，法国人的士气变得比德国人更为低落。同盟国的宣传毫无效力——那只是高喊打倒德国，而从未企图分化一般德国人和纳粹头子之间的关系。更坏的是在德国有几个集团都想推翻希特勒并与西方谋和，不过他们却希望对于同盟国方面所构想的和平条件能够事先获得满意的保证，但是英国政府对于这些秘密试探却很少予以鼓励。）
希特勒坚决主张比利时应包括在攻击地区之内，那不仅是为了获得运动的空间，以便迂回法国的“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并且也为了预防英法联军进入比利时，逼近鲁尔地区的危险。他说：“那样就会使战争接近我方军需工业的中心。”（从法国档案中显示出来，这也的确是当时法军总司令甘末林〔Gamelin〕所曾经提倡的观念。）
在了解希特勒的意图之后，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Brauchitsch）和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Halder）都大感震惊。他们也像大多数德国高级将领一样，并不同意希特勒的想法。他们不相信新兵器能够压倒对方有训练的军事人力上的优势。根据陆军师数量的习惯算法，他们认为德军实力不足以击败西方。他们指出德国所能勉强动员的总数为98个师，这已经比对方的总数少了很多，何况其中还有36个师是缺乏装备和训练的。同时他们也害怕战争将扩大成为另一次世界大战，而使德国终于一败涂地。
他们是那样地感到困惑，于是也就尽量想要寻找补救之策。正像一年前的慕尼黑危机时一样，他们开始考虑采取行动以推翻希特勒，其构想是从前线上抽出一部分精选的部队，向柏林进军以发动政变。但是本土部队（Home Forces）总司令弗罗姆将军（General Fromm），却不愿合作——而他的协助却是必要的。弗罗姆认为假使部队奉命向希特勒进攻，他们将不会服从——因为一般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信仰希特勒的。弗罗姆对于部队反应的判断也许是正确的。大多数与部队有接触而又不知道较高级司令部中所讨论内容的军官们都证实他的判断不错。
德国的一般军民，纵不为胜利所陶醉，但也已经中了戈培尔博士（Dr.Goebbels）的宣传毒素。他的宣传是说希特勒希望和平，但西方同盟国却决心要毁灭德国。很不幸，同盟国的政治家和报纸却自动向戈培尔提出许多可以引用的好资料。戈培尔把同盟国形容成为一头想要吞食德国羔羊的恶狼，而他们的那些言论却恰好足以作为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
尽管这第一次战时反对希特勒的阴谋已经胎死腹中，但希特勒却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地在秋季发动他的攻势，很讽刺的，事实证明这对他是一大幸事，而对全世界却是一大不幸——包括德国人民在内。
暂定的攻势发动日期为11月12日。在11月5日那一天，勃劳希契又去作新的努力，以期能说服希特勒放弃侵法的意图。并列举了许多理由。但是希特勒不仅逐条加以驳斥，而且也对他作了严厉的指责，并坚持一定要在11月12日发动攻势。不过到了11月7日，这个命令却被取消了——因为气象专家预测天气将会变坏。于是预定的时间被延迟3天，然后又继续一再地延期。
尽管恶劣的天气变成了延期的明显理由，希特勒在批准时却非常感到恼怒，并且也不相信这就是惟一的理由。11月23日，他召集所有高级将领开会，在会议中他设法消除他们的疑虑，并说明发动攻势的必要。他一方面对于苏联的潜在威胁表示焦虑，另一方面又强调西方同盟国不但不考虑他的和平建议，而且还正在加速扩充军备。他说：“时间是对我们不利的。”“我们有一个阿基里斯的脚后跟（Achilles Heel），那就是鲁尔地区……一旦英法联军通过比利时和荷兰进入了鲁尔，我们就会陷入最大的危险。”
他接着又谴责他们意志薄弱，并且让他们知道他怀疑他们是在尝试暗中破坏他的计划。他指出，自从重占莱茵河地区起，他们曾经反对他的每一个步骤，而每一次的成功都足以证明他的观念是对的，所以他现在要求他们应无条件地追随他的意志。勃劳希契企图指出此次新行动的差异和所包括的较大危险，结果只是受到了一次更严厉的斥责。在夜间，希特勒单独召见勃劳希契，又再训斥了他一顿。于是勃劳希契提出辞呈，但希特勒把它搁置一边，并告诉他应服从命令。
不过，天气的阻力却超过了这些将军的力量，而迫使希特勒在12月的上半月内，又一再延期。于是希特勒决定等过了新年再说，并准许圣诞节放假。刚刚过了圣诞节，天气又再度转坏，但在1月10日，希特勒终于还是决定了在17日发动攻击。
但就在他作决定的那一天，一件极富戏剧性的“插曲”发生了。这个故事在许多不同的记载中都曾被提到，但叙述得最简明扼要的却首推德国空降部队司令施图登特将军（General Student）。以下就是取自他的记录。
1月10日我派了一位少校到第二航空队（Air Fleet）充任联络官，他从明斯特（Münster）飞波恩（Bonn）去和空军讨论计划中的某些不重要细节。但是他们却携带着西线攻击的全部作战计划。
在严寒和强风之中，他在冰雪掩盖着的莱茵河上空迷失了方向，于是飞入了比利时，并在那里迫降着陆。他未能把重要文件完全焚毁。其中重要部分落入了比利时人的手里，换言之也就是泄漏了德军西线攻击计划的大概。德国驻海牙的空军武官报告在当天夜间比利时国王曾与荷兰女王作电话长谈。
当然，在那个时候德国人还不知道那些文件的真正下落，但他们自然要作最坏的打算，并考虑如何应付的对策。在那次危机中，希特勒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其他的人恰好成一对比。以下又是施图登特的记录：
德国的领导人物对于此次意外事件的反应是值得注意的。戈林（Goering）是大发雷霆，希特勒却相当的冷静并能自制……最初他想要立即发动攻击，但很侥幸地他抑制了这种冲动——并决定完全取消原有的作战计划。于是才改用曼施泰因计划（Manstein Plan）。 （原注：以上记载均引自《山的那一边》。）
瓦利蒙特将军（General Warlimont），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记录是说希特勒在1月16日决心改变计划，而主要是由于受到这次意外事件的影响。 （原注：瓦利蒙特是德国最高统帅部〔OKW〕作战厅的副厅长，地位仅次于约德尔将军〔General Jodl〕。）
事后证明这对于同盟国是非常地不幸，尽管那是让他们再多了4个月的准备时间——因为现在计划要完全改变，所以德军的攻击也就暂时不定期地被搁置，直到5月10日才发动。但当它一发动，就使同盟国完全丧失了平衡，并使法军迅速崩溃，至于英军从敦刻尔克（Dunkirk）的逃脱也可以说是间不容发。
这自然要问这位少校的迫降是否真为意外事件。这似乎也是意料中事，任何与这一案有关的德国将领在战后被俘之后，为了讨好起见，都会宣称那是出于故意的安排，以作为对同盟国的警告。但事实上，却没有人这样做——而所有的人似乎都深信那是一次真正的意外事件。但我们却又知道海军上将卡纳里斯（Admiral Canaris），德国秘密间谍组织的头子，曾经采取了许多秘密的行动，以破坏希特勒的目标——他本人以后终被希特勒处决。在1940年春季，挪威、荷兰、比利时等国受到攻击之前，都曾有警告送给那些受威胁的国家——尽管它们并不曾为人所重视。我们也知道卡纳里斯的工作方式是非常神秘的，他是善于掩饰他的行藏的。所以这个决定命运的1月10日意外事件始终是一个猜不透的哑谜。
新计划的发源却并无这一类的疑问。它构成了另外一个传奇性的故事——不过传奇的方式却不同。
旧计划是在哈尔德之下的参谋本部所策定的，其主攻方向是通过比利时中部，像1914年一样。这个主攻是预定由包克所指挥的B集团军来负责执行，而在其左面的A集团军，在伦德斯特指挥之下，则准备通过丘陵起伏、森林茂密的阿登地区（Ardennes，或译作亚耳丁），执行助攻。在这一方面并不期待巨大的战果，所以所有的装甲师都是分配给包克，因为参谋本部认为阿登地区对于坦克的行动是太困难了。
（原注：法国参谋本部的看法也恰好与此相同，英国参谋本部也是一样。1933年11月，当英国军政部刚刚开始组成我们的快速坦克部队时，他们问我在一个未来的战争中，我们这种快速坦克部队的最佳用法是什么，我说一旦德国军侵入法国时，我们应通过阿登地区来作一次坦克的反击。他们告诉我“阿登是坦克所不能通过的”，我回答说，基于我个人对地形的研究，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一种误会——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我曾经在几本书中强调过这一点。）
伦德斯特集团军的参谋长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他一向被其侪辈认为是青年将领中的最优秀的战略家。他感觉到这第一个计划太平凡了，几乎是完全抄袭1914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所以这也正是联军最高统帅部所准备应付的那种攻势。曼施泰因认为另外还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德军的主攻将和英军遭遇，他们很可能是一个比法国人要较顽强的对手。此外，这个计划也不能导致一种决定性的结果。下面就引述曼施泰因本人所说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击败在比利时的联军。我们也可以征服英吉利海峡的沿岸。但非常可能的，我们的攻势将会停顿在索姆河（Somme）上。于是就会形成一个像1914年一样的情况……那将永无达到和平的机会。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曼施泰因早就想到采取一种勇敢的办法，把主力攻势移到阿登地区，因为他感觉到这是敌人所最想不到的路线。不过在他内心中却还存在着一个大问题，于是在1939年11月就去和古德里安研究。以下就是古德里安本人的叙述：
曼施泰因问我若从阿登向色当（Sedan）方向前进，坦克的运动是否可能。他解释他的计划是准备在色当附近突破马其诺防线的延长部分，以避免施里芬计划的老套，那是敌人所熟知的，而且也很可能已有准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我了解那里的地形，于是在地图上研究了一番之后，我就同意他的观点。曼施泰因接着就去说服了伦德斯特将军，并向OKH提出了一份备忘录（OKH即陆军总部的简称）。但OKH却拒绝采纳曼施泰因的新观念。但他又终于使希特勒获知了他的意见。 （原注：以上均引自《山的那一边》。）
在12月中旬和曼施泰因作了一次谈话之后，瓦利蒙特就把曼施泰因的这种观念带入了希特勒的统帅部。他向OKW（即统帅部）主管作战的约德尔将军说明这个新观念，而后者又转告希特勒。但当1月10日意外事件发生之后，希特勒才开始寻求一个新计划，于是遂想起曼施泰因的建议，这才开始发生作用。即令如此，又再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他才正式决定采用。
这个最后的决定非常曲折。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对于曼施泰因这种到处游说以反对他们的计划深感不满。于是他们决定把他调走，让他去做一个步兵军的军长——这样也就把他挤出了主要路线之外，使他不再有发言的机会。但在调职之后他蒙希特勒召见，于是反而让他有一个充分解释的机会。这次会晤的安排是出于施蒙特将军（General Schmundt）的主动，他是希特勒的侍卫长，一向是曼施泰因的崇拜者，并感觉到他受了亏待。
此后，希特勒就迫使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接受此种新观念，这个压力是如此强大，他们遂终于屈服，并开始依照曼斯坦的构想来修改计划。哈尔德虽然头脑非常顽固，但却是一位极能干的参谋军官，所以这个计划的细部草拟可以算是后勤计划作为的一项杰作。
一旦希特勒决心采取这种新观念之后，他就很快地宣称那完全是出于他本人的构想。对于曼施泰因的功劳他只是这样轻描淡写地提到：“当我谈到西线方面的计划时，在所有的将领当中，就只有曼施泰因一个人了解我的思想。”
假使我们把攻势在5月发动之后的一切情况发展经过作一番分析，就可以明了旧计划是几乎必然不会使法兰西沦陷，它最多只能把联军推回到法国的国境线上而已。因为德军的攻势主力将会一头撞在实力最强和装备最好的英法联军的正面上，而且必须在一片充满了障碍物（河川、运河和大型的城镇）的地区中打开他们的出路。阿登地区虽然似乎地形更加困难，但只要德军能在法国统帅部尚未注意到危险之前，迅速通过比利时南部的森林起伏地带，则法兰西的起伏平原就会完全暴露在他们的面前——那是一个坦克长驱直入的理想战场。
假使旧计划维持不变，则可能会形成一个僵局，于是整个战争就要完全改观了。当然仅凭当时英法两国的力量是并不能够击败德国，但若德国的攻势显然地受到了阻止，则可使它们获得时间上的余裕来发展它们的军备，尤其是在飞机和坦克这两方面，于是在此种新兵器上也就可以建立一种权力平衡。希特勒如果不能速战速决，也就会逐渐影响其军民的信心。所以西线上的僵局可以使德国国内的强大反希特勒集团获得一个良好的机会，以得到更多的支援，并发展他们推翻希特勒的计划以为寻求和平的基础。只要德军的攻势能够被阻止，则不管以后的情况如何地演变，欧洲至少可以不至于变得那样地残破和悲惨，因为这都是法兰西沦陷后所带来的一连串的事实的结果。
这次飞行意外事件使希特勒得以改变其计划，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相反的却使同盟国吃了大亏。这整个故事的最奇特部分就是同盟国对于落在他们手中的警告并不曾加以好好地利用。因为那位德国少校参谋军官所携带的文件并未完全烧毁，比利时人立即把它们的复印本转送给英法两国的政府。但两国的军事顾问们却认为这些文件是德国人故意用来欺骗同盟国的。这种想法实在不通，因为天下绝没有这样笨的人会使用这样的“妙计”，其结果不仅会促使比利时人加强戒备，而且也驱使他们去和英法两国作较密切的合作。他们会很容易决定，赶在德国尚未发动攻击之前，先开放他们的国境，容许英法联军进入，以增强他们的防御。
更奇怪的是联军统帅部对于自己的计划也不作任何的改变，同时对于下述的可能性也不采取任何的预防措施：那就是说假使所俘获的计划是真的，则德国统帅部也必定会对于其攻击重点作某种改变。
11月中旬，同盟国最高会议批准了甘末林的D计划，这是原来计划的一种具有危险性的发展——英国参谋本部最初是曾经表示疑问的。在D计划之下，加强联军的左翼，在希特勒一开始发动攻势时，就应立即冲入比利时，并尽可能向东推进。这也就等于直接落入希特勒的手中，因为那完全配合了他的新计划。联军左翼向比利时中部推进得愈远，则他的坦克也就愈易于冲过阿登地区，迂回到联军的后方并将其截断。
胜负的结果也就几乎已成定局，因为联军统帅部把它的机动部队的大部分都送入了比利时境内，而只留有一个由第二流的师所构成的薄弱屏障，挡着其前进的枢纽——面对着“不能通过的阿登”（impassable Ardennes）地区的出口。使情势变得更坏的是他们所要据守的防御阵地也是特别脆弱的——在马其诺防线终点与英军所构筑的工事起点之间的空隙部分。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在那个秋季里，英国方面对于这个空隙所感到的忧虑，并且说：“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Mr.Hore-Belisha）在战时内阁中曾几次提出这一点……不过内阁和我们的军事领袖都不愿意批评法国人，因为他们的陆军实力要比我们自己的强过10倍。”在他的批评引起了风潮之后，霍尔·贝利沙也就于1月初辞职。以后就更没有人愿意再谈这个问题了。同时，在英法两国又已经产生了一种危险的假信心。在1月27日的一次讲演中，丘吉尔宣布说：“希特勒已经丧失了其最好的机会。”此种令人感到安慰的说法，在次日的报纸上也就变成头条标题。而正在这个时候，新计划却已在希特勒的脑海中酝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