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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战役是联合使用装甲和空中兵力的机动战理论在战争中的第一次表演和证明。当此种理论最初在英国发展成形时，其行动被人用“闪电”（Lightning）字样来加以形容。从现在起，很适当的但也很讽刺的，这种理论在全世界上所通用的名词就是德文的“闪电战”（Blitz krieg）。事实上，德文的“Blitz”一字却正是英文“Lightning”的翻译。
对于“闪电战”的表演而言，波兰可以算是一个很适合的场地。它的国界非常长——一共差不多有3500英里。和德国接壤的部分本来是1250英里，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占领，遂又增长到1750英里。波兰的北部，面对着东普鲁士，早已暴露在侵入威胁之下，现在其南面由于此种国境线延长的结果，也就同样地变得暴露起来了。其西部已经变成一块巨形的舌头，夹在德国牙床之间。
波兰平原对于机械化的侵入军而言，是一种可以长驱直入的坦途——不过还不像法国那样地轻松，因为波兰缺乏良好的道路，而离开道路又常常会遇到深厚的沙地，此外在某些地区中也有很多的湖沼和森林。但是德军所选择的侵入时间却又可以使这些阻碍减至最低限度。
假使波兰陆军能够集结在远较退后的地区中，即位置在维斯瓦河（Vistula）和桑河（San）宽广河川线的后方，那么也许才是一种比较聪明的部署，但那样就必须决心放弃该国某些最有价值的部分。西里西亚（Silesia）的煤田是靠近国境的，它在1918年以前本来就属于德国。其主要工业的大部分，即令是位置最退后的，也还是在上述河川防线以西。甚至于在最有利的环境之下，也都很难设想波兰人能够在前进地区中固守其阵地。但经济上的考虑使他们企图尽可能迟滞敌人向其主要工业区的前进，而民族的自尊和军人的过分自信也增强此种想法，此外他们对于西方同盟国的援助也存着一种过分乐观的希望。
在波兰的兵力部署上充分表现了此种不现实的态度。差不多1/3的兵力集中在波兰走廊之内或其附近，那是完全暴露在一个双钳包围之下——从东普鲁士和西面可以两面联合进攻。此种民族自尊心理的病态表现——即不准德国人重回到其1918年以前的旧领土——结果是牺牲了许多可以用来掩护对波兰国防更重要地区的兵力。因为在南面，虽然面对着德军进攻的主要路线，兵力却很单薄。同时另约有1/3的波兰兵力，集中在中央轴线以北，即在罗兹（Lodz）与华沙（Warsaw）之间，在其最高统帅史米格里·黎兹元帅（Marshal Smigly-Rydz）指挥之下充当总预备队。这个集团充满了攻击精神，但其发动反击的目的却与波兰陆军的有限机动能力不相配合。即令德国空军不摧毁他们的铁路和公路，他们的机动能力也还是太差。
一般说来，波兰兵力的集中前进是自动牺牲了他们作一连串迟滞行动的机会，因为在徒步行军的波军尚未来得及退入后方的既设阵地，并加以防守之前，他们就早已被敌方机械化纵队赶上，并突破了那些防线。在波兰的广阔空间中，其兵力的非机械化状况，要比受到了奇袭而来不及召集其全部预备役人员的事实，是更为一个远较严重的障碍。机动力的缺乏要比不完全的动员更具有致命的作用。
同理，德国人在侵入时虽然动用40多个正规师，但其价值却远不如那14个机械化或部分机械化师。它们一共为6个装甲师、4个轻装师（摩托化步兵加两个装甲营）和4个摩托化步兵师。决定胜负的就是它们的深入和快速冲刺，再配合着空军在头顶上的压力。后者不仅破坏了波兰的铁路系统，而且在侵入的最初阶段也毁灭了波兰空军的大部分。德国空军在作战时采取了一种非常分散的方式，而不使用大编队，但这样却能在极广大的地区中逐渐造成一种瘫痪。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德国人的无线电“轰炸”（Radio bombardment），那是乔装着波兰的广播，尽可能地在波兰的后方制造混乱并打击士气，因为波兰人对于他们自己具有过度的信心，深信人力可以击败机器，在失败之后也就立即产生心理反应，以至于精神完全崩溃，莫知所措，这样也就使上述这些因素发生加倍的效力。
9月1日，上午6点还不到的时候，德国的部队越过了波兰的国界，空中攻击则已在1小时前开始。在北面为包克集团军（Bock's Army Group），包括库希勒（Küchler）的第三军团和克鲁格（Kluge）的第四军团。前者从其在东普鲁士的侧面位置上向南进攻，而后者则越过波兰走廊向东推进，以与前者会合并共同包围波军的右翼。
较大的任务则给与在南面的伦德斯特集团军（Rundstedt's Army Group）。其步兵实力差不多要多一倍，而装甲兵则更多。其组织为布拉斯科维茨（Blaskowitz）的第八军团，赖赫劳（Reichenau）的第十军团和李斯特（List）的第十四军团。布拉斯科维茨，在左翼向罗兹的巨大工业中心挺进，并孤立在波兹南（Poznań）突出地区中的波兰部队，同时也负责掩护赖赫劳的侧面。在右翼方面，李斯特应向克拉科夫（Cracow）前进，并同时迂回波军在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附近的侧翼，使用克莱斯特（Kleist）的装甲军冲过山地的隘道。决定性的打击则由中央的赖赫劳来执行，为此，装甲部队的大部分也都分配给他。
波兰的将领们一向鄙视防御，所以不肯花气力去构筑工事，他们宁愿依赖反击，尽管缺乏机械，但他们却仍然深信他们的军队能够有效地执行此种反击任务。这种想法对于德军入侵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机械化的入侵者毫无困难地就可以找到和突入开放的前路，而波兰人的反击也大部分都很轻松地被击破，因为深入的德军不断地威胁他们的后方，使他们感到腹背受敌而无法立足。
到9月3日——即英法两国投入战争之日——克鲁格的前进已经切断了波兰走廊，并达到了维斯瓦河的下游，而库希勒从东普鲁士向那累夫河（Narev）的压迫则正在发展之中。但更重要的，是赖赫劳的装甲部队已经进到了瓦尔塔河（Warta）上，并强渡成功。同时，李斯特的军团则正后两面向克拉科夫集中，迫使希林（Szylling）在这个地区中的波军放弃该城并向尼达河（Nida）和杜纳耶次河（Dunajec）之线撤退。
到9月4日，赖赫劳的矛头已经达到并渡过皮利察河（Pilica），远离国界已在50英里以外。两天之后，他的左翼在攻占了托马舒夫（Tomaszów）之后，就已经深入到罗兹的后方，而其右翼则已经进入基埃尔策（Kielce）。所以掩护罗兹地区的波兰罗梅尔（Rommel）军团已被德军迂回，而库切巴（Kutrzeba）军团位置更突出，尚留在波兹南的附近，有被孤立的危险。其他的德国兵力也都各有进展，在这个大包围作战中都分别达成了他们的任务。这个作战的计划是由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Halder）所负责，而指导作战的则为其陆军总司令布劳齐区（Brauchitsch）。波兰陆军此时已经溃不成军，有些狂奔逃命，有些则向最近的敌军纵队作零乱的攻击。
若非一种传统趋势的牵制，则德军的前进可能还要更快，因为机动部队是经常被制止不让他们跑得太远，以免支援步兵跟不上。但新得来的经验却显示出由于对方的混乱，即令孤军深入也都不会有危险，于是德军才开始采取较果敢的态度。利用罗兹与皮利察河之间的一个缺口，赖赫劳的一个装甲军即从那里冲入，在9月8日达到了华沙城的郊外——这个军在第一个星期内前进了140英里。次日，在其右翼上的轻型师也在华沙和散多梅希（San domierz）之间，达到更南端的维斯瓦河岸。于是他们向北旋转。
此时，在喀尔巴阡山脉附近，李斯特的机动兵力已经顺次渡过了杜纳耶次、比亚瓦（Biala）、维斯沃卡（Wisloka）和维斯沃克（Wislok）四道河川，而达到了著名的普热米什尔（Przemysl）要塞两旁的桑河之上。在北面，古德里安的装甲军（库希勒军团的矛头）已经渡过了那累夫河，并已向布格河（Bug）之线进攻，即已达华沙的后方。所以德军攻势是已经发展成为两道钳形运动（Pincer movement）。其内钳是在对华沙以西维斯瓦河湾中的波兰部队缩小包围圈，而其较宽广的外钳也正在迅速的发展中。
当侵入战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德国方面在计划上曾经有一次重要的改变。因为波兰方面的情形是极端的混乱，其若干纵队似乎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运动，同时也扬起了大量的尘土，妨碍了德国方面的空中侦察，所以有一段时间，德军最高统帅部对于情况的发展也暂时搞不清楚。在这个模糊的阶段，德军最高统帅部遂以为在北面的波军都早已逃过了维斯瓦河。基于此种判断，他们就命令赖赫劳军团在华沙和散多梅希之间渡过维斯瓦河，以拦截波军向该国东南部撤退。但伦德斯特却表反对，他相信波军的大部分仍留在维斯瓦河以西的地区中。经过了一番辩论，他的意见终被采纳。于是赖赫劳的部队向北旋转，并在华沙以西的布祖腊河（Bzura）上建立一道封锁线。
结果波兰军的最大残余部分在还没有能够退过维斯瓦河之前，就都已入了陷阱。德国人除了沿着抵抗力最弱的路线来作战略贯穿而获得利益以外，现在又加上了战术防御的利益。为了完成他们的胜利，现在他们就只要坐以待敌即可——残余的敌军是以反正面来战斗，他们匆匆地突击，彼此既没有协调，和基地的补给线也早已被截断，其补给量日益短少，而布拉斯科维茨和克鲁格两个军团向东的向心攻势，又从侧面和后方对他们不断地增加压力。虽然波兰人拼命苦战，其勇敢的程度使他们的对手大感惊讶，但却只有极小部分部队乘着黑夜，勉强突出重围，与华沙的守军会合在一起。
9月10日，史米格里·黎兹元帅已经下令向该国东南部作全面退却，在那个地区中由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General Sosnkowski）负责指挥，其目的是想在一个相当狭窄的正面上组成防御阵地以作长期抵抗。但现在这却是一种空洞的希望。当维斯瓦河以西的大包围圈正在缩小之际，德军同时也就已经深入该河以东的地区。此外，他们在北面也已经渡过了布格河，在南面也已经渡过了桑河。在库希勒的正面上，古德里安的装甲军正在向南对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作一次大迂回的攻击。在李斯特方面，克莱斯特的装甲军已于9月12日到达了利沃夫城（Lwow）。在这里德军的前进受到了阻止，但他们却向北伸展以求与库希勒的部队会合。
虽然侵入部队已经感到深入的紧张，并且也感到燃料的缺乏，但波兰的指挥系统却已经完全脱节，所以尽管敌军已经暂时休止，而许多孤立的波军残部也还在作顽强的抵抗，但却无法加以利用。这些波兰部队在毫无目的的苦斗中消耗了他们的精力，而德军却逐步逼紧，完成他们的包围。
9月17日，苏联的军队越过了波兰的东面国界。这个背面的打击也就决定了该国的命运，因为它已经没有余力可以用来对抗第二次的侵入。次日，波兰政府和统帅部都逃入了罗马尼亚——其最高统帅在那里发出一项文告要求他的部队继续奋斗。也许这个文告并不曾到达大多数的部队，但仍有许多的部队在以后的几天之内，的确是依照这种指示继续作战，但他们的抵抗也逐渐地完全崩溃。在空中和地面的猛烈炸射之下，华沙守军还是一直打到了9月28日，而波军的最后残部到10月5日才投降，至于游击抵抗，则到冬季都还在继续进行。大约有8万人逃过了中立国的国界。
从东普鲁士起，沿着比亚威斯托克（Bialystok）、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利沃夫以到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德苏两国的部队，以伙伴的身份，彼此会合和互相敬礼。由于共同瓜分了波兰，也就建立了此种伙伴关系，可惜并不能持久。
当此之时，法国人却只在德国的西线上作成了一个小的缺口。为了减轻其同盟国所受到的压力，这真是一种非常微弱的努力。从德国兵力和防御的弱点上看来，自然会感觉到他们似乎是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但在这里又像在波兰一样，只要略作较深入的分析，即可发现双方兵力比较数字所暗示出来的表面结论有改正的必要。
虽然法国的北部国境线长达500余英里，但在企图发动攻势时，法国人却只能限于从莱茵河（Rhine）到摩泽尔河（Moselle）之间的那个90英里宽的狭窄地带——否则他们必须破坏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中立。德国人可以把他们所能动用部队中最好的部分集中在这个狭窄的地段内，并在达到他们的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的进路上都布下一道纵深的雷阵，所以这也足以使攻击者无法迅速前进。
更坏的是除了一些初步的试探性攻击以外，法国差不多直到9月17日为止，都还不能发动其攻势行动。到了那个时候，波兰是明显地已经崩溃了，所以他们也就有了良好的借口来收回成命。他们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发动攻势呢？其原因是受到动员制度的限制，而这种制度的本身早已落伍。那是他们依赖征兵制而必然产生的结果——必须把大量“有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召集入伍，并使新编成的部队完成作战准备之后，才能开始作有效的行动。又因为法军统帅部坚持其古老的战术思想，于是也就更增加了延迟的时间——尤其是他们认为任何攻势都必须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先用大规模的炮击来作准备。他们仍然认为对付任何设防的阵地，重炮是一种必要的“开罐器”（Tin-Opener）。但是他们的重炮大部分都必须从仓库中提出，且必须到动员的最后阶段，即第16天，才能应用。这种条件也就支配着他们对于攻势发动的一切准备。
过去好几年前，有一位法国的政治领袖，他就是雷诺（Paul Reynaud），曾经一再辩论说这样的征兵制是已经落伍了，他主张应创立一支机械化部队，由职业军人组成，随时都能采取行动，而不可以再依赖那种老旧的和动员迟缓的征集人员。但根本就没有人理会他的这种呼吁。法国的政治家，也像大多数法国军人一样，都仍然把他们的信心寄托在征兵制和数量上。
1939年的军事问题可以综合成为两句话。在东面一支毫无希望的落伍陆军被一支小型坦克部队所迅速地打垮了，这支坦克部队，又和一支优秀空军合作，并且把一种新奇的技术付诸实践。同时，在西面，一支行动缓慢的陆军始终未能发挥任何有效的压力，直到时间已经太迟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