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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星期五，德军侵入波兰。9月3日是星期天，英国政府为了履行其事先所给与波兰的保证，遂向德国宣战。6个小时之后，法国政府虽然比较犹豫不决，但也还是步了英国的后尘。
在对英国国会作这个决定国运的宣布时，70岁的老首相张伯伦先生用下述的语句来作结论：“我深信在我有生之日还能看到希特勒主义被毁灭和一个解放的欧洲重建起来。”在不到一个月之内，波兰已经被蹂躏了。在9个月之内，西欧的大部分都已被淹没在战争洪流之中。虽然希特勒最终被打倒，但一个解放的欧洲却始终未能重建起来。
为了表示对宣战的欢迎，格林伍德先生（Arthur Greenwood）也代表工党发言，在表示其如释重负的心情时，他说：“那个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难以忍受的拖延痛苦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知道最坏也不过如此。”从大家对他欢呼如雷的情形上看来，可以证明他的话也恰好表达了整个下院的一般情绪。他的结语是这样的：“但愿这次战争是快而且短，但愿在那个恶名的废墟上所重建的和平能够永垂不朽！”
只要对于双方的兵力和资源作一次合理的计算，就可知道相信战争是“速战速决”（Swift and Short）的想法实在毫无根据。甚至于无论战争继续延长多久，也都不可能希望仅凭英法两国的力量，即足以击败德国。至于认为“我们现在知道最坏也不过如此”的假定则更是愚不可及。
关于波兰的实力也有许多幻想。作为一位外长，哈里法克斯勋爵本应有良好的情报知识，但他却相信波兰的军事价值高于苏联，所以宁愿保留它来当作一个同盟国。这就是他在3月24日向美国大使所发表的高论，这也正是在英国突然决定对波兰提供保证的前几天。7月间，英国武装部队的总监察长（Inspector-General of the Forces）艾仑赛将军（General Ironside），前往访问波兰的陆军，在他回国之后所提出的报告，照丘吉尔先生所形容的，那是“最有利的”（Most Favourable）。
关于法国的陆军却存在着更大的幻想。丘吉尔本人，在1938年4月14日曾经形容它是“欧洲训练最完善和机动最可靠的兵力”。在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天，丘吉尔曾和法国野战军总司令乔治将军（General Georges）会晤，在比较了法德双方兵力数字之后，丘吉尔的印象非常良好，所以他称赞说：“那么你们是赢定了。”
也许这也就更增强了他帮助催促法国宣战的热心——法国大使的报告曾经这样说：“其中最激励的人就是丘吉尔先生，他的洪亮声音使电话机都发生了震动。”在3月间，丘吉尔也曾宣称对于向波兰提供保证的问题，他本人的意见和首相完全一致。他也和所有其他的英国政治领袖一样，曾经高谈此种保证在作为维护和平工具时的价值。只有劳合·乔治一人曾经指出它的不切实际和危险——而他的警告却被《泰晤士报》（ The Times ）形容为“一种无可慰藉的悲观主义的发泄”，并且说“劳合·乔治先生现在似乎是生活在他自己的一个孤独和遥远的世界中”。
平心而论，应该指出的是，在比较冷静的军事圈内，有许多人对于前途都不存有这一类的幻想。我个人在战争爆发时所写的战略形势研判曾经预测波兰很快就会失败，而法国也不能支持很久，我的结论是：“总而言之，由于我们的战略基础是如此不健全，所以我们也就陷入了一种窘境——这也许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坏的情况。”但在当时，一般人的想法都完全是意气用事，不仅淹没了眼前的现实感，而且掩蔽了长远的考虑。
波兰能否支持得更久一点呢？英法两国对于减轻德国对波兰的压力是否可以做得更好一点呢？如现在所知的，从军事力量的数字表面上看来，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应该是肯定的。以人数而论，波兰足够在其国界上阻止德军的侵入，或至少应能使他们的前进受到长期迟滞。以数字而论，法军也似乎同样地能够击退被留置在西线方面的德军。
波兰陆军共有30个常备师和10个预备师。它同时也拥有不少于12个的大型骑兵旅——不过其中却只有1个是摩托化的。其在数量方面的潜力甚至于要比上述单位数字所表现的还更大——因为波兰几乎拥有250万“有训练的人员”可供动员。
法国所动员的人力相当于110个师，其中常备师不少于65个，包括5个骑兵师、2个机械化师和1个正在编组中的装甲师——其余则均为步兵师。就总数而言，即令扣除了驻防法国南部和北非以对抗意大利可能威胁的部队，法国统帅部还能在其面对德国的北部国境上集中85个师的兵力。此外，他们还可以动员500万有训练的人员。
除了必须兼顾中东和远东的防务以外，英国曾允许在战争爆发时立即送4个正规（Regular）师到法国去——以后实际上送去了相当于5个师的兵力。不过由于海运的问题，以及为了避免空中攻击而必须采取曲折的航线，所以其第一批部队要在9月底才能到达。 （译注：英国所谓“正规”单位就是完全由职业军人所组成的。）
除了小型但素质颇高的正规陆军以外，英国正在着手编组和装备26个师的地方军（Territorial field army）。在战争爆发时，英国政府又已经计划将其总数扩充为55个师。但是这支新军的第一批部队在1940年以前都还不能完成进入战场的准备。就眼前而言，英国的主要贡献仅能采取以海权执行海上封锁的传统形式——此种形式的压力当然要很长久的时间才能收效。
英国有一支刚刚超过600架的轰炸机兵力——比法国要多1倍，但比德国却要少一半——但由于当时飞机的机型和航程都很有限，所以并不能直接攻击德国以产生任何非常有效的效果。
德国动员了98个师，其中52个为常备师，包括6个师的奥国人在内。其余的46个师中，只有10个师可在动员后即能作战。即便如此，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人员又都是仅只服役约一个月的新兵。其他的36个师则主要是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所组成的，他们的年龄都已超过40岁，对于近代化的兵器和战术几乎是毫无所知。他们也非常缺乏炮兵以及其他的兵器。要想把这些师组训完成，使其能够变成真正的作战部队，则必须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比德军统帅部所预计的还要更长，对于此种进度的迟缓已经使德军深感震惊。
德国陆军在1939年尚未完成战争的准备——因为相信希特勒的保证，德军将领们也都感觉到战争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他们本来是主张以彻底训练的干部为基础，逐步完成建军的计划，但还是勉强同意了希特勒想要加速扩军的愿望。不过希特勒却又一再地告诉他们，还是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训练，因为至少在1944年以前，他是绝对无意冒险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与军队的数量相比较，装备也极感缺乏。
但是在战争初期德国人获得了迅速胜利之后，一般的假定都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在兵器和数量上拥有一种压倒性的优势之故。
这第二种幻想销蚀得非常慢。甚至于在战争回忆录中，丘吉尔还是说德国人在1940年至少拥有1000辆“重坦克”。事实上，德军在当时根本上就没有重坦克。当战争发动时，他们只有少量的中型坦克，其重量仅为20吨。他们在波兰所使用的大部分都是重量很轻和装甲很薄的坦克。
只要计算一下，就可以看出波兰和法国当时一共约有相当于130个师的兵力，而德国却一共只有98个师，其中又有36个师是几乎完全没有训练和组织的。以“有训练的兵员”数量来比较，则对德国也就更为不利。惟一足以抵消此种数量劣势的因素，即为德国是居于中央位置，可以把对方的兵力分割为两部分，彼此相距颇远，难于互相支援。德国人可以先攻击对方两个伙伴中的较弱者，而法国人若欲救援他们的盟友，则必须向德国人已有准备的防线进攻。
即令如此，就数量的计算而言，波兰人还是拥有庞大的兵力，足以抵抗德军所发动的攻势——攻势兵力是由48个常备师所组成。在他们后面，还有6个预备师，但战役却结束得太快，所以这些预备部队根本上就没有机会参加战斗。
从表面上看来，法国人似乎是拥有充分的优势足以压倒德军在西线上的兵力，而一直冲到莱茵河上。因为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德国将领们先是感到惊奇，然后就如释重负。因为大多数人在思想上也还是摆脱不了1918年的旧观念，并且也像英国人一样，把法国陆军估计得太高了。
但波兰人是否能够守得住，法国人能否对波兰提供比较有效的援助，若在较严密的分析之下，结论就会完全不同了——这也就是说对于他们内在的弱点，以及在1939年首次实际被使用的战争新技术，必须有较深入的了解。从这种近代化的观点来看，甚至于在事前，即已经可以知道局势的演变是无可挽回的。
丘吉尔在其《大战回忆录》中对于波兰的崩溃曾作下述的评论：
装甲车辆能够抵抗炮兵的火力，能够一天前进100英里，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英国，对于此种新事实的后果几乎都完全缺乏有效的了解。
对于英法两国大部分高级军官和政治家而言，以上的说法可以说是太真实了。但是此种新潜力的首次发现却还是在英国。有一小群进步的军事思想家曾经公开地和不断地对于这种新观念加以提倡和解释。
在其《大战回忆录》的第二卷中，丘吉尔在谈到法国的崩溃时，又曾作了下述的坦白承认，虽然还是不免有一点讳言：
因为许多年来我不曾和官方的资料接触，所以我对于上次大战之后，大量快速重装甲兵力所带来的猛烈革命并无深入的了解。虽然我也略知一二，但那却不足以改变我的旧观念。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声明，出自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对坦克的创造立有如此重大功劳的伟人的笔下。丘吉尔的坦白态度是很可敬佩的。但他曾任财政大臣直到1929年为止。1927年，英国曾在沙利斯贝瑞平原（Salisbury Plain）上组成一支“实验装甲部队”（Experimental Armoured Force），那也是全世界的第一个，用来实验新的理论，因为主张高速坦克战争的人们提倡这些新理论已有几年之久。丘吉尔对于他们的观念也有充分的认识，并且也曾访问在工作中的实验部队，而在以后的若干年内，他还继续和他们保持接触。
对于此种新战争观念的缺乏了解，以及官方的反对态度，在法国尤甚于英国。而在波兰又比在法国更进一步。此种了解的缺乏实为1939年波法两军失败的根源，也是1940年法国更大失败的根源。
波兰官方的军事思想可以说完全是落伍的，其部队的组织形态大致也是如此。他们没有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其旧式的部队也非常缺乏战防炮和高射炮。此外，波兰的领袖们也仍然深信大量骑兵的价值，并对骑兵冲锋的可能性寄以一种病态的信仰。就这一方面来说，他们的思想也许真正是已经落后了80年。因为远在美国内战时，即早已证明骑兵冲锋的无效——不过“战马心怀”（horse-minded）的军人们却始终不肯接受这种教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所有各国的陆军仍然继续维持着大量的骑兵，并希望有一显身手的机会，那可以算是那次静态战争中的一个极大讽刺。
在另一方面，法国人却拥有近代化陆军的许多构成因素，但他们却并不曾把它们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因为他们高阶层的军事思想落后了20年。与他们失败之后所传出来的神话完全相反，他们所拥有的坦克要比德国人在开战时所已经建造的全部数量还要多——其中许多都比德国的坦克体型大、装甲厚，虽然速度可能较慢。但法军的高级指挥部却还是透过1918年的眼光来看坦克——把坦克当作步兵的仆人，或是用作搜察部队以补骑兵之不足。在此种旧式思想的束缚之下，他们也就和德国人完全不同，对于把坦克组成装甲师的工作耽误了很久，因为他们始终只是把坦克兵力分割成为一小撮一小撮的来使用。
法国人，尤其是波兰人，在新式地面部队上的弱点，又因为他们缺乏空军来掩护和支援他们的陆军，于是也就变得更为严重。波兰的情形也许还可以原谅，因为他们缺乏工业资源，但法国人却不能以此为借口。在这两个国家中，空权的需要都是被建立大陆军的主张所压倒——因为在军事预算的分配上，陆军将领的发言居于支配的地位，而他们自然是喜爱他们自己所熟习的那种部队。他们几乎完全不了解地面部队的效力，现在必须有赖于适当的空中掩护。
两国高级将领的自我陶醉也都已达到了致命的程度，这是他们失败的主因。在法国方面，不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培养了他们的骄气，而其他国家的军人也都一致推崇他们的军事知识，于是也就更使他们有不可一世之感。在波兰方面，由于他们在1920年曾经击败过苏联人，所以也就养成了自负的心理。这两国的军事领袖对于他们的军队和军事技术一向都是自以为了不起的，他们那种自鸣得意的态度真是不堪入目。不过凭良心说，法国还有一些青年军官，例如戴高乐上校（Colonel de Gaulle），对于正在英国被提倡的新坦克战争思想曾经表示非常有兴趣。但是那些较高级的法国将领们对于这种英国产生的“理论”，几乎完全不加以注意——这与那些积极研究的德国新派将领们恰好成一强烈对比。 （原注：在战争将要爆发之前，我出版了一本叫作《不列颠的防御》〔 The Defence of Britain 〕的小书，在书中我对于波兰军事领袖们仍然继续信仰骑兵冲锋的情形表示忧虑。结果却引起了他们的愤怒，并促使波兰外交部正式提出抗议。这也可以算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
即便如此，德国的陆军离一种具有真正效率和近代设计的兵力标准也还是差得很远。不仅就其全体而言对于战争并无准备，而其常备师的大部分在组织上也都是落伍的。此外其较高级指挥部的观念也还是有因沿旧辙的趋势。不过当战争爆发时，德国却已经组成了少数的新型部队——6个装甲师、4个“轻装”（机械化）师，以及支援用的4个摩托化步兵师。在总数中这只占极小的比例，但这一点少数兵力却比德国陆军其余的全部兵力都更有价值。
同时，德国的最高统帅部，虽然也是很犹豫的，但却终于承认了此种高速战争的新理论，并且愿意给与它一次尝试的机会。尤其应归功于古德里安将军（General Heinz Guderian）和少数其他人士的热心提倡。他们的辩论说动了希特勒——因为他欣赏任何能提供速战速决的观念。总而言之，德国陆军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惊人的胜利，并非因为他们拥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也非因为他们在组织形态上已经彻底现代化，而是因为他们要比对方略高一筹，这个程度虽然不大，但却非常重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总理克里蒙梭（Georges E.B.Clemenceau）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战争是件太严重的事，不能完全委之于军人。（War is too serious a business tobe left to soldiers.）
这句名言经常为人所引用，而1939年的欧洲情况也给与它以一种新的解释。因为即令对于军人的判断能够完全信任，现在也还是不能把战争完全委之于军人。维持战争的权力，其不论是发动战争的权力，现在已经从军事的领域转移到经济的领域，正好像机器在战场上已经压倒人力，所以在大战略的领域中，工业和经济也的确已经把军事从前台推到后台了。除非从工厂和油田中出来的补给能够源源不断地维持，否则军队就不过是一群毫无生气的乌合之众而已。在外行人眼中看来，赳赳武夫所组成的行列还是威风凛凛的，但在近代战争科学家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一种装在传动皮带上的玩偶而已。而在这一方面也就呈现出一种可以拯救文明的潜在因素。
假使仅只计算现有的军队和军备，则情况就会显得更为暗淡。慕尼黑协定已经改变了欧洲的战略平衡，而且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会使这种平衡对于英法两国非常地不利。不管它们的重整军备计划是如何地加速推进，但在相当长时间之内都还是无法扭转已经形成的劣势。因为在战略天平上不仅是已经取消了捷克的35个装备良好的师，而且同时又放出了原先用来平衡它们的德国兵力。
到1939年3月为止，英法两国在军备方面固然已有若干的增加，但是由于德国吞并了捷克，于是也就顺便接收了其军火工业和所储存的一切军事装备，所以其优势也就更增大。专以重型火炮而言，德国的数量就在一击之下增加了1倍。使前途变得更恶劣的是德意两国的援助已经使佛朗哥能够推翻西班牙的共和政府，于是对于法国的疆界，以及英法两国的海上交通，也都构成一种额外的新威胁。
从战略上来看，除非能确实获得苏联的支援，否则在有限时间之内，是绝无希望可以扭转此种劣势的。同样，从战略上来看，德国若想解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问题，则也就再没有比这个时机更为有利了。但是战略的天平的位置却在经济基础上。在战争压力之下，此种基础能否长久支持德国武力的重量，似乎是有一点疑问的。
差不多有20种基本产品都是战争所必需的：用在一般性生产上的煤，用作动力来源的石油，用来生产炸药的棉花、羊毛、铁，运输方面所需要的橡胶，一般军需品和一切电力装备所必需的铜，用于炼钢和弹药方面的镍，用在弹药方面的铅，制造炸药的甘油，制造无烟火药的纤维质醋酸盐，制造雷管的水银，制造飞机的铝，制造化学仪器的铂，用在炼钢和一般冶金工业上的锑、锰等，用在弹药和机械上的石棉，用作绝缘物的云母，用来生产炸药的硝酸和硫磺等。
除了煤以外，对于这些产品的大量需求，英国本身都无法供应。不过只要海运还能确保，则其中的大部分都可以取自不列颠帝国之内。以镍为例，全世界供应量中约有90%来自加拿大，其余的大部分则来自法属殖民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主要缺乏的是锑、水银和硫磺，而石油资源也不够应付战争的需要。
法国并不能补充这些特殊物质的缺乏，而且它本身也缺乏棉花、羊毛、铜、铅、锰、橡胶和其他几种需要量较少的物资。
对于这些产品中的大部分，苏联都有丰富的供应，但它也缺乏锑、镍和橡胶，而铜和硫磺的供应量也不充分。
在所有的强国之中，地理位置最佳的还是美国。它生产了世界石油总供应量的2/3，棉花约一半，铜也接近一半。至于仰仗于外来的就只有锑、镍、橡胶、锡，以及一部分的锰。
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情况则恰好与此成一强烈对比。意大利对于其所需的一切产品，几乎都要从国外大量输入，甚至于连煤也不例外。日本对于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也不相上下。德国国内完全不产棉花、橡胶、锡、铂、铁矾土、水银和云母，而其铁、铜、锑、锰、镍、硫磺、羊毛和石油的产量也都不丰富。在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其在铁苗方面的缺乏已获相当的改善，又因为干涉西班牙内战，遂乘机运用有利的条件在该国获得一个新的铁苗供应来源，而且还有水银——不过这却必须依赖其海运的能力。此外，利用一种木质的代用品，德国对于羊毛的需要已可满足一部分。另外在不惜成本要比天然产品远较昂贵的条件之下，德国也利用人工产品满足其橡胶需要量的1/5和石油需要量的1/3。
当陆军日益依赖摩托化的运输，而空军又已变成了军事力量中的必要因素时，这也就是轴心国方面在战争潜力上的最大弱点。除了以煤为原料来提炼人工石油以外，德国从其本国的油井中大约只能获得50万吨的石油，而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所获得的数量则更微不足道。为了补足其平时需要，它每年必须从国外输入近500万吨的石油，其主要来源为委内瑞拉、墨西哥、荷属东印度、美国、苏联和罗马尼亚。对于前四者的任何一国在战时都是不可能运到的，而对于后两者也就必须使用征服的手段。此外，据估计，德国的战时需要量每年将超过1200万吨。所以人工燃料的生产无论如何地增加，也都无法满足这样巨大的需求。只有在无损毁的状况之下，夺占罗马尼亚的油田（能生产700万吨），然后对于这种缺乏才有解决的希望。
假使意大利也进入战争，则其需要将使石油差额变得更大。在战时，它每年可能要有400万吨才够用，即令意大利的船只愿意冒险越过亚德里亚海，从阿尔巴尼亚所能获得的数量也还不过只相当于这个总额的2%。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前途虽然已经变得如此暗淡，但由于德意两国的资源不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所以也就多少还有一点乐观的理由。假使对抗它们的国家在战争爆发之初，能够抵抗其猛烈的攻势以待援助的到来，则胜利也就仍然有望。总之，轴心方面的命运就要看战争能否速决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