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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1日，全世界的报纸都登载出下述的新闻：英国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内阁，正在改变其绥靖和孤立政策，并以维持欧洲和平为目的，已向波兰提出保证，将保卫该国以对抗任何来自德国方面的威胁。
但是9月1日，希特勒已越过波兰国界前进。两天以后，经要求其撤兵无效后，英法两国也就参战了。另一次欧洲大战已经发动——而且终于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方同盟国在进入战争时是具有一种双重目标的。其当前的目的就是履行他们维护波兰独立的诺言。其最后的目的则为消灭一个对他们本身的潜在威胁，从而确保自己的安全。结果是两个目的都没有能够达到。他们不仅未能阻止波兰被蹂躏，继而又受到德苏两国的瓜分，而且经过6年苦战之后，虽然能以表面的胜利为结束，但却还是被迫承认苏联对波兰的支配地位——而放弃了他们对于曾经比肩作战的波兰人的保证。
同时，所有一切用来毁灭希特勒德国的努力，结果也就使欧洲变得如此的残破和衰弱，以至于当它面临着一个新的较大威胁时，其抵抗力也就大不如前——于是英国，连同其所有的欧洲邻国，都已经变成美国的穷亲戚。
这些都是铁硬的事实，作为胜利追求的基础是如此充满了希望，而其达成却又是如此的痛苦——在把美苏两国的巨大力量引入以对抗德国之后，其结果就是如此。这种结果也就粉碎了那种以为“胜利”就是和平的流行幻想。它也重新证明了“殷鉴不远”这句话，那就是说胜利只不过是“沙漠中的蜃楼”（a mirage in the desert）——当使用近代兵器和无限方法来打一个长期战争时，则此种沙漠即为其所创造的产品。
在尚未分析战争的起因之前，对于战争的后果是值得首先加以清查的。在认清了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之后，就使我们对于战争是怎么产生的问题更能作较现实的观察。就纽伦堡战犯审判（Nuremberg Trials）的目的而言，只要假定战争的爆发以及其一切的发展都纯粹是由于希特勒的侵略，也许就够了。但这却是一种太简单和太肤浅的解释。
希特勒并不想制造另一次大战以达到其目的。他的人民，尤其是他的将领，对于任何这一类的冒险都是深感畏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创痕。强调此种基本事实，并非是想替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洗刷，也不是想减轻许多甘心跟着他走的德国人的责任。希特勒虽然是异常地骄横，但当他在追求其目标时，却又还是极端地慎重。而军事将领则比他还更要谨慎，对于任何可能挑起全面冲突的步骤都是感到非常焦虑的。
战后有一大部分德国档案都已被俘获，而且也可供研究之用。这些文件显示出德国人对于他们自己有无能力进行一次全面战争是深感怀疑和不信任的。
1936年，当希特勒主张重占莱茵河岸非军事化地区时，德军将领们对于他的决定和可能挑起的法国反应感到十分忧惧。由于他们的抗议，结果最初只派遣了少数象征性的部队来作为一种试探。当希特勒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想要出兵援助佛朗哥时，德军将领们对于可能引起的危险又再度提出了新的抗议，结果希特勒也就同意限制其所给予的援助。但是在1938年3月，当希特勒决心向奥地利进军时，他却不理会那些将领们的反对。
不久以后，希特勒又宣布他决心压迫捷克斯洛伐克归还苏台德区（Sudetenland）。于是当时的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Gen. Beck）就草拟了一项备忘录，其中指出希特勒的侵略扩张计划必然会产生一次世界浩劫，而使德国也化为废墟。这份文件在高级将领的会议中宣读并获得他们的赞同后，送请希特勒考虑。当看到希特勒对于他的政策并未表示任何改变的迹象时，贝克遂辞去了参谋总长的职务。希特勒向其他的将领们保证，英法两国决不会为捷克而战，但他们并不信服，于是着手计划一次军人政变，想要拘捕希特勒和其他的纳粹党领袖以避免冒战争的风险。
但是张伯伦却使他们的计划受到了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他不仅接受了希特勒对于捷克问题的一切要求，并和法国人一致同意坐视那个不幸的国家受到德国的吞并。
对于张伯伦而言，慕尼黑协定（Munich Agreement）的意义即为“我们时代的和平”。对于希特勒而言，那是一个更进一步和更伟大的胜利，这又不仅是对于其国外的对手，而尤其是对于其本国的将领为然。当他们的警告如此一再地为他的那种无敌的和不流血的成功所否定之后，他们也就自然地丧失了信心和影响力。同样的，希特勒本人对于其一帆风顺的成功也就自然地有了踌躇满志之感。即使当他也考虑到再进一步冒险是有引起战争的可能时，他还是会感觉到那最多不过只是一个小型和短期的战争而已。成功毒素的累积作用已经使他丧失了戒惧的心理。
假使他真是企图发动一次包括英国在内的全面战争，那么他就应该会全力来建造一支能够向英国海权挑战的海军。但事实上，他对于德国海军的建设甚至还不曾达到1935年英国海军条约所容许的限度。他经常向其海军将领保证说，他们可以完全不考虑任何和英国交战的危险。在慕尼黑会议之后，他告诉他们说，至少在今后6年之内是不会和英国发生冲突的。甚至于在1939年的夏天，甚至于延迟到8月22日，他还是一再作这样的保证——尽管其信心已经有一点动摇。
既然希特勒是如此希望能够避免大战，然则他为什么又还是陷入这种漩涡而不能自拔呢？希特勒的侵略野心既非惟一的答案，也非主要的答案。西方国家的那种亲切态度一向使他受到鼓励，但到了1939年的春天，西方国家却突然地改变了它们的态度。这种改变来得如此的突然和出乎意料，所以也就使战争变得必然无可幸免。
假如你容许任何人在锅炉下面不断地加煤，直到蒸汽压力已经超过了危险点，则引起任何爆炸的真正责任也就应该由你负担。此种物理学中的真理对于政治学也同样地适用——尤其是以对国际事务的指导为然。
自从1933年希特勒当权之后，英法两国政府对于这个危险的独裁者所作的让步远超过他们过去对于德国前民主政府。每次他们都表现出由于怕麻烦而把困难问题搁置起来——为了眼前的舒适而不惜牺牲将来。
在另一方面，希特勒对于他的问题却正在作过分合于逻辑的思考。其政策的路线是受到一种理想的指导，这种理想收容在一种“神圣的誓约”（testament）之内，他在1937年11月曾经加以解释——其译文保存在所谓《霍斯巴赫备忘录》（ Hossbach Memorandum ）之内，其基础就是深信德国需要较多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以容纳其正在增长的人口，否则就无法维持其生活水准。他认为不可能希望使德国本身自足，尤其是在粮食供应方面。德国也不可能用向国外采购的方式来满足其需要，因为它没有那样多的外汇可供挥霍。在世界贸易中争取较高地位的机会也非常有限，因为不仅他国有关税壁垒，而且德国本身的财力也极感缺乏。何况这种间接补给的方法将使德国必须依赖外国，于是到了战时就会有挨饿的危险。
希特勒的结论认为德国应在人口稀少的东欧地区中去获得较多的“农业有用空间”。若希望有人自愿把这种空间让与德国，那实在是一种幻想。他说：“古今的历史——罗马帝国、不列颠帝国——已经证明任何空间的扩张都必须冒险和击破抵抗……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可能找到没有主人的空间。”这个问题至迟在1945年以前必须求得解决——“过此以后我们就只可能期待每况愈下的改变了。”一切可能的出路都将会被阻塞，而粮食危机却会日益严重。
希特勒最初的愿望只是想收回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丧失的领土而已。这种理想当然是已经超过那种愿望远甚，不过若说西方政治家对于这些理想完全不知道，那却绝非事实，尽管他们后来假装是那样的。在1937年到1938年之间，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私下讨论中都是很坦白现实的，尽管在公开的场合发言时并非如此，而在英国的政界也已有许多的议论，主张容许德国向东扩张，以便减轻对西方的威胁。他们对于希特勒寻求生存空间的愿望是寄予极大同情的——而且更希望他知道。但他们却不去思考若不使用优势武力的威胁又如何可以劝诱土地所有人让步的问题。
德国方面的文件显示，1937年11月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的访问，使希特勒获得了特别的鼓励。哈里法克斯是当时英国的枢密院院长（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在内阁中的地位仅次于首相。依照谈话记录，他曾经使希特勒了解，英国将容许他在东欧有行动的自由。也许哈里法克斯的原意并非如此，但他所给予希特勒的印象却的确是如此——而这也证明是极其重要的。
于是，在1938年2月间，艾登（Antony Eden）因为一再地和张伯伦意见不一致，而被迫辞去外长的职务——某次当艾登表示反对意见时，张伯伦的回答是请他“回家去吃一颗阿司匹林”。哈里法克斯被指派接替艾登的外长职务。几天之后，英国驻柏林大使韩德逊爵士（Sir Nevile Henderson）奉命晋谒希特勒作一次密谈，那也就是哈里法克斯11月会谈的延续，其所传达的内容为英国政府对于希特勒想基于德国的利益而改变欧洲的愿望深表同情——“英国现政府具有一种敏锐的现实感”。
从文件上表现出来，这些事件刺激了希特勒的行动。他认为绿灯已经发亮了，可以允许他向东前进。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结论。
当希特勒进军奥地利并将该国并入第三帝国的版图时，英法两国政府所表示出来的欣然同意态度使希特勒获得了进一步的鼓励。（这次事变中惟一美中不足的是希特勒的许多坦克在前往维也纳的途中抛锚了。）事变之后，苏联曾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来研究对抗德国前进的集体安全计划，但却遭到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的拒绝。当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又使他获得了更多的鼓励。
这里又必须再度说明，当对捷克的威胁在1938年9月开始表面化时，苏联政府又曾通过公开和私人的途径，表示愿意和英法两国共谋保护捷克的对策。这个建议还是不曾受到理会。此外，当慕尼黑会议在决定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时，苏联又被摒弃在门外。这种“冷遇”（Cold-Shouldering）在次年也就产生了足以致命的后果。
9月间，当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时，英国曾作强烈的反应，甚至于作部分的动员。由于英国政府早已同意让希特勒东进，所以此种反应也就使希特勒深感骇异。但当张伯伦接受了希特勒的要求，并积极帮助他对捷克强制执行其要求之后，希特勒遂又认为英国的那种反应不过是一种保全面子的行动——只是为了应付英国由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所领导的舆论，那大部分都是反对政府的姑息让步政策。法国人的消极态度也使希特勒获得同样的鼓励。在所有的欧洲小国中，捷克算是拥有最精锐的兵力，对于这样的同盟国，法国人既然都可以弃如敝屣，那么它们似乎也就更不可能为了保护其在东中欧的同盟体系残余部分而投入战争了。
所以希特勒认为他可以安全地提早完成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然后再继续向东前进。
最初他并不想对波兰采取行动——尽管该国所据有的德国失地是面积最大的。波兰，也像匈牙利一样，曾经帮助希特勒威胁捷克的后方，所以也就促使捷克不得不向希特勒屈服——而且波兰也乘机获得了一片捷克的领土。希特勒的原意是准备让波兰暂时做他的帮凶，其条件为波兰应把但泽港（Danzig）归还德国，并允许德国有一条通过“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以到达东普鲁士的自由道路。从希特勒的观点来看，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真是非常温和的要求。但是在那年（1938）冬天的一连串讨论中，希特勒发现波兰人很顽固，不肯作任何这一类的让步，而且对于自己的实力颇有夜郎自大之感。即便如此，希特勒还是继续希望在进一步的谈判之后，可以使波兰人就范。直到1939年3月25日，希特勒还告诉他的陆军参谋总长说他“不想使用武力来解决但泽问题”。但是由于他在一个不同的方向上采取了一个新的步骤，而引起英国人也采取一个意想不到的步骤，这样才使希特勒改变了他的原意。
在1939年最初几个月内，英国政府的首长们感觉到心情相当愉快，这是他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所未有的。他们自欺地以为英国的加速再武装、美国的重整军备计划和德国的经济困难已经使危险日益减轻。3月10日，张伯伦私下发表他认为和平的前途是从未有像目前这样光明的意见，并且说他希望在年底以前可以安排一次新的裁军会议。次日，霍尔爵士（Sir Samuel Hoare）就在一次讲演中充满了希望地暗示，世界正在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他过去曾任外长，是艾登的前任，现在充任内政部长。部长们都纷纷向朋友和批评者保证说，德国的经济困难已经使它不能从事战争，它注定了必须接受英国政府的条件以换取援助，这种援助将会采取一种商约的形式。有两位阁员——史坦利（Oliver Stanley）和哈德森（RobertHudson），正要启程前往柏林去安排商约的谈判。
在同一星期内，《笨拙》（ Punch ）画报上刊出了一幅卡通画，表示“约翰牛”（John Bull）正从噩梦中惊醒，而最近的“战争恐怖”却已经从窗口中飞走了。 （译注：《笨拙》为伦敦的著名讽刺画刊，“约翰牛”为英国的外号。） 在1939年“3月15日”（Ides of March）之前的一个星期中，英国所弥漫着的荒谬乐观幻想简直是前所未有的。
当此之时，纳粹党人却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培养独立运动，促使其内部分裂。3月12日，斯洛伐克人（Slovaks）在其领袖狄索神父（Father Tiso）到柏林谒见希特勒之后，就正式宣布独立。更盲目的是波兰的外交部长贝克上校（Colonel Beck），居然公开表示他对于斯洛伐克人的充分同情。3月15日，在捷克总统已向希特勒屈服，同意在波希米亚（Bohemia）建立一个“保护国”（Protectorate）的要求之后，德国部队遂立即开入布拉格（Prague），并占领了这个国家。
在前一年的秋天，当慕尼黑协定作成时，英国政府曾自动保证捷克斯洛伐克可以不再受侵略的威胁。但现在张伯伦却告诉下议院说，他认为斯洛伐克的独立已经使这个保证失效，所以他觉得英国不再受此种义务的约束。尽管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但他向下议院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应“改变”英国的政策。
但是在几天内，张伯伦却作了一个完全的“转变”——那是如此地突然和彻底，所以全世界都为之愕然。他突然决定阻止希特勒的任何进一步行动，并在3月29日主动向波兰表示愿意支援它来对抗“任何威胁波兰独立的行动，以及任何波兰政府认为有抵抗必要的行动”。
什么是造成张伯伦这样冲动的主要因素，无法从根本上推测——也许是群情愤激的压力，也许是张伯伦自己内心中的怒火，或者是因为受到了希特勒的愚弄而感到愤怒，又或者是对自己在众人的面前像一个傻瓜而感到羞耻。
那些一向支持安抚政策的英国人，也大多数都产生了类似的激烈反应——而一向不信任此种政策的另一半英国人所作的非难，则更使此种反应趋于尖锐化。在普遍的愤激情绪之下，英国人开始团结一致，不再有意见分歧。
此种无条件的保证把英国的命运放在波兰统治者的手中，那些人的判断力是非常地不可靠和不稳定。而且，除非有苏联的援助，否则此种保证根本上不可能履行，但英国政府事先却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发现苏联是否愿意给予此种援助，以及波兰是否愿意接受此种援助。
当内阁被要求批准此种保证时，甚至于连参谋首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实情报告书也都不曾过目——那份报告书也许可以使人明白，要想给予波兰以任何有效的保护，实际上将是怎样地不可能。 （原注：不久以后，贺尔–贝利夏先生〔Mr. Hore-Belisha〕就曾经把上述的情形告诉我，他是当时的军政部长。比费布罗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也曾把同样的消息告诉我，他是听到其他的阁员说的，当时他还没有入阁。） 不过即令那些阁员能够看到参谋首长的报告书，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氛之下，其所作的决定也还是照样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
当此种保证在英国国会中交付讨论时，它也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劳合·乔治（Lloyd George）是惟一发出反对呼声的人。 （译注：劳合·乔治为英国政治元老，曾任第一次大战时的战时首相。） 他提出警告说，在尚未确实获得苏联支持之前就作如此超过限度的承诺，实在是一种自杀的愚行。对波兰的保证的确使世界大战提早爆发，它将最大的诱惑和最明显的挑拨合而为一。它刺激希特勒想要证明对于一个西方所达不到的国家，此种保证将是毫无用处的，它又使顽固的波兰人更不愿意向希特勒作任何让步，同时又使希特勒无法打退堂鼓，因为那将使他失去面子。
为什么波兰当局会接受这种致命的保证呢？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于自己的落伍兵力所具有的威力抱着一种荒谬的夸大想法——他们居然高谈“骑兵远征柏林”的神话。另一部分则是由于个人的因素：不久以后，贝克上校曾经说过，他在弹去两次香烟灰的时间内，就决定了接受英国的保证。他解释说，在他一月间和希特勒会晤时，感觉到希特勒说但泽必须归还的语气，实在是很难受，所以当英国的建议传达到他时，他立即想到这是还击希特勒一个耳光的好机会。这种冲动是太典型化了，民族的命运常常是这样决定的。
现在惟一避免战争的机会就是要看是否能够获得苏联的支援——苏联是惟一能够给予波兰以直接支持的强国，所以也就可以对希特勒构成一种吓阻。但是，尽管情况是这样地迫切，英国政府所采取的步骤还是拖拖拉拉，毫不认真。张伯伦对于苏联具有强烈的厌恶心理，而哈里法克斯则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反感，而他们两人对于苏联的实力估计过低，其程度恰与对于波兰的实力估计过高如出一辙。假使说现在他们已经承认与苏联之间的防御安排是有必要的，他们却仍然希望能够依照自己的条件来安排，殊不知自从他们不假思索地给予波兰以保证之后，他们自己的地位已经非常不利，所以必须依照苏联的条件始能得到它的合作——假使说他们还不了解这一点的话，毫无疑问斯大林却是完全了解的。
除了英国当权者的犹豫不决以外，波兰政府以及其他的东欧小国，也都反对接受苏联的军事支援——因为这些国家害怕苏联军队的增援即无异于外敌的侵入。所以英苏谈判的步调简直像送葬队伍的行进一样缓慢。
希特勒对于此种新情况的反应却是完全不同。英国的强烈反应和加倍的整军措施使他震惊，但所产生的效果却和英国人所想像的完全相反。因为希特勒感到英国人已经开始反对德国向东扩张，他害怕若再耽搁就有被阻止的危险，所以他的结论就是必须加速其争取生存空间的行动。但应如何行动才不至于引起全面战争呢？他的答案是受到他个人对于英国历史知识的影响。希特勒想像中的英国人是头脑冷静，具有理智，其感情是受到头脑的控制而不会轻举妄动的，所以他认为除非能够获得苏联的支援，否则英国人连做梦也都不会考虑到为波兰而投入战争。所以，希特勒决心暂时忍受对于共产主义的一切仇恨和恐惧，而倾其全力来讨好苏联，使其确保中立。这是一个比张伯伦还更奇特的向后转行动——具有同等的致命后果。
希特勒对于苏联的勾引行动很易于成功，因为斯大林对于西方早已心存怨怼。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在1938年给予苏联人的冷遇，很自然地会引起他们的反感，尤其是当希特勒进军布拉格之后，他们对于联防同盟所作的新建议又不为英国所重视，而当此之时，英国政府却赶忙去和波兰达成单独安排。再没有比这种方式更能加深苏联人的疑虑和猜忌了。
5月3日，有消息传来，说苏联的外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已经被免职，这是一个除了瞎子都能认清的警告。李维诺夫一直都是提倡与西方合作以抵抗纳粹德国的领袖人物。接替他的人是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据报导他是宁愿和独裁者打交道而不愿意和自由民主国家合作的。
苏联—纳粹协商的试探开始于4月间，但双方的行动都是异常地慎重——因为彼此间都还是互不信任，并且都认为双方的目的只不过想尝试阻止对方不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而已。但是英苏谈判的迟缓进度却鼓励德国人去利用此种机会，加速他们的步调，加紧他们的追求。不过直到8月中旬，莫洛托夫还始终不肯作任何承诺。然后才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也许是出于德国人的主动，他们不像英国人那样犹豫不决，而决心接受斯大林的条件，尤其是容许他在波罗的海方面有自由行动的权利。同时也和下述的明显事实有关：希特勒对于波兰的行动决不能迟过9月初，因为过此天气就可能会把他陷住。所以德苏协定迟到8月底才签订，也就是保证没有时间来让希特勒和西方国家再来一次“慕尼黑协定”——那是可能对苏联构成危险的。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Jachim von Ribbentrop）飞往莫斯科，接着德苏条约就签字了。它还附有一份秘密协定，内容是决定波兰由德苏两国瓜分。 （译注：里宾特洛甫为当时德国的外交部长。）
这个条约使战争必然爆发，尤其是因为在时机上是已经如此迫切。希特勒对于波兰问题的决定是不可能再撤回的，否则在莫斯科就不免要严重地丧失面子。此外，由于在7月底张伯伦又派了他的亲信顾问威尔逊爵士（Sir Horace Wilson）和希特勒就英德条约的问题进行私下谈判，所以也就更使他相信英国政府不会为了保存波兰而冒险去作一次显然毫无希望的斗争，同时也不可能真正想把苏联引入这种情况。
但是苏德条约的签订，在时机上是如此地延迟，对于英国也就未能产生希特勒所预期的效果。反之，它却激起了英国人的“牛脾气”——那是一种盲目的决心，不计一切后果。在这种感情激动的情况之下，张伯伦也就不可能坐视，否则不仅失言而且丢脸。
斯大林完全明了西方国家一向都在鼓励希特勒向东扩张——即朝着苏联的方向。他很可能认为苏德条约是一种足以把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引向相反方向的方便的工具。换言之，采取这样微妙的一着，他可以引诱他远近的敌人互相冲突。至少还应该能够减轻对苏联的威胁，而且甚至可以使他们两败俱伤，好让苏联坐享渔人之利。
这个条约固然使德苏两国之间少了一个作为缓冲国的波兰——但苏联人却一向认为波兰对于他们不仅不是一道屏障，反而可能会变成德国侵入苏联的矛头。若与希特勒合作共同征服波兰，然后再将其瓜分，则不仅是收回1914年以前旧有国土的最佳途径，而且还可以把东波兰变成一道缓冲地带，虽然比较狭窄，但却是由他们自己的兵力来据守的。那似乎是一个比独立的波兰国更为可靠的缓冲。这个条约也替苏联占领波罗的海3个小国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的行动铺路，于是缓冲地带也就可以获得进一步的拓宽。
1941年，当希特勒横扫苏联如入无人之境时，斯大林在1939年所采取的步骤，也就使人感觉到那实在是一种近视的愚行，几乎送了性命。也许斯大林把西方国家的抵抗能力估计得太高，认为他们有能力把德国的实力消耗得差不多。同时，也很可能他是把自己兵力的初期抵抗能力估计得太高。尽管如此，但若对以后的欧洲情况作一番观察，则他这一着对苏联不利的程度又似乎并不像1941年所想像的那样厉害。
反之，对于西方，那却是带来了无限的损失。面对着一个如此明显的爆炸情况，西方的政策却是拖延和轻率兼而有之，所以当国诸公实在是不能辞其咎。
丘吉尔在其《第二次大战回忆录》中，对于英国的投入战争有很精辟的评述。他在叙述了英国如何容许德国再武装和如何容许德国吞并奥国和捷克，以及如何同时又拒绝苏联的联合行动建议之后，这样写道：
……当所有一切的援助和利益都已丧失殆尽之后，英国才开始牵着法国一同保证波兰的完整——这个贪鄙的波兰，仅仅在6个月之前，还曾在捷克趁火打劫。若在1938年为捷克而战，那还是很合理的。当时德国陆军能用在西线上的精兵可能只有6个师，而法国兵力则约有六七十个师，所以一路长驱直入越过莱茵河，甚至于进入鲁尔地区，都是非常可能的。但当时大家却认为这种想法是鲁莽的，不合理的，缺乏近代化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但现在却终于有了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宣布他们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以保证波兰的领土完整。有人告诉我们，历史主要的就是一种人类罪恶、愚行和不幸的记录。尽管如此，要想找到与此类似的例证也许还是很困难的，五六年来，所采取的都是绥靖政策，现在却于一夜之间作了一个突然的和完全的转变，决心在远较过去恶劣的条件上和最大的规模上，接受一次显然即将爆发的战争……
这就是最后的决定，其作成的时机可能是最恶劣的，其作成的理由也是最难令人满意的，但其将使千万人受到屠杀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是一个对张伯伦的愚行所作的明确判决，根据“后见之明”（Hindsight）写成的。因为丘吉尔本人，在那种群情鼎沸之时，也曾支持张伯伦主张英国保证波兰的政策。这是太明显的事实，在1939年，他也像大多数英国领袖一样，行动是以热情的冲动为基础——而不是以冷静的判断为基础，后者却曾经一度是英国政治家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