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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用上述那种与他的历史哲学论证框架并不非常一致的思考，给“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画上句号。在理论上对社会支配自然的理性潜能的那种信任，使这篇文章具有一种充满信心的基调。最终，这种信任不得不给一种未曾预料到的对当前状况的悲观主义的判断让路，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后自由主义阶段表明了一种变化了的生活情况。计划经济式的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小企业主手中夺走了经济决策权，将之托付给大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种资本主义的形成使个人的社会化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自由资本主义中，企业主的权威来自这种直观和有效的决策权。随着这种权力的丧失，他失去了其身份在认知和道德方面的支柱。在此之前，懵懂的儿童能根据企业主人格在家庭中的典范性的表现，形成一个稳定的、受道德引导的自我。在这种人格的削弱过程中，整个社会的个性结构逐渐转变。霍克海默从独立的小企业主的这种时代性的削弱中看到了个性终结的历史趋势：
所有权的单纯的持有人一旦脱离现实的生产并失去其影响，他们的活动范围就变得狭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他们的个性变得与他们在社会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越来越不相称；最后，他们凭借所有权获得的那部分财产，除了能对其本身的扩大真正能够起到一些作用之外，看来对于社会是没有益处的，在道德上是令人质疑的……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就连这样一种个人的相对独立性也成为过去的事。个人不再有任何自己的思想。无人真正相信的那种大众信仰的内容，是在经济和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官僚的直接产品，它的信徒暗地里只是追求他们孤立的、因此并非他们真正的利益；他们如经济机制的功能那样行事。
霍克海默撇开阶级所特有的一切差异
，从经济决策权不断集中的过程中推断出社会化了的个人的人格丧失的结论：当资本垄断化的过程在占据主体在经济上的自由活动余地的同时吸取了文化机构的效率之时，行为的控制权就从个人的良心间接转移到社会管理的计划机关手中。主体可能越来越不受通过社会化形成的超我的引导，因此越来越直接地暴露在外在的范例的影响之下。不过，这个社会心理学假设的背景如今其实不是经济上的权力集中过程本身，而是集权国家制度在全球范围的建立。霍克海默首先从周遭一堆堆为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式的掌权人物欢呼鼓掌的报刊书籍中，看到了那幅在他这篇纲领性的文章中不断浮现的受统治机构从外部操纵、引导的大众的图景。这种受到对美国文化工业的切身体会补充的对全球的、由受压迫的主体共同支持的统治制度的认识，从此给批判理论的自身认识和构想打上烙印。
1941年不得不停止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在其最后的年卷中刊载了霍克海默的两项研究，二者都明确表达了其理论改变了的自我意识。《艺术和大众文化》一文标志着霍克海默文化理论的一个转折点。现在，“文化”不再是自身能动的社会化媒介的一种制度化结构的集合名词。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在此期间侵入文化机构内部，使这些机构对社会行政管理上层施加的直接影响完全敞开，所以，文化上层建筑丧失了它“相对的抵抗力”。
从此为霍克海默使用的“大众文化”这个概念记录了这个文化再生产的新阶段：他把伴随新的再生产技术而生的大众艺术和通过垄断方式组织起来的娱乐工业称为制度复合体，通过这个复合体，个人的需求能够被随意操纵，引导行为的规范能够通过综合而被生产出来。不过，霍克海默认为，最终从这些新的文化机构中消失的那种抵抗力似乎集中到了现代艺术作品中。审美产品这个狭小的部门，在当代独自承担着文化上层建筑的那种保护身份的自由空间过去从总体上所拥有的解放的功能。因此，“新艺术”的概念是霍克海默改写了的文化理论的第二个中心：它表明了“审美的艺术作品”，表明了“一种孤独和绝望的生活的纪念碑，这种生活没有通向他人意识的桥梁，也没有通向自己意识的桥梁”。
当代文化使社会化了的主体不受任何保护地暴露在统治机器的要求下，因为它不再能为他们提供形成个性的资源。操纵性的文化工业和缺乏交往（kommunikationslos）的艺术作品是当代文化的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方面。
霍克海默在杂志的最后年卷发表的第二篇名为《理性的终结》
的文章，粗略地勾勒出一种试图赋予这种已经改变了的文化理论以与之相符的解释框架的历史哲学。在自我持存这个概念中，劳动范畴同样构成这种修改之后的历史哲学的基础。然而，霍克海默现在借此勾勒的不是人类支配自然的那种解放过程，而是理性自我毁灭的过程。他的论证依据的是这样的信念，即人的思维从一开始就是为主体的自我持存服务的。这个思想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毁灭理论的关键：随着计划经济式的资本主义中一切经济决策权的垄断和独裁国家中一切政治决策权的集中，个体身份的境域已经极度萎缩，以至于它已经不再允许培育有目的的利益和规范性的导向，所以，目的合理的思想——它从前帮助人类通过技术对外部自然进行支配并对自己内在秉性进行巧妙的规训——似乎被从行动着的主体中剥离出去。主体的人格在多大程度上分裂，工具理性——原本是人类支配自然和控制自己的理性工具——就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大工业的自我维护”的工具。
人如今作为他自己理性的牺牲品无能为力地屈从于这种无主体的对策性和技术性思维的系统。因此，霍克海默从现代的厄运出发，揭示了人支配自然的做法所深陷的不足之处：“新的、法西斯主义的秩序是这样一种理性，在其中，理性自身被揭露是非理性。”
在那个用工具理性批判的思想来支持文化理论对当前状况的判断的论证过程中，霍克海默已经积累了从此将赋予批判理论以一种改变了的形式的一切题材。霍克海默以他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最后两篇论文所探索性地涉足的，正是他的思想的一个新阶段。
人类理性自我毁灭的思想、人格毁灭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大众文化的概念以及审美艺术品的思想是这样一种社会理论的基石，它把从同时出现的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统治中获得的重要体验作为其最深层次的内容。
但这一理论的杰出代表却不是马克斯·霍克海默，而是特奥多尔·W.阿多诺。阿多诺的思想，从它本身一直到其表现形式都打上了这样一种历史体验的烙印，即当代是一场社会文化灾难。与30年代的霍克海默的那种批判不同，他的理论的关键之处不是那种对革命预期的失望，而是对文明过程的灾难性关头的震惊。阿多诺把他当时的社会形势视为统治走向集权的时刻。在从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法西斯主义的德国直到国家资本主义的美国的政治权力系统中，他发现了一种独特的统治事件的统一体；于他而言，苏俄革命骤然转变成斯大林的独裁国家官僚制，法西斯主义的权力机器在欧洲中部以恐怖主义的手段建立起来，以及美国资本主义表面上毫无阻碍的增长，这些只不过是一种通向集权统治巅峰的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形式。
对于这种世界历史的趋同可能的历史哲学提问，是阿多诺的社会理论的动机。
阿多诺活动的历史哲学领域从一开始就与霍克海默的领域不同。在30年代，使他发生兴趣的就是霍克海默拟就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纲领的最初草案时遇到的那些理论问题。对于霍克海默的社会研究所的最初的这个纲领，对于这种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形势的跨学科的、以实践为取向的研究，阿多诺即使不持怀疑的态度，也是漠不关心的。
阿多诺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那些音乐社会学的论文，遵循的是与大众文化理论相反的路线。
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从标准化地制造出来的艺术产品的那种商品特征来阐明大众文化的整合功能的任务。这种对人们那种退化式地接受与单纯的商品消费交融在一起的文化享受的方式进行批判的努力，直接受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拜物教的分析的影响。另一方面，阿多诺早期的哲学论著——它们大多是大学生涯的学术作业，已经站在工具理性批判的路线上。
在这些论著中，他采取了这样的尝试，即为一种根据社会特定的行动格式（Handlungsfiguren）来阐释异化世界的哲学设计出一整套方法上的工具；历史图景（geschichtliches Bild）和配置语言（configurative Sprache）（它们应该是一种抛开了支配性精神的解释技术的工具）的概念，是对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注释学方法论的一种间接的模仿。
具有拜物教批判性质的大众文化理论和解释人类自然史的那种无意识过程的注释学思想，这两组主题在40年代的批判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它们使阿多诺终其一生对一种受实证检验的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的项目持矛盾态度，但它们从此以后成为那个主导社会研究所的理论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理论这种新版本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历史哲学，阿多诺希望借助它来解释集权统治的这种历史性的来临。它以某种方式颠倒了霍克海默最初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纲领草案基础的那种历史哲学的主导观念。
阿多诺如此严格地把种种不同的集权统治的同时建立作为他的理论的历史出发点，以至于使它们成为历史建构的主题性的境域。马克思把他揭示出来的那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生产关系视为重建人类历史的范畴上的关键，阿多诺以同样的方式，把在他那时已经变得一清二楚的那种统治关系解释为这样一种结构模式，借助它的发展过程，人们能看出整个文明进程的那个隐秘的逻辑：批判理论从此是“从法西斯主义的当代出发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人类的厄运暴露在阳光之下”。
从这个绝望的角度看（事实表明，当德国法西斯主义被战胜时，阿多诺仍然持这个角度），文明的进步表现为人类退化的那种隐蔽的过程；在显而易见的生产力日积月累的提高中，社会文化的演变使人们产生的那种不断进步的印象，表明自己原来是人类历史退步的漫长的活动。阿多诺从其实质出发把这个过程冠名为“倒退的人类起源”（Anthropogenese），它构成了他的历史哲学的内部组织原则。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于40年代初共同撰写的《启蒙辩证法》，尝试以文集这种不成系统的形式来记录对倒退的人类历史的历史哲学体验。该研究的主要素材来自荷马的《奥德赛》、萨德的小说、康德和尼采的论文等文学和哲学著作；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从思想史的这些间接的见证，而不是从社会历史的原始材料，来重构欧洲文明进程的经过。那个没有言明的指导对该研究的文献进行阐释的基本概念，是工具合理性的概念；它具有这样的功能，即解释文明退化过程的起因和动力。从此以后，这种局限于客体化思维的“合理性”范畴，构成阿多诺社会批判理论的钥匙。他与霍克海默一起，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归纳得出这个范畴，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应容许从日益物化的那种理论视角来考察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以及整个文明进程。在从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到阿尔佛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的马克思主义资本分析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意识形态是在对商品交换进行抽象的压力下发展出来的，在这些压力之下，行为主体在其需要和感受的相互观察（reziproke Absehung）过程中被对方视为“物”
；而在《启蒙辩证法》的总括性的视角中，商品交换只不过是工具合理性在历史上发展出来的活动形式。尽管阿多诺在其著作的一些地方以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认知要求来解释近代思想的抽象成果，在这一点上遵循索恩—雷特尔认识论的形态发生学的基本思想
，《启蒙辩证法》的一些章节也采取了一种停留在隐喻上的尝试，把在献祭活动中人类受自然过程影响的第一步描写为人与神的欺骗性的交换活动的最早的行动。
但是，这样一些把视线投向主体间关系的组织模式、而不是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的解释，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提出的历史哲学的那种主要论据来说始终是次要的。在这种论据中，商品交换承担了社会媒介的作用，这种媒介在人类最初相对于外部自然进行的自我确认（Selbstbehauptung）的过程中，使业已形成的合理性延伸到社会之中。
《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分析首先集中于人类的自我确认这样一种史前的行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失去了对本能的一切自信的人类摆脱无法了解的自然的那种威胁的过程，描写为逐步以模仿的行为方式取而代之的过程。人类最初学会支配那些反射性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成为人之前的动物在这种可怕的情景中实质上无异于有威胁的自然客体），最后学会用预防性的对自然的操控来代替这些条件，从而摆脱那些动物的生存条件。人类能够把模仿自然的活动方式转化为改造自然，从而超越动物的生活方式的界限：
文明取代有机体对他者的涂鸦，取代本来的模仿行为，首先在巫术的阶段规定了有组织的对自然的模仿，最后在历史的、理性的实践中，规定了劳动。
巫术是集体导演的一种模仿。这种人为地使群体适应自然环境的做法，履行了这样的功能，即通过虚构来减轻实际上不可控制的自然过程的危险的影响，或者借助想象来影响这一过程。对自然过程的操纵性的干预首先取代对自然危险的单纯的消极防御，发挥其积极的控制作用。人类利用不断积累的对付自然的经验，使那些已经确定的自然过程的规律成为他获取自己的生计的手段。在学会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和支配自然过程的进程中，他也开始抛开形形色色的自然威胁的印象，把从此成为他的客体的现实变成重复的、符合操纵性的干预目标的事件的一部分。因此，人类依照其工具性活动的要求，把来自他的自然环境的混杂多样的刺激划分成若干部分，从这些部分中，他只是在范畴上把对于其实际干预具有突出作用的组成部分裁剪下来。正是在劳动这种活动中，人类学会战胜自然无处不在的威胁，其途径就是勉强把这些多种多样的感性印象放到一个抽象的观念模式中，后者则给他展现出一个既能一览无遗而又可以支配的世界：
人类通过思考与自然保持距离，以使它像似乎能够被支配的那样站在自己跟前。像东西，像那种在不同的情况下被当做同样的东西来把握，并这样把世界划分成纷乱的、多样的、脱离了被认识的以及太一和同一的方面的有形的工具一样，概念是理想的工具，不管在哪里，只要运用到概念的地方，概念便适合于为一切事物服务。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这些散落于整篇文章的思考中阐明的这种人类学的论证，与阿诺尔德·盖伦（Arnold Gehlen）在其哲学人类学中进行的分析有相似之处。与之相比，《启蒙辩证法》中的相关片段并不清晰、材料并不充分，它们仅仅承担了说明文明史的这种退化过程得以发生的史前史背景的任务。因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人类学思考不仅表现了人们能从一些段落中看出的、在生物学上众所周知的盖伦人类学的老调，而且首次构建了用来重新审视历史哲学的框架。盖伦把抽象的定位性活动（Orientierungstätigkeit）（在这种活动中，人类似乎在对自然进行占有的实践过程中克服了来自自然的无处不在的刺激）评价为弥补了人类贫乏的本能的“创造性的减负活动”
，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这一抽象地建构现实的过程理解为物化的那种最初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在自我持存的要求下把其自然环境抽象为可支配的事物的这个过程，似乎是趋向于纯粹的客观性的自然的那种受到强制的相对面：
“抽象的认识”，即从不同事物中归纳出共性，取代了对自然的生理适应。但是，共性得以从中产生的这种状况，即直接的模仿和以合成为中介的状况，在盲目的生活过程中对事物的适应以及在科学的概念构造中对于物化之物的比较，仍然没有摆脱那种恐惧的状态。社会继续把具有威胁的自然当做一种持续而有序的强制力量，后者在个体中作为一以贯之的自我持存的力量不断再生，作为社会对自然的支配反作用于自然。科学是重复，它被精确化为能够观察到的规律性，被保存在一成不变的公式之中……为了给自我持存服务，技术不再像巫术那样通过对外在自然的身体模仿，而是通过大脑的自动运作过程，通过将其转变成一种盲目的过程，逐渐死气沉沉。随技术的胜利，人类的表现不仅成为可以控制的东西，而且也成为无法规避的强制力量。除了对自然的适应，剩下的就是对自然的冷酷无情。
在与改造自然的过程相伴的那种抽象的定位性活动中，人是如此一以贯之地在范畴上把一切多余的不可支配之物从成了他的客体的自然中清理出去，以致在如今的发达阶段上，现代技术和科学可以被当做一个逐渐毁灭的社会的种种完善的安排来解释。更高一级的有组织的模仿不再近似于生动活泼的自然，而是近似于抽象的、物化了的自然，而在这种模仿的那些系统中，社会劳动起初应该突破的那种自然的强制力得以继续。科学不过以在方法上得到保证的形式重复自然从实践的—支配的角度所表现出来的规律性，同样，技术手段仅仅构成了人类处于自动化水平的那种支配实践的基本组成部分。这种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启蒙辩证法》的基本思想的论证，正如如上勾勒的与盖伦人类学所作的比较表明的那样，其前提是一种带有否定标记的工具主义知识论。这种知识论则是对这样一个过程，即对30年代的霍克海默以早年的马克思为依据而理解为有利于解放的、逐步完善的那种支配自然的过程，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的结果。
在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成就中日益完善的生产力发展过程，在《启蒙辩证法》中同样首先被理解为受系统推动的、对那种在以支配为取向的干预自然进程的最早的活动中获得的知识进行进一步构建的过程。在社会自我持存的主导视角之下，自然环境被客体化，并且出于提高社会权力的目的而逐步得到开发。如今，这种分析的兴趣不再在于与这一过程相伴的社会财富的增长（这是早期霍克海默历史哲学论证的中心），而完全在于本来就内在于这个过程中的物化的后果：人们通过消除他们所感受到的对自然的多种多样的印象和来自自然的各种各样的刺激，也就是把生动活泼的自然排除在外，换来了自然的可改造性（通过在认知上对自然进程的概括，这种可改造性受到确认，并被置于那种支配自然的视角之下）。在人类的这种支配性的实践中，人们最终从现实中能够察觉到的只是那些反映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控制和制造的条件的事物。因此，生产力的发展把自然剪裁成对社会统治的那种单纯的投射：
人类为其权力的增长付出了与其行使权力的对象疏离的代价。启蒙运动就像一位独裁者对待人一样对待万物。独裁者了解人们，就他能操纵人们而言；科学家了解事物，就他能制造事物而言。于是，万物便顺从科学家的意志。事物的本质就像统治的基础一样，万变不离其宗。
这类思辨过程表明了构成《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构建基础的支柱。构成其理论基础的是一种以人对自然的工具性支配为出发点的统治理论
。这样的一种理论在工具理性的那种具有代表性的逻辑中，即从不同事物中归纳出普遍性的概念的做法中，洞见了统治的原生模式，而任何一种其他形式的统治都不过是这种模式的变体。《启蒙辩证法》的这个结论（但事实即将表明，并不是阿多诺的所有著述都同样得出这个结论），近似于那种传统的文化批判路线，在这个路线中，人在技术和科学中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使自然客体化这一事实本身被当做文明毁灭过程的指标。于是，在《启蒙辩证法》中与受生命哲学影响的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或阿尔费雷德·赛德尔（Alfred Seidel）的文化批评惊人一致地指出的那种“生活分裂为精神及其对象”
，本身已经是人类自我异化的原动力。阿多诺去世15年后的今天，人们从这一单向的视角出发，吃惊地看到隐秘地把他的思想与他的对手海德格尔的哲学联系起来的那种相近之处。
对《启蒙辩证法》而言，对支配自然的批判如今恰恰只不过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作为自然的工具性改造的补充的那些文明现象进行解释的一个更高的阶段。正如“退化的人类起源”的主导动机所表明的那样，这些文明现象是其真正的主题；其分析的基础是建立在对社会的自我持存和人类的自我否定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制约的证明上。
去把握人在支配自然时的内部心理过程的那种尝试，其出发点首先是一种粗略的、再度与人类学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自我理论（Theorie des Ichs）。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个人自我的发展解释为仅仅在单个的意识主体及其自然环境之间发生的一个过程。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形成只是在某一单独的群体与危险的自然，也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实践冲突的那种两极化的背景下得到解释；同样，人的身份能力（Identitätsvermögen）的产生如今也被设想为主体以自然的现实为背景的那种原则上独自形成的过程。根据这些着墨不多的提示，人的自我是作为这样一个过程的心灵上的结果而产生的，在这种过程的进行中，感知着的主体学会区分外在的感官印象和内心的情感状况。在人类出现之前的生活条件下，发达生物感知到的图景首先是多种多样的生存冲动在外部自然中的无意识的投射。现在，人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这些动物的生存条件，他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在社会分化的压力的驱使下对他个人的投射活动和外来的感官印象进行区分。主体作为逐步得以确定的自然的那种对立之物投射于自身，自我从此产生。在永恒不变的外部世界（它是积累下来的成为个体意识的种种投射的产物）的反射中，人类作为其种种感觉状况的统一的感觉器官体验到他自己。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自我是主体的一种封闭的、也就是对准其内心的投射的一种成果：
主体根据世界留在他的感官中的种种痕迹再一次创造了他身外的世界：即事物在纷繁复杂的特性和状态中所保持拥有的统一性。他不仅学会赋予种种来自外部的印象以综合的统一性，而且学会赋予种种逐渐从这些外部印象当中筛选出来的内部印象以综合的统一性，从而以追溯既往的方式构建了自我。这个同一的自我（das identische Ich）是投射最终的、始终如一的产物。
试图把身份的发展解释为主体纯粹与自然外界相对的形成过程的这种几乎无法使人信服的人类学思考，引出了《启蒙辩证法》为数不多的一段脱离纯粹的否定式论证的框架，让人们看出对自我独立性的肯定性描写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这些为数不多的论述构成了这样一种规范性的背景，在它的衬托下，人的自我否定的过程溯源于支配自然的起点的这个历史哲学命题变得轮廓分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他们同样用来阐明身份能力的形成的感知论（wahrnehmungstheoretisch）框架中，勾勒出对自主的自我的身份的界定。他们意在表明，主体在多大程度上使他感知到的外部印象与他自己的感觉中枢进行平等的和无拘束的沟通，身份的这种构建就在多大程度上带来一个完全同一的自我：
主体内部的深刻性仅仅只不过在于所感知到的外部世界的精致性和丰富性……通过某种中介，感官捕捉的数据使思想获得它所能发挥出来的全部创造力，另一方面，思想完全专注于这种突出的印象。只有通过这种中介，整个自然都受困于其中的那种病态的孤独才得到克服。
在其历史哲学的整个论证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这个思想看起来尤其具有乌托邦色彩。它以人的精神与自然环境之间一种摆脱了统治的关系的种种特性来阐明一种对摆脱了强制力量的自我身份的界定。因此，自主的自我只是一种其自身的特征得到肯定的自然的相关概念；它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强制地把从自然捕捉到的多种多样的感官印象听凭内心的塑造能力处理，就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自由。这种美学上的自我身份的概念使个人的身份构建独立于其他主体的社会承认，它勾画出这样一种论证的轮廓，在这种论证中，如今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尝试把人的自我否定解释为人类支配自然的一种文明的后果。他们的命题表达的只是从自我身份的美学模式的视角出发来观察人类对自然进行工具性的客体化时出现的后果。于是，认知的步骤（行为主体在这个步骤学会以固定不变的支配的角度来感知其自然环境），就必须被解释为打断外部的感官印象与内部感觉中枢之间的那种自由结合的开始，自主的自我就是在这种结合之处成长起来的。因此，自然的客体化是那个作为个体身份的僵化的补充的过程：“如果这一限制（指感知到的外部世界和主体的经验的限制，作者所加）被割断，自我就僵化掉了。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如果自我成为既定事实的单纯的记录，而不对这一事实加以反馈，那么它就萎缩为一个点……”
任何一个对自然进行工具性干预的主体，都不再能对他从自然捕捉到的感官印象作出开放和灵活的反应；其感知的种种可能性被集中于认知的那种支配的公式化的做法，而不是似乎表现出自然丰富多彩的印象。在强制力量的驱使下，像工具一样地行动的主体把维护这种观念作为指导。因此，他只能通过持续地把那些即将对合乎目标地遵循支配原则的做法造成损害的感官感觉排除在外，来稳定其身份。
在谈到逻辑原理的实际功能之处，阿多诺重复了同样的思路，也就是文明不可避免会受到社会性的对自然支配以及个体的身份僵化的限制这一命题。从“认识论的元批评”这篇文章中摘引的片段，同样再一次剔除了工具主义知识论的那种否定性解释在这种论证背景下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
在发生学上，逻辑是对原来含义模糊多样的事物进行整合和固定安排的尝试，是去除神话化的决定性步骤……主体自己给经验烙上了在生活中持存的人的那种形式的身份，使种种有关自然的陈述与各种身份所感受到的事物发挥同样的效用，从而凭借逻辑挣脱了向反复多变、含义模糊的退化。
现在，那种工具一样地行动并且逐步化解来自对他产生威胁的自然的多种多样的刺激的人，不仅是认知的主体，而且也是受本能驱动的主体。因此，个体感觉中枢的僵化必定在对他器官的本能潜力的压抑中表现出来。社会劳动除了要求感知的那种僵硬的片面化，还要求对那种多变的需求冲动进行疏通。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把这些视为人类自我否定的文明进程中的能动的一面。《启蒙辩证法》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对历史哲学的诠释就是针对这个方面的。这些用来解释自我的本能命运（Triebschicksal）的基本命题本身清楚明确，令人不易忘怀，然而，它们停留在一个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进一步阐明的框架内：支配自然的动机随对一切妨碍劳动的本能冲动的压抑和防御而产生；由于劳动活动需要集中的注意力和凝聚的行动力量，所以，主体必须升华或压抑使他分心的、刺激他的或者他过剩的一切本能，同时，只允许自己把那些能够进入他日常的工具性任务中的生物体本身的本能潜力的冲动接纳到自我中。与解释人的感觉在社会劳动施加的压力之下片面化的那些段落不同，在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他们的论证中几乎没有考虑受到最初的本能压抑所经受的那些心理过程。尽管心理分析是其理论的组成部分，但在《启蒙辩证法》中没有一个能与感知论的解释模式相匹敌的解释框架，以使人们了解个体需求的种种形成机制。正因如此，他们必须撇开主体从情感上形成有助于劳动的能量的社会化过程以及主体抵御种种对劳动造成妨碍的能量的内心过程。分析的出发点既不是社会规范（自我在与其他主体打交道的过程中，获悉种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形式的社会对于情感的要求），也不是个人的良知（它在心灵深处代表社会的种种抑制性的要求）。于是，人们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工具一般地行动着的人在这种支配自然的态度中（他在这种支配中学会改造自然），同样有能力自主地塑造他自己与生俱来的潜力。此书的一个关键性的隐喻，即出于目的合理的抵抗欲望的考虑主动把自己捆绑在船桅上的奥德修斯，验证了这样的印象：即支配自然的过程作为个体对其内在的本性的压制，似乎在对本能的控制中不断重现。
《启蒙辩证法》造成的这种在理论上具有误导性的观念，原因在于它使抑制人类与生俱来的潜能的做法看上去似乎是单个的个体的任务
。这种观念给那个断言人在文明史上自我否定的历史哲学命题提供了第二个组成部分。后者支持那个具有感知论性质的主体感觉片面化的命题，以使社会支配自然的种种社会化后果的图景变得更加完整。感官的衰退与对本能的严酷压制在人类自我约束过程中的相互结合，才使人们能够理解这些被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给如工具一般活动的主体打上了烙印的性格特征：
在自我，即人们那种相同的、目标明确的、男性的特征被创造出来之前，其中的一些特征在童年中就已经被不断重复，人类自身必定已经受益不菲。束紧自我的努力在任何阶段都不能摆脱自我，失去自我的诱惑始终与保持它的那种盲目的决心结合在一起。
行文至此，人们已经可以从这句总结性的思考出发，第一次完整地看到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这种论证的历史哲学命题的基本特征的全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人类通过学会跨越对自然危险的纯粹的消极防御的界限，将模仿的反应模式转化为工具性的控制活动，从而摆脱了给他造成威胁的强大的自然环境。如今，人从占主导地位的支配的角度出发，使自然环境在社会劳动的活动中客体化，并逐渐在认知上把自然环境妨碍干预的多种多样的刺激排除在外。而且，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坚信，把自然过程纳入技术性支配的行为模式，也就是支配自然的最初的活动，开启了人类自我否定的进程。人自身的客体化过程与以工具为主导的对自然的客体化是同时发生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以这样一个命题为前提，即为了能培养工具般地处理事务的纪律，人必须根据劳动活动这一目的，强行使其感官中枢的感觉能力和其感官的与生俱来的潜力片面化。他们从这种论证的结果中得出《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结论：人类的主体在多大程度上有系统地扩大它对外在自然的工具性控制，他就在多大程度上逐渐失去其内在的本性，因为他必须像处理外部自然一样处理它。因此，社会支配自然的进步过程只不过是同时发生的越来越远地疏离于自己的本性的人类的毁灭过程的正面：
随着对人的本性的否定，不仅支配外部自然的终极目标（Telos），而且他自己生命的终极目标也变得迷惘和模糊不清。一旦人不再意识到其本身是自然，那么，他维持自己生命的全部目的，包括社会的进步，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提高，甚至意识自身本身，都变得毫无意义；手段变成了目的，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晚期资本主义里，这具有那种明显的精神错乱的特征，然而在主体性的史前史中，人们已经能够感觉到这样的情况。人类对其自身的支配，是以自我本身为依据的，它几乎总是会使其得以发挥作用的主体遭到毁灭，因为受到支配、受到压迫和受到自我持存破坏的实体，不是别的，只是生命，自我持存的活动作为这种生命的功能，自己实际上正好规定了究竟要维持什么的问题。
这段使人们觉得是《启蒙辩证法》的概括性的摘要的论证，止步于对社会的自我确认和人的自我否定的强制性的限制的命题。但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历史哲学命题并不仅仅限于从哲学史和文学史证明这种文明循环。这段引文中对“资本主义”的暗示表明，《启蒙辩证法》必定同样包含一种能够对以人类学为依据的社会对自然的支配和人对其自身的支配的构想形成补充的社会统治形态理论的要素。这种概念，也就是针对社会内部统治关系第三个概念，其基本轮廓在对社会劳动分工理论的基本论述中被勾勒出来。这种论述既没有用伴随社会对自然的改造的加强而产生的种种功能要求，也没有用因社会剩余产品的出现而产生的分配问题，而是用文明过程伊始的一种可能的集体式地夺取特权的行动来解释社会的不平等分工。
正如约瑟夫·施穆克尔（Joseph Schmucker）所表明的那样
，“特权”这一范畴一直是阿多诺社会统治概念的钥匙。这个概念反映的应该是内在于社会劳动的一切不平等分工中的那种不公正的暴力行动。而且，它提供了一种主导思想，关于社会劳动分工理论的零散论述，就是在这种主导思想的帮助下在《启蒙辩证法》中融为一体的。由此得出的那种对社会统治的建立过程的解释是非常含糊不清的
：在结束游牧生活之后的“史前的专断行为”
中，社会集体通过暴力获得这样的特权，即让其他社会成员持久地代行社会分配给它的劳动任务；从此，在“牢固的所有制的基础”
上（这种所有制以其变幻不定的控制范围在社会上保障了那种通过暴力而获得的特权），“可代行性是统治的尺度……以及在大部分劳动中能够使他人代行自己的事务的那种最有权势的人的尺度。”
现在，对社会特权的这种集体垄断在多大程度使共同体面临的再生产任务分离为工具性的活动和控制性活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集体行为特征也就必定在多大程度上被持久地区别开来；“艺术享受和手工劳动”
、“自我持存和身体的力量”
分别是这两种活动方式的社会化产物，而暴力的社会分工的最初行动根据这两种活动方式来分配社会成员的劳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主要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段落，也就是在研究中集中关注社会统治理论之处，探究脑力和体力劳动被迫分离的这种社会化的伴生现象：
但是，即便在所有服从中，未开化的游牧民族仍参与界定他们服从的巫术活动，并且为了蹑手蹑脚地靠近猎物，把自己装扮成被追捕的猎物。因此，在后来，他们开始了与鬼神的交流，服从被分成人类不同的等级：一方是权力，一方是顺从。对于被征服者（无论是由于来自外族的势力，还是来自本族派系的势力），反复出现、永远相同的自然过程总是在每一种野蛮的鼓声、每一个单调的仪式中，在棍棒皮鞭的抽打声中，变成劳动的节奏。
能够使他人代行一切体力劳动的那种社会特权阶级的形成，与可能在暴力威胁之下承担一切体力劳动的社会被压迫等级的形成，必然是同时发生的。由于独自承担了为目标所规定的改造自然的一切单调的事务和纪律，这一体力劳动者等级必定不可避免地再一次复制僵硬的物化的自然。一方面，这样一个对阿多诺观察被压迫群体的行为类型具有中心意义的思路，适宜于纠正《启蒙辩证法》自身的其他很多论述造成的误解。因为，在从理论上对早期社会劳动的不平等分工进行思考的段落中，文明进程由统一行动的人类主体推动的这种误导性的观念处处让位于一种以充满冲突并分裂为社会等级的社会为出发点的复杂观念。随社会分裂为等级，社会主体失去了其统一性。因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一些地方给其历史哲学的那种两极的基本模式（在这种基本模式的框架内，他们仅仅用人类精神和自然现实的对抗来解释文明史的发展动力）补充了第三个维度，也就是社会冲突的维度。不过，这种含蓄的纠正不太完整：因为，看来如同单个的主体一样有能力追求某种行动目标的集体主体，其物化仅仅被从整个社会的层面转移到社会等级的层面。另一方面，如上引述的段落所包含的思辨过程表明，社会统治理论的这些粗略的设想应该以何种方式补充到《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主题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为了能完全服从那种暴力所施加的进行持久的劳动任务的压力，社会上受压迫的等级自己必须习以为常地把人们从支配的角度看到的自然暴露给他们的那些盲目的规律继续下去。把特权等级对劳动等级的社会统治解释为人类对外部自然的统治在社会内部的延伸的一种形式的推想，使他们做到这一点：于是，人类对自然的技术支配继续影响到统治阶级对被迫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社会统治，正如作为补充的对自然去感官化（Entsinnlichung）的做法继续影响到体力劳动者贫乏的文化一样。因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他们的思辨过程的结论中毫不犹疑地把历史上受压迫的等级作为“有形的自然在社会上的后继者”谈论。
这种锐利的措辞使这样一个隐含的前提清楚地显现出来，正是这个前提在《启蒙辩证法》中在论证上给历史哲学的初始建构与社会统治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两个子概念之间的衔接之处，就是根据支配自然的概念来构建社会统治概念的那种尝试。只有在这种类比的那个隐藏的前提下，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那样把社会统治技术理解为社会内部利用在改造自然中获得的辅助工具的产物才是有意义的。因此，为保障那种“对小人物的操纵”的统治服务的“使思想局限于组织和管理之内”的做法，
这样看来只不过是为社会相对于自然的自我确认服务的那种原来把人的思想片面化为工具理性的做法在文明上的后续过程。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补充的另一半思辨过程（他们在这一思辨过程中尝试把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群体解释为受压迫的自然在社会内部的代表），其情况同样如此。同样，只有在社会统治与支配自然之间存在对应关系的那种隐蔽的前提下，这才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论证：因为，只有当被压迫的等级像自然那样被理解为技术支配过程的不作反抗的对象，像把自然的去感官化作为社会支配自然的必然的伴生现象那样，把体力劳动者的文化贫乏作为社会统治的一种不可避免的产物谈论，才是完全有意义的。——于是，把“顺从”“经历的贫乏”以及“劳动者的无能为力”断言为“工业社会的逻辑后果”，才真的令人信服。
事实现在表明，以《启蒙辩证法》的历史哲学建构为基础的那种自然支配论也是一种非常含糊的社会统治概念的论证背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是如此全神贯注于其历史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人对自然的工具支配过程，以至于他们同样希望仍然按照这种过程的模式来把握社会内部统治的运行方式。因此，他们在概念上受到这样的束缚，即必须自始至终以能够在社会统治的产生和行使过程中重新发现社会支配自然的种种特性的方式，来理解社会统治的产生和行使过程。于是，社会对自然的支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工具支配过程在社会内部的那种结构与之相似的投影。在两种过程中，被设想为主体的集体——在第一个过程中为人的集体，在第二个过程中为特权等级——使自己的，亦即自然的或社会的环境成为支配行为的对象，从而脱离了它们。因此，工具般地行动的主体从那种抽象的支配视角出发来概括自然过程，以使这些过程能够成为为其劳动目的服务的干预的场所；同样，社会上享有特权的主体把其他一切社会成员置于支配的角度下，以使他们成为纯粹执行社会所托付的劳动任务的机构。在这两个过程中，语言只起到这样的作用，即使自然和社会的那种混乱的个体化（Besonderungen）转化成一个对支配具有重要意义的对各种事件的提示系统。
随时间的推移，支配行动的两种类型在统治机器中都得到巩固：社会统治方面的社会组织（在其中，控制和操纵那些屈服于之的社会成员的成功方法得以长期延续下来）与技术工具（对自然的那种可以任意重复的改造在其中得到体现）是对应的。最后，两个过程都还同样拥有一种内在的发展动力：技术器械和社会组织如今能在多大程度上人为地制造出受控制的过程，对客体化自然的工具支配权力和对受压迫等级的社会支配权力就在多大程度上得以扩大。《启蒙辩证法》中并没有出现任何一句类似于这样一种结论的句子；但是，这种历史哲学论证（在这种论证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尝试把社会统治形式解释为支配自然在社会内部的继续）却自然而然地归结为这样的结论。从这个角度，《启蒙辩证法》的社会理论内涵才贴切地展现出来。由于同样仍然把支配自然的概念作为分析社会内部关系的基础，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必须把社会统治的获取和行使过程解释为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单个或集体的主体对其他主体施加影响，以使他们服从其计划和目的。这种主体强迫其他社会成员承担社会劳动的不平等分工，从而在使用肉体暴力的行动中获得权力。他给暴力夺取的特权披上了制度的外衣，以在社会上使自己的权力地位得以长存。现在，这一主体利用身体和心理的强制手段，来保证被压迫群体从此乐意服从种种保障统治的制度。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使用作为所有者支配的权力工具，通过实际使用暴力或公然的暴力威胁直接强迫受压迫的主体服从命令；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使用说服或操纵的手段，通过对受压迫主体的观念施加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影响，间接地迫使受压迫主体愿意服从。
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这两种情况是《启蒙辩证法》中隐含的社会理论在概念上为社会统治量身定做的唯一的两种统治形式。任何一种不能归因于使社会成员主动服从于一个普遍的支配目标，也就是归因于对个体的顺从意愿的有针对性的影响，而是被解释为类似社会成员之间不断达成的一致的产物之类的社会统治形式，实际上都是被排除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之外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充当特权群体的社会统治立足基础的不是直接或间接地炮制出来的顺从意愿，而是被压迫群体的规范性取向的境域自身。这涉及社会统治的一种双边关系。文化上的种种视为理所当然之事以及引导行为的种种价值取向（所有社会群体通过它们的过滤来感知业已建立的制度结构），融汇为一种脆弱而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能够保障社会承载的制度化的不平等分配在足够的程度上受到规范的承认。但是，这样一种受共识支持的统治的情况如今给社会理论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去鉴别那些疏通和阻碍着规范性的行为取向在群体中的制造，从而能够不顾人们在社会上察觉得到的不平等而使这些行为取向成为社会共识的制度和文化机制。当这个难题在理论上有望得到解释之时，人们就能解释这样一种社会情景，在这种情景中，社会的那种制度化的特权反差在其成员中仍然受到一致的承认。
不过，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甚至不必在《启蒙辩证法》中提出那个在“结构性暴力”的概念中成为社会科学的主题
的难题，因为他们在自己历史哲学建构的结论中不得不早已否认对一种以共识作为保障的统治进行纯粹的思考的可能性。统治自然和统治社会的那种类比并不容许人们去考虑不同于这种单方面的、在直接或间接的暴力手段中确立的社会统治类型的另一种社会统治类型。原则上，这种类比已经妨碍人们去了解社会系统中受压迫群体自身的文化活动和诠释活动。历史哲学的基本主题对《启蒙辩证法》的社会理论论证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不得不把与被支配的自然相对应的社会上受压迫的主体理解为那种有针对性的统治技术的被动的、无目的的牺牲品。看来，种种支配方法似乎没有遭到社会上的反抗和文化上的抵御就被铭刻进个体的心里。
由于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把文明史解释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社会的阶级统治以及对个体本能的控制的那种必然的螺旋上升的过程，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不得不得出这样一种在社会理论上无视社会行为的中间领域的存在的结论。集体的社会自我持存的压力被如此完美无缺地解释为阶级所特有的保障统治的压力和个体自我约束的压力，以致相互作用的社会群体自身在其间进行创造性活动的那个社会中间领域不复存在。不难看出，在这个结论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社会理论的简化论，是与范畴上的单一性相对的一种悲观主义的历史哲学的对应物，而唯物主义历史哲学的那种乐观主义的变体把早期的霍克海默引向了这种单一性。在历史上相继出现的这两个批判社会理论的版本中，行动理论的版本在范畴上所勾画的轮廓只局限于劳动这个概念之中；因此在两个版本中，人类社会的历史都被一以贯之地纯粹从人类支配自然的动力来理解。然而，同样的人类支配自然的过程在这两个版本中得到大相径庭的解释：30年代的霍克海默仍相信以技术作为指导的对自然的改造在文明上具有不息的解放潜力；而不到十年之后，《启蒙辩证法》认为在技术上大步向前的同样的支配自然的过程中开启了文明的毁灭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