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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研究杂志》（1937）第6年卷发表的论文《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马克斯·霍克海默试图对批判社会理论的理论主张和政治意义进行总结
；他在流亡美国期间写就的这篇文章，表达了30年代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对自身的认识。霍克海默以此为追求的目标，即为了能在已经明了的实践情景（Praxiszusammenhang）中说明批判理论作为政治和社会的解放过程的自我意识的表达的理由，去揭示现代科学模型的行动和实践的根源。
借助笛卡尔的方法反思（Methodenreflexion），霍克海默认清了在他看来是“传统的”当代科学模型。在这篇文章中，科学理论的使命被认为是推导得出的陈述的汇总，这些陈述作为假说被运用于实际上可以观察到的事实；实验控制的事实观察越能对没有内在矛盾的陈述系统的单个陈述加以证明，这种理论的解释价值就越大。一种科学理论的正确性，与其陈述结构的预后解释力是同一的。霍克海默现在对科学理论的修改和区分并不感兴趣，后者业已对笛卡尔的统一的科学模型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于他而言，认识论的传统学派作为分野的一般性的陈述是通过推导还是归纳得出的分歧，又或一直到霍克海默所处的当代使科学理论的方向泾渭分明的实证的—实验的事实观察与现象学的—直观的事实观察之间的差异，都是次要的。相反，使他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当代人设想着科学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对霍克海默来说，传统理论的特征是依据对这种状况的规定来评判的：
总是存在通过思维表述的知识与这种知识所研究的事实这两个方面。这种研究，这种在对事实的简单感知或察觉与对我们的知识的概念上的整理之间建立联系的做法，就叫做理论解释。
仅仅从形式上将某种终归会得出的陈述系统运用于自然过程或历史事件，允许人们将经验事实当作一系列陈述中的一个环节，以此来解释这种经验事实；通过这种方式，越来越多的现实片段被捕捉到假设的定律织成的网中，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最终在理论上完全得到预测，受到控制。从人们传统所设想的理论的功能中，也就是理论预测、控制和最终调节现实过程的能力中，霍克海默看出了当代科学的构建联系（Konstitutionszusammenhang）：
无论是把握自然的本质还是把握某些经济机制和社会机制，都要求知识材料的建构，正如知识材料在假设的体系已经被建构的那样。
科学理论所能承担的控制功能，即尝试在一个普遍性的陈述系统中解释和预测经验事实的功能，暴露了它的来历：它是实践的复制过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人类通过不断加强对其自然环境和他自己的社会世界的控制而生存下来。在解释社会劳动的成就怎样使解放的过程（这个过程使人类世界摆脱令人压抑的自然的强大力量，走向一种支配并借助自然使自己变得日益丰富的文明的状态）成为可能时，霍克海默不言明地以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但对于理论的这种构建联系——这是霍克海默感兴趣的视角，传统理论却一直视而不见。传统理论尽管是“现存事态的自我维持和不断的自我复制的一个因素”
，但它假定自己不受一切社会生产过程的影响：在一种影响深远的误解中，传统理论把自己理解为“纯粹的”理论。所以，霍克海默能够以一种令人想起青年马克思的方式，给这种理论作出解释：它的特定对象，以及它通过社会生产力的各个阶层来接触现实的方式方法——即对自然和社会过程的总体的控制活动——是怎样被预先设定的：
我们所感知到的我们周围的对象——城市、村庄、田野和森林，无不带有人工雕琢的痕迹。人不仅仅在衣服和外貌、外在形式和情感方式方面是历史的产物，甚至人的视听方式也是与几千年来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分不开的。我们的感官向我们提供的事实在两个方面由社会预先决定：通过被感知的对象的历史特征和通过感觉器官的历史特征。
认识着的主体和能够被认识的对象，预先已经一道由社会性的对自然的加工处理过程决定，霍克海默从总体上把通史视为这一过程的产物。然而，霍克海默以他顺带在文章中提出的历史哲学的第二个基本观点来解释这种自我欺骗（当代科学自我欺骗地认为自己摆脱了与这种劳动过程的一切联系）：在迄今为止的通史中，制造出生活情景（Lebenszusammenhang）
的生产过程尚不能被理解为全体劳动主体合成和合作的活动。直到现在，以有目的地支配自然为特征的生产过程尽管带来历史的进步，但人类的行动主体对其共同的构建活动（Konstitutionsleistungen）一无所知；然而，这种无意识在传统理论的自我理解中得以继续。正如人类甚少意识到其建构历史的生产活动一样，当代科学对于历史的建构联系同样知之甚少，而它连同它取得的全部认识成果都归属于这种历史的建构联系。
为了阐明他的历史哲学思路，霍克海默把人类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所取得的、然而尚未被意识到的合成的劳动成果，与康德认识论超验的自我的合成成果进行类比。但是，这种类比更加暴露了霍克海默的统一的类的主体的建构所引向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假设
：
康德哲学的那些最高概念，尤其是先验主体性的自我、纯粹或原初的统觉和自在意识所固有的内在的困难，证明了康德思想的深刻和真诚。康德的这些一方面表明最高统一性和目的性、另一方面显示出某些模糊性、不可知性和费解性的概念的两重性，恰恰贴切地说明了现代充满矛盾的人类活动方式。人们在社会中的合作是其理性的存在方式，他们这样运用自己的力量，肯定自己的本质。但同时，劳动过程及其成果却与他们疏离开来，对于他们来说，劳动过程及其成果因劳动力和人类生命的浪费、战争和毫无意义的痛苦，似乎都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的力量，是人无法把握的命运。在康德的理论哲学中，在他对知识的分析中，这种矛盾同样存在。
霍克海默用康德的知识论的思维模式来说明历史哲学的建构：如同康德把可能体验到的对象的世界归因于先验主体的决定结构（strukturgebend）的活动一样，社会世界也可被视为尚未被意识到的人类对自然加工处理的产物。这种强行用唯物主义来解读康德的知识论的先验哲学的论述方式要求一元，霍克海默这样做，目的是将人类的劳动活动总合起来，把它作为类的“这种”活动来描摹，他必须把所有那些带来秩序的、康德认为先验主体性的自我所具有的成果都归因于这种活动。于是，人类作为一元的历史主体一直并日臻完美地制造社会世界，但对于其结构，他直到现在也一无所知。这种作为主体的类的无意识是迄今为止的历史进程不幸的盲目性的最终原因。当代科学自身又是这种始终具有创造性、但直到现在仍然是这种盲目的自我保全的盲目的因素。但是，传统理论首先把这种唯物论的解释归因于它所超越、但在方法论上一直受到其约束的劳动实践，从立场上阐明了这种唯物论的解释。通过这种诠释方法，传统理论最终重新获得其“积极的社会功能”
，也就是理性的对自然的支配。
霍克海默试图在其中澄清传统理论对自身的错误理解的这种历史哲学的解释框架相信，生产力、支配自然的理性工具的历史发展无疑具有解放性的、完全保证进步的潜能。这种框架的构建看来直接借用了作为马克思早期著作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的劳动“异化模式”
，它把历史的文明进程理解为一个人类逐步完善的支配自然的过程，人类只是通过自己强大的思想把无知与其如愿以偿的利用区别开来。生产力被认为具有解放性的潜能，而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无计划的组织则仅仅被认为是人类自我欺骗的表现，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的这种解释方式，决定了霍克海默为批判社会理论的奠基所作的尝试。
首先，霍克海默能够通过排错法（ex negativo），也就是通过避免传统理论的基本错误，毫无问题地推导出批判理论的第一个特征。批判理论在相信它单独凭借知识的内在标准就能为其方式方法提供依据，借此摆脱自己的行动实践的起源的同时，又一直意识到它的建构的关联性。这种自我认识——唯物论的解释似乎首先从外部把批判理论引向这种认识——是批判理论的首要任务和最内在的原则：霍克海默在文中的一处大致重复了卡尔·科尔施（Karl Korsch）的说法（按照这种说法，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同样能够一直运用于历史唯物主义自身），他谈到，“社会发展对于理论结构的影响”属于“理论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在其历史哲学的初步思考仍把一切社会实践简化为人类的劳动活动时，霍克海默如今怎样能够更进一步地在范畴上界定社会的实践联系（作为这种社会实践的构建基础，批判理论清楚知道自己通过自省与这种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呢？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霍克海默在兑现他对批判社会理论提出的要求时受其历史哲学的驱使而产生的第一种矛盾心理表现出来。
一方面，霍克海默始终如一地从起源上把批评理论与孕育出传统理论的同样活动方式（无论对自身的认识如何，传统理论也应该是从这种活动方式中产生的）联系在一起。于是，两种理论类型就都同样是那种支配自然的文明过程的不自主的表现形式。但在批判理论之中，汇入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借助生产力内在的发展潜力而得到解释的知识。在谈到劳动过程内在的“维持、提高和发展人类生活”
的趋势的段落中，霍克海默从始至终都提出了这种解释。这种内在的发展方向的意识就是批判理论本身：
如今在近代历史中，每一个体都被要求把总体目标当做自己的目标，并在总体目标中重新认识到自己的目标。这样，就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人们将会意识到而且把社会劳动过程所选择的方向作为目标，这一过程没有任何特定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是某些力量作用的结果，失望了的群众在其转折关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思想自己没有捏造出这种可能性，而是意识到它自己的功能。
初看起来，这种思路在霍克海默提出的历史哲学框架中是多余的：当人类历史进程能够从总体上被理解为一个支配自然的阶梯式的完善过程时，那么，任何一个其组织制度阻碍或者未充分运用生产力中蕴含的自由可能性的社会，都体现了一种仅仅获得部分实现的理性的状况。与本来能通过自由的决断实现“对于我们内在的秉性和外在的自然的同等支配”
的完美的理性相伴的，首先是这样一种知识，它懂得设身处地地体会人类对自然的改造的发展进步，因此能够解释生产力所具有的突破当前状况的潜能——在这个意义上，霍克海默说“一种理性的、合乎普遍性的社会组织的思想……内在于人类的劳动中”
。但是，这种论证的逻辑目前并没有解释清楚，这种类型的批判理论，也就是作为劳动过程的第二阶段在智识上的延伸的批判理论，应该怎样与其他具有不同的方法论结构、并能承担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的批判理论区别开来。如果霍克海默把传统理论归因于劳动行动中融入的认识成果的做法本身是无可辩驳的，那么，这种理论类型所提供的知识原则上就只适用于实际过程的解释和预测。它自身不包含反思的要素，而为了探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现行社会制度的活动余地，这样的要素是不可或缺的。更高级的知识，即有关科学地支配自然的方向的知识，也不能填补这种方法上的空白：因为，一种有意识地回溯到社会劳动过程的理论，如果它不以实际的自然过程，而是以社会劳动过程内在的发展逻辑为对象，那么，即使它能假设这个过程的未来，也不可能成为批判社会生活情景的准绳——因为，一种理论要成为批判的准绳，恰恰需要一种霍克海默为了根据制约发展的组织来对社会进行批判，而把自己的论证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那种历史哲学知识。霍克海默自己显然看到了对批判理论的社会构建联系的这种解释会带来的自相矛盾：
这样一种以解放和改变社会为宗旨的活动，可能有利于在现存秩序的现实中进行的理论工作。但是，这种活动没有传统思维所具有的那种实用主义特点：即作为一种对社会有用的职业劳动。
传统思想是在支配自然的总体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的一种在智识上具体化了的形式。它具有实用性的特征，因为它通过设计一套可以解释和预言实际的自然过程的陈述系统，来完成那种已经建立的生产秩序的再生产交给它的任务。这种类型的理论在人类对自然的实际分析的过程中产生，又作为优化的控制知识运用于社会对自然的支配过程之中。从同样的行动实践中产生、并意识到社会劳动内在发展动力的更高水平的反思，也不能超越这种运用框架。它只能——这正是霍克海默论证的结论——提供一种技术方面的知识，而这种知识顶多只能预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未来的适用条件，却不能对其当前的组织方式进行批判。科学上对支配自然的做法的完善，本身并没有导致“理性的决断”，后者使生产力的解放潜能受到生产者有意识的控制，从而突破了人类的自我欺骗。因此，在第一种并不充分的解释之外，霍克海默又提出了批判理论的社会构建联系的第二种解释。在这种解释中，批判理论不把自己视为人类劳动的发展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而是把自身理解为一种前于科学（vorwissenschaftlich）的“批判活动”的理论表达形式。这种活动类型不是实用主义的，它不像劳动活动那样把自己嵌入社会的自我持存过程之中，而是有距离地与社会生活情景的整体相联系：
现在，存在一种把社会本身视为自己的对象的人的活动。它并不只是为了消除这样或那样的弊端。相反，在它看来这些弊端与社会结构的整个机构有着必然的联系。尽管这种活动产生于社会结构，但不论就其自觉的意向还是就其客观的意义而言，它的目的都不是为了使该结构的某一部分起更好的作用。相反，这种活动怀疑这种秩序下人们所理解的更好、有用、合适、创造性、有价值等范畴，认为它们无论如何都是非科学的前提条件，用这些前提条件，它什么也创造不出来。
这种思路不仅导致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的社会建构条件作出另一种不同的界定，而且也导致他对批判理论的第二个理论特征的强调。引文中的思考首先提出了一种不以自然、而以“社会本身”作为自己的对象的人的活动方式。在此，后者指的不是对自然的支配延伸到社会的生活情景内部而成为社会控制，它指的是一种超越在社会上已经确立的功能秩序的活动。浮现在霍克海默眼前的，显然是这样一种活动，对于这种活动，一种改变实际社会的批判社会理论可能知道自身在起源上是与之有联系的。但系统地看，在霍克海默在此之前作为基础的那种社会哲学思维框架内，这个直接涉及社会斗争维度的论点并没有容身之地：只要这种框架把人类历史过程简化为对人类支配自然的天然的发展过程，它就绝对不能把握社会实践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社会实践不以社会自我持存的那种生产性的、不断拓展的自我持存为目标，而是以它的新的组织方式作为目标。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早年在定义上遭遇的两难困境再次出现在霍克海默面前。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实践”这一模糊不清的上位概念中，在认识论和历史哲学上把历史上人类的生命过程理解为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而没有借此让在文中被明确当做一种政治解放的变革实践描写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概念在范畴框架内真正占据一席之地。
因此，当霍克海默在突出批判社会理论的第二个方法特征之处进一步探究“批判活动”的概念时，他以“批判活动”的概念开启的思辨过程就能变得更加清晰了。
在为界定这两种理论类型中的认识主体针对各自的研究对象所采取的不同方法而进行的思考中，霍克海默继续从方法论上划清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界限。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传统理论可被视为这种活动在理论上具体化了表现形式），活动的主体针对的是某一自然事件，而后者是一种独立于实践的现实。尽管人类对这个自然事件进行控制性的干预，但仍然仅限于利用主体的一种先验的规律。实验在科学理论的水平上代表了这种改造自然的活动。在这一活动中，行动主体出于“直观教学”的目的人为地制造出自然的反应过程，科学实验的认识主体涉及的同样是在实验干预后也照旧不变的事实。因此，传统理论中的科学认识自己是外在于研究对象的。但是，一旦涉及批判社会理论，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这种关系就必然发生改变。正如霍克海默如今表明的那样，由于这种理论出于批判的意图以“社会自身”作为对象，所以，“批判活动”本身就是它所研究的现实情景的一部分，而它把自己理解为这种活动在智识上的具体表现。因此，不像在传统理论中那样，批判理论的主体和客体不是外在的：
（传统理论的——作者所加）科学家所研究的客体根本不受他自己的理论的影响。主体和客体能够被严格地分开，即使事实表明客观事件在以后的某一时刻会受到人的干预和影响，这在科学中同样被当做事实。客观事件超乎于理论之外，这种独立性是其必然性的组成部分：观察者本人并不能改变这一点。但是，有意识的批判活动也属于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历史进程的建构作为经济机制的必然产物，既包含着由这种经济机制中产生出来的对这种秩序的反抗，同时也包含着人类自决的思想，也就是关于人的这一状况的思想，在这种状态中，人的行动不再取决于某种机制，而是取决于自己的决定。……如果我们离开理论来思考理论的客体的话，我们就会歪曲这一客体，陷入清静无为或顺从大流。批判理论的每一个部分都以沿着自己所规定的方向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和战斗的存在为前提。
霍克海默在提出第二个解释方案（在这种方案中，他把批判社会理论理解为一种实践的、批判的活动的科学的具体化的形式）之后，立即对这种解释进行扩充：因为理论如今不再仅仅是那种外在于理论的变革实践的智识上的产物，而且还持续地参与决定这种实践的方向。行文至此，霍克海默从中得出结论：只因为批判理论以行动作为自己的取向，并持续地对它所意识到的那种促使自己产生的社会实践发挥影响，所以在被它当做理论进行研究的社会现实中，它就是一种实践的、变革性的因素。这种改变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表明了批判社会理论的第二个方法上的特征。相对于传统理论，这种理论不仅拥有关于自己形成的实践条件的知识，而且，它作为当代政治实践情景中指导行动的知识，其运用本身受到人们的控制。由于这种理论尝试去了解它的历史建构关联，并尝试预先认识它的政治运用情景，所以，它是一种潜在的、正如1937年霍克海默在给20年代的左翼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中所写的“巨大的历史变革的主体的自我意识”
。这种措辞使批判理论得以明确地在社会斗争的层面——而不是在社会对自然的支配的层面——确立，毫不含糊地消除了在认识论的规定与作为批判理论的基础的历史哲学之间的不调和之处。为了分析批判理论的实践构建联系，霍克海默使用了社会实践的概念，后者比他的社会哲学模式所能容许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更具有包容性。在充当对传统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框架的社会哲学的层面上，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仅仅被追溯到人类支配自然的过程。把自然占为己有的劳动活动表现了这样一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上，人类历史沿着财富不断增长的路线运动。人类在自己重复不断地制造出社会生活情景的生产活动中重新认识到自己时，其历史的视线才捕捉到这种进步过程的那种顺其自然的特征。不过，在其第二个解释方案中，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的自我反思的层面上考虑到实践和批判的维度。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在社会生产和社会斗争的轨道上运动。这种斗争之所以归因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过程，是因为，正如霍克海默语焉不详地指出的那样，指引它的“反抗”来自“经济机制”
；相反，作为社会斗争的基础的行动结构则是把自然占为己有的劳动活动的另一种形式。
在社会劳动中，人类把对自然过程的实际控制作为尺度来维持和拓展其社会生活，而批判的活动却恰恰对社会的这种自我持存过程的既有组织方式提出质疑。客观存在的自然力量，其表象与劳动活动是对应的。借助那种把在有目的地控制自然事件的过程中取得的实践成果集于一身的技术性的知识，人类从这种自然力量中解放出来。社会制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其历史性与实践的、批判的活动是对应的。只要“维护特权的那种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起作用”
，它就建立在暴力和压迫的基础上。把“加强斗争”
作为自己目标的批判性的知识摆脱了这种社会暴力关系。因此，社会劳动从客观的生存压力中获得它的动力，实践的、批判的活动的主旨则在对“普遍的不公正”
的主观感受中生长壮大，而在结构上，这种不公正与社会阶级既有的那种社会劳动分工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霍克海默只把社会斗争的批判实践归功于社会生活情景中不拥有那种占有社会财富的特权的部分团体，而把从根本上保障社会文化的生存的人的改造自然的劳动活动归功于已经成为真正的先验主体的人类整体。
批判活动的主体局限于个别的团体或阶级，这表明，与人类客观上被迫进行的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不同，社会斗争深深地植根于那种以经验为中介的对历史情景的阐释过程之中。只有这样一种行动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主体的活动并非由一种大家共同的、在自我持存的压力下划一的思维方式，而是受各种不同的，即打上经验烙印的思维方式推动）才能说明，为什么霍克海默只把人类的部分团体作为行动主体与实践的、批判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对现实的各种解释作为矛盾冲突的利益情势的表现形式，在社会实践（也就是社会斗争）这一维度上涌现出来，旨在就社会生产关系的公正性进行论争。所以，霍克海默把批判理论的实践运用框架理解为从人们体验到的不公正出发，以对话的方式向被压迫阶级传达对社会现实的解释的那种过程：
然而，如果理论家和他特定的与被统治阶级一起的活动被视为动态的统一，以至于他对社会矛盾的表述不仅仅是具体的历史情势的体现，而且看来似乎同样更是具体的历史情势的促使变革的因素，那么，批判理论的作用就会显现出来。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与说出本阶级的真实状况的个人之间的冲突过程，以及该阶级包括其理论家在内的最先进分子与该阶级的其他成员之间的冲突过程，都能被理解为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意识连同其解放性的、同时是推动性的、约束性和粗暴的力量一起发挥出来。
霍克海默没有对被他冠以“批判活动”名字的这种社会实践的特殊结构作进一步的解释。尽管批判社会理论的运用以对话为中介的这种思想，开启了阐释依赖于社会经验的慧见，但霍克海默没有利用这一点，在概念上把“批判活动”的范畴与“社会劳动”的范畴充分区别开来——实践的、批判的活动的概念在理论上依然保留其所固有的轮廓不清的特征。相反，在其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的层面，霍克海默完全略过日常批判的维度不提，批判理论明了这种日常批判，因为它参与为消除人们遭受的不公正而对现状进行解释的那个合作过程。在此，由于人类社会的历史被从总体上作为社会性的支配自然的进程理解，劳动概念因此占据中心地位，这似乎容易给社会斗争的概念造成排挤。范畴上的这种简化论，使霍克海默不能把握社会冲突的那些行动实践的组成部分本身。尽管其批判理论的认识论规定，他没有真正在范畴上把社会斗争的这种行动维度当做社会再生产的独立的领域。这样，霍克海默放弃了充分考虑以阐释的方式来组织社会现实的可能性。正如事实即将表明的那样，其后果是在被霍克海默认为实现了批判社会理论纲领的那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中出现社会学方面的欠缺。
也许，社会研究所在30年代遭遇的那种政治方向的迷失，使霍克海默的论证在概念上出现这种矛盾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有关这一理论在政治、实践上的运用情景的实际上的不确定性，或许恰好妨碍了它在历史哲学方面适当兼顾社会斗争维度。由于社会理论自身对于当前历史并不确定，所以，批判活动的领域在阐释历史的范畴框架中被完全略过不提。事实上，一种政治上的烦躁感（它完全可能是这种仓促的概括的根源）表明了霍克海默在那个时代的著作的政治特征。因为，一方面，它使霍克海默毫不怀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种批判的、以政治实践为目标的社会理论只能在雇佣劳动者的社会阶级——无产阶级——中去寻找受众。由于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只有无产阶级乐于接受理论启蒙，愿意政治变革。另一方面，在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夺取国家政权和斯大林化的共产主义等情况的影响下，这样一种疑虑在这些著作中明显加深，即在变化了的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是否还真正拥有由压迫和危机的经历和体验不断更新的变革潜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案把其期望寄托于此
。社会研究所在30年代的大部分社会科学理论建构和研究工作就是为实际解答在这个矛盾中所包含的难题服务的。它们的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使得因经济状况而趋于冲突的社会阶级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能够隐而不发的那些心理机制是怎样形成的？”
霍克海默在30年代初草拟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纲领，正是为研究这种关系量身定做的。
在1931年就任法兰克福研究所所长时所作的有关“社会哲学的现状与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演讲中，霍克海默业已明确指出：一种既要求对自己得以产生的社会情景，也要求对自己在政治上实现的可能性进行艰巨的反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它的任务只有以跨学科的态度才能完成。他为此提出的模式，是一种“哲学理论与各门学科的实践的持续的对话式的渗透和发展”
的模式。浮现在霍克海默眼前的是这样一种批判理论，它在哲学对当前的诊断与各门科学的研究工作相互间不断渗透的过程中，研究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构条件和行动后果。一年后发表于《社会研究杂志》的论文“历史与心理学”，尝试在理论上对草就的纲领进行扩充，并使之具体化。日后即将为界定批判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立场充当框架的那种历史哲学的思维模式，在这篇文章中以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进行唯物主义解读的形式出现。它解释了把各门科学学科融合进合适的理论结构中这一任务的背景。霍克海默表明，由于唯物史观采纳了超个体、超越一切单个的主体的意向的阐释框架的思想，所以受到黑格尔历史概念的约束；不过，它同样与之相对，因为它没有把人类历史进程归因于绝对精神的发挥，而是把它追溯到人类支配自然的发展过程。正是这种针对黑格尔的批判性的思想，现在使具有典型早期霍克海默特征的社会劳动过程自身向外设定社会文化的进步的这种思想发挥作用：
对现实情景的认识赶走了作为独立塑造历史的力量的精神，在与自然的冲突中不断成长的人类形形色色的势力与老化的社会形式之间的辩证法开始成为历史的发动机……据此（经济学的历史观——作者所加），社会生活的持存和更新迫使人们接受特定的社会性的群体秩序。
霍克海默把这样一种生产力发展过程作为基础，每当支配自然的技术系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时，这个过程就促使社会生产的社会性组织同样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即将作为批判理论的建构背景在认识论研究中扮演一个极其矛盾的角色的那个社会斗争的维度，仍然被完全排除在这种社会发展构想之外。只有在社会劳动的过程中，支配自然和自我持存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维度，社会文化的进步在这一维度上进行。霍克海默明确地把“社会的生活过程”与“与自然的冲突”相提并论。
这个在范畴上缩小了的历史模式是霍克海默早期批判理论的一个关键性的组成部分，构成了他建造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大厦的理论基柱。于是，政治经济学必然获得社会科学毫无争议的基础学科地位。经济学的种种范畴只考虑社会性的生活情景的客观结构，因为，文明史已经清清楚楚地被视为从陈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中逐步解放出来的过程：“但是，如果历史按照人类社会的生活过程所采取的不同的方式来划分，那么，具有根本历史意义的不是心理学范畴，而是经济学范畴。”
在由此得出的结论中，霍克海默能够把马克思用于资本分析的那些核心范畴当做这样的社会科学概念，人类以资本主义为形式进行的支配自然的历史过程就是在这些概念中受到界定。由于在范畴上囊括了社会自我持存的那种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状况和组织方式，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学从整体上阐明了这个时代超越了一切单个的主体的意向的阐释框架。
但是，霍克海默意识到，应该成为这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支柱的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似乎不得不与其研究对象保持历史同步。批判理论是当前的历史情境的表现，所以，它必须实事求是地理解这种支配自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结构自其自由主义时代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于是，对于30年代的霍克海默来说［此间，他作为社会研究所的经济学家而受到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支持
］，经济学学科的任务在于，研究由资本集中过程推动的那种趋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组织的趋势。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和奥托·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的法学和国家理论著作以对资本主义的危机动力的法学和政治学分析作为对象，它们同样遵循这一路线。
不过，霍克海默主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自由主义发展阶段（它以经济权力精英们的计划机构取代了市场这一调控手段，以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的垄断资本家取代了自由主义时代的“工厂主”
）作为这种经济结构体的主题；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第二个子学科——心理学，则解释这种结构体的内部心理。
霍克海默把心理学设想为对经济学理论作出补充的批判社会研究的子学科，其采用的论据听起来并不陌生。它表述了这样一种理论共识，以此为共同的背景，“弗洛伊德左翼”（Freudsche Linke）（马尔库塞）在二三十年代努力使唯物主义与心理分析融为一体。
霍克海默反对在社会理论中过于依赖经济学理论中预设的解释模型：从经济理论中假设的行为动机推断现实的行为层面，这样的社会理论，不言而明受到实用主义思想约束，只容许把“经济利己主义”当做社会行动的动机的那种日常心理学（Trivialpsychologie）为依据。然而，在这种不过被随意地升格为心理学的经济理论中，一切汇入社会行动情景的、超越那种对私利的目的合理的追求之外的心理动机被略过不提。因此，一种把人类本能（Triebpotenzial）的可塑性和可拖延性为出发点的心理学，取代了以理性主义的实用主义行为模式为指导的日常心理学；因为，只有在注意到主体的本能需求不仅极其多种多样，而且在遭受挫败的压力的情况下也能趋于建立补偿性目标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在社会科学上解释所有那些违背自己的合理利益而加入社会压迫关系的社会群体的行为方式。因此，一种理应探究自己所预言的那种潜在的阶级冲突的根源的批判社会理论，必须以这样的一种心理学为支撑，它超越了以目的合理性来解释人的一切行动的那种理论前提：
无论如何，人的行动不仅仅源于其天生的自我持存的努力，也不仅仅源于直接的性欲，而且也源于其他的本能冲动，譬如验证攻击性力量的需要，还有自我承认和证明的需要，在集体中的安全感的需要，等等。现代心理学（弗洛伊德）已经表明，这些要求怎样与饥饿区别开来，即前者要求一种更直接、更持续的满足，而后者在极大程度上是可以拖延的、可塑的，可以通过幻想得到满足。
对把主体融入一种自身矛盾的生产方式的那种社会整合进行分析的心理学方案，必须首先把人类的本能生活（Antriebsleben）视为灵活的、在社会的行动要求下可塑的、并且随时为心理替代做好准备的本能事件（Triebgeschehen），才能被制定出来。这样，为什么社会依赖和压迫的经验在成为“认识”之前，似乎受到“一种歪曲意识的本能运动机能”
的阻碍和抑制，就变得可以理解：在认知上使自我能觉察到不公正的对于社会现实的解释，受到一种本能的否定和抑制过程的阻挠，这个过程以臆想出来的个人或集体具有力量的体验取代了他们所经历的软弱无能。使这种对现实统治的臆想式的颠倒成为可能的心理手段是投射和认同。
正是合乎现实的认识与非理性的本能事件之间的这种二元对立，标出了霍克海默所设想的把心理学植入批判的社会研究的跨学科结构中的那个植入点。资本主义式的支配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劳动的发展状况和组织方式陷入明显的失衡状态）与个人的需求社会化（Bedürfnissozialisation）过程是交叠在一起的，后者使主体的本能适应于已经确立的压迫关系。这是在一个本能驱动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个过程把不受社会欢迎的需要引导为保障统治的目标，从而促使主体无意识地不断对现实产生错误的、削弱理性认识活动的认识。因此，支配自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再生产，仅仅建立在这种不断重复的本能事件的不易确定的基础之上。正如霍克海默写到的那样，“在历史上形成的心理特质，秉性（Triebveranlagung）”，“对于陈旧的生产关系的维系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结构的稳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把资本主义的危机情景的实证研究作为目标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中，一种心理学理论与经济学基础学科站在了一起，这种心理学理论分析个人的本能社会化过程，而通过这个过程，支配自然的社会制度整合为在社会上受到接受的生活情景的统一体。
心理分析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霍克海默相信它具有那样一种解释力，能够解决人们向心理学这门社会科学的子学科提出的任务。因此，心理分析的基本概念，即力比多本能决定了儿童与父母的互动，提供了第二个理论模式，它作为补充，与社会劳动的那种历史哲学基本模式并列。
霍克海默采纳了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分析社会心理学所阐明的那种心理分析。在社会研究所的知识分子中，弗洛姆被委以这样一个使命，即建立一种与经济学的基础学科天衣无缝地衔接在一起的心理学。因此，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必定与同样激发霍克海默把心理学植入跨学科的社会研究的那种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没有人类的力比多冲动，无论外部的权力机器还是理性的利益，都不会足以保证社会的运行。人类力比多的力量，似乎成为社会缺少了它就无法凝聚的凝合剂，在一切文化领域中都对宏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作出贡献。
弗洛姆把两个起源迥异的概念结合起来，以分析使力比多冲动服从于社会所要求的行为结构的这个本能社会化的过程。
首先，与同时代具有马克思主义取向的精神分析学家一样，他认为，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社会劳动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的制度要求是由父母代表的；因此，家庭是这样一种社会中介，在其中，社会经济的行为要求通过社会化得到有效的维系。其次，在从对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著作的读物介绍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性格学说的解释中，他吸收了这样的思想，即人的人格结构是由性心理发展的某一阶段的稳定化的行为特征组成的；个人的性格是儿童早期交织在一起的性冲动的结合。总括这两个概念，弗洛姆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思想跃然纸上：父母的教育活动在家庭内部形成来自外部的社会强制力，使儿童性心理的发展在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模式的阶段固定下来；与此相反，超出在家庭中受到奖励的种种表现的范围之外的那些本能冲动，将来会得到升华或者受到压抑——成长中的主体的力比多冲动也因此沿着符合社会所期望的行为轨道成长起来。
在霍克海默谈到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分支学科的心理学时，浮现在他眼前的社会心理学概念，既有弗洛姆在他30年代初期的文章中根据阶级所特有的人格结构进行区分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也有他自己在关于权威和家庭的这项宏大的制度研究中建立在施虐受虐狂的性格这一跨阶层的概念的基础上
的社会心理学概念。只要不在概念上对之进行修正，他就必定不得不接受它们的不足之处。弗洛姆把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基本概念与经济学的社会理论基本概念直接结合在一起。在这两种概念之间，社会行动（个体的本能在这种行动的具体现实中形成）的维度，在范畴上似乎被抹去了。在弗洛姆概念的参照系中总体上代表社会交往情景的家庭，看来仅仅发挥了那种无所不包的经济过程的功能：在家庭的互动事件中，资本主义经济的功能要求直接构成儿童最初遭遇的行为强制。成长中的青少年的力比多冲动似乎在这个由父母的教育活动所规定的制度要求的结构中顺利成长。这样的推导所通向的那种自成一体的功能主义，是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被掩盖了的核心。这种社会心理学必然近似于赫尔穆特·达迈尔（Helmut Dahmer）所说的那种“绝对社会化的理论”，
因为它既否认个人的需求构成会出现力比多过剩，也不承认社会行动具有一种与经济上的制度强制力相对的社会化方面的自主性。看来，霍克海默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为了避免这种经济学的简化论（以此为基础，本来可能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埃里希·弗洛姆的社会心理学与从弗里德里希·波洛克那里借鉴的资本主义分析被错误地结合在一起），霍克海默在个人的本能社会化领域与无所不包的社会劳动系统之间安排了社会再生产的第三个维度——文化。显然，“文化”的概念是一个范畴上的工具，霍克海默希望借助它的帮助，避免批判社会理论在单纯由精神分析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合而成的道路上滑向潜在的功能主义的危险。不过，对于霍克海默来说，他的历史哲学的这种范畴简化论，从背后弥补了这个概念在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案中所具有的那种模糊不清的含义和所占据的那种矛盾的地位。
一方面，霍克海默考虑到这样一个文化行为的领域，它包罗万象，从种种生产审美产品和知识产品的不同的社会部门，直到日常的象征性表达和社会互动领域。在其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就职演说中，他认为，文化与社会劳动体系和个人本能社会化的过程并列，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三个维度；如果要分析经济学的功能要求怎样融入生活情景的本身脆弱的统一体之中，跨学科的社会科学就必须注意这个维度，因此，批判社会理论建立在经济学、心理学和文化理论这三门学科的基础之上：
不仅在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哲学内部，而且在社会学以及在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的圈子中，围绕社会的讨论逐渐集中为一个问题，它不仅是当前有效的哲学问题，而且也是最悠久和最重要的哲学问题的现实翻版，即有关社会的经济生活、个人的心理发展以及狭义上的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不仅科学、艺术和宗教所谓的精神内涵，而且法律、习俗、风尚、公共舆论、体育、娱乐方式、生活方式等等，都属于这个狭义上的文化领域。探索这三种过程的关系的打算，无非是一种符合既有方法（如我们的知识状况）的对特有的存在和普遍的理智、现实和理想、生命和精神的老问题的表述，不过刚好涉及崭新的问题状况。
在此中发挥作用的文化这一范畴（它令人想到这个概念的那种源自英国的文化史编纂和底层社会学（Unterschichtensoziologie）的使用方式，这种方式如今已经被引入到联邦德国的社会学中），
划出了一块社会行动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社会群体获得在其日常生活的制度中具体体现出来、以符号性的表达形式传承下去的那些共同的价值取向。社会再生产的维度（霍克海默看来在这样一种文化概念的帮助下同样以它为目标）是这样一个维度，它以社会行动为中介制造出种种在认知和规范上被认为不言而喻的事情，并对它们提供保障。这些由特定的群体创造、为交往所支持的取向模式，在社会劳动系统与个体的动机构建之中起到中介作用，因为，在这些取向模式中，经济上的行动强制力在日常实践中得到重新阐释，因此通过社会化被有效地保存下来。人的本能的那种自然的潜力与经济再生产在社会上的那种自主的强制力在日常的阐释活动的基础上相互碰撞，而在这些阐释活动中，主体相互之间必须始终保证与其他主体共同拥有某些社会意义和价值取向。自上而下地规定的行为强制力和发自内心的行动本能，首先受到在群体特定的“法律”观和“习俗”观中持久地树立起来、在“风尚”和“生活方式”等习惯的表现形式中象征性地表达出来的一些共同的行为规范的过滤，而后才有效地进入社会化了的主体的生活情景之中。于是，用霍克海默的话说，把“分崩离析的部分人为地凝聚在一起”
的社会“凝合剂”，是由文化生产出来并不断更新的行为取向构成的，在这些行为取向中，社会群体以诠释的方式履行了在阶级特定的社会分工的条件下期待他们完成的任务，满足了每一个个体的潜在需求。不过，霍克海默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在尚未意识到他自己的概念使用中的那种行动理论逻辑之前，他把文化范畴引回传统概念的轨道，后者如今不再以社会行为的某类特定的系谱，而是以一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化机构的领域为目标。这个“文化”概念，也就是文化的第二个概念，指明了霍克海默用来当做其跨学科的社会科学设想基础的那个范畴框架的方向：
生产过程不仅仅像人们在劳动中所体验到的那样以当前直截了当的形式影响人类。而且，它在相对稳定的，也就是如家庭、学校、教会、美术馆以及诸如此类的只有经历很长时间才会改变的机构中得到维系。因此，对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的各种心理状态的认识，有关于他们的性格怎样在时代的一切文化塑造力量的影响下形成的知识，属于对此种问题的理解，即社会为什么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运转，它为何稳定或者为何解体。
在这种论证语境中，不仅文化概念的范畴环境发生改变，而且其参照系也发生变化。在此，霍克海默考虑到一系列文化机构，它们在稳定的、制度化的抚育过程中把社会生产过程的行为要求传达给主体。父母的养育方法、学校的教学大纲或者宗教仪式是对所有社会阶级都发挥影响的媒介，通过这些媒介，经济系统的行为强制力对个体心理发挥尽管间接和断续、但持续一生的影响。即使霍克海默比其先行者更严谨地强调文化机构自身的动力，但从他使用文化概念的这种方式看，后者近似于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概念——“文化上层建筑”。
也就是说，这种现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参照系把文化概念剪裁为持久的、似乎不受日常行动影响的制度安排。霍克海默的第二个文化概念所依据的现实样板，不再是规范性的取向模式（Orientierungsmuster），即文化行为；而是教育机构，也就是文化机构的社会化功能。霍克海默把他在就职演说中想到的行动理论的文化概念，悄悄地转化为“文化机构”（kultureller Apparat）
这一制度理论的概念。现在，文化以有组织的学习过程的那种持之以恒的形式出现于社会劳动与人类可塑的本能潜力之间，使经济上所必需的对人们行为的要求作为本能的行动目标在个人的心理中树立起来。在霍克海默于30年代在《社会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几乎所有文章中，文化机构这一概念已经取代文化的行为概念。在文化机构的概念中，其历史哲学在范畴上的这种简化论在霍克海默的社会科学理论纲领中发挥了作用。他不能在范畴上进一步探究文化行为的概念，因为除了社会对自然的改造，其历史哲学的基本模式并没有给其他类型的社会行为留下容身之地。
只有一种试图去把握教育和宗教机构的那种社会整合功能的制度理论的文化范畴，与一种把文明发展简化为人的劳动能力一步一步地增强和提高的过程的历史观相一致。在人的劳动能力增强和提高的过程中，文化机构的制度化结构于是在每个发展阶段都一直承担这样的功能，即以社会化的方式唤醒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要求的行为动机，在意识形态上支持已经建立起来的那种反差鲜明的特权。因此，在人类历史的这种社会性地支配自然的做法的完善过程中，文化制度是对抗个人的本能潜力的稳定性因素。然而，就像他几乎不能容忍知识论的那个批判活动概念一样，霍克海默在这个历史模式中也几乎不能容忍一种作为以合作的方式制造群体特定的行为取向并为这些取向提供保障的活动的文化行为概念，因为，由于把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归因于劳动，所以这两者都已经在范畴上被排除在外。霍克海默在这两个概念中所针对的理论目标，超出了他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所能代表的目标。于他而言，在社会劳动的马克思主义模式与个体本能社会化的心理分析模式之间，不存在第三种可供他用来在范畴上阐明文化行为或社会斗争结构的理论模式。这就是霍克海默最终不得不闲置行动理论的文化概念和批判活动的范畴，然而仍使两者发挥作用的原因所在。
按照霍克海默早期文章提出的建议，社会斗争是文化活动的那种充满冲突的对应物。在其日常行动中，某一社会群体的成员将其地位所决定的利益和他们各自的潜在需求进行综合，纳入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解释模式中，后两者则使这些成员在不失去心理上的身份的情况下积极参与某种社会秩序的制度化的行动结构成为可能。在这些文化行动系统（它们在代代相传的互动方式和符号系统中具有一定的延续性）的视域中，特定阶级分担的负担似乎被降低到人们在生物学上所能忍受的程度，个人的本能要求被整合进人们预期的那种可能的需求组织之中。但是，理应履行这两项任务的某一群体所专有的取向视域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似乎必须天天在群体成员中得到更新和确证。不可预料的事情和迄今尚未明了的信息打断这些习以为常的行为取向的再生产，危及这一社会群体脆弱的规范。现在，批判活动是那种以合作的方式对群体内部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不言而喻的事情进行审查、提出问题的有针对性的过程。它受到尚未获得诠释的经验的推动，而后者以新的角度来看待迄今所能接受的社会负担程度和力比多失灵的程度。这种在文化上受到保障和保护的日常行为的中断，迫使群体成员根据大白于天下的现实对流传下来的取向视域进行修正和拓展。因此，批判活动是以反思的方式对这种活动在自我理解中感到震惊的那种日常交往的继续。在此基础上，社会斗争可以被理解为以合作的方式对这种日常批判的组织：似乎正是社会群体在阶级特有的劳动分工和被期望承担负担的条件下被迫进行的那种尝试，帮助他们使从不断遭受的不公正的经历中获得的那些行为规范成为社会生活情景的规范。然而，由于不知道如何解释正常情况下的日常行为，霍克海默也不得不放弃在理论上对批判活动的这种模式作出界定。他的历史哲学基本模式的约束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能够在范畴上对它们进行详细阐明之前，他不得不使社会群体受到文化引导的日常行为和批判实践的活动退回到那个仅仅为社会劳动和个体的本能社会化量身定制的范畴框架：在社会自我持存的经济要求以及作为其补充的个体的需求社会化任务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的，不是社会群体的社会性活动，而是文化机构的那些制度化的部门。
概念上的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后果是，霍克海默悄然把社会性的日常行动的整个谱系从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对象领域排除出去。而与这一社会学任务相对应的任务，即根据群体特定的经验背景和以合作的方式制造社会取向模式的过程来研究社会现实，在他制定的那个批判社会研究的纲领中并没有被提到。无论是文化上习以为常的日常交往，还是社会群体之间持久的文化冲突，都没有获得各门科学的研究工作的对象领域所享有的那种应该受到认真对待的地位。因此，在霍克海默批判社会理论的学科结构中，社会性占据了一种边缘性的辅助学科的位置。由于它没有独立的理论模型，在经济过程在文化上的稳定或社会对需求形成的中介成为研究主题时，它就只能求助于政治经济学或精神分析学的模型。然而，霍克海默并没有努力在范畴上为社会学奠定基础。对于行动理论的构思（在这些构思中，以马克斯·韦伯为一方，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为另一方的学者们尝试赋予社会学以独立学科的形态），他一直置身事外。因此，与弗洛姆相似（他希望通过植入文化理论来纠正其构想所导致的种种功能主义结论），霍克海默最终仍然不得不让批判社会理论止步于政治经济学和心理分析的结合。在打算对支配自然的系统整合为集体接受的某种统一的社会情景的过程进行分析时，霍克海默被迫退回到合乎现实的认识与非理性的本能事件之间的那种二元对立。对现实的理性认识与力比多驱使下的对现实的错误判断之间的那种时代性的断裂仍然不变，而这种断裂只能以实证的方式提供一些有关社会整合机制的情况。这就是由霍克海默主持的名为“权威和家庭”的那项对德意志民众潜藏的乐于接受法西斯主义的意愿进行研究的项目所承载的思考。
霍克海默在30年代尝试拟订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的总体构架，仅仅建立在经济学和精神分析学这两门学科的基础上。文化理论在这个总体构架中的位置，仅仅标志着对社会行动进行系统关注的那种徒劳无功的尝试。然而，在社会研究所的工作中实际上运用的那种文化理论，既不以行动理论，也不以制度理论的文化概念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第三种文化概念的基础上。在这种文化概念中，霍克海默在其概念使用中最初离开的那种传统主义的、为审美产品（ästhetische Produkte）量身打造的文化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在第二个简化的步骤中重新得以贯彻。在研究所的分工中负责文化理论领域的列奥·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和特奥多尔·维·阿多诺（Theodor W.Adorno），在他们的研究中从这一受到局限的角度出发来观察文化过程。其研究工作（阿多诺著名的有关爵士乐和有关“音乐中的拜物教性格”的论文以及洛文塔尔极有影响的关于资产阶级小说和戏剧文献的研究都应归功于之）的目标，是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对艺术作品的社会内涵进行解读。唯物主义的文学和音乐社会学，替代了文化理论在霍克海默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案中本应占据的位置，其使命是分析社会对经济发展过程和对人的本能潜力的那种中介作用。不过，文化概念最初具有行动理论的意向，而后又受到制度主义的制约，最后成为从艺术理论的角度使用的范畴。在这种悄然的转变中，30年代末阿多诺著作中的批判理论即将进行的这种历史哲学的转向已经宣告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