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这份研究中，我尝试从理论史澄清批判社会理论的关键问题。 在理论史的第一个层面上， 我遵循这样的信念，即自70年代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种批判社会理论的新方法——一为米歇尔·福柯的理论、另一为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理论，可以被解释为对批判理论所开启的提问的竞争性的继续：不论是福柯以历史研究的形式创立的权力理论，还是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的奠基之路上阐释的社会理论，都可以被理解为以新的方式来阐释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分析的启蒙辩证法的过程的尝试。如果我们以这样的观察角度来重构批判社会理论的历史，那么，福柯的权力理论就被证明是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因其对文明过程的历史哲学分析而陷入的疑难的一种系统论的解决，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被证明是对此的一种交往理论的解决。

因此，在这份研究历史地追踪从霍克海默的早期论文、经过阿多诺的历史哲学、最终通向福柯和哈贝马斯大相径庭的理论的思想运动时，其系统的观察角度是从对这样一些理论模型的提问中产生的，而借助这些模型，社会权力的形成和捍卫在那些理论中得以把握。所以， 在澄清批判社会理论的关键问题的这个层面，也就是理论史的第二个层面上， 我深入分析阿多诺、福柯和哈贝马斯所阐释的将现代社会的状况作为社会统治状况来进行批判的方法。这种尝试有助于达到这样一种分析的目的，即使作为分析社会整合、因此也是作为分析权力行使的基础的各种行动概念在所介绍的观点中凸显出来。在这种背景下，事实首先表明，阿多诺定然完全没有完成社会分析的使命，因为终其一生，他都一直执着于一种对自然的支配（Naturbeherrschung）的总体化的模型，相应地未能把握到社会（Gesellschaften）的“社会性”（das Soziale）（第三章）。而福柯和哈贝马斯从截然相反的方面出发，阐明了批判理论的传统极少涉足的社会性的现象领域：福柯在行动理论的“斗争”（Kampf）范式中（第五章），而哈贝马斯在行动理论的“相互理解”（Verständigung）的范式中（第七章）。在对这两种处于不同的反思水平的方法各自所带来的疑难的批评性的分析中，“权力的批判”如今本该遵循的方针应会悄然出现。就这一点而言，谁关注从阿多诺、经过福柯直到哈贝马斯的这种思想运动，谁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这些反思阶段，而在这种反思中，批判社会理论的范畴上的前提逐步得到澄清。

本书的第一至第六章于1983年春被柏林自由大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系作为博士论文通过。感谢比吉特·马恩科普夫（Birgit Mahnkopf）和汉斯·约纳斯（Hans Joas）一直以来的乐于讨论和所提供的帮助，感谢乌尔苏拉·耶吉（Urs Jaeggi）的及时催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