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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各章分别探究了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定居者经验与自由观念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conceptual relationship）。在第一章中，我详细描述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化的法律和政治基础，以及定居者意识形态将对集体自由的丰富理解与帝国计划结合到一起的方式。然后通过将美国革命重新阐释为定居者对帝国殖民化未来的反叛，我重新设想美国革命的核心原因和后果。到18世纪60年代，伦敦的司法行政管辖权增长得越来越快了，从印属孟加拉扩展到法属加拿大，并且几乎在一夜之间，其在殖民地管理中变成了全球性的文化多样性的工作。对英裔美国定居者来说，正在出现的帝国秩序对他们的共和主义自由思想，以及其相对于边缘化群体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来说都是一种威胁。通过反叛，殖民者重申了内部自由与外部从属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沿着旧帝国现状边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定居者帝国。最终结果是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一方面它受到共和主义自治承诺的激发，另一方面却又因其内部的社会包容性思想相当有限而受到束缚。
第二章描写革命爆发经验对小农和市民来说，如何推动了集体抱负的激进化——我将其称为共和主义自由的民粹主义形式。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获得有意义的独立要求加强政府的权力，并且使之与专横的民意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愿景遭遇到一种基本的后殖民困境，一种在20世纪出现的那些非洲和亚洲独立国家并不熟悉的困境。英国定居者发现自己嵌入在一个欧洲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世界里，在这里从欧洲获得真正独立的目标完全与民粹主义政治的实施相左。结果，小农和市民逐渐把被商业和政治精英所利用的政府权力，看作对依然保留的民众自治的威胁。下面的这一事实强化了这种感觉，即联邦政府的权力日益同领土扩张和国会对旧的帝国特权主张联系在一起。小农和工匠从原来的革命梦想中退缩，代之以寻求警察国家行为，并通过将这种特权强加于边缘化群体来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结果，新的美国发展出刚性的二元性政治，它将自由公民与日益复杂的对奴隶、获得解放的黑人、拥有半主权的印第安部落和墨西哥人（以及其他的）控制体系分开了。
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对共和主义自由强有力的民粹主义叙述的重新出现和盛行，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对因内战、工业化和美国拓疆结束（frontier closing）所产生的社会目标和制度安排的全面重新评价。在此背景中，由农场主联盟组织（the Farmers Alliance）、劳动骑士团（the Knight of Labor）和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组织的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寻求使经济政治自治适应新的集体现实。激进的农业和劳工活动家最膨胀的想法是，认为应建立一种更具普遍性、非帝国式的平民政治模式，它涉及对美国外部权力及其对美国内部自由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勾画出一种没有帝国的自由愿景，尽管常常并不完整。最后，人民党反叛的失败，意味着当未来的改革者试图挑战内部和外部权力模式时，他们面对制度和惯例年复一年地日益嵌入其中。
在第四章中，我描述了紧随人民党运动而扎根的一种不同宪政生活愿景。这一新的共识产生了由新政（the New Deal）所确立的宪政秩序，最终涉及放弃作为自治的自由观念。新政废弃了定居者的制度和理想，并沿着美国的欧洲对手的路线创建了新的治国术；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果把美国总统变成了英国君王适当的代替者。在此过程中，新政人员强调的主要集体目标，不是经济独立问题或参与性公民身份问题，而是源于匮乏和外国威胁的安全问题。这种对安全的承诺涉及发展出强大而灵活的行政部门，这样才能够对国内外社会危机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它也意味着对旧有的帝国特权——这种特权现在集中在总统身上，改头换面成一般的常规国家权力模式，而非一种监管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界限的专门方法。在国际事务中，虽然美国抑制自己不去追求建立传统的殖民帝国，但是却不断追求全球性支配地位，并使这些政策作为国内外安全的必要措施而变得正当化。这种权力设计有助于强化新宪政主义，其中行政部门充当了权威性的代表机构并且代表“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we the people）而广泛地发言。
通过本书的结论部分，我更加直接地追踪这一历史重构的当代意义，途径是集中关注后新政时期的改革计划和群众动员模式。我尤其关注民众为取得政治和经济上更大程度的包容——例如对黑人和妇女的包容——而努力的意义。这些努力按两条基本轨道进行。一方面，通过将先前被边缘化的群体中的精英纳入企业和政府特权的范围之内，这些努力起到了加强主流制度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努力也不时明显起到将内部依附与外部权力联系起来的作用，并且在此过程中重申了非帝国式的普遍性共和主义政治的目标。事实上，民权运动（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可以解读成我们最近期的集体尝试，以唤醒处于沉睡的、作为自治的自由的叙述，并将这些叙述与对美国干涉主义的响亮批评结合起来。如今，包容性目标依然有这样的二元潜在可能性——既维持统治等级制，又从根本上对其进行挑战。尽管存在这样的模糊性，但它依然是实现以下两方面目标的最佳有效途径：唤醒强有力的共和主义自由愿景；将这一愿景加入开放的政治共同体理想之中。尤其是，移民问题——美国边界内移民合适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核心方法，以从制度上同内部与外部权力的含义相衔接。
在严肃地开始本书的计划之前，有理由对有关本书的方法论进行简短的说明。虽然本书随后各章基本上遵循按年代排列的时序，并对过去的事件提供新的解释，但这种努力并非一项传统的历史学术工作。相反，我把这一研究计划看作一种社会批评形式，其中的历史呈现乃是为解决今日之问题以及明日之潜在可能性而服务的。我对过往历史的集中关注，归根结底只是工具性的；它寻求说明美国经验本身是如何掌握那些规范性工具，以尽力克服此时此刻的问题并想象出可替代的解放方案。
在许多方面来说，本书是对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所称的“关联性批评”（connected criticism）的一种实验。据此，沃尔泽的意思是说，有两种进行规范性观点研究的方式。一方面，一个人能够置身于具体的社会共同体之外，就好像他或者她是一个“不带感情色彩的陌生人”，并且以出自普世正义的原则为基础，来对本地的组织机构进行评估。另一方面，批评者能够把他或者她自己的观点，作为某一社会的实践活动里的内部争论之组成部分来处理，并通过参照共有的传统、历史和价值，来寻求重塑集体生活。 [21] 我决定进行第二种类型的社会批评，乃是有意为之，因为对我们目前状况的评估激发了我的这种想法。
如今，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要想象出真正可供选择的替代性社会——一个对主流的等级制和内部与外部权力正当化构成挑战的替代性社会——是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哲学中对证据理论化的高度分析形式，只会加强统治制度与乌托邦联想之间的表面鸿沟。正如一个创新性例子，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 A Theory of Justice ）中希望通过呈现完美的正义实现条件，来阐明当代生活的问题。他是通过复杂的思想实验来这样做的，在实验中，他想象人们在被置于“原初状态” [22] 时会做出什么政治决定。这一乌托邦主义抽象形式存在的问题，乃是其无意间强调了我们集体不确定性的支配感。对理想状况的如此思考，与递减性的民众权力和政治异化的日常事实严重脱节。虽然这一乌托邦思想形式包含了一种社会创新途径，但是它从未使进行改善的承诺与实际机构的愿景联系在一起。进而言之，它没能在美国经验之内提出文化工具，而这些文化工具使得对正义的叙述不仅是普适性的抱负，而且成为我们当地有关社会可能性争议辩论的构成性元素。
在对特别塑造美国斗争的意识形态愿景进行深化时，我希望对嵌在我们过去历史中的有关人类自由强有力的叙述进行有力的阐明。在某种意义上，我愿意强调那些似乎激进的关于经济控制、政治参与和帝国遗产的观点，是如何成为内部改变计划和社会革新的核心内容，而我们通常不使这些观点与美国认同联系在一起。这一研究计划因此以自己的方式，试图创造一种这个国家创建和经验的不同意象，一种可以取代传统例外论和宪法完美性叙述的意象。在这一过程中，它主张当前公众话语的核心缺陷之一，恰恰是保护主义冲动（preservationist impulse），因为这种冲动趋于抹平我们丰富多样的政治争论传统。因此，社会批评家的基本任务，是显示那些明显边缘性的自由观点和社会成员本身，是如何成了我们身份基础的方方面面。这意味着我们要使那些目前似乎遥远，且文化上属于外国的实践和思想， 作为我们自己的 东西来欣赏。
最后，仅仅复制我们前人的政治行动，不足以减少社会的有专制主义色彩。即便在那些美国寻求使共和主义自由普遍化、寻求将经济和政治独立的承诺从殖民统治现实中逐出的历史时期，定居者思想依然对这些集体希望中的努力理解做出妥协让步。但是，先前时刻所提供的东西，却是理解我们当前问题和民主控制能够呈现的可能形态的基本轮廓。他们为批判支配当代思维的制度和概念提供了一种途径。在当前这个美国于国外地位卓越、于国内民主焦虑的时代，过去的历史表明，个人可以如何再次主张民众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如何能够与更完整、更包容的道德身份兼容。
[1] 参见James Tyson and Michael McKee，“Volcker says China's Rise Highlights Relative U.S. Decline，” Bloomberg ，September 29，2009，www.bloomberg.com（accessed February 23，2010）; 以及 Aaron Task，“Niall Ferguson: U.S. Empire in Decline，on Collision Course with China，” Yahoo Finance ，October 20，2009，finance.yahoo.com（accessed February 23，2010）。在最近《外交事务》上的一篇文章中，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进一步对他的关注进行了详细说明，认为不断增加的贸易逆差和不堪重负的军力打倒了以前的那些帝国。Niall Ferguson，“Complexity and Collapse: Empires on the Edge of Chaos，”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0），www.foreignaffairs.com（accessed March 18，2010）。
[2] 参见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the Deputy Undersecretary of Defense（Installations and Environment）， Base Structure Report， Fiscal Year 2008，DOD-94，DOD-22； Department of Defense，“Active Duty Military Personnel Strengths by Regional Area and by Country，” December 31，2007，www.globalsecurity.org（accessed May 3，2010）。
[3] 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New York: Fox，Duffield，1904），54.
[4]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J.P. Mayer（New York: Doubleday，1969），50.
[5] 参见Louis Hartz，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since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Harcourt，Brace，1955）。
[6] Rogers M. Smith，“Beyond Tocqueville，Myrdal，and Hartz: The Multiple Traditions in Americ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7 （1993）: 549—566（引自第549页）。
[7] 参见Mark Tushnet，“‘Our Perfect Constitution’ Revisited，” in Terrorism，the Laws of War，and the Constitution: Debating Enemy Combatant Cases， ed. Peter Berkowitz（Stanford，Calif.: Hoover Institute Press，2005），131—158（引用自第132页）。图什内特使用的术语取自亨利·莫纳汉（Henry Monaghan）稍早的一篇题为《我们完美无缺的宪法》（“Our Perfect Constitution，” New York Law Review 56（1981）: 353—396）的文章，图什内特尤其关心这一假设如何将宪政决策从民众审议转向以法院为中心的解释。
[8] Rogers Smith， Civic Ideals: Conflicting Visions of Citizenship in U.S . History （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6.
[9] Ronald Weitzer， Transforming Settler States: Communal Conflict and Internal Security in Northern Ireland and Zimbabw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26.
[10] 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有关定居者制度作比较评估的努力，经常集中于劳动机制如何影响政治安排这一问题。例如，D.K.菲尔德豪斯（D.K. Fieldhouse）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出一种类型学，以描述各种形式的定居主义，他将定居主义划分为三种基础类型：混合式、种植园式和纯粹定居式。参见D.K. 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s: A Comparative Surve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1967），11—12。乔治·弗雷德里克森（George Fredrickson）也利用这种他视为提供理想类型的类型学，把种族排他性和种族控制的定居者模式与帝国中心的经济目标和劳动习惯结合在一起。参见George M. Fredrickson，“Colonialism and Racism: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f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The Arrogance of Rac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Slavery，Racism，and Social Inequality （Middletown，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8），216—235，220—221。
[11] Caroline Elkins and Susan Pedersen，“Settler Colonialism: A Concept and Its Uses，” in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Caroline Elkins and Susan Pedersen（New York: Routledge，2005），1—20（引用自第2页）。最新的关于新世界定居者殖民地如何在全球传播英国的风俗和语言，特别聚焦于移民模式和工业化的开始如何结合起来产生了繁荣的英裔美国定居者经济，这方面的内容也可参见James Belich， Replenishing the Earth: The Settler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nglo-world，1783—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另一项新的研究是Lisa Ford， Settler Sovereignty: Jurisdiction and Indigenous People in America and Australia，1788—1836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该书提供了有关定居者—原住民关系如何在佐治亚和新南威尔士实际运作的绝佳比较评估研究。
[12] 参见Patrick Wolfe，“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Native，”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8（2006）: 387—409（引自第388页）。
[13] 一般参见Michael Mann，“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The Modern Tradition of Ethnic and Political Cleansing，” New Left Review 235（May/June 1999）: 18—45（引自第26页）。也可参见Michael Mann，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14] 关于更多被移植定居者社会的历史事例和一般特点，可一起参见Elkins and Pedersen volume，Nicholas Canny and Anthony Padgen，eds.， Colonial Identity in the Atlantic World，1500—1800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Daiva Stasiulis and Nira Yuval-Davis，eds.， Unsettling Settler Societies: Articulations of Gender，Race，Ethnicity，and Class （Thousand Oaks，Calif.: Sage Publications，1995）。也可参见一卷新的有益作品，Jack Greene，ed.， Exclusionary Empire: English Liberty Overseas，16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该卷对英国自由思想和法治是如何在整个帝国进行运作的进行了评估，途径是将新世界定居者社会置于英属印度和非洲的殖民地实践背景之中。
[15] 参见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6）。
[16] 有关美国与阿非利卡人边疆神话相似性更完整的讨论，参见George M. Fredrickson，“The Frontier in South African and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Comparative Imagination: On the History of Racism，Nationalism，and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37—46；Howard Lamar and Leonard Thompson，eds.， The Frontier in History: North America and Southern Africa Compared （New Haven，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有关美国与南非定居主义变体之间相似性更一般意义的讨论，参见George M. Fredrickson， White Supremacy: A Comparative Study in American and South African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17] Seymour Martin Lipset，“American Exceptionalism—A Double-Edged Sword，” in America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A Reader， ed. Andreas Hess（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3），39—44（引自第40页）。
[18] 参见Fredrickson， White Supremacy， 191—195。
[19] 为把握这一点，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e）写到了澳大利亚的例子：“‘定居者—殖民国家’的决定是澳大利亚社会的基本组织特点，而非仅仅有关其起源的声明……。（入）侵是一种整体结构而非一个事件。”Patrick Wolfe， Settler Coloni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thropology （London: Cassell，1999），163。
[20] 弗雷德里克森的作品总体上来说，尤其是他的《白人至上》（ White Supremacy ），对我自己的观点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然而，由于共和主义传统的解放性特点在政治上与从属模式之间的联系，他的“优等民族的民主”（“herrenvolk democracy”）方法有时过于仓促地舍弃了这些解放特点。在我看来，这种联系在哲学上并非根本性的；而至今依然未完成的美国生活计划维持了丰富的内部叙述，并使这些叙述广受赞赏。
[21] 参见Michael Walzer， Interpretation and Social Criticism （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33—66（引自第38页）。
[22] 参见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