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大纲

本书各章分别探究了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中，定居者经验与自由观念之间的社会政治关系（conceptual relationship）。在第一章中，我详细描述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化的法律和政治基础，以及定居者意识形态将对集体自由的丰富理解与帝国计划结合到一起的方式。然后通过将美国革命重新阐释为定居者对帝国殖民化未来的反叛，我重新设想美国革命的核心原因和后果。到18世纪60年代，伦敦的司法行政管辖权增长得越来越快了，从印属孟加拉扩展到法属加拿大，并且几乎在一夜之间，其在殖民地管理中变成了全球性的文化多样性的工作。对英裔美国定居者来说，正在出现的帝国秩序对他们的共和主义自由思想，以及其相对于边缘化群体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来说都是一种威胁。通过反叛，殖民者重申了内部自由与外部从属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沿着旧帝国现状边界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定居者帝国。最终结果是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一方面它受到共和主义自治承诺的激发，另一方面却又因其内部的社会包容性思想相当有限而受到束缚。

第二章描写革命爆发经验对小农和市民来说，如何推动了集体抱负的激进化——我将其称为共和主义自由的民粹主义形式。对于这样的群体来说，获得有意义的独立要求加强政府的权力，并且使之与专横的民意联系在一起。然而，这种愿景遭遇到一种基本的后殖民困境，一种在20世纪出现的那些非洲和亚洲独立国家并不熟悉的困境。英国定居者发现自己嵌入在一个欧洲国家之间相互竞争的世界里，在这里从欧洲获得真正独立的目标完全与民粹主义政治的实施相左。结果，小农和市民逐渐把被商业和政治精英所利用的政府权力，看作对依然保留的民众自治的威胁。下面的这一事实强化了这种感觉，即联邦政府的权力日益同领土扩张和国会对旧的帝国特权主张联系在一起。小农和工匠从原来的革命梦想中退缩，代之以寻求警察国家行为，并通过将这种特权强加于边缘化群体来保护自己的社会地位。结果，新的美国发展出刚性的二元性政治，它将自由公民与日益复杂的对奴隶、获得解放的黑人、拥有半主权的印第安部落和墨西哥人（以及其他的）控制体系分开了。

在第三章中，我描述了对共和主义自由强有力的民粹主义叙述的重新出现和盛行，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对因内战、工业化和美国拓疆结束（frontier closing）所产生的社会目标和制度安排的全面重新评价。在此背景中，由农场主联盟组织（the Farmers Alliance）、劳动骑士团（the Knight of Labor）和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组织的风起云涌的抗议运动，寻求使经济政治自治适应新的集体现实。激进的农业和劳工活动家最膨胀的想法是，认为应建立一种更具普遍性、非帝国式的平民政治模式，它涉及对美国外部权力及其对美国内部自由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彻底的批判。他们勾画出一种没有帝国的自由愿景，尽管常常并不完整。最后，人民党反叛的失败，意味着当未来的改革者试图挑战内部和外部权力模式时，他们面对制度和惯例年复一年地日益嵌入其中。

在第四章中，我描述了紧随人民党运动而扎根的一种不同宪政生活愿景。这一新的共识产生了由新政（the New Deal）所确立的宪政秩序，最终涉及放弃作为自治的自由观念。新政废弃了定居者的制度和理想，并沿着美国的欧洲对手的路线创建了新的治国术；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结果把美国总统变成了英国君王适当的代替者。在此过程中，新政人员强调的主要集体目标，不是经济独立问题或参与性公民身份问题，而是源于匮乏和外国威胁的安全问题。这种对安全的承诺涉及发展出强大而灵活的行政部门，这样才能够对国内外社会危机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它也意味着对旧有的帝国特权——这种特权现在集中在总统身上，改头换面成一般的常规国家权力模式，而非一种监管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界限的专门方法。在国际事务中，虽然美国抑制自己不去追求建立传统的殖民帝国，但是却不断追求全球性支配地位，并使这些政策作为国内外安全的必要措施而变得正当化。这种权力设计有助于强化新宪政主义，其中行政部门充当了权威性的代表机构并且代表“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we the people）而广泛地发言。

通过本书的结论部分，我更加直接地追踪这一历史重构的当代意义，途径是集中关注后新政时期的改革计划和群众动员模式。我尤其关注民众为取得政治和经济上更大程度的包容——例如对黑人和妇女的包容——而努力的意义。这些努力按两条基本轨道进行。一方面，通过将先前被边缘化的群体中的精英纳入企业和政府特权的范围之内，这些努力起到了加强主流制度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努力也不时明显起到将内部依附与外部权力联系起来的作用，并且在此过程中重申了非帝国式的普遍性共和主义政治的目标。事实上，民权运动（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可以解读成我们最近期的集体尝试，以唤醒处于沉睡的、作为自治的自由的叙述，并将这些叙述与对美国干涉主义的响亮批评结合起来。如今，包容性目标依然有这样的二元潜在可能性——既维持统治等级制，又从根本上对其进行挑战。尽管存在这样的模糊性，但它依然是实现以下两方面目标的最佳有效途径：唤醒强有力的共和主义自由愿景；将这一愿景加入开放的政治共同体理想之中。尤其是，移民问题——美国边界内移民合适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核心方法，以从制度上同内部与外部权力的含义相衔接。 SpadjatQ4SZBxZ4JQY95B4Ym744IGSrZbzd9MFJhUUefzJj5crEjb++C5XLfFxq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