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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美国历史进行发掘的计划涉及对这个国家经验中占支配地位的叙述：美国例外论。这种美国置身于充满争斗的欧洲历史之外——尤其是置身于欧洲有关社会地位和阶级的激烈冲突之外——的想法，继续在为美国身份提供强有力的神话。然而，恰恰是这一神话削弱了我们对当前美国制度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并削弱了我们理解是什么使得美国事业（American project）真正与众不同的能力。美国经验的与众不同之处并非因为美国缺少就阶级问题进行有意义的斗争。相反，其与众不同之处是斗争方式；通过对外部进行强制和控制，一种坚定的共和主义自由理想在这种方式中出现了。唯有质疑内部自由与外部征服之间的历史上的相互联系，我们才能够理解美国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从而认识到隐含于当代的困难和机遇。
1793年，法裔美国农场主J.埃克托尔·圣约翰·德克雷弗克（J. Hector St. John de Crèvecoeur）或许是最早力图系统阐明美国例外论的思想的。他在《一位美国农场主的来信》（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一书闻名遐迩的开篇之处写道：“那么什么是美国人呢，这种全新的人？” [3] 除了强调包括当地风俗、宗教信仰和像自力更生这样的社会态度外，克雷弗克还将自由人的相对平等和独立看作从根本上把新制度与老欧洲区别开来的标志。四十年之后，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重申了这一观点并坚持认为，由于不存在土地贵族，以及“殖民地产生之初”美国人即享有民主平等条件这一事实的存在， [4] 美国在现代政治中为世人呈现了一种全新的实验。在20世纪的史学中，这一主张与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的开创性作品《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最为牢固地联系在一起。哈茨在书中坚持认为，美国已为“洛克式的共识”（“Lockean consensus”）所吸引。这一共识并不强调社会阶级问题之重要性；相反，它所集中关注的乃是保护像财产权和言论自由之类的消极个人自由。 [5] 就像罗杰斯·史密斯（Rogers Smith）指出的那样，托克维尔的这一论点，既是集体自我认识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也是崇拜业已确立的制度的关键途径。史密斯写道：“托克维尔以来的美国政治分析家已将美国这个国家看作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典范，因为这一社会是由相对自由和平等的条件以及启蒙思想塑造而成的，而这些思想据说在美国建国之初即很盛行。” [6]
最终，美国例外论最为持久的遗产乃是这样一种方式，其中强调美国治理实践的不可避免，以及它的合法性。因此，按照这种观点，美国从一开始就避免了折磨欧洲的利己主义困境，它的那些最早期领袖从根本上解决了君主专制主义和阶级冲突的难题。这种观点认为，这些制度并非不断展现的大规模集体努力的产物，相反，它们是神话般的（mythic）建国者们赐给我们的礼物，因为他们不受民众竞争或不断斗争的束缚。美国例外论因而产生了第二个基本迷思，即马克·图什内特（Mark Tushnet）描述的对“完美宪法”的神化。按照这种理想化观点，“现有宪法……足以满足人们所认为的当代社会的那些需要” [7] 。结果，在面对新的挑战和社会问题时，法官、律师和政治家们基本上都将他们的工作看作维护行动，他们的主要职责因而是强行从宪法上使问题得到合适的解决，从而保卫现有制度的正确性（appropriateness）。虽然政治反对派可以对宪法有不同解释，但是他们可能都同意这种观点，即如果政府现行的基本制度得到充分说明，那么它就提供了正确的纠正措施。
强化例外论和宪法完美论的相关思想，是一种文学教育（literary culture），其中最流行的历史著作是对过去伟大政治家的歌功颂德。这些人物被看作我们需要集体感恩、高于实际生活的形象。每年似乎都有称赞建国之父们智慧和敏锐品质的新传记作品问世，强调他们精于政治创造，强调这样的智慧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尽管存在等级性得到加强的现实，以及与之相伴的公众不安，但是在对社会选择进行设想方面，主要类型的历史记忆却几乎提供不了什么帮助。例外论和宪法完美论只是再次肯定这样一种观念，即现存的是永恒的、不可避免的，而不是用于质疑制度结构的必要性或合法性——或者为将来的行动提供样板——的工具。
例外论不能作为对此时此刻进行评估的有力工具的根本原因是，这种观点只从内部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个国家过去的历史。换言之，例外论对美国经验的描述完全忽视了美国自由的第二个维度——在塑造成员身份和集体自由这种内部观念中的对外权力所起的基本作用。就像许多人指出的那样，例外论和民主平等的神话罔顾那些充满族裔、种族和性别排他性的历史记录，更不用提真正的阶级不平等和冲突了。例如，史密斯在其论述美国公民资格的创新性著作《公民理想》（
Civic Ideals
）中认为，美国身份被浸透了多样性传统，既有自由民主论，又有意识形态上的偏狭性：“这种多样性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政治行为体总是在推进公民思想，这些思想吸取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以及非平均主义的基本成分，以多种组合形式设计成在政治上受人欢迎的。”
[8]
但是，甚至连史密斯对例外论的批判，也倾向于将这些“多样性传统”作为孤立而互不关联的现象来描述——“在截然不同的混合物中不存在始终一致的折中方案”
。结果是使民主遗产脱离了种族归属的做法和地位等级制，并使之不受它们的污染。然而，美国的历史记录显示，没能满足自由理想的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民主理想本身是通过排他性机制，而非通过不同思潮汇入美国价值的源泉来获得其力量和含义。领土扩张计划以及对谁人可完全被算作社会内部人的看法，有助于产生和维持这些对自由的描述。
这种社会政治失败——即未能将内部人的自由与外部人的从属做法联系在一起——所产生的基本影响是：就当前的政治话语而言，催生这个国家制度的实际斗争依然难以理解。如果对这些制度是如何发展而来的没有清楚的理解，要想象出对其进行改革和完善的环境和条件就面临同等的困难。在某种意义上说，仅仅关注美国经验的一方面，我们看不见嵌入社会实践和政治分歧之中的悲剧和希望。然而，如果要发展出对有关全国性计划更完善的描述，从而发展出对目前困境的描述，则关乎往前迈出有违于许多美国人直觉的一步。它意味着对我们集体的过去如何参与到欧洲的殖民扩张历史中进行评估。唯有通过承认这一共同的历史，我们才能对美国对外权力的使用是如何持续影响我们的规范性承诺和宪政架构进行恰当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