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美国经验中的自由与帝国

政治共同体成员密切跟踪其国内选举，或庆祝其所喜欢的候选人获得胜利，这并不令人吃惊。然而，当相距遥远的国家进行政治竞选，人们也这样做的时候，这就令人诧异了，因为他们与这场竞选并无明显的关系，而且他们也无力影响其结果。可是，在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当选为美国总统前前后后的那些日子里，不仅全世界的人都全神贯注地关注选举结果，而且许多人还自发地参加庆祝活动。在那些参加如此大张旗鼓的庆祝活动的人中，美国公民却并不多。在像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那些地方，大多数人从未去过美国（他们也不可能做到），而且他们日常所关注的东西，从未在选举期间作为政治讨论的组成内容而出现。

这种全球性的关注，意味着美国目前身不由己地被嵌入国际秩序中所呈现出的两个鲜明特点。第一，奥巴马的胜利，凸显了美国继续拥有的榜样性权力。在近些年里，美国的声望因其发动的全球范围不受欢迎的对外战争，以及大量被公开的侵犯囚犯人权行为而受到玷污。但是，对于全球社会来说，一位有着多种族色彩、背景为中产阶级的男子能够位居总统职务这一事实，向人们传达了美国这个国家的另一种梦想。它突出强调了充满活力的美国梦——在美国任何人都有机会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获得值得尊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职位。对于国际反应，就美国评论家集中关注的程度而言，他们主要是这样诠释的：这种感情流露说明美国作为同侪国家中“第一国家”的地位，以及作为自由象征的地位并未受到削弱。

与此同时，全世界对这次选举的兴趣凸显了第二个较少被人讨论的特点。美国今日享有巨大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这种权力在历史上或许无可与其比肩者。在紧随这次选举后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有些美国国内评论家已质疑美国是否正在丧失这一国际卓越地位，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而言。 ^[1] 然而，尽管对衰落感到担心害怕，但按照大多数计算标准，美国作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的地位依然坚如磐石。美国占世界总产出的20%，几乎是最接近它的那个国家——中国——产出的两倍。以纯粹的军事实力而言，美国几乎占全球国防开支的一半，这一数字等于紧随其后的20个国家的军事开支之和。至于2009年，美国大约有516273名服役人员——其中还不包括国防部文职官员——被部署在国外，驻扎在已公布的海外716个军事基地，出现在大约150个外国里（几乎占全球国家的80%）。 ^[2] 美国既直接、也间接地利用这一权力，来塑造国际制度，干涉他国内政，并获得更弱小国家的支持以实现美国的目标。或许最突出之处在于，全世界对美国总统选举凝神关注，即是这一现实的体现。这些全神贯注美国总统选举并进行庆祝的场面，呈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即身处远离美国政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带的人们关注着中心，以明白他们可能把握住什么样的未来。它也意味着以下这样一种令人诧异不已、相互脱节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公民基本上没有意识到那些群体的存在，或者说基本上没有意识到美国影响力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另一方面，与此相反，边缘地带的人们却感到自己受到美国及其实践行为的束缚。

本书力图弄清楚美国自由与美国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化。此时此刻几乎不是美国第一次发现自己对那些并不适合被当作美国人的团体行使权力。事实上，美国革命本身主要关注殖民者与英国管理当局之间在以下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分歧，包括政治成员资格，以及政府应如何对那些内部人和外部人（insiders and outsiders）行使权力。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要进行大规模的历史重构，这一重构行为始于美国建国伊始，探究美国权力设计（projections of power）背离明确的民主理想之程度。在此过程中，我重新阐释了美国政治起源的恒久意义，并阐明了定居者身份、经济独立，以及种族同化这些问题是如何以有关社会包容和自由真正含义的民众辩论为基础的。我尤其认为，最好把大多数美国经验理解为一种我所称之为定居者帝国（settler empire）的宪法和政治试验；而且我认为，如果不对更大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背景进行评价，我们就不能理解那些关于扩张、移民、种族和阶级的叙述，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刻是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这一历史重构大体上聚焦于这样一个主题，即独特的美国自由理想如何带来了帝国架构，而随着时间推移，这恰恰损害了这一理想的诺言。美国最初的权力设计乃是英裔美国定居者所采用的集体自由这一特定方法的产物。这些殖民者将他们对内部自由的考虑理解为必须对外部进行监管和控制的模式。这种对自由的叙述强调持续人口流动和内部人对政治经济决策场所的直接控制，为一代代美国人提供了一种社会可能性的基本梦想。然而，这样的自由诺言在历史上却与社会从属联系在一起。许多定居者相信，要保留和促进其自身的民主制度，则需要对印第安人进行驱逐，并对依附群体——其中最突出的是奴隶——采用强制性做法，以确保他们自己获取财富，不必去从事那些卑微却至关重要的工作。这一事实体现了美国自由的两面性：长期以来我们难以想象出一种没有压迫的自由和不对从属社会进行控制的自由公民身份。然而，尽管有其野蛮性的一面，定居者帝国却服务于这一独特而充满活力的自治观，因为许多人认为这对实现雄心勃勃的解放事业（emancipatory ambitions）至关重要。

尽管存在这些根源，但是每每在这个国家历史上的关键时期，那些改革家和社会运动都寻求对自由的含义进行扩展，并把这一美国理想想象为没有征服或帝国色彩。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了，而到了20世纪，这一自治梦想本身也衰微了。结果，如今美国的对外权力基本上脱离了其历史性和主导性的承诺。正如美国获得如此国际优势以至于其国内选举成为全球性事件一样，以前曾引导美国经济政治扩张的内部自由概念如今已被边缘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如今处于十字路口。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位依然稳固。然而在国内，公共生活的明显特点是民众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发生根本变化的持续渴望。虽然自由民主的思想依然是集体口号——政客们几乎对此顶礼膜拜，但当前的基调却是模棱两可的，即这些口号意味着什么，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能够实现。由于缺乏实质性的自由理想，美国设计权力针对的目标已将安全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并陷入经济政治规则等级制形式的窠臼之中。这一切最明显地体现在公司地位的加强和扩张性行政部门的崛起上。因此，虽然美国以往那些最苛刻的帝国特点已被消除，但是现在区别于过去的并非施加于外部人——包括美国之外的和生活在美国边境之内的局外人——身上的那些外部权力形式终结了。相反，可以这么说，帝国已成自由之主，而非自由之仆。

虽然民众对变化进行讨论，我们的制度却似乎类似于亘古不变的社会事实，它们既非有形的事业和持续的政治活动，也非通过未来集体努力可以真正加以改变。就美国人对治理制度进行重新设想的严肃态度来说，承认外部权力与内部规范性承诺之间的深度联系至关重要。如今我们面临一系列关于美国政治共同体中成员身份性质以及国内和全球权力架构的挑战。为理解这些挑战，重要的是不仅要评估内部—外部之间的联系，而且要评估因过去争取包容和集体自由的斗争，而使得政治上的可能界限受制约的程度。这意味着要逐渐理解掌握许多决定并继续影响美国经验的基本问题。具体而言，在何种程度上美国是一项从宪法上组织起来的帝国事业？美国的法律架构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美国对作为移民国家的自我理解是如何与其定居者根基连接在一起的？移民在何种程度上维系或挑战了内部自由观念？种族和阶级思想如何参与到有关经济和政治自治的叙述之中？种族上的排他性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削弱了阶级平等？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使我们能够理解美国制度性安排的结构，以及目前存在的可能对其进行修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