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始于三个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到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孩子。”骆驼是驮重的动物，它背负着既定价值，那些教育、道德及文化的重担。沙漠中，骆驼背负着这些重担，然后转变为狮子：狮子打破雕像，践踏重担，批判一切既定价值。最后，狮子变成孩子，也就是说变成了游戏（Jeu）与新开始，他是新价值及新评价原则的创造者。

尼采认为这三个变形同时也意味着其作品的不同时刻，以及他生命与健康的不同阶段。当然，三者的划分是相对的：狮子已经出现在骆驼的身上，孩子也在狮子当中；而在孩子身上有着悲剧的结局。

＊

1844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édéric Guillaume Nietzsche）出生于洛肯镇（Roecken），位于图林根的一个地区，隶属于普鲁士王国。母系跟父系一样，都是路德教派的牧师家庭。尼采的父亲也是牧师，个性敏感而富有教养，1849年过世，由于脑炎或中风的缘故，死于脑软化症。随后，举家搬迁至瑙姆堡（Naumburg），尼采与妹妹伊丽莎白就在一个由女性围绕的环境中成长。尼采是一位天才儿童，他幼年时期所撰写的论文、所谱写的乐曲至今仍保留着。在教育方面，他首先在普夫达（Pforta）受教，继而去了波昂与莱比锡。在神学与语义学（philologie）之间，他选择了后者。但是，透过叔本华（Schopenhauer）那种“孤独思想家”“个人思想家”（penseur privé）的意象，哲学已经令他着迷。由于尼采在语义学上的成就［包括他对泰奥格尼斯（Theognis） 、西蒙尼德（Simonide） 、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ène Laerce） 等人的研究］，1869年，瑞士巴塞尔（Bâle）大学任命他为语义学教授。

尼采于莱比锡结识了瓦格纳（Wagner），一段过从甚密的交谊由此展开。此时，瓦格纳住在瑞士琉森郊外的特里布森（Tribschen）。如同尼采所说的，这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之一。当时瓦格纳年近60岁，第二任妻子柯西玛（Cosima）才刚满30岁。柯西玛是作曲家李斯特（Liszt）的女儿，为了瓦格纳，她与音乐家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离婚。朋友间有时以希腊神话人物为喻，叫她雅莉安（Ariane），暗示彪罗就像是雅典王子忒修斯（Thésée）、瓦格纳是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os） 。尼采在此碰到了一种情感模式（schème affectif），他身处其中，并越来越如鱼得水。美好的日子绝非一无阴霾，尼采时而感到不快，认为瓦格纳利用他，剽窃他关于悲剧的概念；他时而陶醉其中，认为在柯西玛的协助下，他将助瓦格纳臻乎真理的境界，而这是瓦格纳单凭己力所无法发现的。

由于巴塞尔大学的教授职位，尼采成为瑞士公民。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他担任医护兵（ambulancier）。这期间，尼采甩去了他最后的“重担”：也就是民族主义，以及对俾斯麦与普鲁士政权的好感。他无法再赞同文化等同于国家，也不认为军事上的胜利对文化具有什么意义。此刻，他对德国的蔑视已经显露，他无法继续以德国人自居。在尼采身上，放弃旧信仰并没有造成一种危机，导致危机或断裂的，毋宁是一个新观念的启发与展现。放弃不成为他的问题。我们没有什么必要去怀疑尼采在《瞧！这个人》（ Ecce Homo ）中所说的，尽管他来自牧师家庭，无神论（l’athéisme）对他而言才是自然而然的、本能的（instinctif）。不过，尼采开始越来越孤独。

1871年，他写作《悲剧的诞生》（ La Naissance de la Tragédie ），真正的尼采就从瓦格纳与叔本华的面具底下透显出来。文献学界对此书评价不佳。尼采感受到自身与周遭关系的不合时宜（l’intempestif），理解到个人思想家与公立教授（professeur public）身份间的扞格。在1875年出版的《不合时宜的沉思》（ Considérations intempestives ）第四卷“瓦格纳在拜鲁特”（Wagner à Bayreuth）一书当中，他对瓦格纳的不以为然终于明确地表露出来。尼采出席了拜鲁特音乐节的开幕，当中他所感受到的游艺会式氛围、官方的排场、发表的言论，以及老皇帝 的莅临等，这一切都让尼采作呕。朋友们从文章中所看到的则是尼采的转变，纷纷对此感到惊讶。尼采开始对实证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及医学越来越感兴趣。他的健康出现问题：头痛、胃痛、眼疾，以及言语障碍。他停止了教学工作。“疾病将让我慢慢解脱：它为我免去了断然的决裂，以及所有激烈而艰难的举措，疾病赋予我彻底改变一切习惯的权利。”正如瓦格纳对于具有教授身份的尼采是一种补偿，瓦格纳症（le wagnérisme）也随着尼采教职的告终而退去。

＊

多亏了他最忠实又最聪明的朋友奥瓦贝克 ，1878年尼采才能获得一份抚恤金，从此展开了浪迹天涯的生活：一道影子（ombre）、简单住所的房客，寻找着宜人的气候，瑞士、意大利及法国南部，尼采的足迹从一处踏到另一处。时而孤单一人、时而成群结伴（玛尔维达·冯·梅森堡 ，也曾是瓦格纳的支持者；彼得·加斯特 ，尼采的学生，也是尼采认为可以取代瓦格纳的音乐家；保罗·瑞 ，他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及对道德问题的探究与尼采志同道合）。尼采偶尔回到自己的瑙姆堡老家。在意大利苏连多（Sorrente），尼采最后一次见到瓦格纳，此时，瓦格纳变得既民粹主义又虔诚。1878年，尼采出版《人性的、太人性的》（ Humain，trop humain ），他火力全开，展开对价值的批判，开启了他的“狮子时期”。朋友们无法理解尼采，瓦格纳攻击他。特别是他病得越来越重，“不能阅读！除了极少数的情况，不能写作！不与人来往！不能听音乐！”1880年，尼采描述了他当时的状态：“无休止的疼痛，每天好几个小时持续处于有如晕船般的状态，局部的瘫痪让我言语困难，还有几次猛烈的发作，让我暂时忘掉这些。最近的一次，我呕吐了三天三夜，但求一死……如果你们容许我描述没完没了的这一切，还有头部及眼睛持续而剧烈的疼痛，以及从头到脚全身瘫痪的感觉。”

在怎样的意义上，疾病——甚至疯狂——出现在尼采的作品里头？没有，尼采未曾从中获得灵感来源，尼采未曾将哲学视为可以从痛苦、不适或焦虑当中发展的——虽然哲学家、尼采眼中的哲学家，总会受尽超乎寻常的痛苦。然而，他也不把疾病视为一种从外在而影响身体—客体（corps-objet）及脑部—客体（cerveau-objet）的事件。经由疾病，他所看到的毋宁是关于健康的一种观点；而透过健康，则看到关于疾病的一种观点。“在疾病当中，观察更健康的概念、更健康的价值，然后反过来，从一个富足、饱满、安稳生命的高处，俯视衰败本能（l’instinct de décadence）的隐蔽作用。这就是我最经常自我训练的练习……”对思想主体（le sujet pensant）而言，疾病既非一种动机（mobile），亦非一种思想的对象：疾病毋宁涉及同一个个体自身当中的一种隐蔽的交互主体性（intersujectivité）。疾病如同对健康的评价，健康的状态则有如对疾病的评价：这就是尼采所说的“翻转”（renversement）、“视角的位移”（déplacement des perspectives），尼采将之视为他方法上及他对价值蜕变（transmutation）的使命上最根本之处 。甚至，跟表面上给人的印象不一样，在两种观点之间、在两种评价之间并不存在着互换（réciprocité）。从健康到疾病、从疾病到健康，这不过是发生在观念层次上的事情，这种动态（mobilité）本身就来自更高层次的健康。这样的位移、这位移当中的轻盈性（légèreté），是尼采所说的“整体健康”（la grande santé）的表现。这也是何以尼采可以说出这么极致的话（即在1888年）：我是病患的相反。从根本上说，我好得很呢。我们不该以为一切以糟糕的方式结束，因为陷入痴呆状态的尼采正是先丧失了这种动态、这种位移的技艺，从而不再能够仰赖他的健康让疾病成为一种关于健康的观点。

在尼采身上，一切都是面具（masque）。他的健康是他的禀赋的第一道面具；他的病痛则是第二道面具，同时是对其禀赋及健康而言的面具。尼采不相信一个大我（Moi）的统一性，他感受不到这样的东西，而是相信存在于不同的“小我”（moi）之间微妙的权力（puissance）与评价关系，这些不同的“我”隐藏着，但也表现出另一种性质的力量，如生命的力量、思想的力量等——这就是尼采的想法及活着的方式（manière de vivre）。瓦格纳、叔本华甚至保罗·瑞，尼采都曾经将他们当成自己的面具活着。1890年以后，若干朋友（奥瓦贝克、加斯特）认为，尼采的痴呆是他最后一道面具。尼采曾写过：“有时疯狂本身也是一道面具，掩饰着一个无可避免又太过清楚的认识。”然而实际上不是如此，只是因为疯狂意味着这些已经停止沟通（communiquer）并且位移的面具被一种死亡的僵硬所吞噬。在尼采哲学最巅峰的几个时刻里，他在一些页面上写到用面具隐藏自己的必要性、面具的德性与积极性，以及它们最终的诉求。尼采的双手、双耳及双眼曾是他的美。（尼采庆幸自己所拥有的一副耳朵，他认为这一对小小的耳朵有如通达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秘密迷宫。）然而，在这第一道面具之上，尼采还有另一道面具，就是那片大胡须。“给我，我请你给我，给我……那么，给你什么？另一道面具、第二道面具。”

＊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年）出版之后，尼采继续他火力全开的批判工作：《浪迹者及其影子》（ Le Voyageur et son ombre ，1879年）、《朝霞》（ Aurore ，1880年）。他准备要写《快乐的科学》（ Le Gai Savoir ），然而某种新的东西冒了来，一种高亢、一种饱满：如同尼采被抛掷到了一种境界，在此评价改变意义、在此疾病被从一种奇特健康（une étrange santé）的高度来予以看待。尽管他的痛苦持续着，但它们常由身体上出现的一种“狂喜”（enthousiasme）所主宰。此刻，尼采处于他的巅峰状态，并与一种威胁感有关。1881年8月，在瑞士的锡尔斯—玛利亚（Sils-Maria），尼采正沿着席瓦帕纳湖畔走着，他产生了永恒回归（l’Éternel Retour）震撼的感悟，并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写作的灵感。1883年到1885年之间，他完成了此书的一至四卷，并留下其后续作品的笔记。尼采把批判的力度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以此作为价值“蜕变”的武器，以“否定”（le Non）来服务于一种更高的肯定［《善恶的彼岸》（ Par-delà le Bien et le Mal ，1886年）、《论道德的谱系》（ Généalogie de la Morale ，1887年）］——这是第三个变形，或者说生成—孩子（le devenir-enfant）。

然而，此时尼采也处在焦虑及强烈的挫折中。1882年，他与露·冯·莎乐美 有过一段感情上的插曲。莎乐美是一位年轻的俄罗斯女孩，当时与保罗·瑞生活在一起。在尼采眼里，她既是一位理想的门徒又是一位可以爱的人。依循着他有过经验的情感模式，通过友人居间，尼采很快地向露·莎乐美提出了结婚的请求。尼采梦想着，他一如狄奥尼索斯，在忒修斯的同意下，将雅莉安（Ariane）拥入怀中。忒修斯是“高等人”（l’Homme supérieur），具有父亲的形象——对尼采而言，这就有如原先的瓦格纳，只是当年尼采不敢对柯西玛—雅莉安僭越一步。然而在保罗·瑞身上，以及在其他朋友身上，尼采将他的忒修斯对号入座，他们是比较年轻、没那么巨大的父亲 。狄奥尼索斯是在高等人之上，就有如尼采之于瓦格纳，而尼采之于保罗·瑞则更是如此了。当然，这个奇想最终以失败画下句点，雅莉安所爱的依旧是忒修斯。以玛尔维达·冯·梅森堡为首，加上莎乐美、保罗·瑞以及尼采，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四人组，共同生活里交织着分歧与和解。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占有欲重、忌妒心强，她用尽一切办法要拆散这四人组。她如愿以偿。对于这个妹妹，尼采既无法甩开她，同时也无法减少对她的严词批评：“一些像我妹妹这样的人，他们始终是我思考方式及哲学上的死对头，水火不容”；“我不喜欢跟你一样的那些灵魂，我可怜的妹妹呀”；“对于你那喋喋不休、过火的道德说教，我受够了。”莎乐美虽然没有接受尼采的爱，不过她后来写了一本关于尼采非常精彩的书。 ^[1]

尼采感到越来越孤独。得知瓦格纳过世，他重新燃起对柯西玛—雅莉安的情愫。1855年，伊丽莎白与佛尔斯特（Forster）结婚。佛尔斯特是瓦格纳的支持者、反犹太分子，以及普鲁士民族主义者，他准备与伊丽莎白一同远赴巴拉圭，建立一个纯种亚利安人的移民区。在妹妹的婚礼上，尼采缺席了，他无法忍受这位大块头的妹夫。对着某位种族主义者，尼采写道：“请您停止继续寄出版物给我，我恐怕会失去耐性。”尼采的身体时好时坏，而且好坏交替的频率也越来越高。有时候，一切显得都很完美：他的裁缝师、他的食物、对访众的接待、他自认在商店里展现出的魅力；有时候，低落抑郁的情绪向他袭来：没有读者、死亡和背叛的感觉。

进入了伟大的1888年，《偶像的黄昏》（ Le Crépuscule des Idoles ）、《瓦格纳事件》（ Le Cas Wagner ）、《敌基督》（ L’Antéchrist ），以及《瞧！这个人》相继出版。一切看来有如尼采创造力的迸发，在倒下前的最后一次跃起。在这些尼采写来收放自如的著作中，尼采说话的语气也变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暴力（violence）、一种新的幽默，如同一出超人（Surhumain）喜剧。一方面，尼采从他身上树立起一个世界级宇宙级的挑衅形象（“有一天，对任何美好事物的回忆均将与我有关”“只有从我这里开始，这世界才有了伟大的政治”）；但同时也专注在当下片刻，关心马上将至的成功。从1888年底起，尼采开始写一些古怪的信件。在给史特林堡 的信上，他写道：“我在罗马召集了一个君主们的会议，我想处决年轻的德意志皇帝。再会！因为我们会再相见。不过有一个前提：我们离婚吧……——尼采—恺撒（Nietzsche-Cesar）”。1889年1月3日，在意大利都灵，尼采的情况变得更为严重，尼采在信上就署名狄奥尼索斯或耶稣基督，或者两者兼有。在给柯西玛·瓦格纳的信上，尼采说：“雅莉安，我爱你——狄奥尼索斯”。奥瓦贝克赶到都灵，找到了精神失常、情绪激动的尼采，他设法将尼采带回瑞士巴塞尔，尼采在此终于平静下来并接受住院安排，院方诊断为麻痹性痴呆（paralysie progressive）。尼采的母亲再转送他去德国耶拿。耶拿的医生认定尼采的问题可能与梅毒感染有关，时间上溯到1866年（这与尼采的一次表明有关吗？年轻的尼采跟友人杜森 讲述过他的一段令人好奇的冒险经历，一台钢琴救了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段文字里，尼采说到“身处在沙漠之女中”，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时而平静、时而发作，此时尼采还有能力演奏音乐，但应该已经将自己的作品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尼采的母亲接他回家休养。1890年末，伊丽莎白从巴拉圭返回德国，尼采的病情缓慢地持续恶化，直到完全失去知觉、进入弥留状态。1900年，尼采死于魏玛。 ^[2]

虽然无法完全确定，但麻痹性痴呆的诊断是有可能的。问题毋宁是：1875年、1881年及1888年出现的症状是否属于同一份病历表？是相同的病？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尼采所罹患的是痴呆（démence）还是精神疾病（psychose）并不太重要。我们已经看到是在怎样的意义上疾病、甚至是疯狂也出现在尼采的作品中。麻痹性痴呆的发作标志着疾病已经走出尼采的作品、阻断了作品，更使作品无法再继续。尼采最后写的信见证了这个极端的时刻；这些信还包含在他的作品中，构成了作品的一部分。当尼采还操持着视角位移的技艺，从健康到疾病、从疾病到健康，尽管他生病，但仍享有着“整体健康”，因此他的作品才有可能。当位移的技艺不再、当那些面具在生理作用或其他作用之下消融在一张小丑及滑稽演员的面具上，疾病本身也与作品之终结相混淆了（尼采曾将疯狂喻为一种“喜剧解答”，如同最终的滑稽演出）。

伊丽莎白协助母亲照顾尼采，她对尼采的疾病做出了一些虔诚的诠释。她尖酸刻薄地批评奥瓦贝克，后者则以相当有尊严的方式予以回应。伊丽莎白确实贡献不少：她尽一切力量弘扬尼采思想，并在魏玛组织了尼采档案馆（Nietzsche-Archiv）的工作。 但这些成就却不及她对尼采的背叛：她试图让尼采为纳粹所用。这是尼采不幸命运的最后一段：私心滥用的亲人总是与每个“诅咒的思想家”如影随形。

[1] 露·莎乐美：《弗里德里希·尼采》（ Frédéric Nietzsche ），1894，法译本Grasset出版。——原注

[2] 关于尼采的疾病，请参考E. F. PODACH， L’éffondrement de Nietzsche （《尼采的崩溃》），法译本由N. R. F.出版。——原注 vGacsDc6HGVvyIbUVrRnfFxOriYBgIQp87bSjnXZyWW6QrfH3OofbohE3xCtsA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