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毕生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一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生；又是刻苦钻研、勤奋著书的一生。在现代我国著名历史家中，他是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的一位，又是著作丰富而讲究实事求是的一位。五十年中，先后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和其它多种史学著作，都很有学术价值，素为国内外史学界所推重。

吕先生早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和南通国文专科学校，辛亥革命后任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辑，1920年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22年执教于苏州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1925年任沪江大学教授，从1926年起，长期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教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回常州旧居，到附近游击区中学执教，依靠预支稿费勉强支持生活。抗战胜利后，继续担任光华历史系主任。解放后院系貂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就在该校历史系任教，被评为一级教授。

吕先生从二十二岁起，就决心献身于祖国的学术事业，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写作读史札记，这样孜孜不倦地五十年如一日，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所作读史札记，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他之所以能够不断写出有系统、有份量、有见解的历史著作，首先得力于这种踏实而深厚的基本功。同时他又爱好广泛阅读新出版的报刊杂志，十分注意当时从西方不断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1920年他参与《建设杂志》展开的中国古代史有无井田制的辩论，发表了给廖仲恺、朱执信的公开信，长达七千字，支持廖仲恺的见解，认为井田是土地公有转变为私有之后的一种残余形态，并从方法论上反驳了胡适所谓井田制是孟子乌托邦思想的说法。这就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在这年的年底，在历年教授通史的讲稿的基础上，写成了四册《白话本国史》，这是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接着，在沪江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又写成了《理学纲要》初稿。此后吕先生的大量著作，都是在光华大学任教的二十多年间陆续写成的。

吕先生先后写成两部中国通史，即《白话本国史》（1923年商务版）和《吕著中国通史》（上册1940年开明版，1945年开明版）。《白话本国史》，由于它的内容、体例和写法，正适合当时如饥似渴的青年学生精神食粮的需要，不仅长期被用作大学的通史教本，而且写成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发行量很大的普及历史读物，它首先强调“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绪论》开头强调的就是社会历史的变迁进化，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变迁有着因果关系；作为历史的“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它的变迁进化，也脱不了因果关系”；因此，“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当时吕先生对于社会变迁的观察十分敏锐，既看到了春秋战国之际是一个“大变迁”时期，“是三代以前和秦汉社会的一大界限”；又看到了“从秦汉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根本变化”。他认为秦汉以后社会的长期停滞，是和政治上多次出现周期性的治乱与兴衰的反覆有关，而政治上之所以会不断出现治乱兴衰的反覆，“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安组织没有变更的缘故”。同时他又指出秦汉以后经济政治也还不断有发展变化，唐代安史之乱以后显然与其全盛时期不同。因此他把秦汉以前称为“上古”，唐代全盛时期以前作为“中古”，安史之乱以后称为“近古”，清代中期以前称为“近世”，“西力东渐”以后称为“最近世”。这些分期的看法对此后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

《吕著中国通史》写成于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成为“孤岛”时候，是为了适应当时大学文科教学上的需要。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历史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写作的目的，在于使读者了解中国历史的大概，“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认为主要阻碍中国农业发展的，是土地私有制和小农制，唯一的出路就是效法集体农场，推行大农制。作者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认为长期流传的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必将随着时势的发展而成为行动。此书最后一章是“革命途中的中国”，作者用“大器晚成”的成语预祝革命必将成功，最后果断说：“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并且借用英国文豪拜伦的诗，作为全书的总结：“如此好山河，也应有自由回照。……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这些话反映了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的殷切愿望。

吕先生亦努力于断代史的研究，先后写成《先秦史》（1941年开明版）、《秦汉史》（1947年开明版）、《两晋南北朝史》（1948年开明版）、《隋唐五代史》（1957年上海中华版），共约三百万字。他认为，当时对各个时期各方面的史料缺乏系统的整理和考核，要在短时期作出通贯全局的综合和分析还很困难，为了实事求是起见，把每部断代史分写成前后两部分：前半部是政治史，按历史顺序安排；后半部是社会经济文化史，采用分门别类的叙述办法。由于史料过于分散，需要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披沙拣金地钩稽出来，作者在这里是花了极其艰巨的劳动的。但是这些书在资料的运用上也还有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利用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没有能够使地下史料和纸上史料密切结合起来。

《先秦史》在运用史料上的缺点比较突出，它没有能够依据甲骨文、金文以补文献的不足。但是作者在选择重点和分析问题上还是有其卓见的。在政治史方面，着重抓住各个阶段主要政治斗争为贯串的线索。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方面，注意于分析各种制度的起源和变化，其中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例如读到贵族内部的选举，“其初盖专取勇力之士”“观乡大夫既献贤能之书，复退而行乡射之礼，可见古者导以射选士”“古之选举，其初盖专于乡，以其为战士所能治之区也”。这些论断，指出了先秦贵族尚武的本色，其所谓“贤”原先是指勇力。再如说：“刑之始，盖所以待异族”“古以兵刑为一”，古代掌刑之官称为“士”或“士师”，“士者战士，士师者士之长，其初皆为军官”“髡即越族之断发，黥即文身”“其初盖俘异族以为奴婢，后则以本族之犯罪者，亦以奴婢而侪诸异族，因而以异族之所为饰者施之”，这样追溯刑法的起源，既有论据，又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秦汉史》是与《先秦史》互相衔接而又独立成书的。由于作者对《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所下的功夫很深，对于这个时期各方面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十分扎实而有条理。作者认为这段时期内，就社会组织来说，新莽和东汉之间是一大界限，从此豪强大族势力不断成长，封建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终于导致出现长期割据分裂的局面。此书把两汉政治历史分成十一个段落，既作了全面而有系统的叙述，又能抓住重点作比较详尽的阐释。对于社会经济部分，叙述全面而又深入。作者根据当时社会的特点，把豪强、奴客、门生、部曲、游侠作了重点的探讨。同时又重视由于社会组织变化而产生的社会特殊风气，对于“秦汉时的君臣之义”“士大夫风气变迁”，都列有专节说明。对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部分，分成许多章节作了细致的论述，其中不乏创见。作者认为神仙家求不死之法，非尽虚幻，不少部分与医学关系密切，诸如服饵之法、导引之术、五禽之戏，都有延年益寿的功效。至于道教的起源，当与附会黄老的神仙家、巫术家有关，当时分成两派流传：一派与士大夫结交，如于吉之流；一派流传民间，如张角的太平道和张修的五斗米道，两派宗旨不同而信奉之神没有差异，道教正是由于这两派的交错发展而形成。

《两晋南北朝史》又是与《秦汉史》衔接而独立成书的。这是中国史上最错综复杂的一个阶段，政治上长期分裂，许多民族大迁移，政权的变动又十分频繁，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错复杂，记载这段历史的典籍分散而繁复。吕先生花费很多精力，把历史发展线索整理得井井有条，成为他所著四部断代史份量最大的一部。这时社会经济虽然在变乱中不断遭到破坏，还是曲折地得到发展的。吕先生对于这点是十分注意的，“农业”一节指出“东渡以后，荆扬二州，农业大盛”。“工业”一节讲到了百刚（钢）刀、宿铁刀（采用灌钢冶炼法制成）、指南车、千里船等等的制造。所有这些都为唐宋时代经济繁荣和科学发展准备了充分的条件。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也有很大改进。“饮食”一节指出这时烹饪之法日渐讲究，开始成为技艺，晋代何曾著有《食蔬》，北魏崔浩著有《食经》。“衣服”一节指出这时服装大有变化，古人以上“衣”下“裳”作为礼服，把连接“衣”“裳”的“深衣”作为便服，“袍”“衫”就是从“深衣”变化而来；这时开始以“袍”“衫”为礼服，反而把上“襦”下“裙”作为便服。所有这些对于唐宋以后的生活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两晋南北朝的文学学术，虽然受到宗教和玄学思想泛滥的影响，但是经学、史学、文学、美术、自然科学还是有重大成就的，这为唐宋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关于这方面，此书也作了详细的阐述。

《隋唐五代史》的体例和前三部断代史一致，相互连贯，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阶段，一时人才辈出。作者除了分析促使高度发展的社会和政治的原因以外，也注意到了君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作者认为，即使是有为之君，也有其两面性，其优劣只能从比较中看出。此书推重隋文帝，认为是“贤主”，他坏的一面是用刑严酷，好的一面是勤政而能“宽恤民力”，因而户口增加，府库充实。唐太宗好的一面是容受直言，渴于求贤，坏的一面是有骄暴之习和奢靡之心，因此贞观之治是有成绩的，而史书所谓“太平”景象不免是夸辞。作者为了阐述盛唐之世经济繁荣景象，说明唐代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成就以及文化学术上的巨大发展，搜集了大量史料，使用许多篇幅来加以分析。例如“选举”分成上下两节，上节讲科举之制，下节讲举官之制。关于科举之制，不仅分科作了叙述，还对考试的方法、科举的得失流弊以及防弊之法，都分别作了探讨。

吕先生更著有五部专史，便是《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版）、《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世界版），《理学纲要》（1931年商务版）、《宋代文学》（1934年商务版）、《制度史五种》（1929年中山书局版）。《中国民族史》重点分析了十二个民族的源流，很有独到的见解。作者认为周围少数民族可以分为南北两派，正不断和中原汉族融合。历来南派和汉族矛盾较为缓和，而融合较缓慢；北派与汉族矛盾激烈，而融合较迅速。《先秦学术概论》着重分析先秦学派的源流及其相互关系，兼及纵横家、兵家、农家、数术、方技、小说家和杂家，也还述及各派重要著作的主要内容，并论及其真伪。因此这书不同于一般思想史著作而有其特色。作者反对胡适的“诸子不出王官论”，认为《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之说不能全盘否定。出于“社会组织既变”，从春秋以前的“王官之学”变为“私家之学”，这是“世运之迁流，虽有大力，莫之能逆”，例如道家之学确实出于史官，正因为他们总结了历史上“成败存亡之祸福古今之理”，才会提出立足于“清虚”“卑弱”的斗争策略。《理学纲要》着重分析十多位理学大家的哲理，有提纲挈领的优点。《宋代文学》分类介绍宋代名作家及其代表作，对一代文学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制度史五种》，对于国体、政体、阶级、宗族、婚姻五种制度作了贯通古今的论述，既有系统条理，又多真知灼见。

吕先生除了努力从事通史、断代史、专史的著作以外，也还讲究史学方法的探讨，著有《史学四种》，便是《历史研究法》（1945年永祥印书馆版）、《中国史籍读法》《史通评》（1934年商务版）和《文史通义》，目前已汇编成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还把文字学作为研究古代史的必要工具，著有《文字学四种》，便是《中国文字变迁考》（1926年商务版）、《字例略说》（1927年商务版）、《章句论》（1926年商务版）和《说文解字文考》（待刊）。由于先秦史料比较特殊，为了指导青年学者，又著有《经子解题》（1926年商务版）。吕先生的读史札记，除了陆续发表于报刊杂志以外，又曾先后出版《燕石札记》（1937年商务版）和《燕石续札》（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现在已把已刊和大量未刊的札记，汇编成《吕思勉读史札记》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目前正在编辑中的有《吕思勉论学集》，将搜辑他历年发表的论文和未刊文稿，汇编成书，其它未刊著作也将陆续整理付印。

我们为了适应当前史学界深入开展研究的需要，决定把吕先生史学著作汇合成为总集出版，称为《吕思勉史学论著》。现在先重印四部断代史，其它著作也将陆续刊布。为了保存原著的本来面目，采用了影印和原纸型重印的办法，除改正个别错别字以外，不作更动，标点也一仍其旧。书中沿袭旧史书上的名词如“封建”“革命”等等，显然和今天常用的意义不同，我们也未作改动。书中沿用过去正史上四裔传的用语和观点以及对外关系的用语和观点，也都保持原样。希望读者阅读时注意。

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杨宽执笔）
1982年1月
（原刊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