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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杨宽先生一生未整理零散学术随笔类文章的选编，内容主要包括吕思勉著作的出版说明、博物馆学、小品文及其他，所选文章均为首次整理出版。
1932年，杨宽先生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跟随吕思勉先生学习，自此以后，就与吕先生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1957年，吕先生去世后，杨宽先生与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为吕先生遗著的整理出版积极奔走。从1957年到1984年杨宽先生赴美前，杨宽先生为吕先生的多部著作撰写了出版说明。诚如《吕思勉先生全集》整理者张耕华先生所言：“20世纪80年代的部分先生遗著遗稿的整理出版，杨宽先生出力最多，各书的出版前言，均由杨先生执笔撰写。”
1936年，杨宽先生自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毕业后，与上海博物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参与筹建上海博物馆，并长期担任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为上海博物馆的筹建、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身处其中，杨宽先生对于当时博物馆事业发展中出现的经费不足、场馆局促、偷运文物等问题，有着深刻的观察和反思。时至今日，中国博物馆事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1939年，杨宽先生曾协助黄素封出版《知识与趣味》，他撰写了许多知识性的小品文，这些小品文笔清雅，通俗易懂，可作为国民的通识教育类文章来阅读。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员在接收日军和汉奸财产的过程中，出现不少“监守自盗”和“隐漏私吞”的情况，杨宽先生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不少时政性的小品文，藉此评论时风。杨宽先生部分观点虽然发于半个多世纪前，但所言问题，放在今天来看，亦有不少相似之处。此外，杨宽先生与韩国柳树人有着深厚的友谊，当日本投降以后，即撰写文章，为韩国未来的发展出谋划策。
总之，所收文章，看似短小，实能透视出杨宽先生深刻的社会洞见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亦对于系统了解杨宽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毕生研究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贾鹏涛
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