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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论学集林》，内容包括吕思勉先生以下六种著作：（一）《蒿庐论学丛稿》，（二）《经子解题》，（三）《史籍与史学》，（四）《宋代文学》，（五）《三国史话》，（六）《蒿庐札记》。
吕先生是当代很有影响的著名历史学家，生于1884年，卒于1957年。毕生致力于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工作，给我们留下许多有份量、有价值的论著，已出版著作共有六、七百万字，在历史研究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吕先生的所有著作，有的是有计划专门从事研究的成绩，有的是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相结合的产物。往往由于教学的需要，推动了某一方面研究工作的开展，同时又由于研究上的成就，推动了某一方面教学的开展。在著名的史学界前辈中，吕先生时把教学和研究结合得很好的典范，因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亲身培养出了不少著名的史学工作者，又写出了许多出色的史学著作。在吕先生已出版的著作中，如《吕思勉读史札记》，是五十年来有计划阅读史书所作的考订和综合分析的笔记。如《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部断代史，都是长期有计划地进行古代史研究而取得的成果。如《白话本国史》和《吕著中国通史》两部中国通史，则是结合多年来从事大学的通史教学而进行的产物。如《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先秦学术概论》《理学纲要》《史学四种》等，都是配合教学工作而进行研究的结果。
本集所收辑的《蒿庐论学丛稿》，是已刊和未刊的学术论文的结集。《蒿庐札记》与已刊出的《吕思勉读史札记》同样性质，其中小半在报刊上发表，大半是最近从原稿中整理出来的。至于《经子解题》《史籍与史学》《宋代文学》，都是为了指导青年学习而陆续写作的。《经子解题》《宋代文学》都曾出版于1931年，《史籍与史学》曾在三十年代用作大学的讲义，没有发表过。《三国史话》曾作为文化社丛书的一种，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蒿庐论学丛稿》共收辑长短文章二十多篇。其中有些是为了参加当时重要的学术讨论而写作的，例如《致廖仲恺朱执信论学书》，长达一万多字，写成于1920年5月，刊布于《建设杂志》第二卷第六号，主要讨论货币和井田两个问题。其中井田部分，支持廖仲恺的见解，反对胡适所谓井田是孟子乌托邦思想之说，着重批驳了胡适的“逐渐增补”而成的“井田论沿革史假说”，曾被辑入1930年出版的《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的讨论集中。这是吕先生参加学术讨论的第一篇论文，也是他第一次发表史学论著。《辩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发表于1923年10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二十号，反驳当时梁启超主张阴阳五行起于战国时代燕齐方士而由邹衍首先传播之说，以为“颇伤武断”，“其误在于信经而疑传”。其中还有一些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也都有自己的见解，如认为李斯的学术不甚异于荀卿，秦二世为昏庸之主，曹操是“坚贞坦白的英雄”等。为了指导青年学习历史，吕先生也写了好些文章，例如《怎样读中国历史》，主要是指导人们阅读古代史书的先后次序的。虽是早期作品，文章不长，却是很具体的治学经验之谈，认为阅读中国古代史书，要注意治乱兴衰和典章经制各个方面，就是政治史和经济政治制度史两个方面。前者宜先读《资治通鉴》，后者宜先读《文献通考》《续通考》等。同时还应略读《读史方舆纪要》和查阅历史地图，以求具备简略的历史地理知识，用作通读史书的一种手段。如果要对中国古代史作系统的专门研究，就非通读全部正史不可。这就应该先用功阅读《四史》，作为通读正史的基础，然后依次通读其它的正史。《二十四史》最好能通读两遍，通读第一遍时可以把所需要的史料用笔圈识，通读第二遍时就该广为辑录史料，加以考订，并初步作些综合分析，写成札记。若能做好这样的基本功，对于此后的研究工作就可以左右逢源，“受用无穷”。这些都是吕先生自己通读《二十四史》的经验之谈。吕先生的读书札记，就是这样写成的。至于这一辑中的另外一些文章，也都颇有参考价值。
《经子解题》是指导青年如何阅读先秦史料的著作，属于史料学的范围。因为先秦史料有其特殊性，它原是儒家的经典和诸子发表政见的著作，其中存在不少家派和真伪的问题，比较复杂。经学既有汉学和宋学两大流派，汉学家又有今文家和古文家的区别，《尚书》流传到晋代又出现“伪古文本”。《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这种真伪混杂的“伪古文本”。如果不通晓其源流家派及其真伪问题，不但不便用作史料，而且用起来会“触处都成错误”。吕先生这部作品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写，不但简明地叙述了每部书源流家派和内容大要，而且说明了其中每篇大意，指出初学者摸索的门径。先秦的书，文字古奥，又多错脱，不读前人的注疏和校勘，是很难确切理解的。这里介绍了每部书的古注以及清代学者所作校释中的佳作，以便初学者作为入门的读物。书中也简要地谈到了真伪问题。近代学者对于古书辨伪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利于历史研究的开展，但也有怀疑过头的地方，把真书判为伪书，这就不免造成不良影响。吕先生对此是很认真负责的，例如道家的《鹖冠子》，近人多数认为伪作，没有一部思想史引用过，然而吕先生认为此书义精文古，决非后世所能伪造，而且“所言明堂阴阳之遗，儒道书法之书皆资参证，实为子部瑰宝”。看来这一论断是正确的。
《史籍与史学》着重阐名两者源流及其相互关系，内容不同于作者所写的《历史研究法》和《中国史籍读法》（二书均收于《史学四种》）。作者认为史籍非史学，记事和记言之书都是史籍，只有会通众事而得其社会进化之公例者，可以谓之史学。史籍有各种不同的门类，又有各种不同的体例，是随着各个时期史学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今日史家之宗旨不同于往时，往时史家的撰述就不能尽合今日的需要，过去的史籍只能用作史料，而且史料不应限于史籍，应包括史籍以外的记载以及传世和出土的文物在内。因而作者主张广为搜辑史料，并加以考证和剖析，应该先著成各种专门史，然后融会贯通，综合成为通史。
《宋代文学》是断代的文学史著作。宋代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体很有发展的一个时期，古文继唐代的韩、柳而大昌，一时名家辈出，骈文到宋代而大变，可以说是骈文中散文；宋诗又不同于唐诗，卓然自成一派；词曲都可歌可咏，还有注着曲谱的（如《白石道人歌曲》）；平话小说此时也大有发展，开始成为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作者除说明各种文体的源流演变以外，还对名家做了简单的介绍，并略作评论，有的还附有一两篇名作作为例证。虽然文章简练，所用笔墨不多，却对一代文学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三国史话》是作者所写的唯一的通俗历史读物。吕先生之所以要学写这本读物，有其进行历史教学的特殊目的。由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长期风行，加上有关三国的剧曲经常演出，三国的人物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最熟悉的一段历史。然而《三国演义》毕竟是文学作品，不同于历史记载，怎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呢？社会上有不少人常常以演义的观点评价三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免造成许多误谬，弄的史实真相不明。因此吕先生认为把这一段历史做些通俗讲论，将是对历史教学大有帮助的，很容易为大家所接受，而且容易取得良好效果，既可借此推广一些必要的历史知识，引导人们以正确的方法学习历史，还可以纠正一些早已流传在社会上的演义中的错误观点。《三国史话》中许多重点讲论的地方，就是抱着这个目的而写的，如《赤壁之战的真相》就是着重说明这个历史事件的真相的，如《替魏武帝辨诬》《替魏延辨诬》就是纠正人们对这两个历史人物的错误看法的。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从事专门学术著作的同时，还能抽出时间来写这样普及的通俗读物，是难得可贵的。而且写得如此深入浅出，这样对读者循循善诱，是很值得史学工作者学习的。为此，我们把它作为吕先生治学的一种成果，也收在这部《论学集林》里。
《蒿庐札记》，是已出版的《吕思勉读史札记》中没有收入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考订，社会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学术、民族宗教各个方面的考证和论述，涉及面是很广的。
总的来说，这部《论学集林》，只是吕先生论著的一部分，但是内容比较丰富，涉及的面比较广。其中既有与别人进行学术讨论和发表自己见解的作品，又有许多依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教导人们如何进行学习的著作，更有像《三国史话》那样的通俗读物。就指导人们阅读古书的方法来说，遍及经、史、子等部分；就所论的学术内容来说，既有对专题的探讨，又涉及到文学史、思想史等各个方面。尽管这些著作，均作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有其一定的局限性，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杨宽执笔）
1983年11月
（原刊吕思勉《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