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出版说明

这部《隋唐五代史》，是吕思勉先生的遗著。吕先生字诚之，江苏武进人。生于1884年，卒于1957年。他一生的精力，完全放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上。他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历史研究工作。五十年来，曾经从头到底把二十四史读过三遍，同时还曾参考其它的历史书作考订。他早年最爱读的书，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他的研究历史，基本上是运用乾嘉学者的方法的，每读一本历史书，每钻研一个朝代的历史，都要很仔细的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许多札记。这样的札记的写作，五十年来没有间断。作者的不少历史著作，就是从札记的基础上写成的。

作者早年曾用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他的第一部历史著作就是《白话本国史》，1922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当时第一部用语体文写成的中国通史，全书共四册，对于当时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曾起较大的影响。此后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曾陆续写成不少著作。主要的，有《经子解题》（1926年商务版）、《理学纲要》（1931年商务版）、《宋代文学》（1931年商务版）、《先秦学术概论》（1933年世界版）、《史通评》（1934年商务版）、《中国民族史》（1934年世界版）、《历史研究法》（1945年永祥印书馆版）等。同时，还为了历史教学上的需要，曾写成《中国通史》一书，上册出版于1940年，下册出版于1945年（都由开明出版）。

作者到晚年，就专心一志地想用个人的精力，来写成各个时代的断代史。由于他辛勤的努力，同时由于他对二十四史的稔熟，终于先后完成了《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四部分量很重的断代史。《先秦史》出版于1941年，《秦汉史》出版于1947年，《两晋南北朝史》出版于1948年，都是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这部《隋唐五代史》，也是在解放前写成的，前后曾用力十年之久。

作者治史的立场、观点、方法，基本上是和乾嘉学者相同的，作者虽然在治史方法上，有着探求事实的愿望，虽然也曾有过向往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点的意念，但是由于他无力抵抗唯心主义的引诱，结果还是跳不出唯心主义的圈子。胡绳同志在《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一文（《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中，曾对作者做过这样的分析：

人们往往这样想，实际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无论如何总是在探求事实，是不容易接受唯心主义的玄论的。但是事实上，探求事实的历史学家失足落到唯心主义陷坑中的情形是常有的。这里可以举历史学家吕思勉为例。吕思勉先生早年所作《白话本国史》中说：“历史者研究人类进化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之因果关系者也。”这是朴素的正确的说法。他在一九四五年发表的一本关于《历史研究法》的小册子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示了赞成的态度。他说：“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页六七）。但是这本小册子中有些地方，他又表现了无力抵抗唯心主义的引诱。这主要是因为他不能正确解释各个历史家为什么对同一历史现象得到不同的认识，为什么对同一历史事实的认识会不断有所发展，似乎永远不能达到真象。这种情形其实正足以证明历史学家必须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并且支付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对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但唯心主义却根据这种情形宣布客观事实本来是没有的。这本小册子接受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所以说：“一物有多少相，是没有一定的，有多少人看了就有多少相，看的人没有了，相也就没有了”（页五十），“真正的客观的事实世界上是没有的，真正客观的事实，只是一个一个绝不相联属之感觉，和做成影戏所用的片子一般，不把他联属起来，试问有何意义？岂复成事实？……其能成为事实，总是我们用主观的意见，把他联属起来的，如此，世界上安有真客观的事实？”（页五一）

胡绳同志这段分析是很透彻的。由于作者没有根本改变研究历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虽然支付了艰苦的努力。而不能达到对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在他许多著作中所贯串的论点，依然是多元的唯心史观和封建的正统思想。这部《隋唐五代史》，也是如此。

因为作者治史的立场、观点、方法，基本上是和乾嘉学者相同的，指导思想依然是多元的唯心史观和封建的正统思想，所以他所采用的编纂体例，也依然是旧的纪事本末体和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这书的体例，是和作者过去出版的《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一贯的。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叙述政治史，实质上是王朝兴亡盛衰的历史，采用的是纪事本末体和过去封建社会的历史家一样，把全部历史归结为帝王将相活动的结果。下册分章叙述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上的各种情况，采用的是旧的叙述典章制度的体例，和过去封建社会的历史家一样，只是从现象上作了分门别类的叙述，掩盖了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推动作用，这样把政治史和典章制度分开来叙述，就使人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全貌，更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上册政治史部分，完全以王朝的兴亡盛衰作为叙述的中心，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作为主体，偏重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斗争的叙述，没有充分揭露当时阶级斗争的历史，同时在叙述农民起义时也还存在着显然是不正确的观点。

作者在叙述黄巢起义时，曾采用了若干新观点，例如认为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称天补大将军，“其怀挟空想社会主义可知”，又如认为黄巢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农民有自私散漫等弱点，其间有江湖上人，入都市后，常不免骄矜腐化。盖中古之世，农民革命不能获得正确之领导，其不能成功，势所必然。”他认为由于农民军中有江湖上人混入，进入都市后不免要骄矜腐化，这是有理论根据的，恩格斯在论德国农民战争时，就曾指出，由于江湖浪荡的群众加入农军，“这些人不守纪律，诱坏农民，因为江湖浪荡之人都是不可信托的分子，时来时去。单就这一件事，满可解释：何以农民开始在各处只取守势，何以他们在阵营中日趋颓败”（《德国农民战争》中译本97页）。但是他认为黄巢起义军中的骨干为江湖上人，是不恰当的。作者在论述黄巢起义的过程中，有些地方还不免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加以评论，例如评论“高骈之散遣诸道兵”一事（476页），很是明显。同时，在叙述中，缺乏对阶级矛盾的分析，依然如同过去对封建社会的历史家一样，把社会组织分为士、农、工、商在那里分析。例如说：“言中国人之分职者，曰士农工商，士商多与官吏相勾结，工匠虽被压迫而人数较少。暴政恒施诸为数最多之农民，故非至农民皆思起义，起义必不作，作亦不烈”（478页）。其实在当时官吏以及与官吏相互勾结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士、商，都是封建统治阶级，他们是和农民对立的阶级，这样的不采用阶级的分析法，就掩盖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大的毛病是：在论述黄巢起义时，根本没有分析这次起义在历史发展上所起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这次起义像迅风疾雨般空前猛烈地打击了豪门大族地主，改进了生产关系，对此后历史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至于论述“隋室之亡”和“隋末群雄”，更没有作阶级分析，竟把李密、窦建德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和官僚贵族李渊、李轨、萧铣等人的起事，相提并论。在叙述隋初江南农民起义时，完全根据《资治通鉴》来分析起义的原因，甚至说：“此等变乱，究非民欲，故不旋踵而冰消瓦解矣”（1页）。所有这些，完全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来评论的。

在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根本没有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这些历史人物所起的作用，也没有根据当时阶级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情况来进行分析，而全以封建的政治理论和道德标准来加以衡量，这是和过去封建社会的历史家相同的。例如在第一章第一节“文帝内治”中，既没有阐述隋代所以能完成统一的根本原因，也没有阐述隋代统一的历史意义，更没有阐述隋文帝所推行的政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相反地，只看重于隋文帝个人“德行”的评价，如“勤政爱民”“偃武修文”等。隋文帝的禁绝民间武器，一方面是防止割据势力之再起，更主要的是防止农民的反抗斗争，以便巩固他的统一政权和封建统治。这里说：“固不得訾其欲弱天下之民，以保一家之业也”（2页）。事实上，任何一个皇帝，没有不想“保一家之业”的。

这书在评价历史人物上，大多以封建的正统思想为标准，这一点在评价武则天时特别显著。作者在第三章第二节“武后得政代唐”中，没有分析武则天取得政权的基本原因，也没有分析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只是叙述了皇后和太子的废立以及“懿戚旧臣相继就戮”等事。武则天的所以能够取得政权，决不是像作者所说，仅仅由于高宗“昏庸异于寻常”“听武后为之而不能止”，也不仅由于武后“贪权势而不知止”，更不是由于“导谀贡媚之徒复不惜为矫诬以迎逢之”，主要应该从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来加以分析。唐代中央集权政治的建立，使得魏、晋以来士族门阀的权势受到打击而日渐衰替，但政柄还操在宗室、功臣、宿将等组成的大官僚贵族阶层手中。随着“贞观之治”以来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一般中小地主阶层，在政治上迫切要求仕进，原有的科举制度已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两个阶层的矛盾逐渐尖锐化，最后成为激烈的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正当这场斗争渐趋激烈的时候，武则天乘机取得政权，这该是由于代表中小地主阶层的新官僚集团的拥护，打击大官僚贵族阶层政治垄断所取得胜利的结果。

这书在第三章第三节“武后政治”中，认武后是“暴主”，“后诟毒最甚者为其淫刑以逞，杀人既多，即亲族亦不能免。”又否认她“能用人”，没有从她所推行的政策来加以评论。其实，武则天在新官僚集团的拥护下，打击了当时的大官僚贵族阶层，从而相当约束了他们的土地兼并趋势，并通过对于科举取士制度的提倡与改进，和采取不拘常规、破格用人等等开明的措施，引进了不少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这不仅是对魏、晋以来士族门阀的进一步打击，而且也给中小地主阶层开阔了广阔的政治道路。虽然武则天毕竟是一个封建统治者，这些措施的背后也有它的阴暗面（如株连无辜和任用诸武），但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确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同时，必须指出作者所用“封建”“革命”等名词（例如称“武后革命”等），还是用它在中国旧的历史书上的传统意义，和现在的科学意义不同。在叙述汉族和兄弟民族的关系中，也和过去封建时代的历史书一样，是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这里不一一举例了。所有这些，都要请读者以批判的态度来读它。

下册叙述典章制度部分，采用了分门别类的叙述方法。作者所分的门类，根本不符合于历史科学研究的要求。例如第十五章“隋唐五代社会组织”，下分“婚制”“族制”“人口”“人民移徙”“风俗”五节，其实这五节的内容，并不足以说明当时的社会组织。要说明当时的社会组织，必须具体说明当时各个阶级的情况及其阶级关系，而“婚制”和“族制”二节，只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些婚姻礼俗和聚族而居的情况。“人口”和“人民迁徙”二节，只说明了人民户口以及迁徙情况，都不能说明当时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第十六章“隋唐五代社会等级”，下分“门阀”“豪强游侠”“奴婢”三节，更不足以说明当时整个社会的阶级情况。“门阀”和“豪强”只说明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部分情况，“奴婢”也只说明了被压迫阶级中的部分情况，而最重要的农民阶级，却没有加以叙述。在封建社会中最重要的土地制度，这书没有设立专章叙述，仅在“人民生计”章中列有“地权”一节，显然是不够的。总之，这书下半部的体例，只是根据旧的典章制度的分类方法，加以扩充而已。因此，分类方法不合我们今天的需要，同时这样分门别类的叙述，其间缺乏有机的联系，也不能使我们看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

以上只是我们对这部书粗略的分析，并不能概括这书所有的错误和缺点。总之，这部断代史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封建的正统思想，它的体例和内容，也还是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历史学的范畴。

现在我们出版吕先生的这部遗著，仅是为了提供历史研究者参考之用。因为作者在史料的搜集、排比和考订上，曾经下过不少功夫，他曾经比较广泛地搜集史料，把这个时期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主要情况，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勾稽出来，做了排比和考订。上半部政治史部分，用纪事本末体把王朝的历史作了排比和考订，也还是便于我们研究时查考。后半部叙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部分，原来的史料很分散，经过作者的搜集和排比，也还便于我们研究时参考。虽然作者分门别类的叙述，并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但由于分门别类的缘故，也还便于我们检查。作者在叙述时，虽然把原有的史料，组织成了自己一个体系，有许多地方贯串着不正确的观点，但是主要的史料来源，都注有出处，有的还有注释和考订，在我们研究时也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59年7月
（原刊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中华书局，195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