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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师许先生所著《铜鼓考略》《漆器考》二书既付印，郑先生忽以其令堂有贵恙南归，校稿事因嘱余为之。余以馆中作说明及陈列之工作纷繁，致不能精为校勘，今出版后读之，觉尚有讹字，如“钜鹿”之讹作“钜訠”，知校勘之事实难，亦余事忙疏忽之过，此余深感不安，于郑先生及读者殊觉抱歉者也。
自来关于铜鼓之考论，莫详于谢启昆之《铜鼓考》，见《粤西今石略》，然关于铜鼓之史料搜罗，尚未备，论断犹未详尽也。日本鸟居龙藏著《苗族调查报告》，其第八章《铜鼓》，虽较谢氏为备，但其关于铜鼓之来源及其所以埋藏地下之故等等，皆未详，今郑先生《铜鼓考略》此书，于文献之记载既搜罗详尽，于诸家难解之诸问题，论断尤精审，曰“略”者，盖以于花纹之比较研究与化学之分析研究尚有所不及也。
《铜鼓考略》全书都六十余面，未分章节，盖郑先生信笔滔滔写下，一时未计章节，书既成，又为寿县史迹考察团事，匆匆往寿县。自寿县归后，又因其令堂病笃，急急于南归。既归后，郑先生以校稿是嘱余，余不敢贸然代为分章节，而郑先生又远在广州，信只往返费时，博物馆又急急欲开幕，此书为丛书之一，亦急急于出版，因念此书通条连贯，纲目读者自能知之，初不必分章节也。
铜鼓为南蛮之物，经郑先生如是之博征旁稽，可信而有征矣。铜鼓多数有花纹，有铭文者极少，纪年者更不多见，惟英国博物院中藏有“纪年之铜鼓”，其铭曰：“建安四年八月五日制”。此等文字，当亦蛮人从汉人中学得者，当非出于汉人手也。铜鼓固甚早行之于南蛮中，其花纹与中国铜器之花纹相殊异，其非出于同一系统，至为明显。
自来关于漆器之考论，仅明曹仲明《格古要论》中有古漆器论及张应文《清秘藏》论雕刻条。中国考古学尚在幼稚时代，地下之材料不多，晚近朝鲜乐浪之挖掘，汉代漆器固可由此大显，然其演变之历程如何，其传布之历程如何，尤待于论究也。《格古要论》《清秘藏》之论漆器，皆自宋起，宋以后如何之演变亦语焉不详。今郑先生此考，尤多未餍人望，但以地下材料之不多，仅能如此而已。汉代漆器有乐浪之资料，固可恣意检讨。民国十九年间钜鹿故城之挖掘，其漆器出土若何，吾人又不得而详知。我人甚望因此激起国人之注意，于我国特有之艺术漆器特加注意之。
（原刊上海《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7年1月25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