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馆藏青铜器》审查意见

整篇前言，叙述青铜器艺术发展过程，颇为清晰而有条理，立论亦谨言，基本上是好的。为了求全责备，提出下列意见。

（一）序论说：“更新器，包括春秋中晚期……这时封建社会已经诞生”，第三节转变期划到“春秋中叶”，第四节更新期从春秋中期开始。拟请将“春秋中期”划入转变期，序论中“包括春秋中晚期”改作“春秋后期”，第三节“中页”（应中叶）改作“中期”，第四节亦从春秋后期谈起，将鲁昭公后期划入春秋后期，第四节头段“春秋中期……仍未脱转变期格局”后改写，并入第三节中。因为目前史学界一般历史分期，都以为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在春秋战国之际，如果说春秋中期封建社会已诞生，已形成一个新时期，这和一般说法有距离，为稳妥计，谓春秋后期入“更新期”较妥。同时，春秋中期青铜器如文中所列举者（秦公钟、邾公牼钟），确是“转变期”的格局。

（二）文中所列举铜器的时代有异说者，似乎不主一说为妥。第三节头段以师遽簋盖、师遽方彝为恭王时期，此说近人有主张者，但亦主张为懿王时玉器者（如郭老），第四节第四段“公元前315年刻铭的齐陈璋壶”亦有异说。陈璋壶载“隹（唯）主五年”“代匽”（燕）；或说是齐宣王五年即公元前315年，或说是齐盡王五年即公元前296年（这年齐亦曾攻燕），或说是齐襄王五年，即公元前279年。所以在文中以不明确那一年为妥。

（三）第四节论春秋中期铜器以鲁侯的时代标明时代，似乎不够确切。如说：“根据鲁成时代秦公簋、秦公钟、宋公戌、国差 ”，秦公簋、秦公钟或说为秦景公器，或说为秦桓公器，鲁成公卒于秦景公四年，未必此器即造于秦景公初年，宋公戌即是宋中公，鲁成公卒于宋平公三年，未必此器即造于宋平公初年。又“如徐儿钟、吴王光鉴、徐王义楚、宋公差戈……”，两件徐器是差不多时候的，应该连在一起叙述。

（四）有若干地方字句，似可修改。第4页末段论饕餮纹说“大多数有一对利爪和一段两相张开的身躯”，似可改成两句：“大多数有一对利爪，两旁有对称的张开的身躯”，如此较为清楚。第5页第4段引《淮南子·俶真训》“训”字拟请改为“篇”，因为“训”是训解、注解的意思，恐是高诱作注时加上的，引文中“镂之以剧”有误字，当作“镂之以剞 ”。引文之后，最好加二句说明，文章才清楚，拟加“所谓龙蛇虎豹，曲成文章；就是指上述物像所构成的装饰。”第12页第3段“是描写当时贵族领主战争、燕乐生活实况……”，“领主”二字拟删，因为战国时代，一般认为是地主封建制，非领主封建制，这时不应称之为“贵族领主”。

（五）有些地方措词尚可商榷，第4页末段：“在那威严离奇，变异纷繁的装饰中，”“威严离奇”似可改为“庄严富丽”，因为称之为“离奇”有些不妥。第9页末2段“但是可以代表秦代的青铜器艺术品却如此稀少”，“可以代表”拟请改为“目前可以确指为”，下句“使得后人”四字拟删。13页第3段“汉人信阴阳五行和神话传说，又崇尚儒术”，拟可改为：“汉代地主阶级崇尚儒术，又融合阴阳五行说，更流行神仙思想”。第14页第3段“是统治阶（级）用作表现身份、等级和维持生活秩序、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的手段”，拟可改为“是统治阶级用作表现身份、等级，巩固阶级统治和宣传宗教信仰、道德伦理的手段。”

（六）第四节中谓重要的鎏金术的发明，使青铜器进入全新阶段，对鎏金术评价很高。但是，不知说更新期中发明鎏金术，在考古出土物中能提出确凿证据否？如果有，需要作一个详注。因为按照目前考古界一般说法，战国时尚无鎏金术，最近出版的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也只承认战国时有“包金”和错金，只是包金“质薄有若鎏金”（49页）。此点请核实，并细为斟酌。战国时有异色金属镶嵌法，文中未谈及，似可一提。

上述六点，只是读后的一些意见，仅供修订时参考。

杨宽
（原刊李柏华：《文博鸿业——李鸿业文博生涯》，学林出版社，2013年，第152—157页。原件复印件由上海博物馆李柏华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