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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个考古的重点地区，西周、秦汉和隋唐，都建都在这里，这里发掘出土的许多重要资料，将有助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界还在讨论中，大体上有三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西周是奴隶制；另一说法认为西周是奴隶制，但属于古代东方型的；第三种说法认为西周是封建制。至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不同的说法也很多。有的同志认为这时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有的同志认为这时由领主制转变到地主制。关键问题在于对文献有不同的解释，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还由于考古资料的不足。所以许多研究历史的人，对陕西的考古工作期望殷切，希望能提供更多的考古资料，以帮助解决那些关键性的问题。
有关古史分期的关键性的问题很多，其中有关考古资料的问题也不少，现在我们分两方面来谈谈。
从西周、春秋到战国时代生产力水平究竟有怎样的发展？这是目前史学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各方面的估计，距离很大，有的估计很高，有的估计较低。西周初期的生产工具与商代比较起来有何发展和变化？这是个重要问题。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是人的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工具的改进，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从考古方面可以提供资料，作出正确论断的。
从已有的考古资料来看，丰镐出土的生产工具与商代的差别不太大，但是史学界对西周生产工具的估计也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西周已有青铜工具，《诗经》中的“庤乃钱
”应该是金属工具。有关这方面出土的资料不多，同时它们的质地如何呢？须要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加以解决。
西周的耕具主要是耒耜，形状可能同铲差不多，据《说文》解释“耒，絃也。”絃，就是铲。西周的主要耕种工具就是铲一类的东西。耕作方法是一面掘土，一面倒退。这种耕作法到汉代还有。《淮南子》中就有织布向前，耕地后退的记载。现在的深耕翻地还是用倒退的耕法。
钱
实际上是铲，所以河南发现的商代青铜耕种工具主要是铲。《考工记》中说到的“耦”，可能就是有金属锋刃的耒。就是两人用两把耒同时掘土，互相协作。《国语·周语》“宣王不籍千亩”中的籍礼，实际上是皇帝亲耕之礼（也就是举行耕作仪式）。行礼时，天子“一
土”用的也是掘土的工具。我国在犁铧没有发明以前，耕地的方法是掘土，丰镐出土的骨、石、蚌铲，应该就是当时耕作的主要工具。看来西周的农业耕作技术的水平就是如此，不会很高的。这时青铜农具可能有，但使用的数量恐不多。
我国铁器在何时发明和普遍运用的问题，目前史学界也有不同意见。根据考古出土的资料，到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才有铁器。但究竟春秋以前有没有铁器呢？郭老认为铁器的发现应该在春秋以前。日本梅原末治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发表的论文中，列举12件青铜器（已被美国盗去），有一件有“大保”二字的铭文，其花纹是饕餮纹，他认为是西周初年的，其中有两件有铁的部分。因此，他断定铁的发明应在西周初期。如果这种判断正确，则铁在西周初期已发明，但为当时的贵金属。在古代埃及、巴比伦，最早的铁都是贵金属，是靠天然的陨石来炼的，只有认为宝贵或重要的东西方用铁来做。这个问题究竟如何？还是要靠我们考古工作者来解决的。
我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展水平，也值得很好研究。据今天考古出土的铁器来看，较早的铁器是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的，都是铸铁（生铁），是用模翻出来的，经他验也证明是铸铁。按照世界各国冶铁技术的发展的历史来看，一般是先有炼铁，后有铸铁。欧洲在12世纪以前冶铁生产的都是铸铁，因为炉子小，鼓风设备差，温度不高，只能使铁矿石起还原作用。最初炼出的是像棉花一样的铁块，到12世纪由于炼炉和鼓风设备的改进，才发明炼冶铁的铸铁，到14世纪才普遍使用炼铸铁的方法。中国在公元前四至五世纪已经有铸铁，铸铁技术的发明和普遍使用，比欧洲至少要早1 500年，究竟在铸铁之前有无炼铁阶段？也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我们无炼铁阶段：理由是殷周冶炼青铜的技术已很高，所以一下子就发明了铸铁冶炼技术。这样的解释是可以的，但是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在我们中国也有一定的过程，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努力，因为这对历史的研究关系很大。
牛耕（或犁耕）的发明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在黄河流域普遍推行？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史学界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是根据甲骨文中某些字的象形，认为在商代就有。另一种说法根据《国语》，认为春秋末才开始。看来在我国古代，牛耕是在各个地区逐渐推行的，直到汉代南方有些地区还在“耦耕”，牛耕首先开始于那些地区，后来流行于那些地区，都值得研究。《吕氏春秋》上农、住地、耕土、审时等篇，是讲农业生产的，其中谈及农具仍是耒耜，无犁，但是有人认为《吕氏春秋》所谈的耒耜已是犁。《吕氏春秋》谈到籍礼，已不是“一
土”而是“天子三推”，可能就是犁。这些说法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希望能从考古上得到证据。
粮食作物的品种问题，我们也应重视。从商代、西周、春秋到战国在粮食品种方面有些什么发展？商代的粮食有多少品种？这个问题还从甲骨文看，“黍”顶多，“齐”次之，可能是稷，在《说文》上二者互训（从于省吾说）。来（小麦）也是常见的。另外还有一些有关粮食的字，各家在考释上有分歧。如果释“稷”的说法可靠，则西周和商代也有不同，就是商代以来黍为最多而西周最多的是稷。《诗经》大、小《雅》里涉及到稷的地方很多。稷即小米，清代汉学家有释为高粱的，那是不可靠的。稷原是周族栽培得很出色的粮食作物，他们的始祖就叫做后稷。西周以后，可能由于周族的活动关系，把稷的播种面积推广了。西周以后，粮食有五谷、六谷之称，如黍、稷、麦、麻、菽（豆和大豆）和粱。豆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策》，古时叫菽。大豆作为粮食作物是否开始于西周？（甲骨文中无此字）如果说是，那么在农业方面还是□□□□有所发展的，同时稷的种植面积推广，而稷比黍的产量高。
小麦有两种，一种为冬小麦（一般种的），另一种是春小麦，它是春种秋收。今天春小麦的播种地区在长城以北，长城南是冬小麦播种区。冬小麦在夏收后可以种其它粮食作物，种冬小麦后，一块田一年就可以收获两次。冬小麦的种植地区在古代是否如今天一样呢？据《诗经·豳风·七月》来看，当时种的还是春小麦而不是冬小麦，看来当时长城以南有不少地区还是种春小麦的，大概到春秋时，河南地区的周、郑一带已种小麦，而山东地区的鲁国还是在种春小麦，这在《左传》上有明证。从《吕氏春秋·十二纪》来看，种的已是冬小麦，是四月收的，可是战国时冬小麦的种植已经普遍。究竟那些地区在种，什么时候普遍的，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在考古发掘中，常有粮食的发现，我们希望加以注意，以求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粱从西周起，是一种贵重的粮食，古书上往往以稻粱并称，它是稷中间的一种优良品种。粱可能就是从西周时劳动人民培养起来的一种优良品种。西周中期的铜器铭文中有粱字，也有待考古发掘加以证实。
古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主要是看农业，可以从工具、技术、品种等方面来加以估计。要解决古史分期问题，当然要看重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但是其动力是生产力；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变化，才能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二者是互为辨证的影响关系。但一般的讲，生产力总是走在前面。在考古上，解决这些问题是大有可为的，仅仅根据文献是不够的。
除农业外，其它方面的社会经济情况，考古工作者也可以提供资料。如货币的问题，在西周金文中以贝当货币，也有尝金的，也有把金当罚金的。交易也用金，计算单位是
，可能重半两。金究竟是什么？布是从何时开始的？睘卣铭文有“贝布”连用，是否布即刀布？布是从铲形变化来的。战国时的布都有地名，但春秋以前如何？布是否在西周末年已经开始有了？空首布与农具相近，有人认为时代较早，这些问题在考古上尚未得到解决。秦国用圜钱在何时？《史记》有记载，以两铢为单位，但在考古发掘上还无证据，也有待解决。
随着春秋战国之间社会发生变革，政治制度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这也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研究。这个转变关系很大，清代学者即已看到。顾炎武的《日知录》十三卷“周末风俗”，他认为这个时期是个大变化。春秋时贵族讲姓氏、宗族关系、礼乐都很讲究，各国之间有聘礼。战国时代这些都不讲究了，这是一个大变化。王夫之《读通鉴论》也说春秋战国之际是一“大变革之会”。春秋时贵者即富者，到战国时有些不是贵族的也可以是富者，富者大贾很多。但他们都只看到现象，未从本质上来进行分析。
这时变化中显著一点，是宗法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大体上是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长制度发展变化形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大权在父系家长手中，采取嫡长子继承制，还有姓氏制度和分封制度。同一血统为“姓”，分封出去的分支为“氏”，在春秋以前，统治阶级的内部组织以族（宗族）为单位，每族以家长为代表，族中成员是“同居共财”的。如占有土地，一个宗族就占有一大块，一般是不能买卖的。到战国时代，贵族中宗族组织开始瓦解，小家庭出现，土地以为小家庭所有，并开始买卖，这是经济上的重大变化。
春秋战国间，政治上的变化也很大。最主要的是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春秋以前，政治上是由天子、诸侯、卿大夫层层统治的。诸侯是一个国家，卿大夫也是一个小国家，可以自设军队和官吏。战国时大权已集中到国王手中。春秋时期各国官职是由贵族世袭的，战国时各国的官僚是由国王委任的，做官的不一定是贵族。官僚制度是战国时形成的，如中原各国有将相制度、官吏的俸禄制度。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也产生了一些相应的文物制度。如官印和虎符的使用等。据文献记载，官印起于春秋末年，最早出土的印章是战国时的。调用军队用虎符（兵符），出土最早的也是战国时的，所有这些文物制度，希望能进一步的注意和研究，因为这和政治制度变化有密切关系。这都是由官僚制度产生的。
与政治制度变化的同时，军事制度也有很大的变化。大体上说，春秋时各国的军队是由贵族组织起来的，主要以贵族为骨干，还有国人（住在国都的人，身份比一般庶人要高）参加。打仗的方式是车战，是把马车排在阵势后作战的。庶人是被强迫征发来的，跟在车后面出战或出劳役。春秋时打仗要摆阵势，双方会战只能在边疆的平原地区，即所谓疆场，往往在很短时间（一二天）内即解决胜负，参加人数不多，至多是几万人。当时贵族子弟所受的教育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射御主要为打仗。
到战国时代，军队的组成就不以贵族为主。当时推行郡县制，以郡县为单位，征发农民参加军队打仗。作战方式也从车站改变为步骑战。因而人数也大为增加，有名的长平之战即坑赵之降卒四十余万。战场不一定在平原，往往在山区或险要之处作战。这时战争规模大，变化多，有持久性，就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指挥的。春秋时作战是由国君、卿大夫亲临指挥的。战国时国君不出马，指挥作战的是将军，因为需要有指挥本领和懂得兵法的人才能指挥，于是军事家也产生了，《孙子兵法》也出现了。这时战争发生重大变化，原因不外乎人和武器。据恩格斯的指示，战争方式的变化不是某些人的自由意志可以支配的，而是随着军队人员的成分和武器的变化而变化的。因为这时社会经济制度变化了，军队主要由征发农民组成，于是战斗方式也起了变化。
其次，是由于新武器的出现，这时出现了新武器，就是弩。它开张时要用脚踏，力量大，射程远。又有铁武器的发明。因为万弩齐发，杀伤力增大，使密集的马车无法坚持战斗，于是不得不改用步、骑兵进行散兵战和包围战。
弩机在何时出现？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很值得考古工作者研究。据文献，齐、魏两国马陵之战（孙膑与庞涓），万弩齐发，魏败，全军覆没。此战役即使用弩。据出土的文物来看，最早的弩机也是战国时代的。战国弩机无郭，牙装在木柄上，湖南、四川都有出土。有些著□的弩机，有刻着战国文字的。《孙子兵法》里有弩，其成书年代应在战国初年，可能是春秋末年孙武所著，经战国初年的孙膑修改而成。弩机的出现是兵器上的重大发明，是兵器史上的一件大事。
战国时代同战争有关的建筑便是长城的建筑，它是适应这种新的战斗方式而产生的，当时各国都筑过长城。过去有人作过许多研究，但研究得还不透彻。我认为长城是由农业上防御自然灾害的河堤扩展而成的。如魏的长城即靠北洛水。赵的长城靠漳水、滏水。燕的长城靠易水。很明显，它是由河的堤防扩大而成的。因为军事上的建设是依靠当时生产技术上所达到的程度的。当时长城的建筑结构，我们考古工作者也可以作些调查，如果调查清楚，不仅有助于当时军事的研究，也有助于建筑史的研究。
上面只是就先秦遗址考古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提出来谈谈，希望我们考古工作者多加注意。因为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门。它必须与历史科学研究工作密切配合起来。
（据编者所藏油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