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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古董巨商偷运古物出口的事，屡有传闻，到近来越发厉害了。据本月十八日各报载：“若干古董巨商，现在正在北平、上海等地搜集我国数十年来之历史文物，运往美国出售，以换取美金外汇。闻二三日前，又有极名贵之字画、石刻、古铜、陶器、古瓷、陶俑等一百余箱，自沪偷运出口。……并悉清室旧藏之古物，前曾以赏溥杰（溥仪之弟）名义，陆续运出精品甚多，其中尤以古画为最名贵。胜利时，在长春伪宫散失殆尽，近在平沪一带已有发现。故宫博物院闻讯后，曾出巨资收回数件，然流落在外者尚多。且闻多已入古董商之手，亦将运美出卖。”这样大批的古物出口，真是骇人听闻。
古物出口，早已悬为禁例。可是上海的“古玩业”中依然有专门从事“出口”的，我们不是胡说，只要一查本年度新出版的《电话分类号簿》，其中除“古玩商”以外，另有一项“古玩出口商”，这便是最确实的证据。就电话簿上看来，“古玩出口商”已有十余家，而不登入电话簿的，怕数量更多，这样明目张胆地经营“古玩出口”，即所谓“走洋庄”，政府怎么可以熟视无睹呢？古玩业中对于古物价格的评定，以能“走洋庄”的最贵，凡是我国精致的古物，无论是传世的，或是新出土的，一经国外博物馆或国外收藏家所重视，其价值也就一飞冲天。最近传闻洛阳金村附近又有精致铜器出土，洛阳的古玩商便到上海，向“古玩出口商”接洽，上海方面先后前往洛阳去讲价抢购的，听说有三四批人之多。不怕旅行的困苦，不远千里前往，都想由此发到一批洋财，这种现象的发生，对于我国文物的损失，真是难以估计，我们试一翻日人梅原末治《洛阳金村古墓聚英》，所著录出土的图版有一百二十幅，有那一件还保存在中国呢？其中最有名的
羌编钟，大部分原在国内收藏家手里，可是后来也到日人住友家中去了。我们只要一翻阅国外博物馆和学者所出版的各种图录，就会感觉到我国重要文物流传到国外，数量真是多得惊人。而这许多文物，却都是经过这些“古玩出口商”之手而出口的。古物出口要严禁，难道做“古物出口商”政府就能不禁吗？
古物这样大量奔流到国外，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国外博物馆和收藏家的搜求，国内奸商的弁髦法纪，偷运出口，一方面也是由于国内博物馆无力购藏。博物馆本有保存文物和发扬文化的使命，可是必须有大量购置文物费，然后可以随时获机购藏，照理上海市立博物馆应负起这个责任来，因为上海是我国第一国际大都市，各地新出土的古物和收藏家散出的古物，必然的先来到上海，自可挑选精粹收藏起来，可是上海市立博物馆从胜利以来，没有拨到过经常购置文物的款，在预算上也没有列入这项大宗的费用，目前虽也陆续购置些文物，也还是从临时费中省出来的一点，如何能担负其这个保存文物的伟大使命呢？
抗战以前，上海市博物馆原有每年五万元的购置文物费，遇到大宗贵重文物，还可专案请款，我们在那时确曾收购不少的文物，只是市博物馆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开放，到七月抗战爆发，历史太短，没有完成理想的计划。同时，那时上海还有不少大收藏家，从事于收购文物，可以减少文物出口的数量。胜利以来，那些大收藏家，不但没有财力再收藏大量文物，而且不免有散出的。如果我们这时还不负起这个保存文化的责任来，那如何对得我们的国家民族呢？
我们为保存文化计，一方面希望政府对于古物出口，特别注意，严加取缔，对于古玩出口商尤该绳以国法。一方面还得拨给保存文化机构大量的经费，出资搜藏文物。本市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中，曾决议充实上海市立博物馆的内容，这样的巨眼卓识，真是值得敬佩的。刻下已奉命编造充实内容的计划，我们希望当局将来能够拨发配合这个充实内容计划的经费，这不仅可以充实博物馆的内容，也还可以达到保存文物的使命。
（原刊《中央日报·文物周刊》1947年4月23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