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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历史中的文人文化与科举和儒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文人文化的基本价值来自儒学，可以说其头脑是儒家的。不过这个头脑里的儒家，和孔子、孟子的原始儒家不一样，也和从魏晋南北朝延续到唐朝主要以“礼”为核心的经学不一样。那是受到佛教挑战冲击，因而在宋代特别发展出来的“理学”，其道德实践的一面承袭孔子、孟子，然而其扩大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乃至论理的逻辑则来自佛教。
最特别的是文人文化不只有头脑，还有由此延伸的全面生活方式。那样的生活方式，更是之前中古时期绝对未曾有过甚至难以想象的。
1999年，响应当时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和千禧年，美国的《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大型专辑，找了多位历史学家请他们回答：“如果可以选择，在过去的一千年中，你希望自己活在哪个时代、什么地方？”问到了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他的答案是“十六世纪的明代中国”。
那是史景迁认为整个一千年世界史中最美好的生活环境。这当然不是任意选的，史景迁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由文人文化衍化创造出来的生活，在那里有一种独特的中国气质，不只表现在文人的生活中，而且塑造了一套生活的理想，或者说理想的生活。
文人文化的传统分类是“琴棋书画”。但当他们说“琴”时，指的当然不只是具体的琴或琴所演奏出来的音乐。以“琴”来代表音乐，就是为了凸显那不是一种演奏的技术，背后牵涉到更复杂的音乐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乐器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琴”不是属于专业匠师的。文人弹琴，重点不在表现熟练乃至困难的技巧，毋宁保有业余的生涩，为表现自己、为体会声音的本质而弹奏。
“棋”指的是围棋，那也不是单纯的娱乐或对弈竞争。围棋最特别之处就在其高度的抽象性。只有黑白两种棋子，只有横竖交错的直线，那么简单的形式，却能产生近乎无穷的变化。因而围棋就取得了高度的象征意义，连带地下围棋成了一种接近“道”、接近抽象真理的体验。
类似的抽象精神也贯彻在书法中。书法的线条和围棋一样抽象，一样只以白纸和黑墨的简单结合来表现，不过书法比围棋多了字的意义。如何适当安排那些简单却又变化无穷的点线笔画，使其不只呈现出空间的美感，更进一步和文字的意义相配合，有其轻重浓淡，是书法的内在精深追求。
绘画比书法更具象，但近世中国绘画的主流是“文人画”，重视的不是如何画得像，甚至也不是如何画得美。画得像、画得美，那是工匠的本事，而之所以要由文人来画，那就要表现出一种主观的意境，将客观具体的形象经过改造，用来反映主观的超越现实的领悟。没有这种领悟，那就只是“画”，不是合格的“文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