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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关系到近世历史特性，余英时还研究过“士商互动”的现象。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依照马克思唯物主义而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期”讨论挖掘出的大批史料，他注意到宋代以下商人地位的变动。基本方向是商人地位不断提升，而且商人和士人之间的互动愈来愈密切。虽然表面上还是维持“士农工商”的顺序，但实际在社会上商人已经超越了农民和工人，其地位仅次于士人。不只如此，很多商人出身士人家庭，是所谓的“儒商”，还有很多士人放弃了科举生涯，转行从商，是“儒商”的另一个来源。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的增长，社会上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愈来愈多，相应地考取的概率就不断下降。要靠考试取得功名愈来愈难，更进一步，要靠考试做官来维持家业不衰也愈来愈难。在激烈的竞争情况下，参加考试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花三十年才考上进士是很正常的，每产生一个进士，过程中还不知有多少人穷尽同样三十年都一直是老童生。那么试问，熬到能中进士，这个过程需要的资源要从哪里来呢？
如果家里不能长期提供这些资源，借由士人地位与成就来维持家业的机会也就消失了。逐渐地，社会上自然形成了以家族为单位结合士商的“赢的策略”。家里当然要培养会读书能考试的子弟，但除了这些朝仕途艰难前进的子弟外，其他人就去经商。经商获利可以提供准备漫长科举所需的资源，无后顾之忧的士子考取机会提高，又可以给予家族光是财富无法换来的地位。如此有士有商密切结合的家庭，整体的社会成就很明显超越了只从商或只仕进的家庭。
这是“近世史”出现的特殊现象，意味着那是在宋代之前没有的。作为一个历史断代概念，“近世”指的是从宋朝成立到大约19世纪中叶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前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和前面的“中古”有了很明显的差异。
从三个方面最能清楚地看出“近世”和“中古”的不同，第一是独特的文人文化，第二是商业的勃兴，第三是发达的都市环境与都市生活，而这三项“近世元素”又是彼此相互关联的。
文人、商业、都市都不是到这段时期才出现的，却在这段时期有了突破性的新发展。简单地以都市为例，之前的中国“城市”是“城中有市”，但市场的商业买卖并不是围起城墙的主要动机。过去以城墙围起来的人群聚集空间，主要考虑的是安全，是行政管理的中心功能。因而中古的城市往往墙中有墙，围出特殊的市场空间，只准许在那个空间进行商业行为。近世的城市不再有这样的限制，城中到处都可以开设商店，不只是商店的数量大为增加，商业买卖的范围也扩张了，从事商业买卖、和商业买卖有关的人口当然也随之大幅增加。
从这三项近世特性也更能看出1840年之后产生的激烈变化。19世纪中叶兴起了像上海这样前所未见的通商城市，原本的小渔村被卷入新的帝国主义条约架构中，快速变身为商业资本中心，又进一步发展出新型的工业资本。原本占据传统社会中心位置的文人文化，也在这个时期快速变质。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夺，过去最能代表中国的文人文化也就理所当然成了中国积弱不振的头号原因，先是欧洲人从原本启蒙主义时期的崇拜态度转为轻视，接着中国人之间也掀起了对文人文化的强烈批判，引发了长远的、愈来愈极端的“反传统”现代观念。
撑起近世中国社会的三大支柱都改变倾颓了，历史也就明显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