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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我举个和中国近世史相关的突破性研究的例子。过去讲宋代、明代历史一定会讲理学，也就一定会讲到“程朱”“陆王”之争，而钱穆先生的大弟子余英时最近借由整理研究北宋的政治环境，对于明代王学兴起提出了新的解释。
传统上将“程朱”“陆王”视为理学内部之争，是理学内部的两个派别。“程朱”强调功夫，看重知识学问的累积，认为这和渐进的修养是一致的；“陆王”却强调回到“本心”，最重要的是发现自身原本就具备的“良知”“良能”，认为这样的修养和知识学问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清楚的历史变化事实是：“程朱”在宋代是主流，然而明朝中叶以后，“陆王”大盛，取代“程朱”成为主流。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尤其是如何解释为什么王阳明在明代思想史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王阳明生平最重要的思想事件是“龙场悟道”，包括《传习录》在内的众多文献都记录了王阳明在龙场悟及之道，那就是所谓“格物”不应该是向外求取事物的道理，而是转向自我内心去体会良知，也就是“致良知”的修养功夫。王阳明至此以《孟子》的“良知”观念重新定义《大学》中“格物致知”的含义，他主张“致知”就是“致良知”，而不是去学习累积外在的知识，甚至主张积极求取学问是走错了路，反而会妨碍我们认识“本心”，获得真正的内在道德体会。
不过，这样的思想突破为什么是在荒僻的贵州龙场形成的呢？余英时认为这就不只要考察王阳明的政治活动，还要将他的行为与所得到的结果放置在更广大的近世文人与朝廷关系变化上来理解。
王阳明因为替戴铣说情，得罪了当权的刘瑾，受到廷杖的惩罚，在朝廷上公然被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又被流放到远离中原、被视为魑魅魍魉之地的龙场。他当然受到了重大的刺激，大到迫使他不得不思考士人与“道”——他原本视为理所当然的信仰与理想之间的关系。
过去他依随着程朱从宋代留传下来的理念，认定士人的必然政治角色就是和皇帝共治天下。士人凭借其知识、见地与智慧服务皇帝，并且通过为皇帝提供的服务来实践“道”。然而现实是，这样的情况在明朝改变了。宋代是真正尊重文人士人，宋朝皇帝会郑重其事地宣告：本朝没有杀过一个士人，以此为朝廷关键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但明朝皇帝哪是这样？到了明朝，应该连要找一个从来不杀士人的皇帝都很难！而且不只杀士人，还公开侮辱士人，动不动就施以廷杖，刚开始穿着裤子打，后来甚至脱了裤子打，真正朝死里打。这是明朝对待士人的态度。
余英时整理相关史料，重新解释王阳明的“龙场之悟”，其中最核心、最具突破性的，其实是政治信念的逆转，他决定“放弃皇帝”，不再以通过皇帝为必然、唯一的实践之道。“龙场之悟”悟在宁可走向民间，“致良知”之说意谓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人一样可以行道。王阳明放弃了原本士人和皇帝合作的期待，不再以皇帝为自我行道的前提条件。他转而相信并选择应该说服更多人来进行圣人修养，让满街都是圣人，那么天下当然就太平了。以前那一套靠圣君来行道和追求太平的观念，至此在他心中土崩瓦解了。
余英时用这种方式为传统上视为思想与哲学内部的争议增添了丰富的外部理由。除此之外，同样以王阳明为对象，余英时也从另一个方向深化了我们对于中国思想史的认识。传统上将清中叶大盛的考据学单纯看作清朝高压统治的结果，不许汉人自由思想、自由讨论，兴文字狱控制文人，以至于文人不能和不敢讲义理之学，只好纷纷逃入考据里，因为考据与价值信仰无关，可以不受限制，更可以不被文字狱威吓。
但余英时同样凭借着对于史料的认真研读，告诉我们这个变化不是那么简单发生的。在政治局势影响之外，还牵涉到理学内部的思想争议，甚至牵涉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个性。王阳明挑战“程朱”所说的“格物”，但他不能单纯说“我认为”“我相信”“我主张”。依循中国传统知识系统的习惯，他必须找到陆象山为其权威来历，再从陆象山上溯孟子，最终一定要找到和儒学绝对权威——孔子之间的联系。
王阳明宣称自己的主张来自孔子，但“程朱”也宣称他们承袭孔子的教诲，此亦一孔子，彼亦一孔子，但孔子怎么可以有两个？谁的孔子比较可信、比较有道理呢？那就得回到孔子、孟子留下来的文献上去检验，如此产生了儒学内部进行详密考据的强大动机。在创造考据学大盛的历史现象上，这个动机至少和清朝政治压迫同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