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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套书的总序中，我提到钱穆先生坚持一个人教中国通史的理由与信念，从而以教学讲义为基础，写成了经典的《国史大纲》。如书名标示的那样，这本书采用了条列的“大纲”形式，没有太多的详细推断说明，重点在于书中明确示范了一种新的历史教学态度：教历史不应该堆砌史实，而是要呈现历史变化的趋势，并阐释历史变化的意义。
正因为对于历史变化趋势的阐释没有客观标准，不可能有统一的答案，史学家才面临挑战并须承担相应的责任。每位史学家必须提出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要有自己的史观。钱穆那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不能也不应该沿袭现成的、固定的观点来讲历史，必须诚实认真地回到史料，依照你所处理的史料寻找出所需的解释方式与架构，那就是史观。史观很重要，只有将史料以特定观点选择消化过，才成为史学。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当学生的时代，大学里“中国通史”课程理所当然都由一位老师从头教到尾。然而大部分的老师并不了解如此授课的用意及困难，他们所教的历史缺乏观点，只是堆积了大量史实，其中有些甚至是留下来的传统说法，未曾经过严格的检验。很不幸，那个时代虽然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上一年的“中国通史”课程，却很少有人会因此对中国历史感兴趣，也很少人因此对中国历史有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反而给很多人从此留下了历史很无聊，中国历史与自己和现实没有任何关联的印象。
援引钱穆先生作为我讲通史的典范，重点在于凸显观点与解释，但绝对不表示我有和钱穆先生一样的史学储备。钱穆一辈子浸淫在第一手的传统史料中，博闻强记，通过大量阅读、比对，从中得出了原创性的结论。早年的《先秦诸子系年》是钱穆通读了现存所有的先秦史料，经过细密比对，将春秋战国的人与事以编年的形式排比出严谨的先后顺序，一方面建立在当时流行的“疑古”考据基础上，另一方面屏除了“疑古派”将古史都当作伪造的偏激态度，等于是冷静地梳理零乱战场，开辟了大家可以理性讨论的相对纯净的空间。
我没有钱先生的这种功力，我能做并且擅长做的，是认真阅读并消化《先秦诸子系年》，和其他各家的说法进行比对判断。虽然我大致通读过中国的主要传统经典，但我的中国历史知识主要建构在这些现代的研究成果上。我读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读过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可是没读完《续资治通鉴》《明通鉴》。我对宋代、明代历史的了解，毋宁说更受到我的老师林瑞翰、梁庚尧、徐泓等人的启发、影响。
因而我写的这套通史建立在两项阅读假设上：第一是假设读者对于中国历史有基本的认识，知道汉朝和三国之间的关系，知道汉武帝是谁，知道中国文学史上的主要作家等等；第二是假设读者并不熟悉从民国以来对于中国历史的种种研究结果，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看待中国历史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在这两个假设基础上有了这套书的写法，不多说基本史实，尽量避开大家熟悉和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看法，融会贯通地介绍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界的突破性成果。这里说的“中国史学界”包括了民国时期在大陆的史家，1949年之后到台湾、海外的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循马克思唯物主义进行研究的史家，也包括使用非中文写作的日本、美国、欧洲汉学家们，尽可能平等、尊重地看待他们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成绩，不轻率质疑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