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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重大变化是社会的上下流动在宋代变得更加活跃。这主要是由科举开放形成的，也和“自由民”的自由密切关联。宋代之后，一个贫农之子，不必然预期自己会一直停留在这个地位。科举之路对他是开放的，没有任何外在力量会因为他的出身而必然阻止他借由读书考试来提升自身与家庭地位。
虽然科举从唐代延续下来，但到了宋代其内在性质与精神却大为改变了。唐代考经学，为一套固定的内容，每一字每一句每一段都有固定的意义，考试时就是将那些固定的意义背下来写出来。然而到了宋代，经书的内容成了知识的基础，让个人予以理解，进行诠释。在唐朝，知识是主，读书考试的人是被动的客；在宋朝，人重新取得了对于知识进行诠释与表达想法的主动权。如此一来，知识趋向于活泼，给其他许多方面都带来冲击。
内藤湖南特别以诗和词为例。唐代流行的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都有很严格的规律，要押韵要对仗，管声音也管意义，管形式也管内容。词却是来自民间，具备高度的歌唱性，从诗到词，意味着文学品味的宽松自由化，建立了一般人民可以接受和欣赏的新标准。这也是和“自由民”出现呼应并行的现象。
在音乐上也有类似的变化。唐之前重视的是“乐”，由乐器所演奏出来的声音；到宋代之后，焦点转移为“歌舞”，人声所唱出来的和人体所展现的动作。前者需要较多的训练培养，后者则是一般人就能领略甚至参与的热闹形式。
在绘画上，原先的金碧山水风格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墨画。之前使用颜色细致铺陈的画在技巧训练上比较费事，相对地，水墨就既便宜又方便得多。内藤湖南认为这也是因应平民崛起产生的变化。
平民、自由民崛起的背后，是唐宋经济的历史转型。宋代出现了更活跃的货币交易，关键就在于货币摆脱了以贵重金属为材料的限制，有了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代替形式。最主要的突破当然是纸钞的运用与流传。货币发达，交易扩张，经济活动也就愈加频繁，循环刺激了货币的进一步广泛流通，为自由民开放了许多过去不存在的行业机会。
新兴行业之一是金融业，牵涉到货币价值的储存与移转。货币刺激下商业贸易范围扩大，也就催生了对于运输业的需求。隋唐建立了一套水路交通基础网络，原本是为了帝国整合统治之需，应付运粮、平乱局面，到了宋代以降，交通网络就发挥了促进商业贸易的作用，培植了前所未见的运输业规模。运输发达又带来运输中继转运点的建设，从而催生了许多新的城镇。这种明显依附于商品运输而产生的商业城镇或运输中枢式的城镇，是唐朝所未见的，却在宋代之后如雨后春笋在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来。